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原上海龙美术馆执行馆长、艺术策展人黄剑经过刘益谦出资为其“换肝赌命”后四个月，由于病情突然恶化，于2017年5月15日晚7时21分在上海中山医院辞世，享年仅46岁。今天是其家人与友人告别黄剑的日子，“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特首次刊发黄剑生前为邵琦画册出版并回顾在上海书画出版社十年间往事的文章。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在黄剑生前好友缅怀他之际，他也在另一个时空回顾着一生的友情。
2017年5月15日晚，上师大美术学院教授邵琦（右一）等友人在上海中山医院看望黄剑。
一
邵琦是在我进上海书画出版社的那一年调离的，但我们还是做了几个月的同事。记得那年秋天，我和汤哲明、张春记、李诗文、何鸿等新来的编辑被安排到朵云轩四楼布置书画社成立四十周年的出版成果展，主要是体力活。我们几个貌似很起劲地干着，进来一位不苟言笑的同志，对我们说：“我是邵琦，卢老师让我来帮你们布展。”说完，双手插在口袋里绕展厅兜了一圈，然后找个角落坐下，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过了一会儿，卢辅圣也来了，他对我们两天的劳动成果并不满意，开始亲自调整展品的摆放位置，我们跟在后面打下手，直到天黑才弄完，而邵琦早已不见了踪影。
2010年是上海书画出版社成立五十周年，十年前引进的“生力军”们也已先后离开：汤哲明去上海大学主持“中国书画研究中心”，张春记去了拍卖行，李诗文去负责一家私人画廊，何鸿去了中国美院教书，朱天曙去北京语言大学做了系主任⋯⋯我还在，现在也可以像当年的邵琦那样双手插在裤兜里看着新来的同事干体力活了。国营单位，只要你赖着不走，怎么的也能混个“资深”吧。
2010年，朵云轩110周年与上海书画出版社50周年时全体职工合影现如今，我为已是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的邵琦编辑他的个人画集，看着这些分量十足的作品，震惊之余，觉得惭愧。十年前在《朵云》杂志上看到过邵琦的画作，气格清新，但风骨未匀；今天面对他的数百张作品却觉得难以取舍，恨不能都选入画册。这十年，邵琦不仅巩固了学者的身份，而且俨然是成功并且成熟的画家，而我只不过用了十年的时间学会了怎样辨别一个好画家。
我忍不住会想：如果邵琦没有进书画出版社工作会怎样？如果他一直在书画出版社工作到今天又会怎样？
邵琦是我的学长，1985年就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那是一个才子扎堆的地方，上海新时期的小说家、诗人、评论家，有一多半毕业于20世纪80年代的华师大中文系。邵琦身上那股子至今仍未脱去的“愤青”或者说“文青”气质，想必就是来源于此。这也是我最觉亲切的气质：挥斥方遒，舍我其谁，疾恶如仇，好为人师。前几项不用多说了，好为人师本是“人之患”。邵琦喜欢在学校附近的餐馆和学生们喝酒，几杯“古越龙山”下肚，便开始了谆谆教导，直到喝完两瓶或是三瓶，话题关乎艺术、文学、哲学等等，总之都很不“现实”。如此“好为人师”，或许不无抒发“胸中逸气”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对青年一代抱有希望，总觉得在言必及利的当下，自己竭力维护的一脉斯文或许还有薪火相传的可能。一个人可以睥睨同侪，甚至藐视前辈，但如果对年轻人都没有真诚的教诲之心，或者只是津津乐道于生存手段之类，那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也就十分可疑了。
邵琦邵琦如果一直留在高校或去研究所之类的学术机构，也许会成为一名出众的文艺理论家。这我毫不怀疑，几年前我为他重新出版他的代表作《中国画文脉》时，我看到了他雄辩滔滔的逻辑思辨，也看到了他穷原竟委的学术修养，更难能可贵的是大处着眼又不人云亦云的独特视角，他完全具备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潜质。可是，在今天，哪有什么“公共知识分子”？我曾经喜欢的一位作家，早年的杂文犀利幽默，有大先生遗风，后来只能写写美食小吃、民国掌故，或是风花雪月之类，才情消磨，微言而无大义了。又或者邵琦凭着他学生时代对艺术的爱好，足以充当艺术评论家。今天有多少当年的作家、诗人转行搞艺术评论，用他们的生花妙笔赚取突然暴富的艺术家们慷慨的稿费，同时把爱好艺术的人民群众绕晕，仿佛只有他们才有懂艺术的资格。
