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与胡塞尔的隐秘联结：论被动综合与原初经验的构造

谢林与胡塞尔的隐秘联结：论被动综合与原初经验的构造

倪逸偲

作者简介：倪逸偲，1994年生，哲学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人大复印：《外国哲学》2022 年 01 期

原发期刊：《江海学刊》2021 年第 20214 期 第 69-77 页

关键词：原初经验/ 生产性直观/ 被动综合/ 先验存在论/

摘要：谢林与胡塞尔都指出，任何试图为对象性认知确定主体性基础的尝试都会被前溯到原初经验的构造问题；而谢林与胡塞尔试图解决原初经验构造问题的方案也非常相似：他们都将原初经验的构造刻画为一种被动综合活动，即原初经验的构造活动同时就是原自我的前意识行动。但不同于谢林仍然尝试以准意识模式的意愿理论来解读被动综合活动的做法，胡塞尔将被动综合重新定位为本能与习性之间的过渡环节。原初经验的构造与原自我的行动展现了存在本身的动态结构，在此意义上，先验哲学必须要成为一种发生学意义上的先验存在论。

主体性、对象性与原初经验的构造问题

在整个近代哲学传统中，主体—对象之间的意向性①联结始终是意识活动的结构性基础，而基于这一意向性联结之上的概念化反思则成为意识活动的范例。近代哲学通过验证我们已有的关于意向相关对象的知识的确定性，来证明我们的概念化反思活动、或者说意向活动(Noesis)同样具备着最直接的确定性以及最基础的认识论地位。但正如当代德国哲学家汉斯·瓦格纳(Hans Wagner)所质疑的那样，我们通过意向活动实现的仅仅是认知成果(Ergebnis)或意向相关项(Noema)；这只能证明主体性的成就(Leistung der Subjektivitt)，而并不能真正通达对象本身②。面对这样的困难，一个非常直接的思路便是通过对我们已达到的认知成果再进行一次概念化反思，即意向相关性反思(noematische Reflexion)或意向相关性意向活动(noesis noematos)，还原出一种“最原初”的对象性(Objektivitt)。但就如瓦格纳所指出的那样，这样的思维方式只会陷入晦暗之中的无尽循环③。因为如果整个近代哲学传统所宣称的对象仅仅是主体性的构造产物，那么真正的对象必然处于一切意向活动之前，即处于“前意识”(Vorbewuβtsein)状态之下。因此，我们可以自然地猜想，我们通达“前意识”的手段也必然是一种非概念化的(nicht-begrifflich)、前反思(pr-reflexiv)的思维方式，而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主体—对象联结也必然不再是单纯的意向性联结，而是一种能够刻画作为真正的对象性的原初意识经验的结构。本文的任务便在于寻找并且呈现如此这般的结构——那些“晦暗的意向”(dunkle Intentionen)。

笔者试图依托谢林与胡塞尔的先验哲学构想给出对上述问题的回应。在第一部分，笔者通过考察谢林1800年《先验唯心论体系》第三章中的“原初感受”与“生产性直观”理论，指出对于先验主体性根基的考察必然会前溯到感受活动本身已经蕴含的“原主体性”要素，即原初经验的构造必然是一种被动综合活动；在第二部分，笔者将分析谢林在《先验唯心论体系》第四章中的“意愿”理论，并指出谢林实际上试图将“意愿”理论发展为一种构造原初经验的意向性行动，但这种意向性行动本身与被动综合活动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结构性张力；在第三部分，笔者将依托胡塞尔的思想资源，分析与比较胡塞尔中后期发生现象学的不同文本中对于被动综合活动的不同理解，指出作为原初意识经验构造模式的被动综合活动只能被定位在“前意识”阶段，并被刻画为从本能到习性的关键过渡环节；最后，笔者指出：任何一种试图考察先验主体性根基的尝试必然要求对于对象性乃至存在本身的动态基础的考察。因此，先验哲学必须要成为一种先验存在论；而这一点，正是德国唯心论与现象学的共同理论根基。

谢林的“生产性直观”理论与原初经验的被动综合结构

关于对象性与原初经验构造问题的思考是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条主线脉络。然而，在早期德国古典哲学中，对象性与原初经验构造问题往往被遮蔽在主体性视角的阴影之下；由于早期德国唯心论始终无法真正摆脱主体与对象之间的意向性联结模式的窠臼，对象性往往仅被视为主体性的依附。承担了人类认知与行动确定性基础的主体性本原在成为先验哲学核心论题的同时也构成了先验哲学思考的界限，并将界限之外真实的对象性问题置于彻底的晦暗之中④。

