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素恩 | 深闺女子和光棍

文/曼素恩 

当一户人家提亲，要打听可能成为未来儿媳的姑娘是个什么样的女孩时，邻居会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从没见过她。”那是一种对那个女孩的赞美。

宁老太太 

白日图奸，多在孤村旷野，邂逅相遇。……十五岁以下之幼女，或可强合。十六岁以上之少妇即难成。但妇女孤行无伴，多非贞节。

县令手册

在19世纪的中国，那些确保年轻女子贞节的严格界线和确保家庭荣誉的界线是一致的。正如宁老太太的描述所显示，这些界线在18世纪的法律和20世纪初的女子教养中显示得一样清晰。中国早期文献对于女子贞节观念的矛盾冲突的阐发很深刻，其中读者最广的一种即经典的崔莺莺的故事。

这个由唐代元稹（779—831）创作的故事简述如下：俊美的张生有恩于莺莺的母亲，后者安排莺莺和张生见面。莺莺芳龄十七，容貌美丽，张一见钟情，设法通过莺莺的丫鬟红娘去接近莺莺。红娘让张生写情诗去引诱莺莺。此举非常成功。莺莺在起初表示愤怒之后，逾墙到张生下榻处和他共眠。之后的一个月，张生每晚秘密到莺莺幽居的西厢房约会，共度良宵。然而张生后来离开莺莺，去了京城长安科考，并回绝了莺莺情意绵绵的信。他们的故事在长安广为流传, 有些渲染其色欲浪漫，有的则侧重张生冷酷寡情的一面。最终莺莺别嫁，张生另娶。

莺莺的故事充满着悔过、怨恨和怀恋。其中有仙灵般结合的激情描摹，也有女性可畏和污秽的强烈形象，还有愤恨和羞愧的倾泻。它被搬上舞台后有多种版本, 其中包括13世纪的《西厢记》。17世纪时，由《西厢记》的主题演化出大团圆结局的《牡丹亭》一剧，从《牡丹亭》又激发了丽莎西撰写出美国的一部畅销小说。

《中国现代史中的性别和性》一书（以下简称“本书”）第一章所分析的矛盾冲突，在《莺莺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深闺小姐和情欲间的冲突、女性对婚外性关系的羞耻感、独身男子追求心仪女性的决心、肉欲的强大力量和欲望满足时的极度愉悦, 以及父母、道德和高墙对炙热的情欲的无力控制。逾越张生和莺莺之间界线的中介丫鬟也是故事中的关键人物，正是红娘引诱莺莺的计策使得故事继续展开。

莺莺和张生的故事给读者提供了思考所有这些矛盾冲突的机会, 并对彼此冲突的各种欲望不可解决的本质有新的——也许是不容乐观的——认知。这个故事最早的版本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莺莺不是羞涩的少女——是她来到张生的卧榻，开始他们的性关系，尽管她很清楚这一行为的后果。而关于张生，这个故事说明的是，男子可以相对轻松地摆脱浪漫爱情的失败后果，并在新的关系中找到慰藉。

这是一个具有道德教训意味的故事，但其中表达的丰富复杂的情感赋予读者极大的想象空间。正如奚如谷和伊维德所分析的，从《莺莺传》发展而来的最早的剧本《西厢记》充分发挥了原作中富于情欲的语言和想象, 比如花园、圆月、花朵传递了优美的、可接近的、阴性的性的形象。

红色的花，特别是红牡丹花，象征着充血的女性性器官；肉体被比喻成白玉或“羊脂”, 男性性器官则是一件“玉物”；琴弦是阴蒂系褶的象征，而弹琴表达的是性高潮。我们不应当想象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女孩对世事一无所知。实际上，只要提及深闺便可让她们联想到莺莺的故事。很多类似莺莺的故事同时也表达了有力的信息：小说中理想的佳人有才有德，但也薄命。

这篇导言分析的是莺莺故事反映的中心冲突：一边是不可违背的历史规则把妇女封闭在家中，另一边是男性在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制中不断巡回。

19世纪中国的性别和社会性别制度是围绕着封闭女性建立的。把妇女封闭在家庭的那些界线界定了这个制度, 而帝国中每个男女的性和地位均由和这些界线间的关系来衡量。这些界线把值得尊重的人（即中国语汇中的 “良”）和所有其他的人区分开来。受人尊敬者，必须来自受人尊重的家庭。而一个家庭受人尊敬与否，是由这个家庭的妇女是否贞节决定的。

