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德|唐末“广州事件”面面观

厦门大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陆建德

2022-03-08 10:2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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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件的描述总是因观察角度而异,且以唐末黄巢在广州的一次残暴行动为例。
海上丝绸之路大约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唐代的广州曾是这条贸易线的枢纽,蕃舶凑集,货物纷华,城中还有蕃商居住“蕃坊”,旺季人口稠密。船来船往,完全依赖印度洋上风向相反的夏季季风和冬季季风。“当时航行南洋之中国船,构造设备均佳。但不论中船外船,航行必藉顺风。大约自南海来华,多在旧历四月末至五六月西南风起之际。十月末至十二月东北风发时,则自华出海。故各埠蕃坊,每年五月至十月约半年间,为最繁盛之期。”(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菁译订,中华书局,1954年,51页)美国汉学家薛爱华在他的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1963)第一章展开了色彩斑驳的海上丝绸之路画卷。但是,以广州为东方中心的国际贸易也因唐末内战受到沉重打击:“僖宗乾符六年(879),农民起义军首领黄巢率部掠夺了广州,他们屠杀外国人,并且摧毁了养蚕的桑园(唐朝的主要出口产品就是依靠蚕来生产的),这样就导致了广州的财富及其显赫地位的大幅度下降。尽管在九世纪末,广州又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恢复时期,但它以往的重要地位却再也没有能够完全恢复。”(《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吴玉贵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67页。不必查核原文,就可以断定“农民起义军”的译法是不很妥当的。中文里的“起义”一词含有天然正当性,参与者的行动也不容否定,“掠夺”即“劫富济贫”,“屠杀”就是“消灭”。)这次浩劫就是本文题目中说的“广州事件”。
如果没有阿拉伯商人写于九世纪中叶到十世纪初的《中国印度见闻录》(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纳忠校,中华书局,1983年,此书根据法国学者索瓦杰的法文译本译出,中译本第二卷从藤本胜次日译本转译),这次事件就湮灭了。中译者在“前言”中说,阿拉伯作家关于中国的著述基本上都得自传闻,“本书却是根据曾旅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的亲身见闻记录而写成的,文辞朴实无华,翔实可靠,是古代中外交通史上重要文献之一”;而且,“本世纪初,我国学者如张星烺等就曾多次提到此书,在他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书中,还曾摘译此书若干章节。三十年代,本书有刘半农父女合译的《苏莱曼东游记》(据费琅法译本译出)”(《中国印度见闻录》,第3页,这一版本的法译者是J. 索瓦杰,较刘半农、刘小蕙父女使用的费琅法译本更为可靠,《苏莱曼东游记》1937年由中华书局首次出版,蔡元培题签,译文1927年开始在《语丝》周刊和《地学杂志》发表)《中国印度见闻录》

《中国印度见闻录》

《苏莱曼东游记》

《苏莱曼东游记》

在《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起首第二段,“尸罗夫港的阿布·赛义德·哈桑”说道:
自从“此书”撰成以后,世变日亟,尤其是中国的情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由于事变频仍,开往中国的航船已经绝迹;在中国的国土上,田园荒芜,秩序荡然,国势也逐渐衰落了。……中国的情形,以曾经在那里主宰一切的王法和正义为发端,全都变样了;从尸罗夫港到中国的航运也中断了,这些都是起因于下述事件。
在中国,出了一个名叫黄巢的人物,他不是皇族出身,而是从民间崛起的。此人初时以狡诈多谋、仗义疏财闻名于世,后来便抢夺兵器,打家劫舍。歹徒们追随如流,集结在他的周围。他的势力终于壮大,人马日益增多。于是,他的野心膨胀起来了。在众多的中国城市中,他开始向广府(Khanfu,广州)进发。这是阿拉伯商人荟萃的城市,从海边走去,还有几天的路程。广府位于一条大河之畔,河水是淡水。
