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校园的“政治正确”与“合众”、“多元”的隐忧

【编者按】

《美国的分裂：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思考》追溯了美国历史上的三次移民高潮和它们在美国引起的排外主义浪潮，审视了一个又一个多族群国家的经验教训，指出美利坚民族的经典形象——种族、财富、宗教和国籍被“大熔炉”同化——正在被赞美差异和放弃同化的观念所取代。作者小阿瑟·M.施莱辛格指出，多样性从一开始就是美国的标志，但是种族狂热的兴起可能会危害社会团结，使美国社会分裂到危险的程度。本文摘自该书，澎湃新闻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发布。

理查德·罗德里格斯指出：“那个以融合之梦开启的时代却以对同化进程的不屑一顾收场。”现在的时尚是尽可能引人注目地彰显自己的异域风姿，而不是像约翰·昆西·亚当斯曾经强调的那样全然抛弃外国特征，永不回溯。族群狂热已经扭转了美国历史的进程，造就了一个由少数族裔组成的国家——或者至少是少数族裔代言人组成的国家，比起融入社会、群策群力，他们更热衷于宣布自己与眼前这个压迫性的、白人的、家长制的、种族主义的、性别歧视的、阶级主义的社会格格不入。族群意识形态造成了这样一种错觉，即从属于某一族群是最为基本的美国生存之道。

然而大多数美国人还是坚持首先将自己视为独立的个体，依附于某个群体只是第二位或屈居末流的定位。少数族裔对他们的辉煌历史和当前对美国社会做出的贡献感到自豪不会引起什么事端，但将社会依照固定的族群进行划分则助长了所谓的受害者文化和敏感过激情绪的蔓延。与此同时，当少数人呼声高亢、立场鲜明地宣誓效忠于某个群体时，无论这个群体性质是种族的、性别的、宗教的，甚至是比较少见的政治的（如法西斯主义），都会对用来维系当下这个多元而又分裂的社会的、脆弱的国家认同纽带构成威胁。

目前一种负面情绪俨然已经笼罩了我国的高等学府，而质询和表达的自由在这里本该是最不受约束的，公民权也应该是最受尊重的。近年来，管理大学的差事可不是那么有趣，现在的大学生在排斥他人、骚扰、恶搞、谩骂伤人方面都显得肆意而又残忍。据此，少数族裔学生因为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往往身陷脆弱与恐惧之中，种族裂痕、污蔑、侮辱、诽谤给学校出了难题。密歇根大学的校园里出现了模仿联合黑人大学基金会口号的海报，上面写着“浪费思想是件可怕的事情——尤其是浪费在一个黑鬼身上”，与此同时，正派的白人学生纷纷参与到反对白人霸凌和暴力的抗议活动中来。

于是，校长和院长们开始扪心自问：保护言论自由和防止种族迫害究竟哪个更重要？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说，宪法体现了“思想自由原则，但并不意味着仅仅给予那些我们认同的思想以自由，而是说也给那些我们所痛恨的思想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那么设若我们所憎恶的思想与宪法所推崇的公平正义理念相背离又该如何呢？难道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谓的保护平等自由就此作罢吗？换言之，在言论和行为之间到底应该如何清晰划线？

人们对那些身陷困境的大学管理人员怀有一定的同情，他们正尽其所能，通过制定规章制度限制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言论，向少数派学生施以援手。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数据显示，截至1991年2月，已有一百多家机构这么做了。人们由是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不知如何照顾少数派学生的利益或一味追求息事宁人的学校管理者会接受学生当中的某些激进分子极力鼓吹的隔离方案，甚至为其提供资助。然而，肯尼斯·班·克拉克的评论发人深思，他表示：“迅速、慷慨地接受黑人分离主义的自由派白人必须想想自己这么做出于何种考虑，而不单纯是为了最低限度地寻求解脱。”事实情况是，尽管发人深思，但学校管理层还是倾向于鼓励种族和族群的校园集聚现象，恰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欧柏林学院，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所做的那样。迪内希·德·索萨（他本人是印度裔）指出：“上述学校的行为是最容易导致种族关系紧张的。”伯克利的社会学家特洛伊·达斯特研究表明，学生中的群体性分离主义与种族敌意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那些本来更愿意独善其身的温和派在霸凌之下不得不加入某个群体，群体致力于为他们提供平台的同时也带来了所谓的“我们—他们”排他情结。学校教员由此让步，端正意识形态的准则由此应运而生，其中心思想即任何有可能冒犯少数群体的话语都不能宣之于口（很显然，这意味着任何冒犯欧洲血统白人的话都可以随便说）。

史密斯学院学生事务办公室为那些“对自己受到压迫”不甚敏感的人特意发布了一份公告，逐一列出可能发生的压迫类型。下面是这份罪状清单里的几个例子：

体能歧视：当下健全者对残疾人的压迫。

异性恋主义：对异性恋以外的性取向的压迫，如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这种压迫可以通过不承认它们的存在来实现。

