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印与“众筹”：《道咸同光四朝诗史》出版中的两个创举

《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乙二集，是清末孙雄编辑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清代晚期道光至宣统间五百多位诗人的诗作。从内容上看，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孙雄原计划编成甲、乙、丙、丁四集，因辛亥革命爆发而中辍，仅完成一半。但从编辑出版过程看，这部书应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孙雄采取的两个行动——在编纂前期使用蜡板油印出版初稿和在后期“预约集股”以“众筹”方式出版定稿，都是首开先河之举。

一、孙雄与《道咸同光四朝诗史》

孙雄（1866—1935），原名同康，字师郑，光绪二十九年改今名，江苏昭文（今常熟）人。孙雄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成进士，入翰林院，二十八年任吏部主事，后任北洋客籍学堂监督，宣统二年（1910）任京师大学堂文科监督。他工诗擅骈文，著述宏富，家有眉韵楼藏书，又因纂辑诗史，自号诗史阁主人，入民国后，以遗老家居，著书而终。

在《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略例中，孙雄自述，他早有纂辑清代诗史的想法。他说：“庚子辛丑之岁，余在里门，奉亲养疴，居虞山西麓小白云栖寺。彼时颇思汇集近代名家之诗有关于朝章国故者，辑为诗史一编。甲辰读礼，兹事遂辄（按应为‘辍’）。近岁人事变迁，益不复注意于此。”甲辰是光绪三十年（1904），此时孙雄的编纂工作尚未进行。

光绪三十一年（1905），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天津创设北洋客籍学堂，招收顺天、直隶随宦子弟及幕府宾僚子弟就读，聘请丁忧在籍的孙雄为汉文教员，第二年又任命他为学堂监督。此后他开始着手编纂《四朝诗史》。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在写给徐兆玮的信中说：

频年教课余闲，搜辑百年以来近贤诗稿，已积有二百余家，本拟选辑一编，名曰《道咸以来所见诗》，或名《道咸同光四朝诗史》，怀此于胸中者十年于兹矣。自去夏暑假后，命人抄录，凡成十巨册，都五千余首，再四踌躇，卷帙既富，选定固艰，刊赀亦不易措，甚以为忧。爰思得一法，略仿陈子言《近人诗录》之例，每人只选一二首，多至三四首，以百家为约数，名曰《道咸同光诗史一斑录》，先付排印，现已印成八十余家（原注：此指誊写版所印言也）……约于五六月间先将誊写版所印者邮呈郢正。

表明孙雄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暑假后开始编纂《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下文简称《四朝诗史》），成书十巨册，后因卷帙过繁，只能从严采择，至次年四月编成《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下文简称《一斑录》）。“每人只选一二首，多至三四首，以百家为约数”，此“一斑录”三字之由来。

孙雄辑《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封面

孙雄信中说，“先付排印，现已印成八十余家”，又说“约于五六月间先将誊写版所印者邮呈郢正”，似乎《一斑录》既有排印本，又有誊写版本。实际上此书只有誊写版本，前者乃孙雄笔误，所以徐兆玮注明“此指誊写版所印言也”。

与书信所言对应，《一斑录》于光绪三十四年五月问世。第一册封面后有牌记，谓“光绪戊申五月以钢笔版试印初稿。《续编》嗣出，翻印必究。一名《道咸以来所见诗》”。钢笔版即誊写版，详情容下文再说。

《一斑录》书前有当年四月自序，内云：

孟夏之月，余病齿，时所职在管理学生，跬步不得自适。偶集近人诗，拉杂写之，以送长昼。初意病少（按，似脱一“瘳”字），颇思继兰泉侍郎《湖海诗传》之后，裒为一编，因以道咸老辈诗足成之。卷帙既富，又觉贪多，遂信手拈取，不加抉择，用钢笔版写印，凡得九十四家，既无迦陵《箧衍》之精，又非渔洋《感旧》之旨，山中白云，只自怡悦；秦七黄九，何与饥寒。

