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731部队对共产党人的残害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驻伪满各地的日本关东宪兵队，将抗日志士和普通民众以“特别移送”的方式押送731部队，用于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这些抗日志士，主要是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八路军战士，以及为苏联和“第三国际”服务的情报人员。日军细菌部队为何以人体试验的手段残害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又是如何与之进行斗争的？近年来，随着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考稽出受日军细菌部队残害的共产党员及中共领导的部分抗日人士的姓名，挖掘出他们被日军残害及进行反抗的事迹。本文运用黑龙江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所藏有关日伪档案，原侵华日军731部队老兵口述史料，以及东北抗日联军史料，揭露关东宪兵队与日军细菌部队残害共产党人的罪行，揭示共产党人在特殊环境下的不屈抗争。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侵华日军731部队本部大楼正面

关东宪兵队对共产党人的“特别移送”

1932年9月，伪满政府公布《暂行惩治叛徒法》和《暂行惩治盗匪法》，强化对伪满境内共产党人的镇压。日军在“肃清”伪满境内的“盗匪”时，可未经审判即“临阵格杀”，为了隐晦表达，日“满”当局将此行径称为“严厉处分”。

为了消灭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日本关东军自1936年4月起即推行所谓“三年治安肃正计划”。武力镇压的同时，关东宪兵队还推行“思想对策”工作，“对于妨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统治中国东北的一切思想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采取的行动予以镇压、逮捕、杀害或投入监狱”。其首要任务是，“发挥宪兵警察机构的综合能力，迅速地捕获共产党、国民党重要的地下组织及成员，并讨伐逮捕游击队”。

1936年7月，在日“满”推出的《治安肃正要领》中，要求宪兵队将第二期“思想对策”工作的重点“放在逮捕共党及镇压共产党之领导机关上”。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命令宪兵队司令官东条英机，对在“思想对策”工作中被逮捕的共产党人的处置，按《处理共产党有关人员要纲》执行，即“对于认定为是共党或匪徒的共产党有关人员，仍如过去按照军事行动处于严重处分。日满警务机关，经宪兵的批准，可以执行严重处分”。日军将共产党人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在给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的指导文件中直言不讳，“目前，在满洲国境内的共产党，已超出了单纯匪贼的性质，更非是单纯的思想团体，而是企图瓦解军队、紊乱治安、削弱国家的反军反国家分子。因此日满两军方以扑灭匪贼与共产党为其使命”。

1938年1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向驻伪满各地宪兵队下达《特别移送处理规定》。所谓“特别移送”，即关东宪兵队将“因有某种犯罪嫌疑”而被逮捕的“犯人”，无需经由法庭审判，直接押送移交731部队。1943年3月，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向伪满各地的宪兵队下达《关于“特别移送”之件通报》，明确规定被“特别移送”的“犯人”，主要指“间谍”与“思想犯”。原关东军宪兵橘武夫供述，所谓“间谍”，指被控替外国充当间谍或与外国情报机关联系的嫌疑者；所谓“思想犯”，主要指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抗日分子，包括中共领导下的游击队员。1939年4月，在新京建立了隶属宪兵队的无线电情报第86部队，其目的主要是准备对苏联作战，以及镇压在伪满境内“第三国际”或抗日联军领导的情报人员。被86部队逮捕的情报人员，按特殊手续被移送至731部队者不在少数。

关东宪兵队是日军细菌部队残害共产党人的主要帮凶，其对被捕的共产党人移送至731部队具有决定权。正如原日军宪兵青木益夫所供述的，只要宪兵认为有利用价值者，将其意见报告给宪兵队司令官，经批准后将其移送特务机关；认为没有利用价值者，经宪兵队司令官批准后即实施“特别移送”。

