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与李鸿章：硬气与柔气的对冲

本文选自《左宗棠与李鸿章》

作者 | 徐志频

徐志频 著 | 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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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第一次处理事关大清国的重大公共外交事件，是天津教案。左、李第一次公开出现重大的外交分歧，也发生在此时。两人在处理天津教案时不同的说法跟做法，既是左、李三年后在“海防”与“塞防”问题上出现分歧的前奏跟预演，也是贯穿两人洋务的思想主线，因此，聚焦左、李外交的分歧，不妨从这里说起。

跟剿捻临阵换帅类似，天津教案发生后，最先领钦差大臣之命处理的官员，是曾国藩。

事件的基本经过是：同治八年（1869 年），法国传教士为了在天津繁华的三岔河口一带建造教堂，拆除了当地有名的宗教活动场所“崇禧观”和“望海楼”附近一带的民房、店铺，导致当地群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法国传教士为了防止群众聚集闹事，招募了一批地痞恶霸、流氓无赖为教徒，这些跟美国盲流白齐文一样在本国处于底层的不安定因素，平日里借助教会势力狐假虎威，在当地积下不少民怨。

同治九年（1870年）6月，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中国儿童，恰逢当地发生烈性传染病，出现大批死亡，仁慈堂将病死的儿童集中安葬在河东盐坨之地，每二三人一棺。这些尸体大多被野狗扒出来，“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令人目不忍睹。恰好在这段时期，天津不断发生有儿童被人麻醉后遭拐骗的事件，被捕案犯供称系受教堂指使，拐骗到儿童后即卖给教堂，教堂对收购的儿童进行挖眼、剖心。

教堂对孩童“挖眼”“剖心”的传言像飓风一样迅速在当地传开，一时间，民情激愤，舆论大哗，群众自发聚集起来，到“望海楼”仁慈堂门前声讨抗议。

朝廷负责处理此事的官员，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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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厚最初出面，与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约定于6月21日当面商议处理。崇厚令天津府知府张光藻、天津县知县刘杰押带拐骗犯武兰珍到“望海楼”面见法国天主教教士谢福音，令两人当面对质，核实是否确有拐骗儿童卖与教堂之事。武兰珍指认交易的房屋，经核查，地点不符，武兰珍就被押带返回。

随后，法国传教士谢福音随崇厚来到三口通商署，共同商量查办拐骗犯的办法。商妥之后，崇厚随从却紧急回来报告，“望海楼”教堂里的传教士与围观的群众因为口角，发生掷砖斗殴事件。

崇厚赶紧派士兵前去弹压。不料，法国领事丰大业带着两杆洋枪，气势汹汹地冲进崇厚办公室，一名助手紧随其后。丰大业把对教堂前抗议群众掷砖的怨气发泄到崇厚身上。他不由分说，抬枪朝着崇厚就是一枪，逼迫他赶紧平息暴乱。待放下枪杆，丰大业咆哮着将三口通商署办公桌上的物件一通乱扫。崇厚被吓坏了。待两人稍微冷静，崇厚判断“民情汹汹，恐激成事变”，劝丰大业不要走出办公楼。丰大业不听，提着两把枪，带上助理，一路疾奔赶回教堂。路上遇到正奉崇厚命令前去弹压群众的天津县知县刘杰。丰大业怒气冲天，抬枪朝刘杰打去，一枪打中刘杰的随从高升。

丰大业气焰如此嚣张，对群情激奋的舆情无异火上浇油。直接后果是，“百姓激于众忿，将该领事群殴致死，并焚毁教堂等处房屋”。跟丰大业一样直接被群众在混乱中打死的还有他的助手西蒙。

丰大业一死，失控的群众将对“望海楼”天主堂积累的怨气无保留地发泄出来，他们冲进教堂，打死多名传教士，最后放火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四座基督教堂，整个过程持续三个多小时，从而酿成了震惊天下的天津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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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发生后，法国人迅速牵头，组织法、英、美、俄、普、比、西七国联名向清廷发出抗议；同治九年（1870年）6月24日，七国调集军舰开到天津大沽口进行军事威胁，七国公使同时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

意识到事态严重的慈禧，立即委派直隶总督曾国藩以钦差大臣身份前去处理。

曾国藩战战兢兢接过使命，经过前期充分的调查取证，证实望海楼教堂对中国孩童“挖眼”“剖心”纯系谣言。经过一番审慎的思虑，他作出如下判决：

第一，对于拐骗儿童的罪行、证据，暂时不予讨论。

第二，确定教堂对中国儿童“挖眼”“剖心”的说法纯系谣言。

第三，邀请七国公使与受损教堂的代表当面商议赔偿方案。

本着理学的“诚”字方针，曾国藩认为，天津群众听信谣言冲击外国教堂，理曲在大清国，而中国古人的传统思维，无辜伤害对方，一般以自我惩处来求得对方原谅。

为了向七国充分表达自罚的“诚意”，曾国藩宣判处死带头冲击望海楼教堂杀人的八名群众，充军流放二十五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七国损失四十九万七千两白银，由崇厚派使团亲自去法国道歉。

曾国藩没有料到，这个判决导致自己两边不讨好，里外不是人。对大清国的群众而言，天津群众带头冲击教堂，只是他们多年来饱受洋人欺凌的一次爆发，他们希望朝廷能强硬起来，代表他们发声出恶气。对遭受损失最严重的法国人而言，他们期望的是获得物质的赔偿，以及名誉的恢复，而不需要大清国政府自罚的“诚意”。

