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用毕生谱写中国战歌 | 不远万里：国际友人与20世纪中国1

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有一批支持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友人，他们撰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对外传播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变，有一些留在中国，参与到教育、医疗、外交等事务中，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本书用非虚构写作的方式讲述这些国际友人的中国故事，借他们的目光来重返20世纪的历史现场。国际友人的个体生命经验与20世纪全球进步运动的思想与行动网络交织，与中国的革命与社会建设相互作用，呈现出一个复杂、动态的全球20世纪时代景观，也为反思当下的国际关系和全球秩序提供了独特的视野。

有这样一位美国记者，她目睹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向世界发出了正义的声音；她撰写了《伟大的道路》《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著作，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成为不朽之作；她访遍了中国华北、华中的大部分地区，用热情召唤更多的国际友人一同为中国抗战出力。她就是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艾格尼丝 · 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

20世纪初的美国科罗拉多州南部，空气中弥漫着矿山与钢厂的刺鼻味道，这是洛克菲勒的科罗拉多燃料钢铁公司坐落的地方，也承载了史沫特莱贫瘠困窘的少年记忆。1904年，在史沫特莱12岁的时候，她的父母举家从密苏里州的小农场搬到了科罗拉多州的特立尼达地区，父亲成为一名矿工，这个家庭从此开始了她后来在自传中所称的“一种到处徘徊的生活，寻求总也得不到的成功、幸福和财富”。

史沫特莱的父亲当矿工、干粗活，在一次次抱负落空后开始借酒浇愁，母亲打零工、替人洗衣、给宿舍看门，勉强维持着这个八口之家。史沫特莱小学没有毕业，没有上过中学，但她充满幻想，喜欢编故事，零零碎碎地读了手边能找到的所有书籍。史沫特莱从小就认为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到手，母亲的苦难人生也让她拒绝做围着锅台转的家庭主妇。母亲去世后，她离开了家庭，毅然去闯荡她自己的人生。

1899年，史沫特莱家庭合影（后排左一为艾格尼丝 · 史沫特莱）

二十出头的史沫特莱，白天工作，晚上在纽约州立大学听课。在这期间，她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周刊和女权运动刊物《节育评论》撰稿，还结识了许多印度朋友。在同他们的交流中，史沫特莱深信只有推翻英国的统治，才能振兴印度，她也成为印度青年朋友们的联络中心。1918年，史沫特莱因破坏美国中立法的罪名入狱六个月。然而对史沫特莱来说，入狱意味着不必再为吃穿发愁，可以专心埋头读书写作，到出狱时，她已完成了一组名为《铁窗难友》的短篇小说。出狱后的史沫特莱，得知自己的大弟弟在帮人打零工时出了事故去世，厂主给了父亲50块钱的埋葬费，而自己17岁的小弟弟为生计所迫参军入伍，已经上了法国战场。此时已经离婚的史沫特莱，对结婚不感兴趣，生活困顿，也一时找不到自己值得为之奋斗的职业，于是决定先走出去见识大千世界。1919年底，史沫特莱以服务员的身份只身一人踏上了去往欧洲的货轮。“这次冒险的结果如何，难以预料。至少在生长我的这个大地上，我可以经风雨、长见识，青春不再来，我不能虚度此生，如同一般女孩子那样平平地生活下去。”①史沫特莱写道。

到达德国后，史沫特莱循着在纽约的印度朋友给她的流亡柏林的印度人的姓名地址，去寻找他们。她与印度的革命领袖维伦德拉纳特 · 贾洛帕达一见钟情并开始同居，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她同维伦德 · 拉纳特一起支持印度的独立事业，还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生院当英语教师，钻研亚洲历史，发表有关美国和德国政治的文章，还出版了小说《大地的女儿》。1926年，印度民族主义领袖贾瓦哈拉尔 · 尼赫鲁的一场关于中国的演讲激发了史沫特莱对于中国的兴趣，她开始阅读中国历史，出席由在柏林的中国人举办的政治集会。两年后，史沫特莱攥着去往中国的火车票，以《法兰克福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的身份，再次只身奔赴人生的下一段旅程。那时的她还不知道，自己的余生将与千里之外的华夏大地紧密相连。

一、初到中国：摸索与明志

1928年末，史沫特莱越过苏联边境进入中国。尽管她已经读过很多关于亚洲的书籍，但当她真正置身于这片陌生的东方土地时，贫苦悲惨的底层人民生活情景和东西方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还是让她惊愕不已。

让史沫特莱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她同中国苦力的第一次照面。当她从苏联火车转乘中国火车准备去往旅途的最后一站时，一群衣衫褴褛的中国苦力蜂拥而上抢搬她的行李，六个大汉挤着抢四个行李箱，还有两个小伙儿争夺她的打字机。他们抢到行李就跑，冲到待开的列车后开始向史沫特莱要“脚钱”。为了打发他们，史沫特莱一一照付，然而给得越多，他们更加胡搅蛮缠，甚至挥着拳头威吓。车厢里的中国列车员看到了，大喝一声，连踢带打地把苦力们轰下了站台。

多年以后，看惯了生死斗争的史沫特莱仍旧记得她初来乍到时遇到的这场闹剧，她认为这是那时中国社会的象征：强者横行霸道，弱者受尽欺凌。

美国女记者、作家艾格尼丝 · 史沫特莱

1928年末的中国，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三年。人们对近两年前的“四一二”大屠杀还记忆犹新。蒋介石正竭力将国民党变成个人独裁的工具，大肆逮捕杀戮共产党员和反对者。而伴随着1927年的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走向了通过武装革命夺取中国政权的道路。北伐战争此时已进入尾声，1929年元旦，史沫特莱在哈尔滨目睹了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东北的升起，奉系军阀首领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北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改变旗帜。

刚到中国的头几个月里，史沫特莱在中国到处旅行，从哈尔滨、沈阳、大连到天津、北平和南京，在与当地官员、学者和老百姓的交往中她慢慢了解到中国人待人接物的文化习俗，也逐渐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真实面目。