关东宪兵队执行的“特别移送”，是其“思想对策”工作的延伸，“特别移送”作为“严厉处分”的手段之一，是宪兵队将反共发挥到极致的战争犯罪行为。

被“特别移送”的共产党人

关东宪兵队的“特别移送”是迫害共产党人的重要方式之一。学界关于“特别移送”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部分被“移送”对象的年龄、身份、职业乃至移送的经过等已为档案披露。黑龙江省档案馆所藏1941-1944年日本关东宪兵队“特别移送”日文档案共计66件，其中记载了日军宪兵队“特别移送”的抗日谍报人员52人；吉林省档案馆公布的80余件“特别移送”档案，涉及受害者277人。从原佳木斯日本宪兵队成员成井升的供述中，大致可见共产党人被宪兵队逮捕后“特别移送”的大致过程：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佳木斯宪兵队于汤原一带对中国共产党吉东省委，即北满省委进行了规模巨大的镇压和逮捕，共逮捕投狱约三百名中国共产党员与抗日工作人员。当时为逮捕富锦县委的共产党员，我受分队长之命，在野口军曹的指挥下，还有另外三名宪兵，于富锦县集贤镇，在三月十五日的黎明，将中国共产党富锦县委书记冯玉祥、宣传刘某及委员三名逮捕，拘押于分队，由野口军曹、山崎军曹进行了约二十天数十次的刑讯，我除监视拘留所外，并协助刑讯。监禁四个半月后，按佳木斯宪兵队长儿岛正范的命令，我和山崎军曹将上述五名中国共产党员，送往哈尔滨石井细菌部队惨杀了。

随着日伪相关档案的发现与公布，以及对“特别移送”者亲友的访谈调查，也提到被“特别移送”的对象，尤其是东北抗日联军战士等共产党人被日军残酷迫害。李忠发，原为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第5师第8团团长，1940年为日本宪兵队逮捕后被“特别移送”；王明生和朱云岫于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国会，后参加东北抗日联军，朱云岫之兄朱云彤也参加了抗日运动，1941年三人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遭“特别移送”；李厚宾在虎林县倒木沟充任伪警期间，为抗联部队密送情报，1941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遭“特别移送”；原美臻被捕前为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地下情报员，被捕后遭“特别移送”；1944年，原为胶东抗日根据地西海区助理的綦宪度，在侦察关东军军情时被长春宪兵队逮捕，后被“特别移送”。1949年12月，苏联对日本关东军细菌部队战犯的伯力审判中，也揭示了一些共产党员宁死不屈而遭“特别移送”的事例。如山东黄县人崔德恩之所以惨死在731部队，“就是因为他不顾日本宪兵的严刑拷打，始终忠实于本国人民，始终没有变节”。

除东北抗日联军将士外，苏联与“第三国际”的情报人员也是“特别移送”的主要对象。为苏联及“第三国际”的情报人员中，许多人是受中共地下组织委派赴苏联的中共党员。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关东军举行了大规模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为掌握关东军的真实动向，伪满各地“第三国际”的地下电台频繁与苏联情报部门联系，这引起了日伪当局的高度警觉，随即进行了严密搜查。随着相关档案的发现与公布及对相关人员的访谈，这些情报人员的情况也逐渐清晰起来。尚开明，1907年出生于山东黄县一个农民家庭，在赴苏联谋生的过程中，被苏联情报部门吸收为工作人员。1939年12月，他从黑龙江沿岸呼玛县进入伪满境内收集情报，主要调查当地矿场伐木、劳工及日军驻屯等情况，次年3月被黑河、北安宪兵队逮捕，后遭“特别移送”。1939年初，“国际反帝哈尔滨情报组”委派张慧忠等人成立牡丹江地下反日情报站，两年后该站被牡丹江宪兵队破获，张慧忠、朱之盈、敬子和等人被捕后又遭“特别移送”，是为“牡丹江事件”。1943年2月，奉天（今沈阳）国际反日地下情报站被当地日军宪兵队破坏，赵福元、史顺臣等情报人员被捕后亦遭“特别移送”，是为“白塔堡事件”。