在1800年出版的《先验唯心论体系》中，谢林从一开始就将对象性与原初经验构造问题提升到了与主体性问题同样重要的基础地位，两者的交互关系构成了作为先验哲学根基的“绝对同一性”(absolute Identitt)。在谢林看来，对象性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解释，“如果对象被当作是第一位的，那么主体是如何进入对象之中、并与对象相合的呢？”⑤谢林仍然承认在前意识状态下主体性本原对于对象性的建构作用，但这种建构作用绝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为一般的概念化反思。所谓“解释”的关键便在于，将晦暗的前意识状态下的“非意识”(unbewuβt)⑥的思维活动得以转变为意识活动的机制揭示出来。

处理对象性问题的首要前提条件是确证对象本身的可能性。在这一问题上，谢林与康德一样，以“感受”(Empfindung)作为接纳来自认知主体外部世界的认知材料的机制。但与康德不同的是，谢林并没有将感受活动严格限定为单纯的“接受性”，而是从一开始就赋予感受活动以“主动性”(aktiv)要素。德语中“感受活动”(empfinden)的词源来自“开始”(前缀ent-)与“找到”(finden)。而正如德国谢林哲学研究专家迪特·耶尼希(Dieter Jhnig)指出的，“我把那些我找到的东西经验为不是由我做出的东西”⑦。谢林使用的“原初感受”在这里至少具备如下两层意涵：(1)“原初感受”意味着主体性本原在前意识状态下已经与一些异质材料建立起了联系，而依据前文要求，这种联系必然不能是意向性的；(2)“原初感受”就是认知主体的“原初经验”(ursprüngliche Erfahrung)，而如此这般的原初经验的内容就是第1条中的那些联系。即是说，谢林并没有尝试直接突破康德的限制，去刻画“自在之物”的内在结构；而只是尝试重新刻画在概念化反思活动介入以前的前意识状态下的主体—对象联结的形态与模式。正如谢林本人所说，原初经验的质料(Materie)只是前意识状态下的思维活动的表达(Ausdruck)：

所有材料(Stoff)不过是对立的行动之间的平衡(Gleichgewicht)的表达。这些对立行动互相将自身还原为行动的单纯基底(Substrat)。⑧

原初经验究其本质而言是通过先行的主体性行动得到规定的，原初经验的构造实际上就是这些先行的主体性行动的结构。要考察这些尚处于前意识状态下的主体性行动的结构，必须要引入一个适用于前意识状态的非概念化且前反思的主体性模型，谢林将其命名为“生产性直观”。通过生产性直观，谢林试图在质料结构与“原主体性”(Ur-Subjektivitt)结构之间建立起同一性，更具体地说，建立起一种本质联结。这种本质联结实际上就是原初主体性的一种带有规定作用的自我联结，或者说就是一种自我规定(Selbstbestimmung)⑨。谢林这样刻画这种本质联结：

很显然的是，自我，就其构造了质料而言，也就构造了它自身……经此，那个作为感受者的自我自身成为了对象。⑩

“自我规定”不同于意识状态下的“自我意识”(Selbstbewuβtsein)，因为在自我规定的联结模式下，作为感受者的自我“成为”(wird)了原自我(Ur-Ich)的对象，“成为”意味着“本来并不是”，因此在自我规定中的联结并不是一种意向性联结，而是一种使得意向性联结成为可能的更基础的联结模式。耶尼希也指出，谢林《体系》中的对象性理论的核心目标在于论证，“对象性经验本身是通过一个主体性行动得到解释的”(11)。如前文所言，“解释”这一术语意味着主体性行动与对象性经验之间的联结并不是一般的意向性联结。

但耶尼希的总结只涵盖了本部分论证要求的前半部分，在成功地将原初经验刻画为原主体性行动以后，我们还必须要将其与意识状态下的意识行动建立起联系，也即要将这些“非意识的”“晦暗的”基础联结模式转变为意识活动，这也是谢林在第二阶段“从生产性直观到反思”所关注的主题。在第二阶段的开篇，谢林就这样写道：

自我如何认识到自身是生产性的这一问题，与自我是如何达到，自身从它的生成活动中出离(losreiβen)并跃出的问题具备同样的意义。(12)

第二阶段的论证目标内部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张力：一方面，原初经验本身就是我们的原初主体性在一个已经被先行给定的世界内的行动；另一方面，先验哲学本身要求，世界(对象性的总体)是建基于我们的自我意识(主体性原则)的。显然，原初经验并不承担为世界奠基的功能，毋宁说只能刻画前意识状态下的主体—对象联结机制。如果我们仍然坚持实现来自主体性一侧的“诉求”(Anspruch)，那么我们就会无可避免地在前意识状态下引入意识活动的模式，把原初主体—对象的联结当作一种一般的意向性联结。这样的做法，等于是提前把反思性要素加入前意识状态下的思维行动之中；但这种做法无法解决的困难是，“生产”一词所凸显的原初主体性运作过程中的自发性要素会被完全无视。这种自发性要素，即生产性直观的本质联结活动中体现出的完全自发的自我规定的特征并不能被任何一种反思模式刻画，而这一点，是谢林在《体系》的导论中就已经强调过的：