一个贞节女子，用前面引文中宁老太太话说，是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女子。我们可以用这个封闭妇女的模式做出一个19世纪社会等级的图形。占据社会等级中心的是闺秀 （深闺中的优秀女子）, 即上层社会的太太和已到婚龄的女儿们。她们过着远离大众视线的生活。所有其他受人尊敬人家的女性效仿她们，而那些没有效仿的女子，她们的社会地位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

中国社会的家庭建立在男性继承的基础上。那么，为什么封闭于深闺的女子成为性别和社会性别制度的中心？为什么在1911年中国的首次民族革命中，废除封闭女性的制度成为 “妇女问题” 的焦点？

研究这些问题时，本书关注的是长远性。也就是说，我们注重的不是女性地位的得失，或性别平等的进步或挫折的问题。我们注重的是在中国当代史中，尤其是从明清到现代国家的过渡时期，社会性别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问题。我们探讨的根本重点是，那些关系是如何在一个历史过程中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表达和相互妥协的。

从这些问题着手研究，可以使我们通过一种透视镜观察当代中国史。它可以使我们对于结束明清、建立民族国家所带来的社会和文化代价有新的思考。1906年废除的科举考试比让妇女进入学校学习和进入社会工作的那些政策更重要吗？为什么在后毛泽东时代，一胎政策从文化而言是合理的选择？在多大程度上关于性和社会性别操演的古典观念融入了当代的性别行为？

性和婚姻

19世纪的中国, 结婚育子、继承宗祧是对所有人的期望。然而能否成婚，则因性别和社会地位而定。女性几乎百分之百成婚，而从未结婚的男性可能高达百分之二十。

在受人尊敬的稍有财产的家庭，婚姻通常由父母安排。理想的状况是，儿子婚后和父母同住于联合家庭，包括他的妻子、已婚的兄弟以及所有的孩子。他的姐妹则嫁到别的宗系。

在婚姻市场上，富裕的父母们有很多优势。他们可以让孩子早些成婚，可以吸引理想的、能带来丰厚嫁妆的新娘，可以给女儿丰厚的嫁妆。他们还可以娶妾，特别是如果妻子没有生儿子的话。就像有一位学者所说：“有钱人家孩子多。” 

因此，富裕的家庭可以实现中国家庭的理想，即世代同堂。即使不怎么富裕的家庭也朝此目标奋斗。19世纪绝大部分的中国人一生中有一部分时间是在三世同堂的联合家庭中度过的。

结婚生子是社会期望，富裕的人比贫困的人更能实现这些期望，而妇女则比男子更能实现这些期望。妇女一生中早晚会成婚。即便有的女子做了几十年丫鬟或契约佣工也会结婚，因为婚姻市场对生育年龄女性的需求巨大，而富有之家可以用纳妾的办法增加生育成功性。

与此对比，大量男子终生未婚，因为他们娶不起新娘。能否娶妻是一个年轻男人生活机遇的决定性条件。每代人中，都有大量贫穷的男子至死娶不起妻子。无妻无子，人们称之为 “光棍”。定居的良民家庭看到他们害怕，政府则密切监视他们。他们被视为捣乱者、掠夺者，不受定居的家庭生活规则的束缚。

对新娘和妾的需求从不停止，而太平盛世时期的需求更高，因为父系制度需要男子继承，大多数夫妻有极强的生儿子的愿望。由此，存活下来的儿童的性别比例受到影响, 因为有的忽视女孩，有的溺婴，而贫困家庭或困难时期更是如此。其结果是婚姻市场紧缩，贫穷的男子被挤出市场。婚姻市场紧缩和放宽随王朝的盛衰和地方经济形势而变化。

因此，在我们所描述的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制度里，深闺小姐占据连续体的一端，无根漂游的年轻光棍占据另一端。她受道德教育，生活在诸多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关系之中；而他是流动无根的边缘人，他的存在对社会秩序产生威胁。