孙雄本想编纂一部通代诗史，但条件所限，仅编成“一斑录”，自然心有不甘，所以又说：

此编仍用诗史之名，殊觉不称其实。惟不佞拟俟异日，略仿归愚《别裁》、兰泉《湖海》之例，网罗雅什，以成夙志，故沿袭旧名，聊申旦誓，且冀九州鸿硕，锡我名章。

又说：

道咸以来，耆德名宿，鸿生硕儒，何可偻指。尚乞同志诸君，广搜珠玉，（不论已未刊布者，均祈寄赐。如未刊者，需钞费若干，亦可函示。）俾得续辑成编。

一边阐述抱负，一边继续征诗，而且愿意有偿征求。随后他还在《国学萃编》《北洋官报》等杂志上刊登广告，征求诗作。

油印本《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首页

《一斑录》印成后，孙雄广为赠售，再加上杂志的广告，让他收到大量诗作，“本年夏秋以来，故交新契，远道贻笺，所寄各家已刊未刊诗稿，几案山积，披沙拣金，时时得宝”。遂一发不可收拾，继续编成《补遗》《续编》《三编》……至《六编》，已采及诗人达五百余人。至宣统二年九月，《一斑录》出版第十七编，十八、十九编也在写印之中，此时孙雄开始完成他原定计划—在《一斑录》的基础上，编纂刊刻《四朝诗史》。

宣统二年九月，孙雄撰《拟刊印道咸同光四朝诗史预约集股略例》（下文简称《略例》），谈到编刻《四朝诗史》的方案。他说：

不佞搜辑近人诗，用钢笔版陆续付印，名曰《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现已出至十七编，其十八九等编亦已写印矣，拟出至三十编为止。惟此仅长编体例，未为定本。今已合前数编为一集，凡三十编，分为甲、乙、丙、丁四集，重行刊印。已录诸家之诗，略行增损，未录之名篇，随时添入，期于博收慎择，以供艺林浏览。

对《四朝诗史》各集与《一斑录》各编的关系，他说：

《四朝诗史一斑录》钢印本约以初编至八编合为甲集，九编至十六编合为乙集，十七编至三十编为丙、丁等集。

《四朝诗史》内容并非对《一斑录》的照抄，而是对《一斑录》进行大量增补：

《诗史》甲集稿现已编排粗定，凡近代著名诗家刻有专集，原录太少者均分别增录数十首。卷帙较前几增至一倍，每家姓氏爵里后均节采诗话诗序，以资考证。原本题签有“一斑录”三字，今刻本已从删。

根据这一方案，孙雄重新编辑了《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八卷，于宣统二年十二月雕版印行。后又编辑乙集八卷，于宣统三年底雕版印行。遗憾的是，规划中的丙、丁二集因世变未能编成，而钢笔版的《一斑录》，现存的也只到第十七编，其后续十八至三十各编未见，应是当时未能刻竣。

二、中国已知最早公开发行的油印本书

《一斑录》是孙雄编辑《四朝诗史》过程中的中间产品，在《四朝诗史》刻本行世之后遭到冷落。实际上，抛开内容的完善程度不谈，它在中国印刷史和书籍史中的重要性，远高于普通的雕版印本，因为它是蜡版油印技术传入中国后的早期产品，也是已知的中国最早公开发行的油印本书籍。

正如前文所考，中国现存最早的油印印刷品，已知有《宗室觉罗八旗高等学堂图画科范本》，印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是宗室觉罗八旗高等学堂美术课讲义的合订本。孙雄任职北洋客籍学堂后，也充分利用学堂的油印设备，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刻印《北洋客籍学堂识小录》，然后就刻印了这部三十五册之多的《一斑录》。

油印是便捷印刷技术，主要用于满足生活中的印刷需求，印制一次性、临时性、小范围的非公开出版物。在20世纪前半叶，油印逐渐普及到社会各个角落，但除了学校印刷讲义、机关印刷文件，罕有人用油印来印刷公开发行的重要著作，因为它不属于正规、专业、雅致的印刷。在这一技术刚刚传入的清末，更是如此。孙雄编纂《一斑录》这部大书，选用钢笔版印刷，无疑是一个创举，令人印象深刻。因此早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王汉章就在《刊印总述》一文中说：“油印誊写版之发明，仅四十余年，由日本传入中国，在光绪末叶，各学校以为印刷讲义之用。施之印行书籍者，始为昭文孙师郑之《四朝诗史》为最著名。”

油印本《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印书牌记

孙雄用钢笔版来印刷《一斑录》，是基于对油印技术优势的清晰把握。他说：“不佞因限于日力，且窘于资斧，若必俟全编告成，统付剞劂之手，为时固虑过迟，刊资且忧不给。故先以钢笔版分编付印。”油印可以节省“日力”，节省“资斧”，即高效率、低成本，让作者方便地在编撰过程中随时发布阶段性成果，摆脱了印刷对作者的约束。油印的成本低、操作简便，又可将其作为处理稿件的一种方式，即把油印本作为稿本来看待。这个稿本，可以化身千百，分送同人共同参订。正如孙雄所说：“此次以钢笔版印百余份，聊代抄写之劳耳。”“已经选录诸家姓氏里居目录，凡二百七十有三家，刊印单张，分贻同志。”这种做法，体现了油印本的独特功能。