一个判决，全国上下顿时响起一片“曾国藩卖国贼”的声讨，内外交困，曾国藩的精神防线被摧垮，身体随之迅速衰老。他自叹“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向朝廷申请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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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九年（1870年）8月29日，慈禧调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改派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继续负责天津教案。9月30日，师生见面，曾国藩将直隶总督关防印信慎重托付给李鸿章。

曾国藩继续传授学生“诚”字外交诀。李鸿章默不作声。

曾国藩问：少荃以何种方法办外交？

李鸿章答：我跟洋人只有打“痞子腔”而已。

曾国藩再次低头沉吟，不再回应。

李鸿章同意朝廷出任直隶总督之前，公开提出要求，要等到老师将所判处的“教案凶犯”全部议罪正法后才前往天津，以免“初政即犯众恶”。这明显有让曾老师一人承担全部恶名的用意。事已至此，羽毛已脏，曾国藩只好按照学生的要求，在李鸿章到任前十二天将前述的宣判落实到位。

李鸿章不愿采用曾老师的“诚”字外交，在于他看问题更为深远。天津教案只是一次冲突事件而已，但背后的隐患，才刚刚冒出来：

最可虑者，教士专于引诱无赖穷民，贫者利其资，弱者利其势，犯法者利其逋逃，往往怂恿教主与地方官相抗。因习教而纵奸徒，固为地方之隐患；因传教而招党类，尤藏异日之祸根。

换成白话，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后，最令人担心的局面是，传教士专门引诱中国底层那些无业游民信教，家贫的游民看中教会的高工资，弱势的游民看中教会的气派跟势力，作奸犯科的乱民看中教会可以提供庇护，这三种人入教会趋之若鹜，进去后热心怂恿教主跟地方官对抗。招募作奸犯科的无业游民入教，对中国的地方治理必将是个隐患；传教士借传教的名义在地方结党营私，形成一股势力，这个在将来必是扰乱中国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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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曾国藩认为曲在群众不同，李鸿章认为，天津教案之所以发生，根源出在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身上。因为崇厚平日里谄媚洋人，遇事不能持平，导致洋人气焰太盛，大清国的乡绅、群众含愤已久。

虽然看问题的深度跟追查问题的原因，师生均大为不同，但李鸿章认为，曾国藩“坚持和议，不开衅端”的外交方针是对的。本着让曾国藩一人承担恶名的策略，李鸿章最终按照曾国藩既定的判决执行：张光藻、刘杰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判处二十名“凶犯”死刑，二十五名充军流放；赔偿及抚恤银四十九万七千两白银；派崇厚为特使，前往法国“道歉”，表示中国愿与法国“实心和好”。

这一时期，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前线督师作战，朝廷通过圣旨向左宗棠征求对天津教案的看法及处理意见，左宗棠根据“理势外交”（“论理亦论势”）的方针，给到朝廷完全不同的观点。

左宗棠说：法国在天津设立天主教堂，本身就有大问题，因为“法国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为者实不多见”。

在这一大前提下，虽然法国教堂没有被查到收买中国儿童“挖眼”“剖心”的事实，但受害的群众有质疑的权利，事件起因，在于丰大业首先向中国官员崇厚开枪，而且打伤了天津县令的随从，咎在法国，老百姓闹事事出有因。如果只是索取一些赔偿，可以允许。但不能以无辜百姓的性命抵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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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郡事变之起，由迷拐激成，百姓群起与之为难。虽受迷无据，而幼孩百许童贞女尸从何而来？王三虽不承招，武兰珍则生供俱在，不得谓无其人无其事也。百姓之哄起，事出仓促，非官司授意使然。丰领事且以洋枪拟崇大臣、天津令从人已受伤矣；其时欲为弹压，亦乌从弹压之？愚见法使所称四层，如志在索赔了结，固无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许。一则津郡民风强悍，操之过蹙，必起事端。万一如该公使所言，激成变乱，中国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虑？

如果按照这一方针处理，有可能激化中法两国矛盾，甚至可能引发战争。

左宗棠回复朝廷：不必害怕事态扩大，外国人喜欢通过威胁政府官员去压制群众，如果群众起来闹事，他们就会变得慎重，不敢轻率挑起战争。

泰西各国与中国构衅，类皆挟持大吏以钤束华民，至拂舆情，犯众怒，则亦有所不敢。

左宗棠之所以主张运用群众的力量去刚硬回应法国，除了他一贯刚硬的外交风格，还基于他了解到一则时事：法国在普法战争中遭遇惨败，拿破仑三世在色当被俘，本国爆发了革命，革命群众推翻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成立了国防政府，普鲁士军队已经包围巴黎。法国不可能有能力对中国发起战争。法国公使罗淑亚对待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态度印证了这点，两人见面商谈，罗淑亚“词气极为和婉”。但李鸿章既然坚持“坚持和议，不开衅端”的外交方针，也就无意逼迫法国让步。对于向内“弹压士民”，对外“议恤赔偿”的结局，李鸿章本人自我评价为“似亦惬心”。

天津教案虽然是大清国面临的一次重大国际外交事件，但到底属于直隶总督李鸿章可以单独办理的事情，所以左宗棠只是通过向朝廷呈递奏折发表个人意见供决策层参考，左、李之间不必直接沟通，观念虽然大相径庭，但仍不构成实质性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