容貌歧视：以貌取人；自行建立判定是否美丽或有魅力的标准，进而通过刻板印象和以偏概全等对那些符合或不符合上述标准的人实施压迫。

诸位试想一下他们会在北安普顿开玩笑吗？

这些准则暗含着现在看来有些可笑的“政治正确”标准，它一开始只是约束学生不文明行为的手段，现在逐渐演化为控制课程教学和教师的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克拉克大学要求教授们做课程设计时说明“多元主义（少数族裔、女性等）的观点和思考如何被整合进课程之中且以何种方式体现出来”。一位哲学家拒绝回应这样的要求，质疑称，“如此一来，学校是不是还要让教授说明热爱祖国和回归家庭的价值观是如何被融入课程设置中的”。

哈佛大学两位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和斯蒂芬·特恩斯特伦开设了一门人口历史方面的课程——《美国众生相》，哈佛大学校报《哈佛深红》随即刊登了批评两位教授“缺乏种族敏感性”的文章，黑人学生甚至将个中不妥逐一列举，书面呈上。作为族群历史的倡导者、《哈佛美国族群百科全书》编者的特恩斯特伦竟然被指控有种族主义倾向，控诉如下：他使用“印第安人”称谓而不是“美洲原住民”；他还提到“东方”宗教，而这一形容词暗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之意；另外，贝林推荐阅读南方种植园主的日记，却没有推荐有关黑奴的叙事，如此种种，以单倍行距足足写满六张纸。

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想起乔·麦卡锡时代的右翼学生，他们常常出没于哈佛自由派教授（比如我）的教室里，希望从讲台上嗅到些许马克思主义的气息。最终特恩斯特伦决定放弃这门课程，这标志着政治正确的胜利。

那些敢于为自己的信念挺身而出的人往往最易招致诽谤。当前的众矢之的是纽约大学的黛安娜·拉维奇，她不仅是研究美国教育的一流历史学家、学校改革的开明倡导者，更是文化多元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她致力于理性、温和地澄清事实，坚持和解而不是激辩。或许她的女性身份让族群沙文主义者认为有机可乘，于是不择手段地恐吓她。尽管如此，她毫不退缩，仍坚持冷静而清晰地揭露族群中心主义的危险。

拉维奇不可饶恕的冒犯之举似乎在于她对“合众”与“多元”的隐忧——在她看来，历史应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曾经的凝聚力纽带如何促使我们形成一个国家整体而不是一些暴躁的、无依无靠的群体。因为到最后，在族群狂热视角下，共和并非一种促进个体团结的政体，却成了多种截然各异、不可侵犯的文化的简单聚合。当一个学生发送备忘录给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多样性教育委员会”提及她对“个体的深切尊重”时，学院某管理者回复她时专门给个体一词打上下划线，称“如今这是一个敏感词汇，会被很多人认为是种族主义者。主张个人凌驾于群体之上的论点，最终赋予了那些属于最大规模或主流群体的‘个体’以特权”。

当前对族群概念的神化事实上威胁着“维系社会凝聚力”的传统观念。多元文化的狂热推崇者拒绝接受对共同理想做出共同承诺这一霸权主义概念。可见这距离克雷夫科尔的“新民族”、托克维尔的“公民参与”、爱默生的“熔炉”、布赖斯的“惊人的溶解力”、默达尔的“美国信条”等论述已经偏离了多远。

然而，鉴于并非同根同源，当初使美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的，恰恰是对民主和人权理想的共同坚持，这些理想在实践中经常遭到违背，故而永远激励我们缩小实践和原则之间的差距。

很显然，对把我们凝聚成美国人的公民原则矢志不渝同对特定的宗教、族群、种族或性别团体忠诚不二（如果愿意的话）之间并不冲突。人们珍视自己的传统、仪式、组织、习俗、礼节、假日、游行、美食，这是美国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特质为我们的社会增添了丰富性和质感。

美利坚综合体具有不可避免的盎格鲁撒克逊色彩，但它早已不再是盎格鲁撒克逊统治的一种实践。共和国体现了超越族群、宗教和政治边界的理想。这可以说是在一段时间内相当成功的实验，为来自不同种族、宗教、语言和文化的人创造了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同。但是，只有美国人继续追随此目标，该实验才有可能不断取得成功。如果共和国现在与华盛顿曾经提出的“一个民族”的既定目标背道而驰，那它的未来将会如何？——民族共同体的瓦解？种族隔离？巴尔干化？还是部落化？

西奥多·罗斯福曾指出：“毫无疑问能置这个国家于死地、使之绝无可能作为一个国家整体继续维系下去的方法之一，就是放任它沦为诸多心存芥蒂的族群之间的角力场，或成为坚决保留本族特性的德裔美国人、爱尔兰裔美国人、法裔美国人、斯堪的纳维亚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之间错综复杂的缠斗所。”七十五年后，与罗斯福时代相比，族群数量只多不少，如此一来他当年的判断显得更有说服力了。但对罗斯福而言，现如今形形色色的多元文化理论家们的梦想堪称噩梦。如果他们的梦想得以实现，如果各个族群仅聚居在他们的“一亩三分地”内，以维持多样性的神圣之名把自己同社会其他部分隔离开，真的会铸造一个更为平等、和平、强大、统一且幸福的国度吗？

《美国的分裂：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思考》，[美]小阿瑟·M.施莱辛格著，王聪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