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外交风云中的公理与……强权

《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金光耀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2月版，652页，89.00元

一般看来，人物传记总是比较容易与“传记文学”联系起来，文学性总是比专业性、学科性更为突出。这当然是一种偏颇的看法。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写的《俾斯麦传记》成为畅销书，但是受到一批职业历史学家的批评，并在传记文学与历史学之间引起了一场争论，焦点之一是“历史传记”究竟是属于历史学还是文学，也涉及历史研究的专业性与公共性和传播学的冲突。威廉·蒙森列举了路德维希在《俾斯麦传》中的一系列常识错误，批评他没有引用内阁档案，也没有从整个历史与政治背景出发来认识俾斯麦。时至今日，传记学在当代国际历史学界已经被视为史学之下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这也表明了史学界对于撰写历史人物传记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传记首先是历史研究性质的，研究者的功力和识见决定了一部传记的成败。

也正因为如此，近日读金光耀教授的新著《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2 月），深感这是一部在外交史、国际法、海关史和政治史等学科交集的领域中高水平的、难得的历史人物传记。长期以来，作者在中国近现代外交史、民国史和当代史诸论域有专深研究，在二十多年前完成的《顾维钧传》收入“民国外交官丛书”出版（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现在这部是在旧版基础上重写，篇幅从二十万字扩展到四十万字。更重要的是在顾维钧与袁世凯称帝的关系、与北洋政治以及参与联合国的筹建等一系列重要议题上，作者均根据新史料和新研究进展全部改写或补充，可以说是迄今为止顾维钧研究中最全面、最出色的人物研究成果。

全书分十二章，按照传主生平言行事迹为叙事结构，以极为丰富、详细的外交档案、日记、回忆录、来往信函电文、媒体新闻等一手资料为依据，征引详赡，论述精审。在语言平实的叙事中把史料考证、意义诠释对某种复杂现象作出合乎历史语境逻辑的判断很好地结合起来，对传主的评价做到“不虚美、不隐恶”。由于顾维钧在巴黎和会的发言中取得的成功，使他容易在大众文化时潮中被塑造为某种概念符号，作者以他严谨的严谨和朴实的史笔使他从那种概念符号中还原出真实的光彩。作为外交史研究的门外读者，我在阅读过程中时而沿着作者的研究路径翻阅相关论著，在细心阅读中多有胜义络绎之感。

顾维钧研究在中国现代外交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无庸置疑。正如金光耀所指出的，“顾维钧的外交生涯经历了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各个时期，这在同辈外交官中是绝无仅有的。”（625页）“在同辈人中，他为中国外交服务时间最长。在外交舞台上，他有为中国以公理争强权的高光时刻，也有不少委曲求全的苦涩记忆。……巴黎和会上的发言和拒签和约以及旧金山会议上代表中国第一个签署联合国宪章，成为他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的永远印记。”（628页）日本学者川岛真肯定了以往的中国外交史研究很重视《顾维钧回忆录》，甚至认为存在着一种较强的“顾维钧外交史”语境，也指出当更多的外交档案和《颜惠庆日记》出版后应“谋求弱化顾维钧语境”。（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田建国译，北京大学出版2012年，64页）事实上，随着更多史料的发掘和更为多元的跨学科视角，顾维钧研究不仅不会被弱化，而且更会呈现其新的重要性。

从研究的学科来看，外交史只是顾维钧研究中的一个“显”领域，另外还有国际法、中国海关研究等领域也不可或缺。仅以后者为例，英国学者方德万（Hans van de Ven ）在关于中国海关的研究中对顾维钧就非常重视，认为他“将关税自主权、领事裁判权和对海关的控制权纳入中国的民族主义诉求”；甚至认为“顾维钧围绕着关税自主和外国人掌控海关等议题来建构一套历久不衰的论述，那就是近代中国是遭到外国侵略的受害者。然而，最后终究是国民党而不是顾维钧自己，从他的这种豪言壮语中获益”。（方德万《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姚永超、蔡维屏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7、262页）是耶非耶，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

从中国现代外交史本身来看顾维钧研究，也是必须具有多元视角和跨学科方法。以顾维钧一直为之努力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论，佐藤慎一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刘岳兵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一章“文明与万国公法”中就提出关于“不平等条约解除史”在外交史叙事之外的思想史叙事，认为要研究的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不平等条约。这个视角对于拓展在外交域内政之间的研究空间富有启发意义。荷兰学者冯客（Frank，D.）从现代中国接纳开放性和进入国际事务的历史进程和视角肯定了民国时期的外交成就，同时也高度评价了顾维钧；他还以外交部作为具有说服力的机构来论证民国许多制度有显著的连续性和自主性，以及在签署国际联盟发起的国际公约时，中国在亚洲通常处在最前沿的位置。后者的例子是中国在1922年就签署了《禁止贩卖妇女儿童国际公约》，当时亚洲只有中国和泰国签署。（冯客《简明中国现代史》，陈瑶译，九州出版社，2014年，74页）从现代外交史研究的多元视角和丰富议题来看，一部以人物事迹行状为中心的传记显然无法在研究上做到面面俱到或专深挖掘，但是在作者围绕传主而展开的论述中同样具有史与论的问题意识，需要细心阅读。