身为一个高鼻梁、蓝眼睛的美国人，初到中国的史沫特莱与身边的中国人格格不入。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包括史沫特来在内，大多都比一般中国人富裕。大多数洋人从来不做体力活，他们居住在租界中，生活安乐，有仆役侍候左右，一般只与上流社会的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来往。在这种情况下，外国驻华记者们根据中国报刊的文章、政府的正式公告、与有影响力的熟人的谈话，勾勒出笔下的中国图景。而他们的采访对象往往是那些对国民党政府感到满意的人物，他们与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脱节，对于中国人民的苦难也见怪不怪。一位在中国居住多年的德国人曾一本正经地对史沫特莱说：“中国人对砍脑袋是不怎么在乎的，他们对此习以为常。”②

作为欧洲一家重要报纸的驻华记者，史沫特莱不难见到各类重要人物。然而在一次次采访碰壁后史沫特莱逐渐明白，中国是个政治上保守秘密的国家，刨根问底、直截了当的提问，尤其是当涉及非法鸦片买卖、贪污腐败或政府帮助百姓的计划等实实在在的问题时，对方会噤若寒蝉，委婉谢绝。于是，史沫特莱慢慢地适应了与官员、学者的应酬往来，在酒席宴会的闲话中建立相互信任。

史沫特莱的工作和国籍带来的特权让她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有钱的阔人，她也曾一度沉浸在纸上论道、美酒佳肴、推杯换盏的“精神贵族”的表象中。然而，在北平的一次聚会让她清醒过来。饭桌上，东道主大谈特谈中国没有阶级，阶级是马克思学派的虚构，自己的包车夫拉着自己时，两人像老朋友一样有说有笑。散会后，酒足饭饱的史沫特莱和友人坐在月光下的黄包车上，由咳嗽不停、饥肠辘辘的车夫拉回家去。她听着友人哼着“有一个囚犯不肯出狱，只因为那囚牢是爱的监狱”的戏文，看着前方气喘吁吁的车夫，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父亲的背影。她曾经也是个买不起房子只得住在城外的帐篷里，因为家里连张床单都没有而感到难为情的矿工家的小女孩啊。她被同伴虚假、伪善的言论激怒了。

“你们听着吧！把你们的包车夫拉回家去吧！我们全体都下车去，把车夫拉回家去！让我们以身作则用实践证明中国没有阶级！”③史沫特莱厉声说道。

史沫特莱对于中国现实的把握，在这种傲慢与愚蠢、伪善与真实的冲突中慢慢成长起来。她在东北居住的三个月里，从各种消息渠道了解到日本人对铁路系统、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工厂矿山、土地投资等方面的政治渗透和经济控制的程度，了解到哪怕中国方面有一点点改良，日本人都认为是对自己的莫大威胁。史沫特莱据此写了《日本在满洲的铁拳》的报道，论述日本企图占领东北的计划，然而她供职的《法兰克福日报》却怀疑报道的正确性，这篇报道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才得以发表。

在南京，史沫特莱刚开始听到国民党人士开口闭口谈工会，以为国民党是代表民族主义者利益的党④。然而她采访工会时发现，整个工会办公室只有一个伏案打瞌睡的被叫来做样子的人，他对工会会员数量、会费使用情况等一问三不知。史沫特莱慢慢了解到，所谓工会，不过是国民党用来征收会费和镇压工人的工具。会费是强迫工人缴纳的苛捐杂税，工会主席、买办、工头等角色，则是用来监视工人的，把心怀不满、持有异见的工人迫害为共产党分子加以铲除。

1929年秋，应陈翰笙的邀请，史沫特莱和他一起去往上海西边富庶的无锡滨湖地区做调查。该地区地主制度势力强大，一年前上千个农民曾联合起来造大地主的反，最终却失败了，四十多个农民被当地最有权势的朱姓地主打死了。史沫特莱正是去那个朱姓地主家里做客。这个朱姓地主是该区的区长、国民党区委书记长、保安团团长，也就是当地行政、立法、司法三权独揽的土皇帝，是远近闻名的“杀害共产党的刽子手”。

刚到村子时，一大队武装警卫前呼后拥地保护他们一行，穿着破破烂烂的农民在一边看着，静默无声。朱家大院像中世纪封建领主的庄园，三面有碉堡式的围墙，四处通电网，庄外挖有壕沟。而农民住在又矮又湿的茅屋土房里，木板床上仅有破烂的棉絮被头，屋中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朱家小少爷新婚燕尔，和新娘一起来同史沫特莱说话。新郎是中央大学的学生，能讲英文，新娘从师范学校毕业，这两位是当时被认为能统治所谓“现代中国”的有着封建背景的代表。只见新娘严肃又谦恭地说，中国人要比外国人低一等，中国的教育也实在落后。史沫特莱看着她美丽的脸蛋，一时无话可说。

吃晚饭时，史沫特莱听到角落里有铁镣响动的声音，后来通过私下问士兵才知道是因为又关押进来两个农民。史沫特莱于是偷偷去看望这两个农民。他们被关押在黑暗的房间里，一个已到中年，面黑人瘦，一个二十出头，面部浮肿。两人被上了镣铐，躺在杂乱的稻草上，死死地盯着以为和地主是一伙的史沫特莱，并不回答问题。当晚睡在朱家客房的史沫特莱，彻夜难寐。

白天，史沫特莱到各个村子里调查，只见一个老农拿着一捆稻子来到朱某兄弟的面前，弯腰及地，哀求地主能行善减租。因为病虫害，他的水稻减产一半。然而朱家兄弟却粗声数落着农民的不老实，不予理睬。

终于，当史沫特莱和陈瀚笙私下单独在一起时，她忍不住脱口而出：“要是来一支军队把朱家人关起来，救救老百姓才好！”⑤

在实地调查和亲眼看见中国的现实情景后，史沫特莱清晰地看到摆在自己面前的两条路：她可以在残酷的现实之中筑起一道冷酷无情、漠不关心的高墙来保护自己；也可以站在生命的湍流中，忍受艰难险阻，挺住突然袭击、病魔缠身甚至生命危险，对这片土地产生真实的影响。是独善其身还是激流勇进，年近不惑的史沫特莱毅然选择了后者。

