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风云：见证尼克松“破冰之旅”的上海视角

原创 叶君 上海滩杂志公众号

1972年2月27日，周恩来总理与尼克松总统在上海的宴会上举杯共饮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访华期间，于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标志着中美两国政府经过20多年的对抗，终于走向关系正常化发展，为之后两国建交奠定了基础。今天，“上海公报”已经发表整整半个世纪了……

“服从毛主席指示”成为

动员群众的“一大法宝”

1971年11月22日，还在贵州遵义下放劳动的原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简称“上海外办”）干部乐锦根，突然接到上海市革会外事组打来的电话，让他立即返沪。乐锦根回忆说：“连着三天都打给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估计家里人生病了。直到回到上海，看见家人无恙，赶去锦江饭店报到时，这才知道是参加筹备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接待工作。”

2019年3月5日，乐锦根在家中接受上海外事编辑部相关口述历史项目组采访

就在那一年的4月，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功访问中国，中美交往的大门终于得以缓缓打开。7月中旬，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后不久，尼克松总统就通过电视广播向美国和世界宣告：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应邀访问中国。

鉴于外事工作的特殊性，“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彻底“改造思想，走群众路线”，上海外办的100多名干部、职工加入“下放大军”（仅留下一名原外办领导、一名干部和一名机要秘书），其中翻译和职工被下放到奉贤“五七干校”（今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学习，干部则被下放到全国各地农村，监督劳动并“改造思想”。上海外办的日常工作，则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派驻的工宣队承担。

所幸，此时因工作之需，形势陡然逆转。乐锦根说：“当时有周恩来总理的明确意见，工宣队人员一律不用，必须用外办的原班人马。被下放的同志全部调回上海做筹备工作。”1971年12月，40岁的乐锦根回到上海。第二天，他就来到锦江饭店北楼三楼，加入了由上海外办成立的“上海接待办公室”，与其他调回外办的干部，以及从市里各单位抽调来的人员一起，投入到这次中央交给上海的重大接待任务中。然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动荡时期，“如何让广大群众的头脑及时转弯，接受‘美帝国主义头子’来华访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这恰恰也正是承担接待任务的锦江饭店所面临的最大挑战。“那时候有许多员工认为，尼克松是我们的‘头号敌人’，大家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接待这样的人。而且那时候天天在讲阶级斗争，很多员工怕犯错误。”锦江饭店出品厨师长、食品雕刻大师郭予文说。

2021年12月9日，郭予文在锦江饭店接受采访

20世纪90年代初，郭予文是锦江饭店40周年大庆展览工作组成员，通过查阅大量锦江饭店档案，并接触一些亲历者，对饭店发展历程有了一定了解。“为了做通员工的思想工作，饭店领导也是相当有智慧的。他们跟员工们讲，‘我们不是为尼克松服务，而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承担接待任务’。这样一说，员工们也就接受了。”

“服从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成为进行全市动员的“一大法宝”。乐锦根说，当时分两个层次来做群众思想工作，先是政府部门培训各单位干部，再是干部培训群众，将毛泽东思想与培训内容相结合，从而消除人们的疑惑和顾虑。

从细节入手，

打通总统套房衣帽间

市容市貌的整顿也是一件大事。乐锦根说：“那时，全国山河一片红，上海所有街道、工厂、商店都贴着海报、标语，到处都是‘红太阳’。要把沿街门面全部清理干净，将老店恢复原貌谈何容易，为此上海外办全体工作人员被分成淮海路小组、南京路小组、四川北路小组、城隍庙小组，会同有关责任部门一起督办全面整顿上海市容市貌。”

上海接待办公室下设礼宾组、秘书组、翻译组等十几个小组，有数百名工作人员。乐锦根在秘书组，“锦江饭店三楼整层楼面房间都被用于筹备接待工作，从12月到第二年的2月，紧张的筹备工作进行了整整三个月。”回想当年，他记忆犹新，“我每天最少汇报两次工作，工作量很大，天天都要忙到夜里12点钟，一个星期只能回一次家。”

