特朗普先生，“水门事件”记者在给你上新闻课，不去听听吗

【编者按】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媒体的关系很僵，僵到有的记者看不下去了。

4月30日，一年一度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举行，打破了多年传统，总统先生缺席此次晚宴。最早报道“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记者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和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出席晚宴并发表了讲话，两位老牌记者对于特朗普与媒体关系紧张表示担忧，更通过当年调查“水门事件”的反思一再强调了新闻报道不是“虚假新闻”。

1972年至1974年，《华盛顿邮报》记者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对水门丑闻的调查和揭露在美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最终导致尼克松总统的辞职。尼克松曾经声称，我们最糟糕的敌人看来是新闻界。前侵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William C. Westmoreland）引用拿破仑的名言说：“三份不友善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为可怕。”

如今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动辄指责媒体虚假报道，2月6日早上特朗普在其推特上发文谴责《纽约时报》,指责其“编造有关我的虚假新闻”，此前他已经向美国有线电视网(CNN)开火，日前他执政百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采访时也指责“假新闻”一说。

不知特朗普是否知道“水门事件”调查记者针对他的演讲，不知他看罢演讲态度如何？

卡尔·伯恩斯坦演讲：

尼克松总统辞去总统职务不久后，有人向我和鲍勃提出一个关于新闻报道的问题。我们给予的答案，是一个描述我们报道“水门事件”及其目标和方法的短语：我们把它称为获取真相的最佳版本。

获取真相的最佳版本，一个看似简单的概念，其实极难完美地实现，不仅因为其需要巨大的努力、思维能力和毅力，也需要承受屡次的回绝和逻辑包袱，当然也需要一点运气和谦逊。

每一位记者在追求获取真相的最佳版本时，无论在哪里值勤或任务是什么，都面临一个潜在问题：“何为新闻报道？”我们认为什么最重要、最贴切，什么隐藏于光天化日之下却被传统思维禁锢的记者或政府所忽略？

我敢肯定，对美国总统进行报道时，“何为新闻报道？”这一命题显得更贴切和必要。尼克松总统在“水门事件”中就试图把焦点从总统及其属下的举止转向媒体的举止。而我们尽全力屏蔽外界的噪音，让新闻报道本身说话。

报道“水门事件”的时候乃至后来，我和鲍勃在彼此身上学到了许多做记者的诀窍。

本人的教育托了伍德沃德之福，在此请允许我列举其中最重要的元素：第一，政府不合理的讳莫如深往往是我们的敌人，但同时其隐秘恰恰泄露了真实故事所在。而当谎言与隐秘合而为一时，一个大致完整的路线图往往就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的确应该跟踪钱财的足迹，但也更应跟踪谎言的足迹。

第二，新闻来源是人，因此我们有义务聆听、同情、了解他们，而不是把他们看成抢新闻的手段。我们务必一而再，再而三地追溯我们的消息来源。获取真理的最佳版本固然包括简单的实际证据，但更讲究背景和细节。

在编撰第二本书“最后日子”的过程中，伍德沃德与尼克松总统的白宫律师进行了17次访谈。由此可见，持久的审查是至关重要的。正如伍德沃德所言，只有透彻进行报道后才能得知真正的内情。坚持不懈地回到我们的消息来源，质问自己和对方：错漏了什么？是否有进一步的解释？细节于何处？读者的看法是什么？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对于新闻报道的方向的预测往往与实际情况是相违背的。在近半个世纪的新闻报道中，没有一则重要新闻的最终方向与我最初开始报道时的预测吻合。

那些持有我们需要的信息的人，不应被我们事先进行分门别类或因他们的政治理念妄下定论，我们在调查“水门事件”时几乎所有信息来源便是曾经效忠于尼克松总统的人。

除此之外，循序渐进的新闻报道同样至关重要。

我们就水门事件写了超过300篇报道。每当我说：“我们应该以大局为重”时，鲍勃就会回应：“这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能放入报刊的事实。”

自然而然地，一个故事会促使另一个故事的产生，以此类推社会舆论也因此而得到扩张。在这个过程中，真理的最佳版本也会愈来愈清晰、先进、易懂。

我们是记者，不是法官或立法者。政府、人民和法官如何利用我们调查出的真相并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也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唯一任务就是获取真理的最佳版本，仅此而已。