二、常驻上海：对抗与掩护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前五年，主要以上海为大本营，并四处旅行、采访。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约有三百万人口，外国人主要居住在租界中，史沫特莱当时就下榻在法租界一所公寓里。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整座城市长久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云与恐惧中。

有一次，史沫特莱去拜访一个图书馆员朋友，看到一群中外密探正在抓捕对面住着的一对夫妻。图书馆员对史沫特莱说，那几个密探还在等那对夫妻的朋友来拜访，那位朋友正好也是自己的朋友，密探想把他们一网打尽。史沫特莱当即自告奋勇地去给那位朋友通风报信，成功解救了他们。

1933年，史沫特莱（左一）在上海与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的合影（从左至右）

尽管危险，史沫特莱还是继续与各类人物接触，这其中有作家和学生、社会名流和持异见者、各国专家和记者等。她写文章揭露蒋介石政权下各种腐败和侵犯人权的事件，帮助中国朋友把一些呼吁翻译成英文、德文在国外发表。史沫特莱在上海最早结识的朋友中有一位是日本记者尾崎秀实。尾崎秀实虽然是日本人，但并不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政策。通过他，史沫特莱结识了许多上海文艺界的朋友，其中有一位是史沫特莱认为在中国的若干岁月中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人物之一的鲁迅先生，她认为鲁迅是“中国的伏尔泰”。

1930年仲秋的一个下午，一对当教员的夫妇来拜访史沫特莱，并带来了两个请求：一是邀请史沫特莱为研究亚洲被压迫民族问题的新刊物《大道》捐款和撰写有关印度的文章；二是请史沫特莱出面帮忙租一家外国小餐馆，作为庆贺鲁迅先生五十寿辰的茶话会和晚宴的场所。第二个请求无疑是危险丛生的，宴会邀请的上百宾客都是当时思想界中处境比较危险的代表性人物。这对夫妇保证，前来祝寿的宾客都是口头邀请并且相约不生事故，餐馆周边的街头巷口也都会有人放哨。

史沫特莱答应了请求，租到了一家荷兰西餐厅。祝寿这天下午，史沫特莱和两个朋友站在餐厅的花园门口，注意着从长街上过来的客人。鲁迅及其夫人、小儿子来得很早，他身穿一件乳白色稠衫，着软底布鞋，梳着如刷子般整齐的平头短发。在史沫特莱看来，鲁迅的举止、谈话，甚至每个手势都散发着难以言表的和谐、完善的人格魅力。站在他面前，史沫特莱开始自惭形秽，觉得自己粗鲁鄙野，像个土偶。

宾客渐渐鱼贯而入，整个盛会人才荟萃，思想界革命先驱济济一堂。洪深教授带领的复旦大学剧艺社演出了易卜生的一些戏剧和洪教授编写的一两个剧本。左翼青年作家、艺人、翻译家组成的剧艺社演出了罗曼 · 罗兰、高尔基和雷马克等作家的剧本。接着，史沫特莱的友人告诉她那个身高体瘦、快步如飞的青年是共产党报刊《上海报》的编辑；那个头发蓬乱、西装褶皱的人之前因为“红军协会”中国代表的嫌疑被捕，坐牢几个月后刚刚出狱。

放哨任务结束后，史沫特莱进入了餐室。她听取了那个头发蓬乱的人讲述自己的狱中生活，也通过《上海报》编辑的讲述第一次听到了红军的兴起、秋收起义后农民加入红军的报告。接下来，冯铿在演讲中讲到了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必要性，同时请求鲁迅担任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艺术家联盟的保护人和“导师”。

鲁迅在大家的讲演结束后，用平静的语气讲述了中国半个世纪以来思想界的混乱。他讲到，他出身农村，充分体验了农民和学者的生活。他不相信对缺乏工农生活痛苦体验的知识青年能够创作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应该来源于实践，而不是理论。鲁迅说，在一个把最温和的文艺当作政治犯罪的国度里，谁能保护谁呢？但是他将继续努力将西方优秀的文艺作品整理介绍给中国青年，并乐意当青年的指导者。他劝知识青年多去体验工农的生活，从生活中积累写作素材。

一个青年向史沫特莱抱怨鲁迅，认为鲁迅对于无产阶级文艺的态度让人失望。然而史沫特莱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四体不勤，很少从事体力劳动。他们对于工人和农民的态度，虽然充满同情、悲天悯人，但是却往往自我超然、鄙视群众，写出的便也多是缺乏经验、东施效颦、粗制滥造的俄国式作品，因此史沫特莱完全同意鲁迅的看法。

史沫特莱和鲁迅、茅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三人一起为欧美新闻界写稿，替中国知识分子受到的政治迫害在国际上发声，争取国际文艺界的支持。他们还一起收集德国民间艺人凯绥 · 珂勒惠支夫人的版画集，把国外无产阶级版画引入中国，促进了我国革命版画的发展。三人在一起，经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史沫特莱写道：“我们三人谁也不是共产党员，然而我们三人无不认为帮助和支持为解放穷苦大众而战斗、而牺牲的人们是无上光荣的事。”⑥

1931年2月7日，左翼作家联盟五名重要成员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杀害。事发后，史沫特莱赶到了鲁迅的书房，看到鲁迅面目黝黑、头发散乱、两颊深陷、目光幽深，语气充满了愤恨。鲁迅交给史沫特莱一篇名为《写于深夜里》的文章的手稿，希望史沫特莱帮忙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史沫特莱和茅盾看完文章后，认为这篇文章发表后很可能导致鲁迅被捕遇害。

“有什么要紧？”鲁迅愤慨地说道，“总得有人出来讲话！”⑦

史沫特莱说服鲁迅另拟了一篇就屠杀作家、文艺家而呼吁西方作家援助的公开声明，由茅盾润色后，史沫特莱把它翻译成英文，之后，她安排人把文章带往纽约、柏林、莫斯科等地发表。这篇文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很大反响，五十多名美国作家联名抗议国民党杀害中国作家的罪行，数以百计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艺术家的抗议函电涌入了国民党总部，使国民党大为震惊。