广府居民起来抵抗黄巢,他便把他们困在城内,攻打了好些时日。这个事件发生在回历264年。最后,他终于得胜,攻破城池,屠杀居民。据熟悉中国情形的人说,不计罹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这四种宗教徒的死亡人数所以能知道得这样确凿,那是因为中国人按他们的人(头)数课税的缘故。
黄巢还把那里的桑树和其他树木全都砍光了。我们特意提起桑树,是因为中国人用桑树的叶子喂蚕,一直喂到蚕把自己包裹起来(藏在茧中)为止。因此,这一事件,就是阿拉伯各国失去货源,特别是失去丝绸的原因。
他洗劫广府以后,又接二连三地捣毁其他城市,中国皇帝已经仓皇失措了。不久,他竟打到京畿,直逼名叫胡姆丹(Khumdan,长安)的京城。皇帝只得舍弃京师,逃到邻近西藏边境的穆祖(Mudhu,成都),在那里设置了行宫。这样,叛党的天下不仅得以继续保持,而且势力越来越大。
(《中国印度见闻录》,95-97页,尸罗夫是中世纪波斯湾著名港口)
比较刘半农、刘小蕙译文:
在中国捣乱秩序与正理,而且使[中国与][波斯海湾的]西拉夫埠间的海洋关系断绝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发现一个叛贼,他的名字叫做黄巢。他开始时所用的是诡计与假恩惠,后来就从事于武装的攻击,使[人物与财产]都受到损害。他先把他近旁的官员们都毁了,后来他的势力日见增进。他的接济也日渐扩大了。他把预备工作做完以后,就向汉府(Hanfu,即广州)进发,这是中国的一个城,是阿拉伯商人的汇集处。从汉府到海,就步行说,还有几天的路程;其城建于一条没水的大河的旁边。汉府人不愿意黄巢进城,黄巢就把城池围困起来,围困的时间很久,其年乃回历二六四年(即公元八七八年)也。后来城破了,城里的居民悉被杀害。据熟悉这件事的人说,当时在城里做买卖而被杀死的回教徒、犹太教徒、耶教徒和马士德教徒(Mazdeens),共有十二万人,中国人还不算在内。此四种教徒的数目之所以能于确定,是因为中国政府对于外国人要按人口征税的原故。黄巢把桑树和别种树一起砍去。我们所以要特别提出这桑树,为的是中国人用桑树的叶子喂蚕,直喂到蚕自己藏入茧子的时候为止。桑树既已砍去,中国对外的尤其是对阿拉伯的丝绸出口事业,就跟着完了。
黄巢毁坏了汉府以后,继续着把所有的城一个一个的毁坏。当黄巢进攻京城的时候,中国王就匆匆忙忙地逃走了。这京城的名字叫作户姆丹(Humdan,即西安)。中国王从户姆丹逃到与西藏相近处的一个城,叫做马都(Madu,即成都),就在那里住下。
乱事继续着,乱党的势力日渐扩大。黄巢的意志,和他所预定的计划,是要毁坏各城,而且屠杀城中的百姓,因为他自己并不是王族中人,而他又很热烈的要攫取权力。后来他的计划居然实现了;他做了中国的王,直到现在我们写这部书的时候。
(《苏莱曼东游记》,华文出版社,2015年,58-60页)
回历264年即唐僖宗乾符五年(878),比新旧唐书所载广州陷落早一年,桑原骘藏断定阿拉伯史料记载的年份更为准确,似可商(详见《中国印度见闻录》相关注释,139-140页)。引文第二段中“此人初时以狡诈多谋、仗义疏财闻名于世”道出了江湖上的成功秘诀,不过中文“狡诈多谋、仗义疏财”的负、正搭配不大符合惯用法。刘半农父女的译文是“他开始时所用的是诡计与假恩惠”,与原文的用意更接近。宋江“仗义疏财”,意在扩张势力,收买人心,背后是算计,而非仁爱。他那用不完的银子就是“假恩惠”。
近些年来,已有学者从唐代广州本地人口、海港停泊商船数量和“蕃坊”的面积等方面论证寄居城中经商的外国人不可能达到十二万之多,“广州事件”即使确有其事,受害者肯定低于此数。但是我国史学界一般也不回避“广州事件”,镇江学者陈裕菁(陈裕菁的生平事迹见李军《陈氏译订〈蒲寿庚考〉书后——陈裕菁与〈禅那室日记〉》,载《书品》2012年第二期,44-51页)近百年前翻译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29年印行,1954年、2009年再版),参稽考订,详加辑补,在第一章注五的译者按语里以《中国印度见闻录》所述“广州事件”中的受害者人数、民居特点证明Khanfu即广州。阿拉伯商人叙述的可靠性也在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编《古代中国与阿剌伯之交通》得到认可。郑天挺在四五十年代的北大、西南联大和南开讲授“隋唐五代史”课程,他的1952年备课卡片中有这么一条:“唐代海外贸易以南洋、印度、锡兰、大秦、波斯、大食为主。贸易中心以交州、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扬州为主。唐政府设提举市舶使监督税收及贸易,后多以宦官主之,并以之监视岭南节度使等官吏,权势甚大。自广德元年(763)广州市舶使吕太一叛乱,市舶使权遂移于地方官吏节度使、观察史之手。交易商品以香料、生药、象牙、犀角、珍珠、玳瑁为多。安史乱后,南海贸易稍衰,未几复盛。黄巢起义。杀广州外国商人十二万人,阿剌伯商人商业遂衰。”(郑天挺:《隋唐五代史讲义》,王力平等整理,中华书局,2011年,145页)“黄巢起义”

“黄巢起义”

