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南师大教授赵生群：要做出超过日本的《史记》集成性成果

2005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正式启动。2013年，《史记》修订工作率先完成并出版。彼时，作为此次《史记》修订项目的主持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生群带领由方向东、王华宝、吴新江、王锷、曹红军、王永吉、苏芃等组成的修订小组已经为此连续工作了8年。面对庞大的点校工作量，赵生群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身心俱疲。

目前，此次《史记》修订工作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赵生群的《史记》研究还远远没有结束，他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自己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完成一部超过日本《史记会注考证》的《史记》研究成果集成。

而当年百家讲坛使得《论语》在大众中的普及程度大大增加，这给赵生群很大的启发，让他感到经典的普及工作也非常重要。“我长期开设‘左传导读’和‘史记导读’课程，也出版过一本《春秋左传新注》，把《左传》从头到尾重新注一遍，我觉得对《左传》的普及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同时，赵生群还在和出版社合作开发《史记》和《左传》的多媒体选本，将自己几十年的教学研究经验用于这两部典籍的普及工作。

今年，《史记（修订本）》获得首届宋云彬古籍整理奖·图书奖，澎湃新闻借此此次颁奖机会采访了赵生群，专访内容如下。

二十四史中，《史记》修订的工作量最大

澎湃新闻：这次《史记》的修订是否事先制定好了计划？

赵生群：一方面是有计划的，另一方面也是有时间规定的。当时我们和中华书局签订了合约，在2012年时要完成修订。《史记》修订的工作量其实大得难以想象，我总结了三个“最”：版本最复杂、史料最复杂、研究成果最多。社科院出版过一本史学论文专著的索引，研究《史记》的论文和著作比其他二十多部正史的研究总量还要多，这实际和历史上对《史记》的研究状况也是相称的，历代积累下来的《史记》研究成果也特别多。

当时中华书局要求我们做一个点校二十四史的长编，我当时就讲我们不对长编负责。因为如果要先把《史记》的长编做完，可能用50年时间也不够。所以我们只能在规定的时间中分清“轻重缓急”。简单地说我的工作原则就是以某一点为圆心，画出一个个同心圆来，也就是说首先注意最重要的材料，这部分完成了再一步步按照重要程度的递减向外扩展。哪一天中华书局说“要交卷了”，我们就停下来。对我们点校工作的参与者来说，应该是尽心尽力了，在规定的时间里大家真是在拼命工作。开始点校的时候我觉得身体也好，意气风发，当时和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也说过，自己不能顶三个也能顶两个，现在看来，还是太过自信，而且低估了这项工作的强度，付出了不小的健康代价。

这项工作是非常辛苦的，而且所承受的心理压力特别大。杨牧之先生在“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大会上几次讲《史记》是众矢之的，意思是大家都看着呢，其中的压力难以想象，工作的强度也非常大，所以对身体影响也很大。不过确实做到了《孟子》中所说的“尽心”了，也尽力了。

澎湃新闻：您刚说的“长编”是指将《史记》研究的所有成果都采纳吗？

赵生群：对，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材料太多了，我们8个人用50年都没办法把长编做得非常完善。比如仅校勘一个《史记》三家注本，一个人需要整整一年时间。仅仅一个版本记录下来的异文密密麻麻就有几百页，而这些都需要逐条来看，这个工作量难以想象。

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将近有上万条，我花整整一年时间逐条审核，每天都在判断，头脑都要爆炸，这个工作的强度难以想象。这才是一种书，而且我亲自在做，应该说效率还是高的。

另外我们也有些自讨苦吃，《史记》三家注有大量的引文，我当时认为必须要将引文核对一遍，他们说又没有要求这样做，是多此一举。我当时说，如果不做这项工作，我连觉都睡不着。因为不去核对原文，标点就无从下手，到时人家将这一两千条拿出来核对一下，如果有出入，自己都没办法辩驳。开始我考虑这样做会使标点更加准确，但核对下来发现牵涉到校勘的问题也是非常可观，这部分工作对我们《史记》修订工作质量的提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为版本的校勘前人都会去做，只是多一点少一点，而从前的学者再怎么博学，是没有办法一一核对引文出处的，而我们现在的搜索技术让这项工作方便不少。所以这项工作我自己觉得还是非常满意的。