然而，国际国内形势仍在恶化中。1932年上海“一 · 二八”事变前不久，史沫特莱被她所供职的《法兰克福日报》解聘了。当时德国的政治气候已发生变化，并且由于史沫特莱敢怒敢言，国民党政府曾先后三次向德国政府提出解除其记者职务的要求。在解聘史沫特莱后，报社指定了一个德国人接替她的职务，这个德国人后来当上了纳粹的宣传部长。

失去工作的史沫特莱不得不节衣缩食来维持生活。她开始整理自己曾发表过的作品，编撰成《中国人的命运》一书并于次年出版。史沫特莱对江西苏区也很感兴趣，虽然因各种客观阻碍未能亲自实地探访，但她掩护过不少来自苏区的地下工作者，为他们请医找药、藏匿文件，向他们询问了解苏区的情况。她当时的受访者中有两名红军指挥员，一位是后来在1938年牺牲的周建屏，另一位是50年代作为中国派往越南的高级军事顾问陈赓。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史沫特莱写出了第一批向西方介绍江西苏区的文章。此外，史沫特莱也开始根据自己搜集、采访到的资料，着手撰写《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希望报道工农兵和知识分子反迫害、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情况。由于史沫特莱和中国红军的秘密联系，国民党和英国警方进一步加紧了对她的监视，她不得不频繁在法租界更换住所。一天，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一个官员邀请史沫特莱吃饭，想让她当特务，为美国提供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但是被史沫特莱坚定地拒绝了。

1933年初春，史沫特莱疾病缠身，精疲力竭，但她最为关切的还是那部有关江西苏区的著作。当莫斯科的一家出版社表示愿意为这本书预付稿费时，她决定前往苏联休养身体，同时进行写作。然而，当她在苏联完成这本书，并获得不菲的稿费收入后，史沫特莱的内心却依然渴望回到中国。于是，史沫特莱返回美国，希望可以找到一份报社驻中国记者的工作。然而由于她的观点难以符合大部分重要报刊的宗旨，和正面报道蒋介石、相信中日战争可以避免的基调不符，她未能如愿。虽然她没能找到一份固定的为报纸写作的工作，但她还是决定回到中国。

“我下定决心，要把我收集到的有关中国革命的种种事实写出来，公之于世。我要写普通的群众、战士和知识分子——写那些从各种形式的压迫之下求解放而斗争的人民。”史沫特莱写道⑧。

三、西安事变：张学良的播音员

1936年9月，史沫特莱接受刘鼎的邀请，从上海来到西安。刘鼎自1936年初开始以张学良最高副官的身份在西安活动，秘密充当张学良和红军之间的联络员。1936年5月，他为张学良和周恩来安排了一次秘密会见，需要有一位进步而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记者来报道这一成果，史沫特莱就是这位被选中的国际记者。

12月初，西安的紧张气氛一触即发。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和蒋介石在临潼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一一召见东北军高级将领进行谈话，用金钱和地位收买他们为他卖命，不再效忠少帅。而这些东北军将领的答复是，他们的家乡被日寇侵占，家破人亡，只有跟着少帅打回老家去。游行示威的学生活跃在西安街头，要求全中国团结起来抵抗日本。12月9日，学生们上街游行纪念一年前发生在北平的“一二 · 九”抗日救亡运动，而因为蒋介石及其卫队到来而变得更加大胆的西安警察向游行的学生开了枪，打死9人，并逮捕了几十名学生。

张学良少帅勃然大怒，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然而蒋介石过于自信地给了张、杨为期两天的最后通牒：停止违抗命令，立即出兵剿共，否则交出军事指挥权。

12月12日，破晓之前，张学良派出一支部队在临潼逮捕了蒋介石，把他带到了西安。杨虎城的部下则扣押了住在西安招待所中的蒋介石的随员。事变后不久，政治委员周恩来、总参谋长叶剑英等红军代表到达西安同蒋介石谈判。史沫特莱同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了一次谈话，史沫特莱了解到他们此行并不是为个人恩怨而来，而是为了国家统一的新时期铺路而来⑨。此后，史沫特莱便在张学良的总部做每晚40分钟的英文广播，对西安每日要事和西北政界重要人物的采访做扼要报道。

当时，除了对共产党持敌对态度的南京国民党方面发布的公告外，史沫特莱的报道成为国际社会了解西安动态的唯一来源。这也让史沫特莱成为国际性人物，引起了巨大的争议。1937年1月初，多家美国报纸不断对她做头版报道并配以贬义标题，如“美国女人帮助中国人暴乱”“美国姑娘，赤色祸害”“庞大的军队在她背后”。美联社的一篇长篇报道夸大史沫特莱在西安的言行，说她有可能成为“高居于亿万黄皮肤人之上的实际上的‘白肤女皇’”。而美国共产党也按照莫斯科的调子，在《工人日报》发表文章攻击史沫特莱，批评她支持张、杨的立场，说她不应该公开批评蒋介石，这使得史沫特莱和美国共产党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⑩。

西安渐渐平静下来，蒋介石在圣诞节获释并飞返南京。2月底，蒋介石宣布将停止对共产党的敌对行动。史沫特莱也收到了一份她渴望已久的、来自中国共产党总部延安的正式访问邀请。怀着激动的心情，史沫特莱与朋友们聚餐告别后，踏上了去往延安的道路。

四、延安、西安与汉口：苦甜参半的岁月

延安是陕西北部贫困山区最重要的交易和行政中心，在历史上也是商人和入侵者前往西安的门户。西安事变后，红军便开进了延安山寨。在当时，外国新闻记者被明令禁止进入红军根据地。1937年1月12日，史沫特莱趁事变后的混乱局面，躲在红军护送人员的卡车后车厢里，悄悄混出了封锁线。

急于访问红军的史沫特莱，在前往延安的途中，获得了第一次机会。潼里是当时的红军第一军团总部驻地，她在这里逗留了两个星期，见到了贺龙、彭德怀、左权，并在丁玲的陪伴下继续前往延安。在史沫特莱眼中，丁玲—这位新认识的中国朋友，是她所认识的在有关妇女和婚姻的观点上和自己相近的中国共产党女党员，她们都坦白直率、无所顾忌、风风火火，而且习惯于“像男人们”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尽管因语言不通交谈困难，但她们之间却发展出了一种相互尊敬的感情。