此时“农民起义”的话语正在迅速形成,几种后出的通史影响较大,都避而不谈黄巢乱军在广州的作为。周谷城的《中国通史》(1957)只列出黄巢起事后攻占路线,广州仅是诸多地名之一(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8页)。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初版1965年)第二册“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部分提及黄巢如何突入江西,经宣、歙抵达浙东,再进入福建。“乾符六年(879),起义军的主力出现在岭南,占领了广州。黄巢在广州发布文告,指斥唐朝宦官专权,纲纪败坏,铨贡失才;提出‘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的主张。他并且宣布就要北上攻打长安。”(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215-216页。《旧唐书》卷二百下:“巢之起也,人士从而附之。或巢驰檄四方,章奏论列,皆指目朝政之弊,盖士不逞者之辞也。”《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下:“巢见诏大诟,急攻广州,执李迢,自号‘义军都统’,露表告将入关,因诋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皆当时极敝。”)“广州事件”在这套大学教材中是缺席的,但是编撰者在讲述“唐代文化与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时又写道:
海上交通的主要路线是从广州通向越南、印度尼西亚、锡兰、伊朗和阿拉伯。唐朝中叶,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代宗时,每年来广州的各国船只达到四千余艘。唐朝末年,泉州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唐的商船也远航马来半岛、阿曼湾和波斯湾一带。(《中国史纲要》,251页)
引号标出的文字取自记述鉴真东渡事迹的《唐大和上东征传》。编撰者没有解释,为什么在唐朝末年泉州港口日益重要——因为广州的外贸突遭致命打击。
黄巢攻陷广州后再北伐,这段历史在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1962)中如此反映:“乾符六年(公元879年)二月,义军循今福建泉州、漳州、广东潮州、梅江地区,胜利夺占了南方重镇广州,生俘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义军随即向西扩展,占有了桂州。……黄巢占领广州后,一度想据有岭表。但是,广大义军群众要求北上‘以图大事’,把反对唐王朝的斗争进行到底。”(《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346-347页)隋唐时期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国史稿》记述颇详:“阿拉伯商人和旅行家开始远游东方,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们也记载了从波斯湾到中国的海路,而广州就是他们东航的终点站。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他的《印度、中国行记》中留下对中国的有趣记述。”(《中国史稿》,507-508页)《中国史稿》和《中国史纲要》一样,对“广州事件”只字不提,所不同的是介绍了阿拉伯商人苏莱曼这本书(书名与刘半农父女译本不同),给有心人留下线索。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完成于1965年,四年后他就去世了。这套书1978年再版时更名《中国通史》,书中揭示了私盐利益集团与中央政府的矛盾:
王仙芝、黄巢都曾贩卖私盐。唐末割据者如王建、钱镠以及吴国权臣徐温,也都是贩卖私盐出身,私盐与这些人有关系,并不是偶然的。唐玄宗时,盐价每斗十钱,每斗一百一十钱,盐利成为朝廷重要的收入。盐是生活必需品,即使价贵,贫民总得购买一些。刘晏以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因之专在盐利上想法,逐年增加税收,从每岁收入四十万缗开始,到唐代宗大历末年,每岁竟增至六百余万缗。朝廷岁入,盐利占半数。宫廷费用,诸军饷需,百官禄俸,都靠盐利来支付。唐朝对盐利的重视,可以想见。唐德宗时,盐价每斗增至三百七十钱,盐商贩卖官盐,有时比官价高一倍,用一升盐换取谷数斗,贫民只好淡食。自唐德宗时起,朝廷规定各种苛法,派出大批官吏,查禁私盐,凡卖私盐一石以上,处以死刑,一斗以上,处以杖刑。私刮碱土一斗,等于卖私盐一升,也要处罚。朝廷出卖官盐,豪强出卖私盐,都是大利所在,双方斗争非常剧烈。凡是贩卖私盐的人,必须结交一批伙伴,合力行动,又必须有计谋和勇力,足以对抗盐官。贩私盐的规模愈大,这些条件也愈益具备。黄巢就是这样一个贩私盐者,一旦与起义民众结合,就成为有能力的首领。(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408页,这个版本的《中国通史》共十册,前四册为范文澜著,后六册由蔡美彪主持编写)
