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妻：他们都曾是爱得更多也最为孤独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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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并文 | 胡卉

编辑 | 林子尧

本文图片来源于电影《小武》，《三峡好人》

一

吃过年夜饭，我们来到光线昏暗的灶屋，围着火塘烤火。墙角堆着齐整均匀的木柴，够我们烧上一整晚的。这是年前从山里抬回来的，砖红色的年轮很新，看着像描上去的，树皮上，几滴沾着木屑的乳白色的松油，像冰一样凝固了。屋外的大雪沉静徐缓地落了一整天，天黑却下起雪籽，活泼泼如小人儿，乘着北风而来，阵仗颇大，热闹地踩踏屋顶的青瓦，像在我们的头皮上敲小鼓。

夜深了，山村冷如冰窖。我们把身心寄托给木柴堆，一壶反复烧开的井水，一玻璃罐子的烟熏黑茶，一只插在灰烬里的绿色军用壶（里面装着谷酒），还有煨在火灰里的猪肝、牛筋、鹅蛋、红薯和橘子。这样就有了熬夜和聊天的兴致。除夕夜，家家户户都有这么一塘辞旧迎新的大火。数百年来，我们守护着它，像传递血缘一般传递着那把铁打的手柄磨得发光的火钳，今日不管谁接手，都要确保火势炽烈通红地从今年烧到明年。

盛玉兰可能是丢开她那把火钳就跑出来了。也可能她还没有握过那把火钳。或者，她握着火钳，干脆把那塘火钎灭了。她推开门，探头探脑地出现在我家的门口时，脸上不仅没有平常高高兴兴的笑容，甚至还有些努力克制的哀戚神色。盛玉兰四十多岁，中等个子，微胖身材，穿着亮黄色的短款羽绒服、棕色的超短皮裙和酒红色的尖头皮鞋，因为火光的折射，她浑身显得很亮堂。她的打扮比一般农村妇女洋气艳丽，人们都能理解，因为她是从长沙嫁到农村的。为了准备过年，她和城里人一样染了栗色的头发，圆圆的蘑菇头，乍看像戴了一顶俏皮的西瓜帽，衬得她的脸庞像满月一样圆。她一笑，两只眼睛眯成缝，盱视着人，有点试探，又很坦荡，和善中显出某种狡黠和果敢来。

“是老盛，坐啊，坐。”我妈招呼她，屁股底下腾出一把椅子。

盛玉兰点点头，笑一笑，把自己塞进我们中间。

真奇怪，今天见面有一会儿了，盛玉兰居然没怎么讲话。她是个远近有名的大嗓门，走到哪儿都声先夺人，笃笃笃笃讲个不停，别人只有听的份。她那口长沙腔，很有辨识度。虽说都是湖南方言，地域相隔不到一百公里，但宁乡话圆润柔和，音调拐弯时，像钝角一样徐徐展开，有耐性。长沙话则是另一种风格，调子起得高，落得重，女人讲长沙话，也有一股阳刚气。盛玉兰的笑声也比较豪放，不管讲什么，她高兴、无奈、气恼、得意、荒唐，最后总以大笑几声收场。当然，论具体表现，她的大笑也分高低深浅。今天她有点不对劲。有什么事会令她这样烦忧，大年夜也往别人家跑？

我妈问候了她丈夫阚小宁，继子阚勇，女儿唐娜，又问了她的公公，哥嫂，弟弟和弟媳妇，最后问了她娘家的父母。她说：“都好，他们都好。”

出于礼貌，她也问候了我妈的这些人，语气像提到天气。她端起一次性塑料杯子，喝了一大口滚烫的茶水，润了润嗓子，又朝火塘里啐了一口，鞋底拨弄着灰烬，把唾沫掩埋了。她的眼睛始终注视着那塘熊熊燃烧的火，提高音量说：“你们相信吗？那个搞倒瓢的害人精，又要来害我了。她现在缠着我男人，硬要搬来我屋里住咧！”

