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 | 读这五本书，了解自唐以降人才选拔制度的变迁

钱穆先生在《国史新论》一书中有一篇文章《中国社会演变》，他从士人身份与政府组成分子出身的角度出发，将唐以下的社会称为“科举的社会”。滥觞于唐，定型于宋的科举考试制度，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暂且不论目的是什么，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形式可谓贯穿古今。

隋唐之前，出现过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但都造成了士族门阀制度的后果，难以筛选出得意的人才。从隋开始，便逐渐废除九品中正制，开科考试。有唐以来，更加完善，以致当唐太宗开科举时，看到新科举子从皇宫门口鱼贯而入，发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的感慨。

唐代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后者由皇帝临时下制诏举行。常举即“常贡之科”，是常年按制度举行的科目。常举主要有秀才、 明经、 进士、 明法、 明书和明算等六科，秀才科后来逐渐废除。相比于之后的宋，唐代科举考试的科目比较多，以明经科为例：

“正经有九，《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通二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经者大中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其《孝经》、《论语》并须兼习。”

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更为成熟，宋庭以考试选拔人才，不限门第，加上出版市场发达，教育机会扩大，知识传播日益普遍，许多寒门子弟不论出身，均有机会经由考试晋升官宦，从而使得宋代才是名副其实的“科举社会”。

科举的完善使得对教育的需求增长，学校教育也逐渐兴盛起来。梁庚尧在他的《宋代科举制度》一书中讲到，宋代的太学、地方官学接纳了大量的学员，为平民子弟也提供了比较大的入学机会。民间书院更是兴盛，这一时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书院，即应天书院(今河南商丘睢阳区南湖畔)、岳麓书院(今湖南长沙岳麓山)、嵩阳书院(今河南郑州登封嵩山)、白鹿洞书院(今江西九江庐山)。这些书院虽然是民间教学活动，但在宋太宗、真宗时期，若干书院也会陆续得到朝廷的支持。

在宋代，科举制度配合着印刷术的推广与教育机会的增加，推动了社会纵向流动的加速，旧的门第消失，新士人兴起。他们成为漫长求学与应考生涯中，极为坚强的一群人。他们往往背负着整个家庭的希望，专心准备考试。有人登科及第，也有人皓首白头单为此耗尽一生，有一则故事，闽人韩南晚年才恩科及第，有人来议亲，他回了一首诗自嘲——“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士人的一种状态。

科举制度一直持续到晚清，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新式学堂开始逐渐取代科举制。它的废除一直被视为一个“大事件”，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应星在他的《新教育场域的兴起：1895-1926》一书中，利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了科举制废除后各方势力之间的竞争，如传统书院和新式学堂的竞争，新旧文化资本的竞争，乃至知识分子自身的分化。左松涛也在他的《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中描写了，私塾与学堂之间的竞争。在这一系列竞争过程中，学堂作为新的文化资本的代表，取得了胜利。通过新教育，以实现开民智、兴民权。作者发现，在新的学堂体制下，学生形成了一种“反体制冲动”，进而与反体制行动合流，推动了社会关系的重新整合。

在新式学堂中，蔡元培领导下的北京大学秉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开启了“学术社会”的新风气，他聚拢了各色各样的学术人才，胡适、梁漱溟、陈独秀等，设立了完善的学术体制，加上良好的风气，在北大形成了现代意义的学术共同体，从而担起了学术使命和启蒙责任。

民国时期的新式教育尽管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连年的战乱严重阻碍了教育的发展，终究还是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1949年之后，教育才真正实现了更大范围的普及。尽管1949年以后中国教育的真实状况非常复杂，教育体制内依然存在诸多或明或暗的不公平因素，但它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国家和地方精英的身份构成。

梁晨、张浩、李忠清等以1949年-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的学籍卡为资料，分析了中国高等教育在这一过程中的成就，在研究中发现两所学校在实现精英教育生源多样化，给予社会中下层子弟教育晋升途径方面的贡献都是非常突出的，由此认为至少在精英教育领域，新中国成立后似乎确实迅速地发生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无声革命”。

《无声的革命》匆忙得出结论难免有失片面，尤其当下高考制度存在诸多问题，考试方式、招生方式、大学扩招、教育产业化、文凭贬值等等问题仍在挑动着人们的神经。尤其在今天，教育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着社会流动，又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公正，或许这还是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