澎湃新闻：除了您刚说到的，现在古籍整理的条件在哪些方面比当年点校二十四史时好得多？

赵生群：现在看到的材料也比以前多了，有些版本前人是看不到的。我们这次用了五个通校本、五个参校本。有些版本是非常好的，比如说黄善夫本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存世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另外我们从台湾“中央研究院”找来的北宋景祐监本《史记集解》，也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版本，对于校勘《史记》正文和《集解》都极其重要。

终极目标：做出超过日本的集成性研究成果

澎湃新闻：您之前说过最重要的是做《史记》综合研究的集大成成果，这是指什么？

赵生群：因为现在《史记》集成性的一部研究成果还是日本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中国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研究成果能够完全覆盖和超越它。当然我们在大部分问题的研究上面超过日本是毫无问题的，就形式而言，我们还没有一部《史记》集成性的研究成果。所以我研究《史记》的终极目标就是做一部“史记会校会注会考”，包括《史记》重要版本的校勘，然后再来判断是非，汇集古今《史记》的注释和其他古籍里面和《史记》相关的注释，包括我们的研究成果和心得，然后再加上包括史实在内的各方面考证，总之要全面覆盖和超越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

其实日本人拿出这样一部成果对我们心态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自己国家的《史记》，但却没有一部能够超过日本的研究成果，这有点说不过去。所以当年《史记会注考证》一出来，鲁实先先生专门写了一本《史记会注考证驳议》，讲出其中的错误，郭沫若等人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实际上是有民族情绪在其中的。《史记会注考证》虽然也有问题，但相对来说算是集大成的成果。我们目前还没有拿出相匹配的成果。

澎湃新闻：那这项工作是不是也很辛苦？

赵生群：那会非常辛苦，因为工作量大得多了。我们想把这项工作稍微分解一下，现在想做一个《史记》文献的系列研究，比如先做《史记集解》本、《索隐》本、《正义》本、《集解》和《索隐》两家注合刻本、三家注合刻本的整理，先拿出一些成果，到最后再把这些汇总起来成为一个集成性的成果，这样可操作性更强一些。

澎湃新闻：您刚才说到的《史记》长编如果整理出来是不是也很有意义？

赵生群：中华书局也一直催着我们做长编，希望最后能够得以出版，因为长编也很有价值的。我们目前写了几千条校勘记，实际上只是发现的校勘材料中很少的一部分，当然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我定了三条《史记》点校出校的标准：有正误、有高下优劣的、有明显文意差异的。之后做集成性著作时，出校的标准会适当放宽一些。

但是现在长编还不太完备，所以还不想出版，否则有挂一漏万的感觉。将来《史记》集成的成果出来了，长编也就自然完成了。

澎湃新闻：那这项工作也必须要学者的合作才能完成？

赵生群：是的，因为工作量实在太大了。当然最核心的工作我会亲力亲为，就像这次《史记》修订一样。

他们开始想的是《史记》130篇，大家分一分，我是坚决反对的。所有核心的工作都由我来做，比如版本校对后有了异文，要判断和写校勘记，每一条校勘记都由我一个人亲自写，所有的标点都是我一个人来定。他们做一些版本校对、发现异文、核对资料的工作，否则因为每个人的判断能力、学力参差不齐，标准就很难统一。不这样做麻烦就大了，质量也肯定是参差不齐，如果最后想回头改动，那就更麻烦。核心的部分不能大家一起做，这还是一条成功的经验。