锦江饭店也同时成立专门接待小组，不仅组织员工进行综合培训，还全面排查饭店各类硬件设施。尤其是，周总理提出“饭店电梯要保证不出问题”后，锦江员工更是举一反三，对饭店内所有电线、水管、灯具等设备做了全面维修保养，仅灯泡就换了1000多只。在尼克松正式访华前，美方派出以黑格将军为团长的先遣组，分别到上海、北京、杭州等地，对尼克松此行路线进行实地考察。考察完锦江饭店后，虽然他们没有明确提出任何意见，但通过细微观察美方的反应，锦江方面还是主动对总统套房作了一处改动。在贵宾楼顶楼的总统套房，原来的主卧与次卧是两边分开的，如果从次卧到主卧，必须要经过一扇门，与门外的24小时警卫照面。考虑到这一细节，锦江饭店把套房里的一个衣帽间打通，让入住者可以在里面走动。“这个地方的改动到现在还保留着。”亲历尼克松访华的锦江饭店老员工程荣根在多年后的一次媒体采访中透露。

1972年、1982年和1993年，尼克松曾先后三次下榻锦江饭店，饭店的历史资料中收录了相关记载

尼克松在候机楼

用英语背诵《沁园春·雪》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携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等人飞跃太平洋，开启了他的“破冰之旅”——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在任美国总统对中国的访问；也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一个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

按照预定飞行计划，尼克松一行于北京时间21日清晨从关岛飞抵上海，稍作休息待飞机加油后，再由中国领航员引领飞往北京。

落地后，尼克松一行虽然只在虹桥机场短暂停留片刻，但抵达中国第一站的上海，一定给尼克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是中国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七。在机场休息室，锦江饭店为大家准备了不同口味的汤圆作为早餐。经过长途跋涉的美国人此时早已饥肠辘辘，但因为中美关系正微妙僵持，他们显得很拘谨，表情严肃，更别提主动吃东西了。“我们早就经过培训啦，要主动活跃气氛，尽地主之谊，于是我们端起汤圆就开始吃。美国人看我们开始吃了，还吃得那么开心，也不再拘谨，同我们一起吃起汤圆来。在贵宾室休息的尼克松总统也走出来开心地吃了一碗肉汤圆、一碗豆沙汤圆，气氛缓和了不少。”乐锦根说。

让乐锦根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尼克松步入候机楼，看到正面墙上毛泽东诗词时，当即驻足并用英语流利地将《沁园春·雪》背了出来。“这着实让我们大吃一惊。由此可见，尼克松是下了功夫的，他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做了充分的准备，对中国更是秉持友好之情。”

在访问北京和杭州之后，尼克松一行于2月27日回到上海，入住锦江饭店。

程荣根主编的《春到锦江》一书中记载：“这次接待任务有外宾300多人次，中央来的同志159人，还有上海临时参加接待的同志，夜点心高峰时达1200客。其中，有一般官员，有技术人员，还有相当数量的新闻记者。饭店的楼面全部开放，客人之多，情况之复杂，工作量之大，十多年从未有过。”

给“受压迫”的美国安保

递一杯茶

虽然前期已经接受过培训，但当美国客人真的抵达锦江饭店时，一线员工还是犯了愁。对于如何做好接待服务工作，当时外交部对上海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比如“处事不卑不亢，遇人不冷不热，凡事待之以礼”等。对此，郭予文说：“饭店许多员工存在疑惑，有人就说，你叫我热情，我做得到，你叫我冷淡，我也做得到，但不冷不热，怎么做啊？” 在没有“标准答案”的情况下，锦江员工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实行这特别的待客之道。郭予文介绍道：“比如，群众认为，黑人在美国是受压迫的，所以如果看到一桌美国客人中有黑人，就有意识地先给黑人上菜上茶。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按照我们通常的服务规范，应该先给主要客人上菜，一般是主人右手边第一个位子。”还有，服务员看到在贵宾楼底楼执勤的美方安保人员，认为他们也是受压迫的美国人民，不应该对他们不理不睬，会在他们换岗时主动递上一杯热茶。“其实当时美国人也难免拘谨，慢慢地，他们的态度也改变了，看到中方服务人员也开始点头微笑打招呼了。”郭予文说。

程荣根回忆，尼克松访华时自带食品，甚至还带了生活用水，他不吃饭店准备的早餐，午餐也只吃一点三明治、牛奶和水果。为了让尼克松品尝中国菜肴，锦江饭店改变了过去接待外国总统不用菜单的惯例，主动打印了一份菜单给美方。尼克松看过菜单后，饶有兴趣地点了其中三道菜：沙半鸡、鲜菇蚕豆和炒明虾球。之后，他不仅把三道菜全部吃光，还连连夸赞“Very good.（很好）”。