如果仅将三十五册钢笔版《一斑录》看作稿本，那么它仍然像学校的讲义、文件一样，属于非公开出版物，不能算完整意义上的出版发行。但孙雄并没有局限在这一层面，而是把钢笔版《一斑录》视为正式出版的图书，进行销售流通。在《五编》中他说：“《诗史》钢印无多，售预约券尚虑不敷，故概不零售。”“业与拙著丛刻七种，合售预约券，每张计洋五元，以收回纸料工本。两月以来，已售出三百余份。”在《略例》中，他又说：“第一编至十六编北京厂西门有正书局均有寄售，每编零售大洋四角，惟第一编售六角，因卷帙较多也。现查彼处前五编存亦无多。”可见，钢笔版《一斑录》在初期通过预约券的方式，合售三百多份，后期又由书店代销零售，销路也很好，是一件功能完整的图书商品。

《一斑录》的出版史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中国最早期的油印本实物之一、大部头的文学巨著，还是已知最早公开发行、销售的油印本书籍。其实，在后来油印大行其道、印刷了海量文字的时代，这样的书也不多见。

三、堪称“众筹出版”先声的“预约集股”

在编纂《四朝诗史》的过程中，有一个窘迫问题始终与孙雄相伴，那就是资金匮乏。在出版《一斑录》时，孙雄用廉价的钢笔版印刷及出售成书化解了困难，但在筹划出版定本的时候，资金问题变得更为突出。

对《四朝诗史》，孙雄一开始就准备雕版印行。早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夏，《一斑录》刚出版到第三册《续编》时，他已经披露了自己的想法：

日积月累，露纂雪钞，俟有成书，再合前后所写印者，编为总集，付诸梓人，顾不佞之所愿也。

至宣统二年（1910）秋间，孙雄编辑《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完成，着手将愿望付诸实行。他在《略例》中解释为何要采用雕版时说：“初意本用铅印，以期迅速，后因铅印式样不雅，且多误脱，故改从雕版，惟出书视铅印略迟耳。”

油印作为便捷印刷技术有很多长处，但也有严重缺陷：一是技术太简单，印刷质量不佳；二是功能不完备，无法保留版片，不能随时加印；三是它作为入华不久的外来事物，尚未得到国人心理上的完全接纳。这些因素，让孙雄在考虑书籍的广泛和长久流传时，更倾向于使用成熟的雕版印刷。

但雕版的成本之高，远非油印可比，况且《四朝诗史》的篇幅，比起《一斑录》又有倍增，仅凭孙雄一己之力难以解决资金困难问题，此时他想到两个筹资办法。

一是向上司申请资助。宣统二年，他向直隶总督陈夔龙呈文，请求支持：

钢笔印本多误，不便检阅，现拟合为总集，重加增损。集股付梓，冀广流传。

陈夔龙批示说：

所选《四朝诗史》，业经略加批阅，具见搜罗宏富，殚见洽闻，无任企佩。应致送银三百两，以助梨枣之资。

陈夔龙助银三百两，其他各地官员也纷纷解囊，有所赞助。《略例》记云：

南皮张文襄公、建德周玉山督部年伯、贵阳陈筱石督部均惠分鹤俸，督促成书。前辈盛心，殷拳可感。（贵阳督部既赐俸金三百，又提倡僚友各任股款，意尤切挚。）同志挚友如江安傅沅叔提学增湘、乌程刘澂如京卿同年锦藻、祥符冯果卿观察汝桓、桐城严凫芗太守震，悉慨分俸入，用作刊资。

也有资助者未出现在这个名单上。如前任直隶总督袁世凯，此时罢官隐居彰德，也资助孙雄银二百两，但特意要求不对外声张。

上司和友人的资助虽然不少，仍不足以完成计划中四集《四朝诗史》的刊印，孙雄又想出“预约集股”的办法，以“剞劂之事，势非得已。特因卷帙颇繁，众擎乃举，爰定略例，布告词坛”，在《略例》中详细提出集股方案，主要有以下两款：

集股之例，每壹股得《四朝诗史》拾部，售京平足银伍拾两，概不折扣，亦不分析零售。所有银款一次收足，给付收据，先行奉赠钢笔印《诗史》初编至十六编各一部（十七编至三十编仍随时出版奉赠），《眉韵楼诗话》一部，《诗史》入选姓氏单张十份，均不取刊资，俟本年（宣统二年）十二月付《诗史》甲集十部，明年（宣统三年）六月付乙集，十二月付丙集，又明年六月付丁集各十部。（成书后每一集售京平足银肆两，甲、乙、丙、丁四集共售京平足银拾陆两，概不折扣。）