历经三个星期的周折，史沫特莱终于来到了延安。一下车，丁玲便立刻带史沫特莱去见朱德和毛泽东。史沫特莱对他们两人的第一印象是：朱德生性合群、平易近人，毛泽东则超然离群和“在精神上落落寡合”。第二天，史沫特莱应邀在延安的正式欢迎集会上发表演说。在讲话里，她说美国人民理解中国人民为反对日本侵略而进行斗争的感情，“你们并不孤立，你们的斗争也不是没有引起关注……你们的斗争是全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一部分” 。这篇演说饱含深情、激动人心，当史沫特莱讲完时，观众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作为众所周知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外国友人之一，史沫特莱的到来得到了陈赓、刘鼎、丁玲、周恩来和其他她在上海庇护过或在西安共事过的同志的欢迎，她也得到了采访毛泽东、彭德怀、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机会 。

到4月，史沫特莱已经安顿下来，着手较长期的写作计划，其中最重要的是有关朱德的一部传记，为此她经常在晚上和朱德使用中文、德文、英文的混合语进行长时间的采访。其成果就是史沫特莱辞世后六年才得以出版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这本书在史沫特莱的众多著作中尤为著名，与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是向西方介绍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和抗战中国的经典著作。这本倾注了她毕生心血与热情的著作，记录了朱德同志60岁以前的生平，通过讲述朱德经历的革命事件，再现了朱德矢志不渝的革命领袖形象，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史沫特莱在延安

除了采访与写作，史沫特莱还同时投身于另外好几个项目。她呼吁国际社会向延安提供物资和医务人员。著名的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Norman Bethune）之所以会到中国西北来，也部分地归功于史沫特莱的号召。她还是一名干劲十足的图书馆员，负责扩大新建不久的窑洞—鲁迅图书馆外文部。她还努力吸引外国记者来访延安，鼓动他们突破西安的国民党封锁，促使维克多 · 希恩、厄尔 · 利夫和海伦 · 斯诺陆续到来。她甚至还介绍引入了交谊舞，发动了节制生育运动、灭鼠运动和有关卫生的重要宣传。在她的影响下，大批捕鼠器从北京和上海运至延安，对抑制当地的鼠患起到了重要作用。

史沫特莱活跃在延安的时期，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六个月战争间歇期。在相对缓和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共产党正进行着一项项“实验”：在农村成立新的统一战线，成立联合管理机构，第一次举行了选举，跨越阶级界限的妇女和青年团体组织起来，扫除文盲运动也在进行中。

史沫特莱为这一切改变而感到振奋，或许是因为觉得看到了革命的未来，她于1937年3月或4月，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遭到了拒绝。当得到否定的答复时，她号啕痛哭，近乎歇斯底里。宣传部长陆定一向她解释这是因为她作为一名外国记者留在党外会起更大的作用。

1937年9月，史沫特莱决定启程前往西安，计划到八路军抗日前线去和朱德、周恩来会合。准备离开时，她的心情是苦甜参半的。一方面，她在延安感到了真正的愉快，与不少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另一方面，入党遭拒一事也成为她一时无法纾解的心结。她决心继续为中国革命而战斗下去，这是她自己交派给自己的任务。

历经十天路途，史沫特莱从延安到达西安。她发现，西安的气氛自1月以来已经大为改善，统一战线实现后，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已经缓和，共产党人可以在西安各处自由活动了。10月初，她受邀前往八路军防区，在太原受到了周恩来、朱德等人的热烈欢迎。在此之后的三个月，她一直留在那里，白天采访、行军，夜晚打字、整理成果，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她将札记结构成了日记体的叙事长篇，形成了第二年在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的《中国在反击》一书。在这本书里，她记录了一个夜晚，她看到饥饿的士兵们如“管弦乐队在夜间演奏”般放声歌唱的场景，她写道：“我渴望着突然获得一种洞察力，使我能够看清他们的头脑和内心，描绘出他们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信念，为了这场斗争，他们献出的不仅是生命。”

1937年11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是国民政府主要军政机关都留在了武汉。1937年底，朱德请史沫特莱到汉口去，发挥作为一个记者和医疗器材供应工作组织者的作用。1938年1月，史沫特莱到达汉口后，和她来自英美等国的外交界朋友进行联系，并与中国红十字会理事林可胜一起为中国红十字会筹款，宣传中国伤兵的英雄故事与悲惨境遇。在汉口，史沫特莱与和她一样的国际新闻工作者们发展起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战友情谊，达成了要报道团结起来的中国人民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英勇斗争的政治共识。这段时期，统一战线正处于最和睦的阶段，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多年来所见到的最自由的环境，他们出版新的杂志、上演新的剧本、举办各种艺术展览，史沫特莱还专为中国出版物写了一些有关鲁迅、日军战俘和中国伤兵的文章。

好景不长，汉口于1938年10月17日陷落。此时，史沫特莱已经悄悄动身，去寻找新成立的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新四军。

五、到前线去：唱响中国的战歌

从1938年11月至1940年4月，史沫特莱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旅途，她跋涉于从武汉以东的长江两岸的山陵之间，从南边的湖南、湖北，到北边的安徽、河南。在这些地区，她访问了共产党和国民党所领导的抗战军队，也成为在中国战区持续访问时间最长的外国记者。史沫特莱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的战歌》中详细描述了她在这18个月中的经历，战争与革命是她的主题。她以壮阔的、激动人心的笔触，描绘了一系列关于战斗、日本军队的残暴和中国军民英勇行为的生动图景。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中国的战歌》一书的巨大力量之一在于，描写了战争的后果—中国农村中发生的社会转变。通过史沫特莱的眼睛，人们看到了农村妇女如何被组织起来在军事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如何通过开展群众性的教育运动，使摆脱文盲状态的人数增多起来；民主实践如何被介绍到乡村的政治生活中去，成为动员民众抗日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变化，蒋介石才未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重新控制中国农村。