尤其是如今。

鲍勃·伍德沃德演讲：

非常荣幸今天能和卡尔站在这里，是他在过去几十年中教了我如何当一名记者。正如他所言，新闻报道靠的是关系——寻找知晓内情的人并与他们建立可信任的关系。

这是我在1972年时从卡尔学到的第一件事。他获得一份名单，列举了参与尼克松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的政府官员。不出所料，是前女友提供了这份名单。他终于无地自容了。

起初没有人肯泄露信息。卡尔说：“我们应该这样做”——于是一个登门拜访、没有事先预约就挨家敲门的系统由此开展。我们后来就写道：“实际上这些夜间访问就是蓄意盘查活动”。最关键之处在于如何进入某人的寓所或房屋。琐碎的信息由此纷至沓来；我们也偶尔看到了恐惧。我们听说文件被销毁了、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举行了大型的大扫除、一个可疑的资金链以及有组织、资金雄厚的掩盖行动。

当时尼克松的竞选经理人，克拉克·麦格雷戈就向《华盛顿邮报》编辑本·布莱德利告发了我们。麦格雷戈投诉：“他们深更半夜敲门拜访，利用大厅电话进行匿名访问。他们还骚扰了五名女性！”

布莱德利的回答：“这些年来对他们最友好的评价，非你莫属！”

这估计是史上对我们最友善的评价了。

1973年，我记得我和卡尔出席庭审后正站在宾夕法尼亚大道。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水门事件的三名窃贼和他们的律师搭乘一辆出租车。当时卡尔十分焦急——他不想失去他们和这个机会。他身上没钱，也不知道他可能会去哪里。于是，我借给卡尔20元。

出租车里已没有空位，但卡尔还是在车门关上之前上了车，当了一次不速之客。他最终和那名律师飞到纽约，成功获取了真相的另一部分。

我借给卡尔的20元他至今还未还给我。

但重点是：积极、激烈的报道往往是有必要的。布莱德利以及《华盛顿邮报》的其他编辑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去追寻各方面的新闻线索，对或许知道内情的人士进行访问，无论信息有多么渺小。

如今在2017年，互联网的即时性以及我们作为记者常年处于焦躁中或许会削弱新闻报道最重要的工具：就是利用宝贵的时间追寻真相；正如卡尔当年奋不顾身地上了出租车一样，只为找到真正的新闻、目击者、参与者和文件的起因。

任何一名总统和他的政府当然有资格接受最严谨的新闻报道。我们需要了解，聆听，挖掘真相。当然，我们的报道不仅要把事实说清楚，也需要注意报道时的语气。例如新闻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在总统竞选时甚至其结果公布后常常会遭受社会抨击。

正如政治家和总统一样，我们有时也会因为过分做事而闯祸。但当我们犯错时，就应勇于承认。但无可否认，获得真理的最佳版本的初衷确实是真诚的。

总统大人，新闻报道并非是“虚假新闻”。

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我们必须确立这一事实。

《华盛顿邮报》的执行编辑马丁·拜伦在最近演讲中提出，记者应端庄谦虚、鞠躬尽瘁，不仅为了公平起见本身，也为了向我们的报道对象证明我们一定会公平。

换句话说，我们有义务聆听。

与此同时，马丁还说：“我们做完自己分内的工作后，有义务把真相如实地告诉大众，并不应该混淆调查结果。”

记者在政治交锋中的唯一任务就是获取真理的最佳版本。以证据为主的新闻报道的核心就是严谨、无微不至的倾听以及宽敞的心扉。

尼克松总统曾说过，许多记者往往只顾虑自己的利益，不以大局为重。我和卡尔完全同意尼克松说的这句话。

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民对于新闻媒体持有不满或怀疑的态度。我们因此更不应该沾沾自喜或自鸣得意。

正如1997年布莱德利所言：“寻求真理越激烈，就越会触犯人们对媒体的不满。这是无可避免的。”

“令我欣慰的是，真相往往会水落石出。这个过程也许需要很长时间，但真相最终是会揭晓的。而媒体如果放松追寻真理的努力，就会严重影响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这句话也是布莱德利说的。

无论国家境况如何，无论媒体备受尊崇或痛斥，我们一定要坚持。我坚信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