由于生产活动与直观活动持续的二重性(Duplizitt)，对象应当成为那些不能被反思到的东西。(13)

这里的“对象”显然指的是前意识状态下的原主体性的构造产物。至此，“生产性直观”这一术语的含义变得清晰起来：生产性意味着原主体性的自身构造(自我规定)同时也就是原初经验(对象性)的构造；而直观则意味着前意识状态下的对象性始终持存于表层意向性的形成过程(Werden)之中，这一形成过程始终是动态的，不能被以任何一种静态的反思模式所刻画。前意识状态下原初经验构造的本质性特征就在于，这种原初主体—对象的联结是一种经由原初感受而被构造起来的被动性联结，并不是像表层的意向性联结一样，是一种由主体发出的单纯主动性联结。谢林在第二阶段的论证中已有对前意识状态下的被动联结模式的明确说明：

因此感受活动不被思考为一个行动(Handlung)的概念，而是被思考为一种承受(Leiden)的概念。在当下的环节中，那个自身关联的自我仅仅是一个被感受到的东西。(14)

这种直观活动，这种不被限制的自我与被限制的自我之间的中介，就是感受的行动。而由上述原因，在意识中这种直观活动仅剩下被动性(Passivitt)的残余痕迹。(15)

谢林使用“承受”这一术语来体现原初经验构造的被动性特征，承受与主动性的行动相对，说明承受或感受活动实际上就是一种被动性的行动。如前文已经强调的那样，谢林的感受活动同时具备着被动性与主动性的特征：原自我(16)在被动接受外部世界材料的触发(Affektion)的同时，也开始以直观方式将外部世界材料通过动态的本质关联结构生产为对象。生产性直观就是一种不同的原主体性行动的原初综合活动，而质料或者原—对象就是这种原综合活动的结果(17)。因此，我们可以做出初步结论：前意识状态下的原初经验的构造就是原自我的行动，而原自我的行动必然是一种被动性的综合活动。谢林在《体系》第三章开头已经点明了这一点：

自我因而本身就是一个被共同设定的行动，而自我意识本身就是一个综合行动。(18)

谢林在这里使用的“自我”与在该部分其他文本出现的另一术语“自我意识的自我”(das Ich des Selbstbewuβtseins)一样，实际上指的是前意识状态下的原初经验本身。“自我”由被限定的行动(实在性自我规定或质料构造活动)与设限定的行动(观念性自我规定或原自我构造活动)共同设定，等价于质料经由被动性综合被固定下来；而谢林在这里所使用的“自我意识”并不能被理解为意识状态下作为二阶反思(noesis noeseos)的“对象性自我意识”(gegenstndliches Selbstbewuβ-tsein)，谢林在这里使用的“自我意识”等同于前意识状态下尚未显明但已然在运转中的“原主体性”。

就此，我们已经可以得到谢林的先验哲学的一个基本洞见：先验哲学的主体性本原需要对象性作为基底，而对象性的构造问题必然要前溯到前意识状态下的原初经验的构造。原初经验的构造活动实际上就是前意识状态下原自我的“非意识的”构造活动，而这种构造活动必须同时满足非概念化的、前反思的、非意向性的种种“非意识”的条件，从而只能是一种生产性直观，或者说，被动综合。

但谢林在《体系》中仅仅以非常隐晦的方式揭示出了这个洞见，而并没有提供更具体的关于如此这般的被动综合的运作机制的说明。事实上，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谢林在《体系》的随后章节中具体呈现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在前意识状态下以一种“准—意向性”(quasi-intentional)模式刻画原初主体—对象联结机制的努力(19)。因此，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们将考察谢林在《体系》第四章中基于“意愿”(Wollen)概念发展出的原初经验的“意向性”结构，并证明，如此这般的意向性结构并不能契合前意识状态下思维行动的一般特征。

“意愿”作为原初经验的意向性结构是否可能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已经讨论了，前意识状态下的被动综合活动是将原初经验转变为意识活动的关键动态机制，但是被动综合活动仅仅强调了这一转变机制的作为“过程”的特征，而并没有特别关注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的“意识对象”本身是如何可能的。原初经验要转变为意识对象，原自我的行动就必须同步转变为意识层面的一般表象。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在前意识状态下以“非意识”方式运转的行动必须要变成“意识”，即将自身结构转变为一种朝向意识对象的意向性结构。因此，原自我的主体性行动中所包含的生产性要素(原综合能力)必须被抹除。谢林将这两个相连的步骤称为“绝对反思”或“绝对抽离”。(20)即是说，任何“成为意识”的行动都必须是意向性的，从而是能够被反思的。