除了采访与写作，史沫特莱还为新四军医疗队伍的建立做出了突出贡献。她从1938年到1939年冬，遍访了长江以南新四军三个支队所属的20个医疗队，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报道新四军医疗需要的文章，还在私下向各界朋友呼吁捐款，为新四军争取了大量援助，成为中国同事眼中的英雄。

史沫特莱访问新四军军部期间，在泾县章家渡与新四军军医处卫训班学员合影

到1940年4月，由于史沫特莱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和日军对游击队的钳形攻势加紧收缩，史沫特莱离开战区，前往重庆。在重庆，她与国际新闻界及外交使团又恢复了接触，发表了多次演说，又于6月前往贵阳为胆囊手术做检查。8月26日，史沫特莱抵达香港继续就医。卧病期间，史沫特莱一边休息一边写作，对英国在香港的卫生、教育和福利政策写了一篇措辞尖刻的抨击性文章。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双方关系破裂。这一事件使史沫特莱感到震惊和无能为力，她断定，也许最好的选择是回美国去，恢复健康，写一本书，做一些事情影响公众舆论以支持中国的抗战努力。5月，她搭乘一艘开往加利福尼亚的挪威货轮回国了。此刻，史沫特莱确信，远东的前途取决于华盛顿和美国的公众舆论。她正回到舞台中心，决心为这场辩论做出贡献。

六、回到美国：为中国共产党争取支持

1941年5月下旬，史沫特莱回到了美国洛杉矶。此时的她，年近半百、身无分文，除了1934年短暂的来访，已经阔别祖国21年。这一年，皖南事变给远东带来的潜在危机迫使罗斯福总统重新考虑他的对华政策，即向国民党和共产党人提供均等的支持，以作为牵制日本的最有效策略。8月14日，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了《大西洋宪章》，其中第三点即为支持各国人民选择政府形式的权利。

为了向美国公众宣传一种修复统一战线的政策，史沫特莱作为为数不多的十分熟悉中国共产党人的非共产党人士，成为进行公开演讲的颇受欢迎的人选。史沫特莱在各地演说，感情激动地吁请美国对英勇的中国人民增加援助，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各种政治信仰的美国人都开始接受一个强大团结的中国是保障美国在亚洲利益的关键这一观念。到了9月，史沫特莱加入由政界、教会、商界、学术界和新闻界人士组成的洛杉矶支援中国委员会，她竭力主张美国应该向所有轴心国宣战。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震惊了包括史沫特莱在内的所有美国人，她继而在讲话中猛烈抨击那些“武装和装备了”日本的美国商人，并断言：“对于日本人煽动种族仇恨的宣传唯一有效的反应只能是以平等的态度给予中国全面的支持和援助。”

太平洋战争使得史沫特莱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她于当年年底完成了《中国的战歌》一书的草稿，并于10月中旬启程前往纽约打算对书稿进行最后的润色。

抵达纽约后，史沫特莱为她所见到的战时美国而感到振奋—1942年的状况已与1934年大为不同。战争把妇女带进了劳动大军的队伍，为人们提供了近乎充分的就业机会。1934年她认为只能通过革命手段获得的社会变革，例如种族融合、妇女经济独立、工会参政，到了1942年，似乎正在和平地实现。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史沫特莱认为她可以为一个统一的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争取美国的支持。她同一些向中国提供医疗援助的机构保持接触，并和共和党国会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30年代在上海主编《密勒氏评论报》的J. B.鲍威尔等（在她看来这两位“中国通”有可能使美国接受在中国支持一个统一战线政府的主张）成为密友。除此之外，她还尝试通过给杂志撰稿来改善生活、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然而她很快遭到了现实的打击：史沫特莱在《读者文摘》撰稿，介绍中国的战争现状，一次次被编辑要求修改加工，一篇篇文章均被退回，而她即使债务缠身也断然拒绝。史沫特莱说：“只有公众面对严酷的事实，才能懂得在中国处于危险境地的究竟是什么。” 直到1943年早春，史沫特莱能够成功发表的文章也寥寥无几，她也意识到再继续批评蒋介石，无异于是“财务上的自杀”。但她没有气馁，她以《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哈里耶特 · 比彻 · 斯托为榜样，暗自下定决心，“要像她那样战斗，失败来临时就接受失败；而失败正在来临” 。

那时的史沫特莱没有想到的是，在历经挫折坎坷后，她的春天即将到来。1943年7月，无法负担在纽约的生活费用的史沫特莱受邀免费居住和工作在雅都。那是一个专门接待有创作才能的艺术家而得到一个基金会支持的度假村式庄园，她在那里结识了各界名人，并能够安心写作。9月初，《中国的战歌》终于出现在纽约全市各家书店，得到了《时报》《论坛报》《新闻周刊》《纽约客》等多个刊物的载文称颂，这些积极评论代表着从左派到右派的各种政治色彩。从1943年10月到1944年6月，她开始了在纽约、波士顿、得克萨斯、曼哈顿等多地的演说旅行并大获成功，被报纸评论为“她要比一部惊险电影更能激动人心，她比沃尔登啤酒更能令人陶醉”。在演说中，她着重叙述了中国人民在抵抗日本的力量悬殊的战斗中作出的英勇牺牲。她还吁请听众审查美国对华政策中的种族歧视因素。她说，中国人是在为摆脱一切外国而不仅仅是日本的统治而战斗。各种不同政治信仰的中国人都认为，由于和同盟国家一道进行反法西斯的战斗，他们已经争得了平等对待的权利。所以他们希望战后，所有的外国会放弃他们在中国的特权，而恢复国家的真正主权独立。在这次旅行后，史沫特莱已经在美国大多数听众面前证明了她是个出色的演说家。与此同时，她也在筹备着朱德传的撰写工作，并在旅行结束后开始为中国救济联合会的援华理事会开展各种筹措资金的活动。总而言之，1944年的夏季对于史沫特莱是一个异常丰产而愉快的夏季，她由于《中国的战歌》和巡回演说的成功而心满意足，更在雅都得到了写作的平静和安宁。

1939年8月，史沫特莱（左二）在新四军军部驻地安徽省泾县云岭

《中国的战歌》中译本

七、最后一幕：永远的中国人民之友

史沫特莱在雅都的平静生活结束于1944年10月。当时，罗斯福召回了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这一决策把史沫特莱卷进了一场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风暴中。