这段非常难得的叙述让读者意识到,朝廷针对私盐制定苛法,也有其维护贫民用盐权利的一面,而私盐贩子黄巢实为称雄一方的强豪。即便是相对廉价的官盐,没有可靠的销售途径,还是要被盐商转手获利。“盐商贩卖官盐,有时比官价高一倍,用一升盐换取谷数斗,贫民只好淡食。”正因为国家统治程度低下,才会出现朝廷无法应对盐商投机。在这一册《中国通史》,范文澜述及唐后期的钱镠时称他早期“从来不爱生产劳动,专以贩私盐和掠夺为业”,后在董昌土团中当偏将:“八七八年,王仙芝余部曹师雄攻浙西,唐杭州刺史募各县士兵,成立杭州八都,使董昌为八都长。八七九年,黄巢军经过临安,钱镠用诡计骗黄巢军,临安不曾被攻。这算是有功。”(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401页)最后这五个字,不仅仅是指钱镠为自己的升迁创造了有利条件。范文澜是杭州安定学堂(现在的杭七中)的毕业生,料应去过西湖边的钱王祠,如果他内心庆幸临安逃过一场劫难,也不难理解。至于“广州事件”,《中国通史》非但采用了《中国印度见闻录》里的记录,还将黄巢所杀人数的上限提高。评价、解释这次事件的语言有点想象不到:
据阿拉伯人记载,黄巢在广州杀回教徒、犹太人、基督徒、祅教徒,为数达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广州是外国商人和教徒的集中地,商人贩卖珍宝等奢侈品,供唐统治阶级享用,是中国民众的间接剥削者,又勾结唐官府,依势放高利贷,是中国民众的直接剥削者;黄巢军中有“逢儒则肉师必覆”的传说,意思是杀儒生,战争一定要失败。黄巢出身不第进士,可能以儒生自命,看其他宗教是异端,而且教徒多兼商人,是明显的剥削者。黄巢杀商人和教徒,自有他的理由,但广州未必有如此大量的外国人,如果真有这样多的人,民众受害更大,那末,黄巢的理由也就更充足了。(同前,415页。“广州事件”中被杀的外国商人、教徒“为数达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与《中国印度见闻录》有出入。这一估算的数字来自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30]中《古代中国与阿剌伯之交通》第130页。见张泽咸编:《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674页。二十万的数字最初出现于马斯迪欧的《金草原》[即马苏第的《黄金草原》,已有耿昇译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见《中国印度见闻录》, 140页。)
史学界五十年代初以来就采用了阶级的观念来统领“广州事件”的叙述,这段文字是比较代表性的。七十年代后期,唐史专家胡如雷延续了这一说法。《唐末农民战争》有一小节题为“广州之役”,作者讳言“广州事件”,却强调黄巢在广州“求节钺”,只是变通之计,绝非动摇和乞降(胡如雷:《唐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79年,104-105页)。但是在书的最后一章总结长期惨烈内战的所谓“历史推动作用”时,作者将商人定性为“剥削阶级”,在经济上予以打击反而是必要的:“农民战争对转运奢侈品的大商人,尤其是波斯、大食等蕃商的打击特别沉重。据阿布赛德哈散的记录,在唐末农民大起义期间,阿拉伯与中国的贸易已‘完全停滞’,外国商人靠经营中外贸易为生而‘至此破产者,所见皆是也’。”以致到了五代十国,“蕃商和国内巨贾贩卖奢侈品的活动大为削弱,有利于抑制统治阶级的奢靡浪掷,声色狗马,自然间接有利于劳动人民发展生产”(《唐末农民战争》,191-192页,引文中的“阿布赛德哈散”就是《中国印度见闻录》卷二的叙述者“尸罗夫港的阿布·赛义德·哈桑”,作者材料来源也是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其实范文澜和胡如雷笔下的“民众”和“劳动人民”从事各行各业,无人不是商品的制造和使用者。懋迁有无,双方受益。阿拉伯商船满载而来,也期望满载而归,他们在居留广州期间必定会采购大量货物(也算是阿拉伯市场的“奢侈品”),很多中国人从互市中获利。黄巢大规模砍伐桑树,意在断绝广东丝绸织造的产业链和从业者的生路,受害者主要是当地人,包括普通百姓。再说,《中国印度见闻录》第十三条还有关于华舶远航波斯湾做生意的记载,假如丝绸业暂时凋敝,华商可出口的货物就少了一大宗。“广州事件”对丝绸之路的伤害是无法套用阶级的观念来抹平甚至美化的。
除了“锦缎和丝绸”,《中国印度见闻录》还提到陶器:
他们拥有黄金、白银、珍珠、锦缎和丝绸。尽管这一切极为丰富,但仅仅是商品,而铜钱则是货币。人们给他们贩来象牙、香料、铜锭、海贝(乌龟贝壳)以及前面提到的犀牛。……他们有精美的陶器,其中陶碗晶莹得如同玻璃杯一样:尽管是陶碗,但隔着碗可以看得见碗里的水。(《中国印度见闻录》,15页,伯希和曾指出这是“西方关于瓷器的头一次描绘”,中国的陶瓷、瓷器在黑衣大食时代就流行于伊斯兰世界,转引自《中国印度见闻录》注释,69-70页。)
显然陶器也是阿拉伯人喜爱的商品。1998年,公元九世纪的阿拉伯商船黑石号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Billiton)海域被发现,沉船满载唐朝货物,有金银器皿、调味品陶器和瓷器(包括长沙窑在内的著名窑址产品)等各种文物六万余件。唐代广州是南北方陶瓷产品的集散地,从广州出发远销阿拉伯世界。2020年9月15日至2021年1月10日,上海博物馆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在上博联合举办“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稍后(2021年1月26日至5月5日)广州南越宫博物馆举办“泛海凌波——九世纪以广府为中心的贸易陶瓷专展”,展品中有六十八件(套)“黑石号”(Batu Hitam)出水文物。两次展览的展品都是以陶瓷产品为主,可见“广州事件”势必也伤及国内多处窑口的出口阿拉伯生意。以往唐末农民战争的研究者把商人列入“剥削阶级”,强调对富商巨贾采取革命行动也是势所必然的。但是丝绸和陶瓷的生产者也是劳动人民,没有人经营他们的产品,他们将何以为生?
那么,为什么黄巢要对丝绸之路上东方最大的港口广州下此毒手?《旧唐书》卷二百下有这段文字:
[黄巢]寻南陷湖、湘,遂据交、广。讬越州观察使崔璆奏乞天平军节度,朝议不允。又乞除官,时宰臣郑畋与枢密使杨复恭奏,欲请授同正员将军,卢携驳其议,请授率府率,如其不受,请以高骈讨之。及巢见诏,大诟执政,又自表乞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亦不允。然巢以士众乌合,欲据南海之地,永为窠穴,坐邀朝命。是岁自春及夏,其众大疫,死者十三四。众劝请北归,以图大利。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下的叙述大致相同:
巢陷桂管,进寇广州,诒节度使李迢书,求表为天平节度,又胁崔璆言于朝,宰相郑畋欲许之,卢携、田令孜执不可。巢又丐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使,书闻,右仆射于琮议:“南海市舶利不赀,贼得益富,而国用屈。”乃拜巢率府率。巢见诏大诟,急攻广州,执李迢,自号“义军都统”,露表告将入关,因诋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皆当时极敝。
原来他求官未成,以屠戮和掠夺泄愤。广州贸易经营得法就是不竭的财源,但是管理一个国际港口,必须有一套成熟的机制。黄巢“志在夺攘,谋非远大”(《旧唐书》卷二百下),无意将精力投入需要远见和实践智慧的社会建设与发展。最恶劣的是朝廷不允所请,他也不肯将广州留给他人。历史上能给社会造成破坏的流寇,接受“招安”后,朝廷也会封官。唐朝的藩镇都曾求节钺,以此表示自己的合法性。黄巢索要官职,是当时的通常做法,却曾经被认为有辱农民起义英雄的美名,有人为了维护他与腐朽没落的封建皇朝绝不妥协的立场,就断言这些文字是旧史官的伪造(如吴泽、袁芵光的《黄巢“乞降”问题考辨——唐末农民战争问题研究之二》,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五期,47-57页)。改革开放后,对历史的态度有所改变,杨善群撰《黄巢乞降经过考辨》一文,否定了伪造说(该文载《求是学刊》1980年第四期,116-120页)。但是此后出版的某些唐末农民战争叙述依然使用二十世纪描写、评价二十世纪革命的语言,如曹州、濮州、郓州和沂州被称之为“革命摇篮”,而黄巢始终高举“革命的大旗”,与投降派王仙芝作坚决的斗争,在军事上化整为零,打了就跑,实施了战略转移等等(详见诸葛计:《唐末农民战争战略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在牵强比附的叙述框架之内,已无乞降和“广州事件”存在的余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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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张艳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唐史,黄巢,阿拉伯人,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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