日本战犯、原日本宪兵三尾丰供述，在任职大连宪兵队期间，曾逮捕抗日地下工作者沈得龙、李忠善、王耀轩、王学年等人，并将之“特别移送”，这就是“大连事件”。沈得龙，朝鲜人，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他与家人移居中国东北，父亲因病去世，母亲被日军杀害，他后来参加了在东北的朝鲜独立军，后与部队一同进入苏联，并在苏联接受无线电培训。从苏联入境伪满后，沈得龙一直以照相馆职员的身份在大连从事情报工作。1943年6月，他用无线电发送情报被关东军宪兵队第86部队发现，当地宪兵队经过三个多月的搜索，沈得龙夫妇最终被捕。在三尾丰等人的严酷审讯下，沈得龙供出在奉天的情报人员李忠善，在天津的情报人员王耀轩、王学年等人。日本军政当局高度关注这一事件，命令前往天津抓捕。据三尾丰忆述，“抓捕如此重大事件中的中心人物，是件非常光荣的事。故而抱有无论如何也要将此功劳抓于自身手中的悲怆决心而前往天津”。三尾丰还回忆称，大连宪兵伪装成邮差或电气修理工，在天津日本宪兵队的协助下，将时年42岁的王耀轩和时年25岁的王学年两人捕获。两人被捕后虽然遭受酷刑，然而身为中国共产党员的王学年始终拒绝供出关于党组织及其关系。尽管三尾丰意识到沈得龙与王耀轩之间存在接头人，但对两人严刑拷问终无结果。1944年3月，在无法获得任何情报的情况下，三尾丰将沈得龙等四人“特别移送”731部队。当三尾丰发现沈得龙等人“已做好反正要被宪兵杀掉的心理准备，故而非常坦然”时，他的内心反而有些沉重，“经过约半年与自己父亲般的人之间的交流”，知道这些人终将惨死于731部队的人体实验，“从大连到哈尔滨近20小时的车程，仿佛经历了极其漫长的时间”。

此外，在伯力审判日本战犯的供词中也可看到，一些苏联士兵被俘后不愿屈服，也被“特别移送”。苏军士兵德姆琴科落入日本宪兵之手，他始终拒绝将关于苏联的任何信息告诉拷问他的日本宪兵，故而被“特别移送”至731部队。

被逮捕的抗日志士在被“移送”之前无一不遭受酷刑审讯，然而他们宁死不屈，关东军认为没有利用价值，故而成为被“特别移送”的对象。这充分说明日军人体实验的主要对象是其认为的“最危险的敌人”——共产党人。

这些被“特别移送”的共产党人在被押往731部队的途中，将帽子、衣服等故意遗落在路上作为线索，但一般都会被押送的日军所识破。到了731部队后，他们被统称为“马路大”，遭受了各种残酷的人体实验。这些实验包括注射、涂抹各种细菌后观察身体的病变过程、人为冻伤、生理极限测试、减气压、活体解剖等等，有些人在安达野外试验场被捆绑在木桩上，遭受飞机空投细菌弹的实战效果试验等，最终都痛苦地死去。

侵华日军731部队的动力锅炉房

残害与抗争

关东军第731部队的前身，是1933年由日本军医石井四郎秘密设立于哈尔滨市五常县西北部背荫河的细菌实验基地，被当地民众称为“中马城”。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政治部主任的冯仲云忆述“中马城”说：“周围阴森的耸立着围墙，围墙顶上外侧边架电网。两扇黑色的大门，白天经常是紧紧闭着。围墙四角是石砌的垒堡。日本岗兵立在门旁，枪上的刺刀闪着冷光，围墙内高耸着烟突，成日夜冒出黑烟，烟里带来了使人恐怖、害怕的死人气息。”据时为关东军作战参谋远藤三郎的证言，“中马城”犹如一个要塞，经常秘密送入哈尔滨监狱的中国囚犯，“被实验者每人都被严密禁闭于监室中，被活体植入各种病原菌后检查病情的变化”。