1944年9月，日本在中国大规模挺进，迫使战区司令史迪威下令从桂林的主要基地撤出。蒋介石仍然执行“不抵抗”政策，史迪威认为蒋介石的重庆政府腐败无能，向罗斯福总统要求获得对中国国共两党军队的直接指挥权。史迪威与蒋介石陷入权力之争。面对蒋介石辞去总司令和主席之职的威胁，罗斯福于10月底决定撤销史迪威中缅印战区司令官的职务并派帕特里克 · 赫尔利（Patrick Hurley）担任新的驻华大使。从意识形态上说，赫尔利更同情国民党政府。新闻界对史迪威被免职一事产生了观点上的明显分歧，史沫特莱放弃了原先的统一战线立场，表达了对蒋介石政府的强烈抨击。她从10月到12月陆续在报纸发文，呼吁国民党解除对共产党的封锁，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内阁改组毫无意义，并称史迪威的去职不是蒋介石的胜利，而是日本人的胜利。1945年初，史沫特莱在“美国城镇会见”广播节目上与昔日好友周以德、林语堂等人展开了激烈辩论，甚至几乎“与林语堂打了起来”。这一事件也标志着“中国通”之间政治立场分裂的加剧。1945年9月，一场关于美国对华政策未来方向的圆桌会议在芝加哥举行，这次会议带来的社会效应相较史沫特莱与周以德、林语堂的辩论更为广泛。参会者包括各种政治立场的人士，而其中那些曾坚定地与史沫特莱走在一起，而今立场剧变的老朋友们更让她感受到了深深的“被出卖”：J. B.鲍威尔专门为会议写了一篇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论文，声称国民党“在一切地方都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效忠”；周以德则在文章中断言共产党曾拒绝将军队交由美国人指挥，而蒋介石则一贯对美国忠诚，美国人将受惠于蒋介石的忠诚，因为他是皈依基督的信徒。会议结束后，史沫特莱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充满遗憾地写道：“无论如何，我们已不再是朋友，我们成了仇敌。”在必须选择立场的关口前，史沫特莱和她的朋友们实行了一次“信仰的跳跃”，在冷战政治的战场上，旧日的情谊终于落幕，他们转身走向了不一样的道路。

在1945年至1948年间，史沫特莱的生活比较平静，写作多产，她在纽约州北部雅都庄园暂住并着手完成《朱德传》的初稿。在这段谈判错综复杂、内战日益加剧的时期，史沫特莱在演讲和文章里把共产党描述为中国人民受欢迎的选择，她也更加想念中国这片苦难辉煌的土地。在一封书信中，史沫特莱写道：“有时，一想到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必须持久地抵制我国的反动，我就感到难过。我要回中国去。” 她一方面积极投身于旨在积极游说国会议员反对国民党，组织公众集会以支持“民主”中国的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的工作，另一方面潜心撰写书稿，不时发表文章、进行公开辩论与讲演，为中国共产党争取支持。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47年底—史迪威的逝世、写作上的困难、与雅都庄园经理的矛盾、她遭受的日益加剧的恶毒政治攻击，使史沫特莱感到抑郁、孤立和脆弱。1948年3月，她迁出雅都，来到纽约。

在纽约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捷报频传令史沫特莱欢欣鼓舞，她继续在各地发表演说，更加强烈地抨击美国继续援助蒋介石，对此感到无望和不道德。需要指出的是，自1946年开始，随着时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的J.埃德加 · 胡佛针对内部共产党发动宣传战开始，联邦调查局对史沫特莱开展了考察她是否为美国共产党员和苏联间谍的更高级别的监视和调查。但直到1949年，联邦调查局调查报告中的种种证据也仅仅能够证明史沫特莱20年代曾是个同情共产党的人或是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而不是共产国际的成员或共产党员。史沫特莱对此进行了公开反抗和自我辩护，但她在内心深处感到压抑。1949年2月中旬，她写信给一位朋友说：“为什么我没有在几个月以前到中国去并归化成为中国公民呢？我本来可以在那里平平安安地工作的。可是美国这个国家是容不得任何一个热爱自由的人的。一个将军可能随便说‘艾格尼丝 · 史沫特莱是苏联政府的间谍或特务’，因为她为中国辩护。” 9月底，史沫特莱终于得到了她最亲密的中国老朋友陈翰笙的资金支持，打算于11月乘船到伦敦，待伦敦和北京重建外交关系，就动身到中国去。可惜她没有等到那一天—史沫特莱的胃溃疡病情在1950年显著恶化，5月5日，她进行了胃切除手术，5月6日，她停止了呼吸。

在1950年4月28日史沫特莱写给友人的遗信中，她要求将骨灰埋在中国，并将著作全部稿费收入交由朱德将军管理，用于建设一个“强盛而自由的中国”。她还在信中留下了这样一段动人的文字：“我一向只有一种忠诚，一种信仰，对于穷苦和受压迫人民的解放和在此前提下如今已经实现的中国革命的忠诚和信仰。如果中国大使馆来到了，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只唱一首歌，中国的国歌—‘起来’，我将不胜感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1951年5月6日，史沫特莱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镌刻在她墓碑上的汉字是朱德亲笔题写的：“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 艾格尼斯 · 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

（撰文：叶倩 李嘉贝）

朱德题词的“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注释

①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梅念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② 乔伊斯 · 米尔顿：《中国人民之友—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陈文炳、苗素群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

③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梅念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52—53页。

④ 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江枫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55页。

⑤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梅念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

⑥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梅念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

⑦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梅念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⑧ 乔伊斯 · 米尔顿：《中国人民之友—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陈文炳、苗素群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59页。

⑨ 孙果达、王伟：《西安事变中神秘的史沫特莱》，《党史纵横》，2011年第8期，第46页。

⑩ 孙果达、王伟：《西安事变中神秘的史沫特莱》，《党史纵横》，2011年第8期，第46页。

⑪ 简 · 麦金农、斯 · 麦金农：《史沫特莱传》，江枫、郑德鑫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9页。

