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观察｜“留守”不总是贬义词

近日，湖南女子学院胡桂香老师，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留守妻子的文章，引发围观。直观原因很简单，我们对留守老人、留守儿童耳熟能详，而对留守妻子这一概念，颇感新鲜。

对于留守妻子，胡老师给出的定义是，农村女孩结婚后，本来和丈夫一起去城市务工，但在生育（尤其二胎）后，不得不回到农村带孩子，处在一种留守状态。

关于留守时间，胡老师通过对湖南省沅江市草尾镇西村的调查发现，被访者中，最短的有1年，平均为2-3年，最长达8年。

与夫妻两地分居的地理区隔相伴的是，婆媳矛盾频繁，从外乡嫁过来的女子对夫家环境及文化适应难，人在乡村但心在城里，经济上严重依附于外面的丈夫，女性发展的自主性和自由发展的权利被剥夺，这些问题时刻萦绕在这些留守妻子们的心头。

但严格意义上的留守妻子，拥有更多的内涵与外延，而不止于返乡分娩及照顾幼童这一特定事件所引致。倘若这样相对狭义的解读，待到孩子大一点，她们则可以再次返城务工，摆脱留守的身份标签。

换言之，胡老师笔下的留守妻子，是一个周期性或暂时性的概念，但其实不然。

我的家乡位于鄂东南的一个偏远村庄，我们村有8户包含学龄儿童的家庭，其中2户子女随父母迁至大城市念书与生活，6户子女由妈妈照看，2户在镇上，4户在县城。

而6户家庭中的男性劳动力，没有一个选择在县域范围内发展。他们常年在武汉、深圳、温州、呼市等大城市务工。这6户家庭的妻子在2013年前无一例外地都伴夫进城务工。

2013年，1个妻子选择回家照顾孩子，陪伴一年的效果是孩子不再贪玩，学习成绩也从班上的倒数几名升至全年级第二名，这一度在村里被传为佳话。2016年，2位妻子也选择回家陪孩子；2018年，另外3位妻子加入了陪读妈妈的行列。

换言之，我们村以陪伴孩子学习与成长的留守妻子们，留守时间最长有9个年头，从孩子的学习与成长周期看，孩子从小学到进入大学之前，都需要母亲的陪伴。这样计算下来，就是12年，陪伴周期终结于孩子进城上大学。

其结果必然是，年轻夫妻被迫分居两地，由于乡村缺乏赚钱及发展机会，男人们只得背井离乡；为了培养好孩子，为了下一代相对较好的发展预期，女人们只得选择留守。

上述家庭内部人口分居两地的现象，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在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愈加严重、对子女教育愈加重视等情势下，80-90后的乡村女性人口选择离开城市，回归家乡，充当留守妻子或陪读妈妈，成为“逆城镇化”的主力军。

这算是新时代的“男主外、女主内”，为的是规避自己相对艰辛的命运在子女身上重演。

有何解决之道呢？我以为，可以从产业及教育两方面入手。

其一，发展在地性产业，让夫妻双方离土不离乡成为可能。改善投资与营商软硬环境，制定和落实各项产业扶持政策，发挥乡缘与亲缘关系的重要作用，吸引外来资本及产业落户，推进县、镇及村等产业园区建设，提供广阔的就业机会。

其二，落实人才战略，开展适合农民工就业的技能培训和新职业新业态培训，让更多传统农民成为能够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新型产业工人。

其三，振兴乡村教育，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力支撑。落实艰苦及边远地区学校公开招聘教师的倾斜政策，对县及以下教师开展职称评聘“定向评价、定向使用”工作，对中高级专业技术岗位实行总量控制，稳定乡村教师队伍。

另外，还可以通过对口帮扶、建分校、开展远程教学等形式，让城市优质教育资源走进乡村。

总之，“留守”不总是贬义词，乡村振兴背景下，尤其大量乡村面对空心化困局下，“留守”意味着有人，有人，乡村才有希望。（作者系广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