这三道菜并没有被详细记录下来，因此其具体的食材选取、烹饪方法已无从考证。但郭予文分析，三道菜应该都出自锦江饭店第一任行政总厨——粤菜名厨萧良初之手。

“沙半鸡可能就是芙蓉鸡片。沙半鸡是俗称，学名叫细嘴松鸡或斑鹑，有点像上海人说的野鸽子，生活在沙地上，肉质比鸡肉还要鲜嫩。把沙半鸡的胸脯肉切成一片片的，芙蓉就是在油里被炒成一片片的蛋清，随后两样东西放在一起炒一炒即可。”谈及自己的专业领域，郭予文一下子变得滔滔不绝起来，“鲜菇可能就是草菇，草菇炒蚕豆在广东菜里很常见。炒明虾球，我看到有的地方说是干烧，我觉得不太可能，这是川菜的做法，一般国宴上不太会用（怕外国人接受不了辣味）。我认为还是清炒，这也是广东菜的常见做法。”

尼克松：《公报》搭起一座

通向未来的桥梁

作为尼克松访华的“收官之作”，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两国政府间第一个联合公报——“上海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也确立了中美关系的基本指导原则，包括一个中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等。同时，“上海公报”还开创了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新模式，是国际关系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在告别晚宴上，尼克松发表即席讲话：“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二十二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

1998年重建前的锦江小礼堂

然而，两国能够搁置争议，达成一致，绝非易事。陶文钊主编的《中美关系史》一书记载：“经过连续几个昼夜的紧张谈判和修改，中美双方互相作出让步，终于在2月27日凌晨完成了《公报》的定稿。”

按照外交部和上海市革会外事组的安排，乐锦根与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等在机场，在舷梯口拿到《公报》定稿后，马上赶到位于康平路的上海市委印刷厂。“他校对英文，我校对中文。我们俩前前后后都校对了10遍，真的是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我们都很紧张，生怕出错。我还请印刷厂的厂长跟我再对了一遍。校对完毕后，立即各印了100份出来送到锦江小礼堂。整个过程在2小时以内。这是当时上海市革会副主任的要求，加急！绝对是特事特办。”乐锦根兴奋地说。

作为尼克松随行人员之一的傅立民（Charles Freeman Jr.）当时年仅28岁，担任总统首席翻译，他在“上海公报”最后的文字定稿上也发挥了作用。

傅立民曾和中方翻译冀朝铸一起审定中文文本。“两种语言文字之间没有绝对的对应关系，翻译时难免有出入，但让我很欣喜的是，中方非常忠实地翻译出了美方的观点，中文文本几乎不需要做什么修改。”傅立民说，“我只是提了一些小的建议，有些被采纳了，有些没有。”

傅立民后来成为一位资深外交家，曾任美国驻华公使和助理国防部长等职务。他回忆那次访华之行时说：“当我们从上海坐飞机返回美国时，美国代表团成员都心情愉悦。我们完成了任务，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我们为建立两国关系搭起了框架。”

1972年2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上海送别尼克松夫妇

“下次我要带老婆孩子一起来”

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行，起于上海，止于上海，也是在上海，发表了最为重要的外交成果。作为上海接待主阵地的锦江饭店，在其中功不可没。在这次“破冰之旅”中还另有两段小插曲值得回味。

一名中国话讲得很流利的美国人来到锦江理发室，向理发员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尼克松来，你们欢迎不欢迎？”理发员立即回答：“我们欢迎尼克松来谈判。”美国人又说：“在美国不一样，有的欢迎，有的不欢迎。”理发员接上说：“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中美两国人民是友好的。”

有一个美方人员在离开锦江饭店时，对服务员说：“这次我来中国很高兴，美国人民希望来中国，下次有机会，我要带老婆孩子一起来。”

正如郭予文所说：“在亲历了接待工作，直接接触了美国人之后，大部分员工都自然而然地想通了，中美两国人民都是向往友好的。”

（本文写作中得到上海外事编辑部、锦江饭店的大力支持，谈会明、郭予文等人也给予了诸多帮助，一并致谢！文中部分图片由锦江饭店和上海外事编辑部提供）

THE

END

原标题：《【浦江风云】见证尼克松“破冰之旅”的上海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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