⑫ 袁武振、高喜平：《世界知名妇女在延安的活动及其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第99页。

⑬ 艾格尼斯 · 史沫特莱：《史沫特莱文集：中国在反击 · 中国人的命运》，陈文炳、苗素群、孟胜德译，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

⑭  简 · 麦金农、斯 · 麦金农：《史沫特莱传》，江枫、郑德鑫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7页。

⑮  简 · 麦金农、斯 · 麦金农：《史沫特莱传》，江枫、郑德鑫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页。

⑯  简 · 麦金农、斯 · 麦金农：《史沫特莱传》，江枫、郑德鑫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5页。

⑰ 简 · 麦金农、斯 · 麦金农：《史沫特莱传》，江枫、郑德鑫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6页。

⑱ 简 · 麦金农、斯 · 麦金农：《史沫特莱传》，江枫、郑德鑫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4页。

⑲ 简 · 麦金农、斯 · 麦金农：《史沫特莱传》，江枫、郑德鑫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7页。

⑳ 简 · 麦金农、斯 · 麦金农：《史沫特莱传》，江枫、郑德鑫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7页。

本文摘自《不远万里：国际友人与20世纪中国》，上海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版。

目录

序一 重建新的思想视野 ｜ 001

序二 国际友人视角下的中国故事 ｜ 005

埃德加·斯诺的中国“奏鸣曲”

一、结缘中国、奔向红区 ｜ 001

二、“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 006

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 011

四、国际友人与我们 ｜ 016

海伦·斯诺：“新世界的探索者”

一、 1937年的海伦·斯诺 ｜ 021

二、苏区记忆 ｜ 024

三、超越时空的情感 ｜ 029

爱泼斯坦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一、初识宋庆龄 ｜ 036

二、突破重围进入内地 ｜ 040

三、重庆再聚 ｜ 043

四、参与创办《中国建设》 ｜ 046

史沫特莱：用毕生谱写中国战歌

一、初到中国：摸索与明志 ｜ 055

二、常驻上海：对抗与掩护 ｜ 060

三、西安事变：张学良的播音员 ｜ 065

四、延安、西安与汉口：苦甜参半的岁月 ｜ 067

五、到前线去：唱响中国的战歌 ｜ 072

六、回到美国：为中国共产党争取支持 ｜ 074

七、最后一幕：永远的中国人民之友 ｜ 078

赛珍珠：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

一、赛珍珠的文学世界 ｜ 085

二、赛珍珠的《母亲》 ｜ 089

三、赛珍珠的中国故事 ｜ 094

路易·艾黎：教育者与革命者的一生

一、初来上海与党组织建立联系 ｜ 099

二、抗战期间开展“工合运动” ｜ 104

三、创办培黎学校 ｜ 109

四、晚年的北京岁月 ｜ 113

林迈可与抗战烽火中的红色电波

一、探访根据地，寻找红色中国 ｜ 120

二、投身晋察冀根据地无线电事业 ｜ 129

三、让世界听到延安之声 ｜ 141

四、尾声—回到英国 ｜ 148

阳早、寒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革命伉俪

一、阳早：追求平等的农场主 ｜ 154

二、寒春：寻找方向的核物理学家 ｜ 157

三、扎根中国的革命伉俪 ｜ 161

四、三边农场：草原上的革命岁月 ｜ 163

五、草滩农场：农机械改革初尝试 ｜ 165

六、从农村到城市：与“特殊待遇”的抗争 ｜ 169

七、红星公社：农机械改革之再次出发 ｜ 172

八、不忘初心：革命本色始终如一 ｜ 175

“翻身”前后的韩丁

一、少年韩丁：却识愁滋味 ｜ 181

二、认识中国：中国革命的同情者 ｜ 183

三、深入张庄：土改的见证者 ｜ 187

四、写作《翻身》：美国的“叛国者” ｜ 190

五、《翻身》出版：引起热烈反响 ｜ 193

六、重返中国，出版《深翻》 ｜ 195

七、割不断的情谊 ｜ 198

柯鲁克夫妇：每一次选择都指向中国

一、由《红星照耀中国》开始的缘分 ｜ 203

二、大渡河边的婚约 ｜ 210

三、河北十里店的土地改革调查 ｜ 213

四、在南海山开创新中国外语教育 ｜ 223

五、艰难岁月里，再次与中国共患难 ｜ 228

六、退休后的发光发热 ｜ 231

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

一、少年明志—白求恩的从医之路 ｜ 236

二、病中的蜕变—白求恩与肺结核的抗争 ｜ 239

三、在西班牙的岁月 ｜ 241

四、目光转向中国 ｜ 244

五、重燃希望之火—辗转来到中国 ｜ 245

六、白求恩与他的中国友人 ｜ 250

七、白求恩对中国医疗事业的贡献 ｜ 258

八、牺牲 ｜ 265

马海德：中国人的“马大夫”

一、延安岁月 ｜ 271

二、医治性病 ｜ 276

三、抗击麻风 ｜ 283

伊文思：追风的人

一、摄像机如同武器 ｜ 293

二、四万万人民的抗战 ｜ 297

三、早春里的信仰疗愈 ｜ 302

四、“文革”历史中的有情与无情 ｜ 306

五、追风的人 ｜ 310

乔治·何克：在中国大地上放声高歌

一、从哈彭登到牛津 ｜ 314

二、横穿美国的牛津青年 ｜ 317

三、到中国去，到人民中去 ｜ 320

四、和工合“结婚” ｜ 324

五、小“长征”实现大“转移” ｜ 329

六、四个中国孩子的“外国爸爸” ｜ 333

安东尼奥尼和他的东方理想国

一、启程：左翼知识分子和政治乌托邦 ｜ 342

二、相遇：一部关于“人民”的电影 ｜ 347

三、大时代下的“审判”与“正名” ｜ 352

抗日战争中的“西班牙医生”：合唱一支国际歌

一、名单 ｜ 355

二、马德里的回声 ｜ 358

三、西西弗斯在图云关 ｜ 365

四、竹子、DBC、细菌战 ｜ 369

五、起来！ ｜ 375

主要参考资料 ｜ 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