因而，绝对反思的步骤可以被划分为两个层面：(1)成为意识的行动必须是意向性的，所以原自我必须也要成为一个作用于自身的意识活动；(2)成为意识的行动必须是能够被反思的，原自我成为的那个作用于自身的意识活动也必须是能够被反思的，所以如此这般的作用于自身的意识活动必须要成为一种直接的自我规定。第一个层面是在说，原自我在意识活动的层面只能呈现为一种对象性(或意向性)的自我意识；而第二个层面则又重新将如此这般的意向性自我意识界定为一种自我规定，这意味着意向性自我意识不仅仅是一形式上的意向性自我关联，而且必须是一个能够给出实在性层面规定的行动。谢林将第二个层面上的意识活动称为“意愿”。但谢林随后又为意愿给出了一个充满张力的定义：

理智的那个自我规定活动在其最一般的词义上叫作意愿。那个在意愿中是一个自我规定活动的东西，那个至少显现为一个如此这般的自我规定活动的东西，能够通过内向直观(innere Anschauung)本身被证明；至于这一显像是否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并不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情。此外，并不是说在一个被规定的意愿里就会存在了一个对象的概念，而是对象的概念会存在于先验自我规定活动，存在于原初的自由行动之中。但至于那个自我规定到底是什么，没人能够解释得清楚，并从他们自己的直观中无从知晓。(21)

谢林的进一步定义凸显了意愿活动的内在张力：一方面，作为先验自我规定活动，意愿活动只需要通过“内向直观”——生产性直观，或原自我的行动就可以被确证；但另一方面，为了实现意识的开端，意愿必须要是一个朝向外在对象的意向性行动。在第一个层面上，意愿活动已经能够刻画原初主体—对象联结机制，意愿活动已经参与了“原对象”即原初经验的构造，但这一切都是在前意识状态下发生的；在第二个层面上，就如谢林在第四章“任务E”的标题中所言，“对于自我而言意愿是如何会再次成为对象性的？”(22)意愿活动必须要再次成为“意向性”的，重新朝向一个外部世界的具体对象，才能使得从原自我行动向意识活动的转变成为可能。但这两者之间的张力究竟如何调节？

在上述定义的第一个层面上，如果意愿活动在原初意义上就已经完成了原初主体与对象之间的意向性指向，那么我们之前反复强调的前意识状态下被动综合模式与意识状态下的意向性关联模式的本质不同又如何可能？通过“意愿”概念，谢林试图在前意识状态下建立起一种“准意向性”的原初主体—对象联结模式，从而将前意识状态下的“非意识”的成分转换为意识活动，实现主体对前意识状态的把握。

我们就此总结一下本文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的思路，谢林关于对象性问题的论证实际上是沿着两组彼此平行的步骤分别展开的：

1.谢林从原初经验的构造问题出发，先验地阐释出感受活动与质料结构之间的关系，还原出作为原自我本身构造的自我规定(原自我的行动)，而这种自我规定以被动综合模式为其本质特征。

2.谢林试图以先验回溯的方法展现意识活动的根基(用谢林自己的术语来说，就是“自我意识的历史”)，先验回溯使得谢林以意向性意识的视角进入前意识领域，并试图解释，前意识状态中的原初意识经验，究竟何以转换为对象性意识。通过构造绝对反思—意愿模型，谢林最后建立起一种意向性的自我联结作为前意识状态下的原自我的形式，而这种形式也同样适用于原自我的行动——自我规定。即是说，自我规定必须也是意向性的。

显然我们可以看到，论证路线1与论证路线2的结论产生了冲突，而两条论证路线之间也完全不能互相还原。造成这种困局的根本在于，谢林在论证路线2中试图以认知理论的模式去考察前意识状态下的思维行动，视角的错位导致整个论证结构与结果都发生了严重的偏移。耶尼希实际上已经非常清晰地指出了谢林的“意愿”理论中两个不同维度的视角彼此纠缠的事实：

在意愿中显现的东西，就是认知活动的基础行动，因此，根据知识活动与自然界起源的“平行性”，同时就是整体中的存在者(das Seiende)的本质特征。(23)

认知活动的基础行动就是整体中的存在者的本质特征，这也印证了笔者在本文第一部分的结论，前意识状态下的原初经验的构造就是原自我的构造。而为了刻画存在者的本质特征，必须要采取发生学的视角，对存在结构的动态分殊进程进行先验阐释。而我们唯一的工具便是原初经验、或原初感受活动。正如谢林在《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一书中指出的，“存在只有在生成转变中才会感受到自己”(24)。因此，当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将“质料”界定为原自我的诸行动的平衡的表达时，实际上已经将“质料”视为存在的动态分殊的表达。耶尼希指出，在前意识层面上，存在的动态分殊就是原自我的自我规定，这两者的同一性正是谢林那充满歧义的术语“主体—对象—同一性”(Subjekt-Objekt-Identitt)所意图表达的真正内涵(25)。到这里，我们其实已经可以主张，前意识状态实际上已经是“先验存在论”(transzendentale Ontologie)的领域：对象性的根基既不在于意向性结构，也不在于实存个体，而仅仅在于那终极的“是其所是之物”(das，was ist)，也就是存在本身的动态结构。因此，任何一种先验哲学都必须被锚定在先验存在论之上。