性和社会身份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性别和社会性别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但性对于社会身份的重要性仍然超出我们的想象。在明清时期，社会身份可以有多种方式衡量，而最主要的一点是把受尊敬的人（即“良民”）和称之为贱民的人加以区分。每户家庭在户籍登记上，必属其一。这条界线也用于婚姻市场。18世纪之前，贱民家的女子的性是开放的，她们或为娼妓或为歌伎，但不能嫁入良家为妻, 而男性贱民不准娶良家女子。贱民男子也不准接受教育——而受教育是提高社会身份的唯一重要途径。他们不能进入当地书院, 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绝大部分的平民家庭是“良民”家庭。他们是稳定的社区成员，男人从事士农工商之职。只有一小部分家庭在赋税登录册上被列在贱民名下。贱民家庭的男女成员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被视为下贱而背上污名, 这些职业包括衙门差役、艺人、妓女、歌伎、屠夫，以及某些地方性的群类。虽然男女贱民在良民社区提供必要的、有时甚至是很切身的服务 （比如女的为新娘做婚礼的准备，男的护送丧葬队伍），他们在住宅、衣着和强大的法律上被隔离于良民的社区之外。

在成千上万的良民家庭中，社会身份由地位、权力和劳动的复杂的平衡衡量，而地位、权力、身份的界定有男女之别。对于男性而言，脑力劳动者（学者精英）和体力劳动者（农民和工匠）截然分开。

男性的社会阶层和职业紧密相关，它将学者和官员即脑力劳动者置于首位，其余是农民 （或耕种者汉语中的 “农” 通常被译为peasant，我认为cultivator一词比较恰当。这是因为“农”所指包括自耕农、佃农以及雇工。“农”的中心意义是以种植农产品为根本的体力劳动者。）、匠人和商人，其次序依声望和受人尊敬的程度而定。

农耕者被认为比工匠和商人更受人尊敬，尽管他们更无声誉、权势，更不用说财富了。这是因为农耕是一种生产的劳动。农耕为人们带来食物，为国家带来税收。工匠通过摆弄原材料将之出卖来牟利, 而商人则从他人的劳动中赢利。他们在这个社会价值体系中被置于耕种者之后。

对妇女来说，她们的社会地位不仅由父亲、丈夫、儿子的职业（妇女可以因儿子的官职或对社区的贡献而被授予名号），而且由她们的性（sexuality）而定。而社会地位和性二者相互关联。决定妇女社会地位的基本区分线即是那条把良家的新娘、妻子与其他妇女区别开来的线，后者包括妾、婢、尼姑、道姑、歌伎和娼妓。给女儿找一个好婆家可以提高娘家的社会地位，因此，父母在养育女儿成为未来新娘时将这一点放在心上。

受人尊敬的新娘可以是受过教育的，也可以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但父母把女儿养育成婚姻市场的上等人选时，他们必须教她学会受人尊敬的 “女红” 技能，也就是说，她可以进行纺织绣花等在家内从事的用手操作的劳动。其他那些必须在家门外操作、和男性有接触，包括下地的劳动，则会影响到她成为婚姻市场上等人选的可能性。无论士农工商之家，显示社会地位的一大标记是他们把妇女深闭在家中，训练她们女红的技能，并给她们安排受人尊敬的婚嫁。

以上我们讨论的职业的尊卑等级中未提到士兵、和尚或道士。当兵在19世纪的中国人看来是最低等的职业，这一点由那句俗语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得知。19世纪的和平时期，部队（通常包括士兵的家属）驻扎在军事重镇和边防要地，和普通老百姓的社区隔开。

当暴乱发生或王朝崩溃之际，士兵和土匪一样，入侵平民家庭，闯入妇女居住的闺房。陷入围城的妇女在城池陷落时以自杀来保护她们自身和家庭的荣誉。那些逃出围城寻求在村子避难的则可能在途中受到袭击。不管她们采用何种方式，即使是身处闺房最深处的妇女，在乱世都有被暴露和面临羞辱的可能。

性和社会空间

在上层社会，性别隔离的规则从家庭内开始实行。成了婚的儿子和父母同住，理想的家庭数世同堂。这就需要安排空间，使得父亲和儿媳不会单独相处，长者的年轻的妾和性欲旺盛的儿子分开。同理，用餐并非家庭共用，而是分别男女。年长的妇女和佣人负责照应男性的饭桌。

违反性别规范只是令人忧虑的一个部分。同样重要的是教育女儿成为称职的新娘。在儿子、女儿均受教育的上层家庭，女孩在十二岁之前可以和她的兄弟或堂兄弟一起读书，那是他们唯一的来往场所。

进入青春期后，她被拉回到闺阁，即妇女归属之处。闺阁位于住宅的后部，和过道及前边厅堂里客人来往的情景和声响隔开。她一边可以在闺塾师或女性亲戚的指导下继续学习，一边练习缝纫、刺绣、弹琴，或学写简单的诗和书法，甚至学点水墨画。这个到内闺的过渡不仅和发育期同步，而且和婚嫁的考虑也同步，因为在上层社会，父母很早给女儿订婚。所以，刺绣不光是一种实用的技能或用来消磨时间的方式，而且是为结婚做准备——她开始做绣鞋和嫁妆的各种饰物。