黄剑（左一）与汤哲明（左二）谢定伟（右一）等座谈邵琦到了书画出版社，是幸还是不幸？从此他的文章大多围绕中国书画这样一个母题展开，施展不开且不必说，受众也被预先限定了；同时把原先的爱好转化成自觉的训练，一头扎进了笔墨的无底深渊，专业的追求必然有技术的门槛，手上功夫毕竟不同于头脑的体操。是大材小用，还是适得其所？抑或“文脉”的传承只有“心手双畅”才能体会深度的快感？
好像邵琦现在很自得于艺术史家和画家的身份，而我因为曾经也沾溉了一点“丽娃”雨露，骨子里总觉着只有文字才有直指人心的力度，雕章琢句虽然也是“壮夫不为”，但总比“雕虫篆刻”更有美感，掌握了一门手艺，便不再有“百无一用”的潇洒。虽然我懂得“画中有诗”的不易，却不免为那个可能的诗人惋惜。不过，与邵琦同学的那些我们在大学里无比崇拜的“后朦胧”诗人们早已不知所踪。画画画，尤其是画画纯正的中国画而能生存，并且生存得很有尊严，已经是够奢侈的了。
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书画出版社本身也是一个奢侈的存在，我有幸赶上了一个尾巴。
一个专业出版社能够成为国际公认的学术重镇，这无疑与主事者卢辅圣的苦心经营有关，但我想，如果没有“国营单位”或者叫“事业单位”的那种散漫的氛围，也不会有这么多人“混出来”。有性情有才情的人一起混，混着混着就开始偷偷用功，老者混成了权威，年轻人也混成了专家。
记得那时候早上一上班，刘小晴就用发箍把长发推向脑后，开始写小楷，他那提按迅疾的特殊笔法，看得人心惊胆颤，庄新兴在一旁故作高声地哈哈大笑，颇有点不以为然；江宏照例是八点半到班十点半就走的，赶得早可以听他侃侃，兴致好的时候也画一幅《春江帆影》之类，用自带的小砚台，画完之后砚台干净如洗；孙扬的办公室有一张桌子摊着作画的工具，随时画他的江南水乡，并不在意是“中国画”还是“风景画”；中午打牌的时候，戴小京、吴瓯夫妇并不打“对家”，声音最响的总是王中秀；扛着整箱宣纸来换字画的贩子总让周志高不胜其烦，他们老想多换一张；只闻其名的吴建贤从未见他来上过班，他的物品却长期占着我办公桌的抽屉；下午三点才来上班的沈培方，时常端着好茶来与我聊聊名表收藏；如果在走廊遇到茅子良，他会用半小时以上的时间，站在墙角告诉你怎么查到了某个画家的确切生卒年；卢辅圣布置完工作之后，总是言又欲止地站着，如要打破尴尬，我们必须先挑起话题，这时他无论是臧否人物还是点评现象，无不“首先、其次、与此同时、再与此同时”地条分缕析、鞭辟入里⋯⋯
江宏画作（局部）我们刚进社的时候，与行政人员同一楼层，为的是怕和“老同志”混在一起学坏。后来“老同志”们大多都走了，有去书协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的，有去画院做院长、副院长的，也有去大学做教授的，当然也有退休的。说起来都是“有影响”的人，但看起来并不“艺术”。十年来我早已习惯了就这么“混”着，甚至不能理解那些在国营单位认认真真的人，想必我也成了要带坏年轻人的提防对象了。追求艺术的方式越艺术，离艺术的本质往往越来越远，大张旗鼓做学问搞艺术的人，很可能是为了掩盖智力的低下，这是我十年来比较直接的收获。
上海书画出版社外景当然，画画是要用功的，偷偷苦练绝活，然后看似不经意地展露一下，方有出人意料的效果。一个男人拿一只小毛笔在纸上细涂慢描本身就不审美，如果有快感，那也是私密的，应该独自享受。艺术风格与艺人的气质禀赋固然有深层的关联，但是表现形式上与脾气个性反差越大越见悟性与学术追求。邵琦是豪气大方的，我很难想象他一根一根画那些密密麻麻的松针的样子，但看到整个画面的效果时，我又相信这是只有邵琦才能画出来的图式。我看到耿直粗放的汤哲明画那种“吃功夫”的宋人山水时，也有同样的感受。是否取法乎上、是否合乎法度、能否乐此不疲、能否可持续发展，这些对于在书画社混过几年且较为自觉的人来说都不是问题。既然饭碗前冠以“书画”二字，怎么着也能再加上个“家”字儿吧。至于成就之大小，就要看个人的造化了。