谢林《体系》中的“意愿”理论建构原初经验的意向性结构的尝试并不成功，但是通过“意愿”理论，我们得以一窥先验哲学中隐含的至关重要的存在论维度，并试图用先验发生学方式刻画存在的动态结构本身的表达。我们完全可以把谢林在其“同一性哲学”(Identittsphilosophie)日臻成熟时所撰写的《自由》一书中的这段陈述当作是他对于自己八年前不成熟的方案的总结：

意愿就是原存在(Ursein)，而且原存在的一切谓词，比如：“非根据”，“永恒”，“不依赖于时间”，“自我肯定”(Selbstbejahung)等等，也仅仅适用于意愿。整个哲学唯一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找到这个最高的表达。(26)

但是，意愿本身并不是我们进入先验存在论的唯一抓手。耶尼希指出，“意愿”本身至多成为原自我的被动综合活动的一种，而并不能穷尽所有类型的非意识的思维行动。在意愿之外仍然存在着诸多的“晦暗意向”，比如“本能”(Instinkt)、“冲动”(Trieb)、“欲求”(Drang)等等(27)。如何处理这些具体的原自我行动，在谢林那里仍然悬而未决。但是，胡塞尔在他中后期的超越论发生现象学(transzendentale Phnomenologie der Genesis)(28)中完整地承接了谢林此处的课题，并对原自我的行动做出了极为精微的刻画。因此，笔者将引入胡塞尔的理论资源，试图完善先验存在论的基础“动力学机制”(Dynamik)。

胡塞尔发生现象学视域下的被动综合

在胡塞尔中后期的“超越论发生现象学”的两大主题“本能现象学”与“习性现象学”中，对于“被动综合”或“被动发生”(passive Genesis)问题的思考集中地关切到本文的主题。笔者尝试通过《被动综合分析》(1918-1926)、《诸主动综合》(1920-1921)、《笛卡尔式的沉思》(1929-1931)、《现象学的边界问题》(1908-1937)四份主要文本构造胡塞尔本人关于“被动综合”与“被动发生”的概念义群，并以此为参照，集中围绕《现象学的边界问题》的后期笔记中关于本能与习性问题的讨论分析这些概念。

根据倪梁康教授的考证，胡塞尔关于“发生现象学”的系统构想出现于1918年前后，而胡塞尔本人所理解的最严格的“发生”乃是一种“心理的、个体的、经验的发生”，即在这些层面上的“纵意向性”(Lngsintentionalitt)的发生(29)。而巧合的是，胡塞尔第一份关于“本能行动”的手稿正是完成于1916-1918年(《现象学的边界问题》中的《5号手稿》)。可见在这一时期胡塞尔思考的主题开始从时间意向性的构造转向对于前意识状态下思维行动模式的考察。在《5号手稿》中，胡塞尔着重考察了作为意识行动基底的“本能行动”(instinktives Tun)的特征。在胡塞尔的界定下，本能行动不具备目的性，只能经由“晦暗的”“未被规定的”表象呈现，因而最底层的本能行动就其现象性内容而言是彻底的齐一性(Gleichartigkeit)，并不能在意义层面上做出任何实质区分(30)。胡塞尔特别强调了本能的“盲目性”，本能被界定为“一个正在充满着的含有实事性(Sachlichkeit)的晦暗视域，在开端处空乏且无规定”(31)。通过将本能界定为含有实事性的原视域，胡塞尔意在指出本能实际上就是实事(原质料或谢林意义上的存在)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无法被任何一种意向性所规定，是意识活动最底层的动态结构。而含有实事性充满的过程被刻画为“冲动”(Trieb)(32)概念，尽管“冲动”仍然处于“晦暗的视域”之中，但“冲动”扮演了原初纵意向性的角色，作为对含有实事性的空乏的“不满足”(Unbefriedigung)的“满足”(Befriedigung)，填补了空乏的含有实事性。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作为原初纵意向性的“冲动”的一些基本特征，比如“冲动”只有在含有实事性空乏的状态下才会发生，因而是被动性的，但作为“冲动”，其本身又自在地具备着主动性的行动特征。尽管如此，在《5号手稿》中，胡塞尔没有进一步界定“冲动”的机制与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拓展相关概念的含义。

胡塞尔接下来集中讨论相应问题的文本便是1920年前后的《被动综合分析》与《诸主动综合》(后者是前者的补充卷)。但是，在这两个文本中，由于同时期的关于时间意识的诸多著作的影响，胡塞尔在这两个文本都使用了大量时间意识理论中的语言，从而使得读者非常容易将这两个文本中的论题的层次与时间意识理论的层次相混淆。在1920-1921年讲课稿的补充文本中，胡塞尔尝试使用“被动经验过程”(passiver Erfahrungsprozeβ)这一术语来刻画前意识状态下的原初经验构造：