如果说家庭空间的设计是为了防止——同时也是为了准备——男女之间性的互动，而封闭妇女则是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的话，那么在上层社会，养育女孩是准备她到了发育年龄后嫁到夫家，并且培养她的自身想象——想象她是那位已被选为自己未来丈夫的男孩的妻子。对未来丈夫的忠诚可以令有些女孩在未婚夫死亡时殉死。她们无法想象没有恰当的婚姻还有前途可言。为何年轻女子对自己的未来有如此不同一般的想法？要理解这点，我们得提醒自己，女儿和儿子与娘家的关系是不同的。宗族制度下父系继承的礼制认为，所有的妇女婚后成为夫家的成员，而不是娘家的成员。因此，女儿不入娘家家谱，死后在娘家的宗祠里没有牌位。而她在夫家的家谱和宗祠中占有礼制上的永久地位。

因此，很多父母在女孩出生后就给她定亲，经常订给好友年幼的儿子。有些良家父母因为担心无法体面地嫁女，尤其是因为出于嫁妆花费的考虑，而选择童养媳的办法嫁女，即未来的夫家把女婴或小女孩接进家门，当成自己的孩子一般抚养成人，一到方便成婚时让她和丈夫同睡一床。不论用何种方法成婚，结果是一样的：一生嫁一个丈夫，深居受人尊敬之家，肉和灵只属于一个父系家族。

如何维护家庭（与外界的）界线始终令人担忧。安全封闭在深闺的女子会不断得到某些妇女提供的上门服务——这些妇女的特别技能让她们有机会接触到良家女子。所谓的 “三姑六婆” 以及家内的丫鬟组成了出入界线内外的一群人, 他们威胁着由围墙护卫的内宅的安全，也威胁着被围在里面的良家女子的贞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从莺莺故事中的红娘可以看出，这群人可以跨越界定妇女是否受人尊敬的界线。她们可以和外面的世界联系，通报外部世界的信息，设法让深闺女子和外部世界接触。

性和社会流动性

由于封闭和隐蔽妇女的重要性，19世纪的社会网络基本是同性的网络，也就是说，男性大部分时间和男性在一起，女性大部分时间和女性在一起。妇女照管男女孩童和老人，不过，在受人尊敬的家庭里，这些照管的工作是在闺阁的范围里进行的。男女在公共场合混杂会遭人非议，妇女在街头行走，出入店铺、饭馆或者青楼区域，甚至进山烧香，都会受到批评或嘲笑，损害其贞节形象, 或被看成在做性的招徕。

因此，出现在封闭女性的家庭之外的空间，就成了婢女、女伶人、女店员、女小贩等低微社会地位的招牌。除了少数尼姑、道姑居住的尼庵、道观之外（这些地方是淫秽小说和下流玩笑的题材），大部分受人尊敬的妇女不从属于家庭以外的同性别的团体。没有慈善或其他社团接纳受尊敬的妇女为成员。

与此形成对比，家庭外的男性成员的会社和网络比比皆是。它们有各种形式，向各阶层开放, 对社会流动和个人生存至为重要。高踞社会阶层首位的社会关系是 “同学”，他们为科举而学习，在地方学校和书院就学，产生亲密情谊。这种情谊不光由共同的学习经历而产生，而且还源于对共同的老师的感恩。

科举制度把成功的男子从县选拔到州，从州选拔到省，从省选拔到社会流动阶梯的顶端——北京的进士考场。在每个层级，都会形成新的同学、老师和座师 （主考官）关系。同一年考取的另外还会形成一种“同年” 的关系。这些情谊伴随终生，成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一部分，使得社会精英们得以在庞大的官僚制度中巧妙运作。

对那些无法就学的人，其他类型的男性网络为他们提供安全、伙伴和支持。行会和同乡会组织给工匠和商人提供建立友情的机制，给旅行者提供生活空间和宗教生活的机会，提供伙食、住宿和友情。在这里，他们还可享受熟悉的本地话和家乡菜。如果不幸客死他乡，这些组织还提供无偿丧葬的服务。