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曾多次派侦察人员前往窥探“中马城”真相，皆因日军戒备森严而未果。直到1934年秋，一个老农将12名从“中马城”逃出的青年人送至第3军，赵尚志、冯仲云才终于获悉“中马城”的真相。这些青年人大多为哈尔滨的普通民众，被日军宪兵逮捕后押送至“中马城”。他们说：“日本人每天给我们吃大米，白面，还有肉。甚至有时还有酒喝。只是每天要从我们身上抽一管血……血是每天都得抽，有时人们实在受不了，也停止几天，接着再抽。抽到实在支持不下去时，就把他从监房中拖到院子里，然后在凄惨的叫声中，用斧子把他头壳打破，作工厂中的‘原料’。谁也脱不过这一斧子。以后经过了医生的解剖制炼，把残余的骨肉送到炉里炼了，那高耸的烟突中就冒着死人的气息！”在作为“马路大”的共产党人“老李”及王子阳的领导下，这些青年人趁中秋节狱中日军守备较为松懈之际，将看守的士兵打伤后越狱。

《人性的瘟疫——日本细菌战秘史》作者、美国学者丹尼尔·巴伦布莱特曾于1984年采访协助这批青年人投奔抗日联军的当地村民，了解到这些青年人此后都加入了“抗联”部队。共产党人“老李”领导了这次越狱行动，并在翻越“魔窟”的人梯中甘愿垫底牺牲自己。王子阳向“抗联”第3军转告了“老李”的话，“老李”表示，自己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王子阳的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此后他担任“抗联”第3军第6师代师长，1937年牺牲于木兰县。

王子阳等人揭露的背荫河“杀人工厂”的真相，很快在“抗联”第3军中传开。第3军第1师师长刘海涛，1936年2月由中共满州省委选派至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在苏期间，他向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详细报告了满洲的抗日形势，其中特别提到“中马城”的真相：

到这里的犯人不准（原文如此——引者注）是犯了该处死的罪，连两个打吵子或耍钱的，还有面生可疑的，胡子、反人（原文如此——引者注）分子，日本都送这个杀人场里来……犯人到这里边吃的还算不坏，一天三次粳米饭和白面馒首，盐不与吃。犯人得一天有次大便，如没有大便，日本（人）决不允许，大便以后日本（人）很详细验看大便的成分。三天一次使玻璃管子吸血，每次吸一茶碗血。日本（人）几天一次使小刀刮耳朵唇，刮完以后很细心的看，还有一个胶皮管子，日本使手拿之，叫犯人向肚子里吞，将胶皮管子投吞在肚内心的左右为止。在这时间日本（人）使胶皮管向回抽气，由皮管带出肚内白的东西为止，也很细心看这个白的东西。由犯人吸的血，由耳朵刮的东西，肚内抽的白东西，日本（人）都拿去。犯人身体好的，抽血十五、六次，身体不好的，抽血八、九次就不抽啦。叫犯人洗澡，得洗的身上很干净，日本（人）又说啦，说犯人你的病的有了，打药针吧。日本（人）拿来很大药针，不论头、脚、身的前后，恶狠的就是一下子，打上药针不过几点钟，舌头说话不好使，混身难受，日本（人）又说他的病不行啦，赶快拉出去，以后不知这个去向……日本（人）抽的血和犯人身体不知有何用处，有说作毒气的，因为化学不明白，哪能知道作何用？像这等事应研究一下。

刘海涛在报告中提到，“中马城”关押的一部分“死囚”是抗日分子。他关于“中马城”的这段描述，或许就来自王子阳等人的揭露。从刘海涛对“中马城”的认识来看，他未必了解“中马城”秘密研制细菌武器的活动，但他意识到日军通过人体实验获取数据，用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刘海涛的报告是中共较早在国外揭露日军731部队从事人体实验罪行的书面材料。

“中马城”的人体实验被日本军政当局视为最高秘密。曾任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回忆称：“关于石井机关的创建这件所谓极密事项，在陆军省只有大臣、次官、军务局长、军事课长及医务局长，在关东军也只有小矶（国昭）参谋长和我知道。”但冈村宁次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与满洲关系密切的苏联，知道石井机关的存在并不足为奇”。