“公理”与“强权”无疑是这部顾维钧传记中的核心议题，全书围绕顾维钧毕生从事的外交事业和他的思想特征对这个中心议题作了极为丰富的论述和阐释，在此无法再一一展开，只能谈一点粗浅的想法。

据金观涛、刘青峰的概念史研究，“公理”的概念在1895年前多用于国际交涉中，既指普遍之理，也指公共之理，多为传教士所使用。“有公法师美纳爵等，所著之书论古时罗马律法与现在公法之相关，俱凭天然公理，并邦交之道。故此论内可言其大略，查公法有天然之公理，为各国交涉所不可不守，凡守公法之国彼此俱为平等。”（罗柏村[Robertson]著，傅兰雅、汪振声同译：“论古今公法之沿革”，《公法总论》[1880]）（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10年，495页）最早将“公理”引入士大夫政治语汇中的是在1895年甲午战败后的何启、胡礼垣、梁启超、康有为和宋恕等人，清廷于1901年推行新政、1905年宣布预备立宪，西方宪政和各种政治惯例被认为是公理，“当时‘公理’不仅是激进的海外留学生的口号，而且也是清廷立宪所依据的理论根据”。1908年章太炎曾以“神圣不可干者”形容“公理”被官方民间上下一致推崇。（同上，52页）应该说，顾维钧关于“公理”与“强权”的思想正是时代思潮的产物；金光耀在书中则详细论述了他在美国学习外交史和国际法的专业语境中的思想形成过程，并且深刻阐释其“以公理争强权”的思想内涵与实践成就。

1911年，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顾维钧在用中文刊行的《留美学生年报》发表《中国外交私议》一文，指出：“中国外交之所以败坏决裂而无可收拾者有三故焉。一曰无法理之思想，朝野上下不知法理为何物……二曰无统系之办法，部臣与疆吏异意，督抚与僚属殊方……三曰无胆识之外交家…始则延宕以避之，继则婉词以缓之。”然后谈到了“以公理争强权”的思想：“当今日之世虽曰有强权无公理，然国际交涉之时诚能以公理争强权，则强权者亦不能以一手掩天下之目，而抹杀公理也。”金光耀敏锐地指出，“‘以公理争强权’预示了国际法的学习对他此后处理外交事务的影响。”（34页）在全书的“结语”部分，作者对此有更集中和深刻的论述，因关乎理解和评价顾维钧的成就与思想，值得引述：“顾维钧写此文时强权政治仍主宰着世界，但几年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倡导公开外交、民族自决和集体安全。在顾维钧看来，这提出了‘对人类至关重要的问题’，正是他所期望的能与强权抗争的公理。1919年巴黎和会上，顾维钧代表中国的发言和最后拒签和约，就是身体力行地以公理争强权。然而，公理争强权并不一帆风顺。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违背自己的承诺，被中国舆论痛斥他口中的‘公理’是‘一文不值的空话’。强权虽一时占据上风，但顾维钧的言行挑战强权，彰显公理，赢得国内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尊重，并由此奠定他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地位。他坚信强权不能一手遮天。……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在国联讲坛上谴责日本侵略，进一步彰显公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他参与筹建联合国，终使公理压倒强权，中国也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顾维钧在世纪初就看准了20世纪上半叶国际关系变化的大势，投身外交后代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坚持以公理争强权，是顺应时代潮流并站在潮头的中国外交家。”（620-621页）在这里可以看到，顾维钧毕生的外交实践所体现的正是以公理为原则的理想精神和敢于争取以公理战胜强权的坚定信念和实践勇气，时至今日仍然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以公理争强权”，国力自然是“争”的基础。所谓弱国无外交，既是某种程度上的事实，但也有认识上的偏颇。“作为职业外交官，顾维钧对中国的国力有清醒的认识，在他从事外交的绝大部分时间中，是以弱国来定位中国的外交并采取相应策略的。”（622页）顾维钧深刻地指出：“国无强弱，皆有赖外交，惟其方法则不同。而弱国之外交，尤关重要。”（623页）他深知弱国外交之不易，因此更要小心谨慎，在重大交涉前要有充分准备，更要对谈判的目标有清晰和现实的分析，不应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不切实际的想法。金光耀在“结语”中也再次强调了顾维钧对于外交的专业性以及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人民外交”的看法：顾维钧将外交看成是由外交官从事的专业工作，反对民族主义兴起后出现的“人民外交”（这是《顾维钧回忆录》中的用法，当时人和学界通常用“国民外交”一词）；作者引述了《顾维钧回忆录》中的原话是“在中国，自从五四运动，‘人民外交’的口号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人民外交’总是以百分之百成功为口号，是永远成功不了的。”（627页）可以说，不因弱国而放弃外交博弈，对不切实际的外交口号保持警惕和不受其影响，坚持在外交的专业性、外交官的专业素质等方面培养外交队伍，都是坚信能够“以公理争强权”的基本保证。