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认识被动性的过程称为被动的经验过程，一方面是扩展着的、证实着的经验的过程，但也是切近规定着的经验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排除不合适的经验意指的过程，即经验校正的过程。(33)

这段引文强调了被动经验尽管是一种被动模式的认识，但同时具备着校正(Berichtigung)经验的功能。即是说，被动性同样具备着主动修正原初经验的能力。但由于整个《被动综合分析》术语体系的错位，胡塞尔并没有在这个文本中准确界定意识经验的不同层次，导致我们仅能得出，胡塞尔有意强调了被动性行动中的主动性(或自发性)要素。同一时期的《诸主动综合》中，胡塞尔在谈及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关系时，将主动性规定为“对象意识”的根据，而被动性则是作为“底层基础与预先被构造的对象性”(34)。这里胡塞尔较清晰地区分了意识问题的层次，相比于主动性的对象意识(即意向性意识)，被动性是位于前意识状态下的；而且，被动性作为预先被构造的对象性这一规定强调了：(1)原初意识经验是被构造出来的，因而一定存在着“构造源”与构造形式；(2)原初意识经验的构造形式便是被动综合。

在胡塞尔后期的纲领性作品《笛卡尔式的沉思》中，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层次区别终于得到了明示。在《沉思》第38节“主动发生与被动发生”中，被动性被正式界定为“被动综合”：

自我必须要通过被动综合(主动综合的结果也进入到被动综合之中)才拥有诸对象的环境。(35)

即是说，被动综合“伴随呈现”(beistellen)了全部质料，并将诸对象整合进统一的对象性(环境，或原初经验)之内。通过强调“伴随呈现”，胡塞尔明确点出了被动综合活动本身就具备的自发性特征，被动综合并不仅仅是被动接受，而更是一种前意识状态下被触发条件下原自我的统觉(Apperzeption)活动。相应的，在这一节文本中，主动性被界定为一种“社会性”(Sozialitt)，或者说，一种“超越论主体间性”(transzendentale InterSubjektivitt)。胡塞尔也正是在这里开始刻画从前意识状态到意识状态之间的模糊地带(也正是谢林的“意愿”理论失败的地方)，胡塞尔通过引入超越论主体间性理论的资源，实际上意在将这个模糊地带理解为“习性”(Habitualitt)，或者说，是诸原初的“晦暗意向”的“积淀”(Sedimentation)(36)。

至此，我们已经基本梳理清楚前意识状态下被动综合活动的图景。最后，在写作于1930年的《6号手稿》中，我们得以看到，在“前意识—习性—意识”的基本理论架构已经清晰以后，胡塞尔是如何终于完成他对于原自我的被动综合活动的系统定位的(37)。

在《6号手稿》的正文部分，胡塞尔承接了十多年前的《5号手稿》中将冲动作为充满含有实事性的过程的刻画，但将“含有实事性”进一步细化为“习性”本身。这也就意味着，作为原初晦暗意向的沉淀的习性本身也是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之中，成为了一种“发展的习性”(Entwicklungshabitualitt)(38)，作为动态进程的习性就构成了冲动本身的“对象”(39)。而如此这般的尚未真正成为意识对象的“对象”便是胡塞尔意义上的“质料”(Hyle)。尚未成形的质料的结构同时也就是自我的习性的结构，而自我的习性的结构又同时也是冲动的结构，冲动在习性中的“对象性”指向依然是被动性的，因为冲动的指向取决于习性本身的发展进程的方向，这样，冲动就成了一种具身化活动过程，因而就成为原初经验本身：

每一个有意识的冲动都从属于一个冲动层次(Triebdimension)，一个被构造出来的、持续存在的、把自我朝着被欲求的欲望的满足的方向……(40)

作为被动综合活动的冲动构成了联结本能与意识的纵意向性，而作为从本能到意识的连续过渡环节的习性则成为了冲动运作的视域。本身也处在动态发展之中的习性规定了冲动的指向，使得冲动成为了一种被动发生的具身化原初经验。也正是在习性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冲动与质料之间的对象性关联逐步清晰，意识活动的特征逐步出现，而作为前意识活动的原初经验也最终完成了向意识活动的连续转变。

结论：先验哲学基础问题的存在论维度

在本文中，笔者从先验哲学关于对象性与原初经验构造问题的疑难出发，尝试以非反思的方式构造出前意识状态下原初主体—对象间的思维行动的非意向性联结模式。

笔者首先考察了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中隐含的洞见：先验哲学必须要以对象性与原初经验构造问题作为自己的基础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必然意味着对于前意识状态下原自我的行动模式的考察，这一模式最终体现为原自我的被动综合活动。