苏联与“第三国际”对于日本关东军利用人体实验研制细菌武器内幕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据原日本宪兵记述，1938年7月以后，苏联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关于731部队的情报，了解到该部队正从事某种“秘密研究”。哈尔滨日本宪兵队每获得此类情报，就会从防谍的角度向731部队指挥官石井四郎发出警告。1936年刘海涛向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的报告，对于“第三国际”与苏联较早了解日本这一战争罪行具有重要价值。

从原731部队成员的供词或证言中可以发现被“特别移送”731部队的共产党人不屈斗争的事迹。1945年夏，受试者在特殊监狱内曾进行过激烈反抗，一名抗日志士抢夺了看守的钥匙，协助其他难友逃出囚室，结果都被日军枪杀。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731部队在撤退之前夕，为掩盖其战争罪行，将囚禁的所有抗日志士杀害。据原731部队成员秋山浩忆述，当他进入牢房时，为墙壁上书写的中、俄文标语而震撼：“这里究竟是哪里？是大地的尽头？还是地狱？”“使无罪者饱受痛苦的日军，必受我们的诅咒而灭亡！”

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在纪实文学《恶魔的饱食》中，通过对原731部队成员的采访，发现了一些共产党人最后悲壮斗争的故事：

部队人员拿着铁镐和铁锨走进特设监狱单人牢房的一剎那，都吓得呆立不动了……他们之所以吓得呆立不动，是因为他们发现在单人牢房墙上写满了大字。在不少地方已经剥落的水泥墙上闪耀着黑紫色的大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每个字约为20厘米见方。监狱里根本无法搞到笔墨，一看便知道那是用鲜血写成的。

这恐怕是他们用满是鲜血的手掌，含着无比仇恨，躲开看守的监视写成的吧！这些一笔一划写成的大字，具有一种威力无边的力量，能够很自然地触动站在墙前人们的灵魂。个个黑紫色的字迹，像高压电流般地冲击着这些慌忙进行战败处理的731部队人员的大脑，使他们麻木了。

“我看到墙上的字时，受到了冲击，也许是在遭受实验被杀害之前，竭尽全力写成的吧！我不懂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主义思想’，但是，却受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冲击。我直感到，世界上竟还有在最后时刻仍保持着如此信念的人，他们不是‘马路大’，而是勇敢的人”，当时曾经在牢房墙壁血书前站立过的一个部队人员这样追忆道。

对中共领导的抗日志士的残害与屠杀，并不限于731部队。侵华战争期间，日军以731部队为中枢，以各地防疫给水部为末梢，在沦陷区构建了一个庞大的细菌部队体系，而731部队是其典型代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各地日本陆军医院或防疫给水部对被俘的八路军、新四军将士进行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据原日本军医竹内丰笔供，在日军华北方面军华北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他曾多次参与对八路军战士的细菌实验，有时一次实验的规模就达10余人。竹内的供词真实再现了日军的残暴与八路军战士的英勇不屈：

他们为了祖国解放的正义事业，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不幸为我等侵略者所俘虏。他们戴着手铐和脚镣，在刺刀和手枪的严密监视下，乘坐卡车来到了济南防疫给水部支部。消瘦苍白的面孔，突出的颧骨，蓬乱的头发和胡须，还有那又脏又破的衣服，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他们是如何同残酷的拷问和饥饿进行顽强斗争的。然而他们的目光是镇定和不可侵犯的，只有对明天的胜利拥有坚强信心的人才能具备如此的威信。而当时已彻底丧失人性的我，认为“这是为济南事件中殉难的日本人复仇”，便将这些英雄当作了豚鼠的代用品。

由此可见，不仅日军细菌部队，侵华日军其他各部队的军医也通过对被俘八路军、新四军战士进行人体试验，这说明以残酷的手段镇压共产党人，是侵华日军的常态。

（本文首发于《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21年第4期，原题《侵华日军731部队对共产党人的残害》，作者吕晶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副研究员，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王萌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