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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到哪里去⑧|趁着年轻,做个有规划的“追风少年”吧
又到毕业季,许多问题年复一年地困扰着即将进入社会的大学生们。哪座城市适合自己?是该先就业再择业还是可以选择慢就业?什么专业更有前景?要不要考公务员?这些问题没有固定答案,我们约了一些过来人谈谈他们“社会之旅”,希望能给年轻人提供一些有用的借鉴。
毕业季写这篇文字,如教训总结,如反面教材,以为后来者镜鉴。唯望如唐诗人刘禹锡所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不走寻常路。2001年大二开学未久我就自主休学,再未归校。所谓大学,本校的课程我并不喜欢念;但休学之后,倒是滞留南京,在东南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游走,旁听各类感兴趣的课程和讲座。在东大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小课上,我也参与讨论,照样举手发问,法学教授要求作自我介绍;我说:“不要问我从哪来里来”;教授和其他学生哈哈大笑……其他闲散时光,就常泡南大南门的先锋书店,看各种人文类书籍。
但风筝总是有线牵着的,“经济线”断了,我就回到了家乡,长三角一个三线小城:江苏南通。玩了两年,待到同届学生毕业季,也觉得该工作了;但只能到朋友家的网吧,做起了网管,端茶倒水收钱,以及维护机器……
随后几年自由职业时光里,因参加颁奖会、研讨会等缘故,也结识了不少媒体朋友。“秀才人情纸半张”,交谊只以文字论,本当如此;但却逐渐有友好召我出去工作。此前囿于学历欠缺,从未作过此想;此后由于诸种主客观因素,也并未成行。直至2010年,得友人襄助,到长沙某网站做起了评论编辑,再度转身成为了一名媒体人。
此后六年时光里,由于辞职跳槽,又辗转于成都、武汉,直至2015年,移动互联勃兴,传统媒体受到冲击日甚,就又抽身而出,回到了家乡南通,闭门索居,继续干起了“著书都为稻粱谋”的卖字生涯,得闲兼作自媒体方面的尝试。
总体而言,这些年来,无论长沙、成都、武汉,还是目前回到家乡南通,自己都一直是在长江沿线游走。也许“南人不北上”的文化心理作祟吧,虽然也曾有过进京的可能,但总是给自己以“北京有雾霾”等种种五花八门的理由,打了退堂鼓。
记得高中时,政治课教材里就曾有过发展市场经济的论述。发展市场经济,当然人才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根据市场机制配置,遵循“价高者得”的基本原则进行流动。但往哪儿流动?当时年少识浅,未作深想;而今悟道,已是太迟。当然是往大城市流动了。因为城市越大,也就越会产生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而这与社会分工及各行各业专业化程度的细化、深化,是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从业者普遍能够从中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和个人收益。
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即指出,21世纪影响人类进程的有两件大事,一是中国的城市化,一是以美国为首的互联网等领域的新技术革命。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人们奔涌向京沪广深等一线城市成潮的时候,亦曾有朋友邀请去北京发展,我偏偏以“南人不北上”、“北京有雾霾”等种种借口暗打退堂鼓;如今时过境迁,那些去的早的朋友,多已在京城置业安家,个人资产水涨船高,坐享个人眼光见识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双重红利;而自己光阴虚掷,年龄渐长,恐怕就是“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也难以赶上了;以致两年前从武汉辞职回家闭门索居时,深有一种唐诗人宋之问“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感触。
当然,在城市化进程中,自己在家乡也分得一点拆迁房,足资托底;但这纯属坐享了社会整体进步和城市化进程的红利,不劳而获,无关个人创造,惟有愧惭。
年轻的时候,总是把“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当口头禅,随遇而安四处游走。此种心态误我甚深。纵情任性也好,鼠目寸光也罢,个人发展没能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大势所趋同步,是为遗憾。
人生何为?这个命题或许过于宏大。记得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在《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一书中曾说,人受限于三大约束:一、依赖各种资源和限制而生存;二,人分两性;三,无一人遗世而独立,而是与身边人息息相关。所以,人所面临的所有问题,都可归为职业事业、婚恋家庭、社会交际三类。人生在世,也就是要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至为根本的,则是职业事业,这是要籍以养家糊口的。而职业事业的发展,又当以个人志趣和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紧密结合,才是最佳状态。
而这,得是需要有所规划,而万不可走哪儿算哪儿,信马由缰的。否则,也就只能像我这样,等到时过境迁,再为机会错放而怅然慨叹,自况“沉舟”、“病树”。这也算是一个职场过来人的悟道之谈吧,尽管醒悟得有些晚了。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还真想去专业化程度高的一线城市,去击水搏浪一番;当然同时,也得不断学习及继续活在互联网上,并追着风口的方向,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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