在第二部分，通过谢林在《先验唯心论体系》第四章中“意愿”理论不甚成功的尝试，笔者指出，在前意识范围内考察原初经验构造问题时，必须要采取基于先验存在论的发生学的视角，而不能采用反思或者“类—反思”的先验回溯的考察方式。原初经验构造与原主体的行动都与存在本身的动态结构有着本质关联，对原初经验结构与原主体行动结构的发生学建构实际上同时就是对存在的动态分殊结构的先验阐释。

笔者在第三部分转向胡塞尔中后期“发生现象学”的理论资源，希图进一步细化上述结构，并完成对被动综合活动的分析与定位。笔者指出，胡塞尔实际上给出了一个“前意识(本能与晦暗意向)—习性(原自我行动的积淀与纵意向性)—意识(横意向性)”的清晰的理论架构。通过对胡塞尔后期《现象学边界问题》1930年《6号手稿》中关于本能、冲动与习性概念的分析、定位与阐释，笔者指出，胡塞尔将作为从前意识到意识活动的连续过渡环节的习性理解为动态发展进程，而在其中展开的作为具身化原初经验的冲动则发挥了被动综合的功能，纵向勾连起了前意识状态的晦暗本能、处于动态过渡环节的习性以及位于认知表层的(横向)意向性意识活动。

这三个步骤最终指向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先验哲学解决对象性与原初经验构造问题的尝试最终落在了对存在的动态结构本身的考察之上，这意味着先验哲学必须要成为一门发生学意义上的先验存在论。而这，也是德国唯心论与胡塞尔现象学的共同理论根基。在此基础上重新整理并组织德国唯心论与胡塞尔现象学的基础论题，一定会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现代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大有裨益。

①在本文中笔者仅仅在最弱意义上使用“意向性”这一术语，即意识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在这里这一术语并不承担其在特定哲学框架下的更多意涵(无论是在现象学还是当代心灵哲学中)。本文在同等意义上交替使用“意向性的”(intentional)与“对象性的”(gegenstndlich)两个形容词。

②③Hans Wagner.(2013):17,47.

④费希特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要比笔者在这里主张的更加复杂。尽管费希特直至1801年都未能真正突破主体性视角的限制，但从其早在1794/95年发表的第一版《知识学》(Grundlage der gesanten Wissenschaftslehre)的部分章节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费希特对于前意识状态下的原初经验构造问题的思考，而且费希特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一个非常近似于后来的谢林以及胡塞尔的“被动综合”理论。关于费希特早期哲学中在主体性视角的限制之下尝试解决对象性与原初经验构造问题的艰难探索，笔者将另行撰文探讨。关于费希特就此问题的早期思考，可以参见他在《知识学》的第8到11节中关于“感觉”(Gefühl)与“冲动”(Trieb)等论题的考察：J.G.Fichte.(1794)：208～238.

⑤F.W.J.Schelling.(2000)：9.本文中出现的谢林引文全部依据Meiner版谢林著作德文单行本标注页码，如无特别说明，引文皆由笔者自行翻译。

⑥笔者在这里将谢林使用的术语“unbewuβt/Unbewuβtsein”翻译为“非意识的/非意识”而不是“无意识的/无意识”。笔者旨在强调，谢林仅仅试图以否定的方式表明，在前意识状态下发生的思维活动的模式不同于意识活动，即是说，前意识状态下的思维活动的模式不是意向性的；至少在这一部分，谢林在“非意识”与“前意识”之间并无明确区分，而谢林的“非意识”还不能被当作精神分析传统中的“无意识”来理解。采取后者的理解方式会导致对谢林哲学严重的误读，这方面的典例可以参见：Matt Feytche.(2000).

⑦(11)(23)Dieter Jhnig.(1966):59,67,79.

⑧⑩(12)(15)(18)(21)(22)F.W.J.Schelling.(2000):69,121,124,81,60,203,227.

⑨(17)笔者在这里使用“自我规定”(Selbstbestimmung)而非“自我意识”(Selbstbewuβtsein)来刻画原初主体性的自我联结模式，意在严格区分前意识状态下与意识状态下的思维行动的不同模式。

(13)F.W.J.Schelling.(2000)：20.这里的“二重性”是指原主体性的生产活动与直观活动处于持续的动态交互作用之中。

(14)F.W.J.Schelling.(2000)：80.在费希特1794/95版《知识学》中同样存在类似的表述。参见：J.G.Fichte.(1794):56.Das Gegenteil der Ttigkeit aber heiβt Leiden.Leiden ist positive absolute Negation,und ist insofern der bloβ realtiven entgegengesetzt.(行动的对立面叫作承受。承受是肯定性的绝对否定，因此承受对立于单纯的相对否定。)

(16)本文在同等意义上使用“原主体性”(Ur-Subjektivitt)与“原自我”(Ur-Ich)两个术语，用于刻画前意识状态下思维行动的承担者(Trger)。

(19)Cf.Stefan Lang.(2013):168～177; Sebastian Schwenzfeuer.(2014):58～74.