有兴趣、有劲头的古文献专业学生并不多

澎湃新闻：目前古典文献招生的情况如何？能够有兴趣继续做这项工作的学生多吗？

赵生群：我所在的南京师范大学每年招20个左右的本科生，有一些是第一志愿进来的，也有一些是服从调剂进来的。因为古籍整理也属于传统的学科，所以也会受到社会风气的影响。热门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相对容易一些，比如说影视和新闻之类的专业。而古典文献的学生相对来说是比较辛苦的，读书比较苦，找工作可能相对来说还没有优势，有的单位可能都不了解这个专业是做什么的。不过我相信以后情况会好转，因为现在国家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弘扬，包括现在各个出版社都在抢着出版有关传统文化的书籍。而古籍整理正是传承弘扬传统文化的先导工作，也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基础。所以近两年，我们的招生规模有所扩大，对古典文献抱有兴趣、愿意继续深造的学生也越来越多。

澎湃新闻：那您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困难？

赵生群：感到苦恼的一点是对古典文献兴趣特别浓厚、钻研劲头大的学生还不够多，另外感觉培养成效并不是特别高。因为我们古文献专业的课程设置是非常系统的，分三个系列。一个系列是专书导读，《论语》《孟子》《汉书》《史记》《左传》《诗经》《楚辞》《老庄》这些经典都包括在其中；第二个系列是版本、目录、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的课程；另外还有一些专业相关的文史要籍介绍、工具书使用、出土文献等选修课程。事实上这比硕士生的课程培养还要系统得多。但结果有些学生毕业以后就去做其他的工作了，等于是半途而废了。

澎湃新闻：不过从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毕业，考取其他学校研究生的学生也不少。

赵生群：我们培养的学生总体质量还是可以的，因为毕竟经过系统训练，基础扎实。

澎湃新闻：本科开设古典文献专业的学校并不多。

赵生群：对。最早北京大学有古典文献专业，后来1983年陈云感到古籍整理人才青黄不接，严重匮乏，后来中央专门发了一份红头文件，要在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增设古文献专业和古籍整理研究所。在这种背景下有三所学校增加了古文献专业，包括原来的杭州大学（现被浙江大学合并）、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近年，又有几所学校增加了这个专业，比如陕西师范大学等。当年我们这个专业的定位就是为培养古籍整理研究的专门人才而设定的。

古籍整理工作要避免陷入恶性循环

澎湃新闻：在一个普遍追求功利的时代，有哪些因素会对古籍整理产生影响？

赵生群：现在这个社会心态普遍比较浮躁，学术界追求功利的风气也是比较盛行的，所以也不奇怪。社会上对于古籍整理工作还存在诸多误解，需要加以澄清。从政策方面来说，古籍整理工作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认为，古籍整理工作很简单，不过是校对文字，标点注解翻译，初通古文就能从事。许多学校和科研机构把古籍整理著作长时间排除在科研成果之外，评奖、申报项目等都用不上。这种状况，极大地影响了学者从事此项工作的积极性。

其实，古籍整理有深浅之分。深层次的、原创性的古籍整理是难度极大、含金量极高的研究工作。古籍整理本身有严格的规范，要求古籍整理者要有比较全面的专业素养，而相关知识的积累需要很长时间，很难一蹴而就。现在年轻人面临很多具体的问题，先要评上职称才能提高工资，进而解决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很多人不太愿意从事这项工作，宁可多写论文和专著，立竿见影。

从事古籍整理，不仅回报低，而且难度大，风险也大。古籍整理的科学性也是相当强的，对于校勘和标点的是非得失，标准比较明确，并且是容易检验的，有时候对就是对了，错就是错了。所以如果产生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受到批评。同时实事求是地讲，古籍整理工作也单调、枯燥，不像写论文和著书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题目。

我觉得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对古籍整理工作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另外，在现实生活中要求工作效率和产出，虽然有时不是明确地讲，但现在学校对老师主要以“记工分”方式进行考核，比如一年写几篇论文，出几种书。我觉得古籍整理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础还是质量，而这就很难进行量化的衡量。总的来说，我认为古籍整理的质量要比数量更重要，宁可做得慢一些，质量要保证。如果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恐怕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后果，这样大家就更加瞧不起这项工作了，继而会造成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