我不能肯定是不是书画社把邵琦“逼”成了一个画家，但是书画社的那个时代的特殊“语境”应该是邵琦画家生涯的助推剂，自然也包括这里的人和他们的艺术，比如卢辅圣化繁为简、古灵精怪的睿智画风，江宏那种细细画满又不惜泼彩遮盖的潇洒作派，都可以反复回味的。但这里并非是久留之地，不仅是因为“市场经济”和“企业化”让不能产生直接效益的学术积累显得很不合时宜，更重要的是，这里毕竟还是一个“生产单位”，虽然生产的是图书，但是也有着十分琐碎的活计，“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字斟句酌毫无美感且消磨意志。生活、工作琐碎了，艺术便不能细致、深入，看来邵琦是很清醒的，这也是他的自信和远见，所以他没有过于恋栈，尽管留下来也可以混得很好。
老一些的走了，去书协或画院的，可以继续享有国家对艺术家的爱护，还可以“扩大影响”。邵琦走了，去了高校，不知道这几年的教学是否增加了他对“中国画文脉”延续的信心，还是更加失望？可以肯定的是，他本人的学术和艺术都已枝繁叶茂、开花结果。
2016年8月，黄剑（左）与友人漆澜对奕现在，与我同来的也大都走了，为了实现事功，或是为了传播斯文，抑或兼而有之。“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一首叫《十年》的歌这样唱，问题是中国画这个怀抱我们还能逗留多久。邵琦无疑享受了“拥之入帐”的快乐，我为他的快乐而快乐，并把这种快乐印刷出来，给有能力分享的人。尽到编辑的本分，这是留下来的应该做的。
2017年5月9日，黄剑（右）挑选其所作书法赠漆澜，由于精力不济，钤印由漆代钤
四
邵琦要给这本画册取名，我想到了“只在此山中”五个字，他同意了。
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是一首国人太过熟悉的古诗，原本想着用它的每一句做小标题，写写邵琦的画。“松下问童子”为“问道”之初：本以为涉水登山，即可问道于高士，谁知见着的是懵懂的“童子”，却好歹也算是窥得门径，未入歧途；“言师采药去”为“悟道”之始：以“师”之道行仍需攀登“采药”，不知是渡己还是渡人，即便可以与“师”坐而论道，能得其壶中灵药么；“只在此山中”为“得道”之途：此山既是宝山，“隐者”、“童子”与我皆在山中，与其这山望着那山高，不如踏遍此山，饱览风光物态、四时美景，登顶之日便是俯瞰他山之时；“云深不知处”为“证道”之门：我知道我在何处，我也知道“隐者”在何处，“童子”不知道，畏惧山障云碍、不肯“入云深处”的人不知道，对于上得山来的探险者，我赠以灵芝，而对于那些不敢入山还自命不凡的人，则“有药也不给你吃”。
作为这本画册的编辑，我看到了邵琦的师友为他写的文章，我发现他们对邵琦和他的创作的解读已然面面俱到，我准备说的他们都说了，因此想象中的那篇《遇见隐者》不写也罢，何况构思得过于巧妙的文章，写出来往往不见得好。
另外，我读他们写邵琦的文字，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吾道不孤”的感觉。他们这么懂邵琦及其全力守护的“文脉”，我何必还要发“穷途之哭”的感慨呢，难道真是“阮籍猖狂”么？转念一想，只有守护者才能理解守护者的甘苦，而真正的守护者又能数出来几个？“世间好物不坚牢”，就像书画社“胜地不常，盛筵难再”一般，近年来我们目睹了多少学术机构和学者的堕落，装腔作势的“复兴国学”掩盖不住“兰亭已矣，梓泽丘墟”式的礼崩乐坏。况且中国画的守护者大多有着名士作派，我们不能指望“竹林七贤”去“澄清天下”。就像几年前我们几个人成立了“明当必集”，原本也是有点宏愿的，但很快就沦为不定期吃喝一顿的借口而已。好在发起人石建邦还想起张罗大家为邵琦出版画册出出力，也算是为“文脉”承继做了点实在的工作。
上海书画出版社，黄剑曾工作过的办公室其实，只要像邵琦这样对传统有悟性、有感情的人还在此山中攀登，哪怕是自得其乐地徜徉其间，也许中国画这一脉斯文就会不绝如缕。这样想就欣慰了许多。如果再想想，以邵琦的勤奋与定力，所谓“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十年后又会是怎样的成就？！这又叫人兴奋了。
如果十年后，我的见识跟得上邵琦的进步，我愿为之更给力地鼓吹。我和王彬以及赚到更多钱的石建邦愿协助他出版一巨册更精美的画集，无论书画出版社那时是否存在。
黄剑(右三）生前与友人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