(20)F.W.J.Schelling.(2000):170～171; 193～194.

(24)F.W.J.Schelling.(2011):75.《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一书的中译文参考了先刚教授的中译本。参见[德]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先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0页。

(25)Dieter Jhnig.(1966)：122.笔者也要特别感谢先刚教授关于谢林中期哲学中本原学说的研究对于笔者形成上述论点的帮助。参见先刚《谢林哲学中的“流溢”观念》，《哲学门》(总第二十一辑)，第十一卷第一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6)F.W.J.Schelling.(2011):23.中译文参见[德]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先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4页。

(27)Dieter Jhnig.(1966)：76.耶尼希显然将这三者置于一个层面来理解，但笔者在下一部分中将依据胡塞尔的理论重新定位这些原自我的基础行动。在下文中，笔者将使用被胡塞尔本人所使用的“Bedürfnis”来等价替换耶尼希所使用的“Drang”。

(28)在胡塞尔现象学的语境下，笔者遵从倪梁康教授的意见，一概将“transzendental”翻译为“超越论的”。但在本文整体视角上，笔者仍将采用“先验的”这一传统译法，笔者为其中的不统一深感歉意。另外，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所有胡塞尔现象学术语的中文译名均参照倪梁康教授建议的译法。参见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29)倪梁康：《胡塞尔的“发生”概念与“发生现象学”构想》，《学海》2018年第1期。纵意向性，在本文前两部分语境下即为能够实现前意识状态与意识状态之间的转换的本质联结。

(30)Edmund Husserl,Hua 42(2014):85.本文中所引用的胡塞尔文本格式按照通行惯例标注胡塞尔全集本卷次及页码。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中出现的全部胡塞尔引文均由笔者自行翻译，笔者对所有可能的错讹负全责。

(31)Edmund Husserl,Hua 42(2014):85.马迎辉教授提出，本能的匮乏特征暗示着在其之下仍然有未被探索到的底层空间，而进入其中需要借助精神分析的资源。参见马迎辉《欲望与主体的建构——从拉康与现象学的关系看》，《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

(32)倪梁康教授建议翻译为“本欲”，这里笔者保留了日文译名，以凸显该概念的纵意向性特征。

(33)Edmund Husserl,Hua 11(1966):252.该段引文参照李云飞教授的中译。参见[德]埃德蒙德·胡塞尔《被动综合分析：1918-1926年讲座稿和研究稿》，李云飞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92页。

(34)Edmund Husserl,Hua 31(2000):3.

(35)Edmund Husserl,Hua l(1973):113.

(36)倪梁康：《胡塞尔的“发生”概念与“发生现象学”构想》，《学海》2018年第1期。

(37)长久以来胡塞尔的研究者们对于这一框架有着很大的争议。仅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而言，胡塞尔的助手兰德格贝(Ludwig Landgrebe)与韩国学者李南麟(Lee Nam-In)总体而言支持这一框架。李南麟将感受质料的结构视为构成性意识的意向相关项环节，同时引入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动觉”观察(kinetische Betrachtung)来分析被动综合活动的结构，参见Nam-In Lee.(1993)：98～107；兰德格贝则非常重视在具身化与动觉的视角下考察习性状态下的被动性前构成(passive Vorkonstitution)。参见：Ludwig Landgrebe.(1982)：78；而对此结构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有艾尔玛·霍伦施泰因(Elmar Holenstein)、山口一郎、田口茂。霍伦施泰因与山口一郎都将被动综合定位在时间意识的构成项上，山口一郎甚至直接将被动性理解为“时间意识的预先被给定的对象性”(vorgegebene Gegenstndlichkeit des Zeitbewuβtseins)，参见Elmar Holenstein.(1972):35/46.; Ichiro Yamaguchi.(1982):26～30；日本学者田口茂的观点最为独特，他将习性理解为“原自我的主体间性复多极化”(intersubjektive Pluralisierung vom Ur-Ich)，笔者可以理解对于原初主体间性的理论诉求，但对于将主体间性推进到原自我的做法持怀疑态度。参见Shigeru Taguchi.(2006)：90～93.

(38)(40)Edmund Husserl,Hua 42(2014):94,95.

(39)Edmund Husserl,Hua 42(2014):93.胡塞尔在这里将“对象”添加了引号，因为习性位于前意识状态到意识状态的过渡状态，在习性中并不能直接应用意识状态中的对象模式。这里使用“对象”这样的表述意在表明，“冲动”已经初步具备了(纵)意向性特征。

原标题：《谢林与胡塞尔的隐秘联结：论被动综合与原初经验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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