金光耀指出，“北京政府时期，中国在与各大国的关系中，与苏维埃俄国的关系十分特殊。”（185页）作为“北洋外交的主角”的顾维钧对于最后“解决中俄悬案”起了决定性作用，其过程充分体现了顾维均在种种压力之下坚持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及民族利益的原则和谋略，也是其“以公理争强权”的思想在极为困难的历史语境中的顽强体现。

……

1946年6月，顾维钧受蒋介石委以重任，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为国民党尽心竭力争取美援。金光耀认为：“在对国民党统治表示不满的同时还继续追随国民党，主要原因在于顾维钧对国民党的对手共产党的看法。如前所述，在赴华盛顿上任时，顾维钧已认识到国共之间不可能通过政治途径达成妥协，国共问题也不仅仅是国内问题，他原先所持的超然中立的态度因此发生了变化。随着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进军并将它的各项政策在各地付诸实施，既受中国传统思想熏陶又接受了西方教育的顾维钧，对共产党及其意识形态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对立感。……这一看法与当时冷战正酣的国际局势完全合拍，而顾维钧又恰身处反共意识强烈的美国，自然会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苏联全球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522页）这是很客观的分析。1948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宣布了一批国民党战犯。在四十三人的名单上顾维钧在榜上名列第二十二位，排在宋美龄、阎锡山等人之前。在这份战犯名单中，顾维钧是唯一的驻外大使，更是唯一在1928年北京政府垮台后被国民政府也通缉过的人。顾维钧被宣布为战犯，显然是因为他在国共内战中竭尽全力为国民党争取美援。在正进行战略决战的国共之间，顾维钧就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余地了。（522-523页）值得一提的后事是，1972年毛泽东指示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章含之去看望顾维钧，但是顾维钧只知道是故人章士钊之女来访。

金光耀在多年前曾经编辑、出版过顾维钧的画传，对于图像史料的收集和考证下过很大功夫，在这部《顾维钧传》中也同样重视历史照片的史料价值，对图像的考证和在历史语境中的意义作了出色的解读与阐释。该书插图页的第一张照片是顾维钧手扶自行车在照相馆拍的，“20世纪初，即使在上海的租界内，自行车也是一件奢侈品。……照片中的顾维钧留着当时中国人都有的辫子，穿着长衫，左手夹着一顶中式礼帽，脚穿一双布鞋。留辫子的少年手扶新潮的自行车，十分形象地反映了生在传统社会的顾维钧对新事物、新风尚的追求。”（第9页）另有一张照片，顾维钧头戴西式宽边礼帽，身穿深色西服，白衬衫上映着花格领结，脚穿一双白皮鞋。这几张照片都有“宝记Pow Kee”的馆铭。“宝记”是晚清民初公共租界内最有名的照相馆，去“宝记”拍照是上海滩富商和文人的时尚。“这显示出租界生活对顾维钧的另一层重要影响，即西方文化对一个十多岁少年的示范效应，以及由此导致的他对西方文化的向往和接受。在租界和教会学校的氛围中，这种对西方文化的向往与民族主义意识同时进入顾维钧的心中，交汇融合，形成一种能够包容外部世界的民族主义意识。这在顾维钧年少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成为不会褪去的底色。”（同上）图像证史，在此处的意义是否明显。另一个例子则事关顾维钧的私人生活。顾维钧任驻法公使期间，他与太太黄蕙兰的婚姻出现了问题。1934年回国述职时，顾维钧与他后来的太太严幼韵有密切来往。张学良是顾、严这段来往的直接见证人，1990年他对帮助顾维钧整理回忆录的唐德刚讲过。作者在此期的照片中发现了可以为张学良的口述作证的证据。有一张照片是1936年初顾维钧回法国前在上海与朋友聚会时拍的合影，顾维钧与黄蕙兰作为主人坐在前排正中，严幼韵紧站在顾维钧的背后，而严的丈夫杨光泩远远地站在第五排即最后一排的边上。后来在巴黎，在顾维钧参加外交活动的照片上，也有几张可看到严幼韵在场。（594页）这个例子的意义在于，顾维钧一生有过四次婚姻，作为名人的八卦传闻无可避免，作者在这部传记中谈到婚姻生活时仍以史家的严谨处理口述史料，所谓“有图为证”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