此次预约集股均由同志好友及在位通人分任提倡，既不登报招集，亦不托京外各埠书肆代售股券。不佞自任五十股，先将甲、乙集付刊，拟于宣统三年六月以前共招集五十股，俟集满即行停止。（其非同志与提倡风雅者，虽欲附股，概从辞谢，凡入股均写真姓名。）

孙雄“预约集股”方案

简而言之，孙雄为刊刻《四朝诗史》招股一百份，每股股银五十两，他自任五十股，招募五十股。用募集来的经费，在三年中可刊成《四朝诗史》四集，入股者每人可以得到十部书，价值一百六十两，此外还可得到已出版的钢笔版《一斑录》全套及《眉韵楼诗话》等赠品。招股只在同志好友中进行，不对社会公众公开。

《四朝诗史》只刊刻了甲、乙二集，未能全部出齐。按孙雄的安排，这两集由他本人出资，因此不知他的“预约集股”最终是否完成，抑或已募足资金而后来退还。但无论集股进展到什么程度，孙雄的这一行动，都是中国古代出版史上资金筹集的一个少见案例。

《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甲集》封面

集股或集资出版，古已有之。古代经常有老师宿儒的著作无力刊刻，由友人门生“醵金刊印”的例子。但这种“醵金”，带有慈善资助性质，并非入股，也不求回报，印成之书归作者所有，非由出资者按股平分，与《四朝诗史》的“预约集股”性质不同。

近代，从海外传入预约出版模式，即出版者在出版一部书之前，通过各种途径预先征订，有的还要预收书款和订金，出版社用预收款印成书后，将书交付给预订者。清末上海的石印书局出版大部头书，如《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等，已使用这种方法，称为“集股”。光绪九年（1883）点石斋在《申报》连续刊登《招股缩印古今图书集成启》，提出“现欲集股份约一千五百股，每股共出规银一百五十两，分三次收取，其第一年收银五十两，第二年再收五十两，至出书时再收五十两。每次收银，照数掣发收据，俟三年完工，每股取书一部”。民国时的出版机构更是多用这种办法出版大套丛书。这种模式针对的是读者，他们虽然要预先出资，但只是出版社的顾客而非合作者，得到的回报是预订的书，预付资金并不能产生溢利。《四朝诗史》的入股者，得到的是超出阅读需求的若干部书，出售的话可以分享利润，他们并非单纯的读者。所以《四朝诗史》的“预约集股”，在用词上受到时代风气影响，但与《缩印古今图书集成》等的“集股”内含不同，不完全属于预约出版。

还有大量出版机构，是由多个股东合股兴办的，他们通过出版经营获得分红。但商业出版机构多追求永续经营，并不为单出一部书建立。

“预约集股”刊印《四朝诗史》，与上述各种出版资金的筹集方式均有所不同，实际上，孙雄是为一个特定出版项目集股，入股者可以按股分享这个项目带来的利益，项目完成以后，权利即告消除。而入股者要求志同道合，则因为项目带有一定公益性，经济利益不大，限定身份有助于增强合作动力。这种集资，既非捐款，也非投资，又不是单纯预购，如果可以比附，它与当前刚刚兴起的互联网众筹出版很是相似。

在梁徐静的《众筹出版发展源流及运作模式研究》一书中，“众筹”的定义是：“众筹是指筹资者以生产、发展商业经济为目的，利用‘团购+预购’的资本筹集形式，向网友募集资本，进而运转项目的商业发展模式。”作者认为，众筹出版，顾名思义是将众筹和出版有机结合的新型出版模块，是出版的项目发起人通过专业的互联网众筹平台面向广大网民筹集资金，并将资金用于图书等作品的编辑、复制、印刷、传播等形式的出版活动。众筹出版在类别上属于奖励（回报）性质的出版，即广大的网民投资者在众筹项目完成后，获得一定资金、图书产品、技术、服务、精神等形式的回报。

可见，“众筹出版”包含“团购+预购”、互联网网友、募集资本、运转出版项目、奖励（回报）等要素。孙雄的时代没有互联网，但如果将“同志好友”替换成“网友”，他的计划可算一个典型的众筹出版方案，要求入股者必须是“同志”，则连精神奖励都已考虑在内。

众筹出版是随着互联网进入中国的新事物，而孙雄为出版《四朝诗史》发起的“预约集股”，算得上是前互联网时代的一次线下众筹活动，是众筹出版的先声。此事发生在百年之前，足以为中国出版史和经济史增添色彩。

本文选自《中国印刷史新论》（艾俊川 著，中华书局，2022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