农民可以是农作物看护、村镇护卫和寺庙管理等团体的成员，也可以是宗族的一员。这些社会网络把本社区的男子，甚至有时包括不同阶层的男子组织起来。退休官员或仕途困顿的文人学者经常为族人充当社区团体的领头人，或支持造庙修桥、疏通河道等公共服务工程。

那些沦为光棍的人，他们短暂而悲惨的人生或在路上或在海上度过，打短工，干苦力，比如做矿工、船夫或纤夫，或修堤坝，造城墙。秘密会社给他们提供友情和保护, 包括共同祭祀本行业的保护神和分享物质资源。秘密会社下抵社会最边缘分子，上达地方精英。他们和兄弟帮会的联系对于他们自身、他们的家庭和财产的安全至关重要。其他的更边缘的帮系，像海盗帮，使孤身男子得以在没有家庭和社区归属的情况下生存。那些使他们得以建立跨地区、语言、职业与亲属关系情谊的空间和中央政府的政治秩序的关系极其微弱，有时几乎是对抗性的。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正是试图把这种同性别的组织——秘密会社——发动起来组成革命同盟。秘密会社一直是民国政府头疼的问题，一直到1949年共产党胜利后秘密会社才被清除。

性和政府

家庭是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基于这一认识，明清政府以宣扬道德观念来巩固性别和社会性别制度 。这些道德观有两个中心：忠诚和贞节。忠诚指的是忠于王朝，是一种男性美德。父母培养孝子，孝子成为王朝忠实的臣民。孝敬顺从的儿子在父母生前奉养他们，父母死后祭祀他们, 以此显示对父母的尊敬。这样的儿子能成为理想的、驯服的朝廷臣民，即我们常听说的 “忠臣出孝子”。

妇女结婚时离开娘家，她所忠诚的对象转移到另一个父系家庭，因而需要另一种道德价值。这种妇德即贞节，它和男性的忠诚切合对应。每个受人尊敬的年轻女子从掉乳牙时就开始接受培养，使她未来始终忠诚于一个丈夫。人们会告诉她，“丈夫是你的天”。忠臣不事二主，节妇不嫁二夫。再嫁的寡妇受人蔑视，而年轻的寡妇至死不嫁，甚至以暴力抗拒再嫁，朝廷则会用银两和牌坊来旌表她们。

为了灌输这些道德观念，古代政府强调正面奖励和自觉遵从（给人民 “愉悦”）的重要性，而不用惩罚威逼的方式。在明清，通过父系家庭制度的宣扬和培植，这种治国之道成了一种精致的艺术。整个清代，政府认可的阐扬妇德的书籍图文并茂, 在各地广为发行流传。

私家出版和发行的家训族规与这些教化书籍同声相应。同时，政府不时地会禁止出版被认为有背妇德的淫乱书籍，尤其是那些有性描写的剧本和小说。满人治下的清政府审查尤其严厉，它用法律重新定义和惩罚某些性行为，并以此清除私人收藏的文学作品。

本文节选自《兰闺史踪：曼素恩明清与近代性别家庭研究》，为曼素恩教授《中国现代史中的社会性别和性》一书的导言（部分）。

/ 今日荐读 /

《兰闺史踪：曼素恩明清与近代性别家庭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1年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精选了美国中国妇女和性别史创始学者曼素恩教授论文十三篇，附录其弟子论文四篇。选录的论文以发表时间先后排列，涵盖了曼教授影响深远的学术生涯，主题包括妇女史和性别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精英妇女生活与写作（包括政治书写）、妇女贞节现象、性别制度与国家政策和经世论述、家庭婚姻、女性旅行、妇女劳动、城市家庭生活、性（sexuality），以及阳刚和阴柔的概念与社会实践。这些课题以明清为主，下达民国，兼及越南、东亚和南亚，或是新创，或从新的角度重审旧课题，建树了如何运用妇女和性别史的新视角拓展和加深中国史研究的样板。纵观本集的论文不但可以领略曼教授研究思想、方法和风格的端倪，也可见中国妇女和性别史领域发展的史迹。

作者简介：

曼素恩 (Susan L. Mann)， 教授，美国中国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研究奠基学者。

美国史学学会在2014年授予曼素恩教授“终生成就奖”，以表彰她对中国史学研究的重大贡献，指出“曼教授的精湛研究证明，当我们把妇女和性别放在历史考察的中心来研究，我们会改变对整个中国历史的看法”。

卢苇菁，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教授。

李国彤，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历史系教授。

王燕，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吴玉廉，密歇根州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