我听得迷糊，“搞倒瓢”三个字像什么暗语，但是别人似乎都懂，而且大吃一惊，七嘴八舌地提到一个相同的名字，李茉莉。那李茉莉就是“害人精”了。大家精神一振，鼓励盛玉兰说下去。

盛玉兰是这么一个女人，该说的事，不该说的事，一概敞开嗓门泼出去。丈夫阚小宁沿袭了前夫唐逸飞给她取的绰号，“大喇叭”。不过，这任丈夫比较进步，不打她。前夫说着“大喇叭忘记关了”，踱过去给她一巴掌，她的鼻血就流出来。她扑上去，吃亏的时候多。她不像有的女人一样，自己转身把脸洗干净。她披头散发、满脸脏污地站在街上骂，于是人们不仅知道了这男人打女人，还知道了他在卧室门背后不能令她满意的笑话般的细节。

盛玉兰的人生字典里没有“隐私”这个词，好在她生活的阶层也没有。人们热衷于互相侵犯书上叫做“隐私权”的那种东西，你扒开我的心，我也扒开你的，瞅一瞅，从中互相参考着过生活，增进着为人的知识。这么说来，盛玉兰为大家贡献的知识相当丰厚。

这是她的对头李茉莉不能比的。我妈后来说，那女人太沉闷少言，对个人的事迹绝口不提，真不够姐们。

盛玉兰讲到当年种种，擦了擦眼角，抱怨说，我家的柴潮湿，熏人。她起身拿起水瓢，舀了一勺凉水，洗了把脸，又坐回我们中间。

我问我妈：“李茉莉是谁？”

“小孩别插嘴。”我妈说着，把食指放在嘴边“嘘”了一声。接着，她低声告诉我，李茉莉是盛玉兰丈夫的前妻，也是盛玉兰前夫的妻子，“等于说，这两个妻子互换了丈夫。”

我爸纠正道：“是两个丈夫互换了妻子。”

“逞这点强有什么用，”我妈不屑地一笑，“你知道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二

过了几天，我和我妈在杂货店买了些花炮，路过盛玉兰家。她穿着一身桃红色厚棉睡衣裤，一双黑色的贝壳棉鞋，打着比她高许多的竹扫把，正在清扫屋门前的残雪和鞭炮子。她这栋别墅真大，威武极了。砌匠把全世界的好东西都给了她。英式的尖顶，法式的烟囱，罗马式的大理石立柱，美式的小花园（种了蔬菜），以及中国南方农村的烧火灶屋，气派与实用，现代与传统，考虑得很周全。这别墅建了三年多，在当地追逐的别墅潮流中，依然是被观摩、被参照的最漂亮的一栋。如果不在乎我们山里网络信号差，打不开外面的世界，住起来真是适意。

为了建这栋大别墅，这对夫妇掏空了积蓄，盛玉兰还找娘家姊妹借了钱，拿了贷款。这几年，她远去佛山的运动鞋厂踩缝纫机，阚小宁在长沙的家具厂做木匠，贷款终于还得差不多了。别墅住起来，更像自己的别墅了。

盛玉兰招呼我们去坐。我第一次来，盛玉兰要带我参观，介绍这组合柜，这沙发，这床，但是本意似乎是介绍男主人。

“你找男人就得找婶婶屋里这样的。我男人真是个好木匠。我脑子里想要什么，跟他一说，他画一画，砍砍刨刨，就都实现了。”她的语气毫不掩饰骄傲，“这是硬本事。他是一个天才。你学过课文《神笔马良》吧？他比马良还神。”

真奇怪，她好像完全忘记了几天前坐在在我家火塘边对这个男人的埋怨和控诉。难怪有人说，盛玉兰讲再多阚小宁的坏话，也从未离开他。她只要睡上一觉，心里的仇恨就像细沙一样漏光了。

我想起阚小宁，一个瘦瘦高高的中年男人，理着我家墙上郭富城的三七分发型，相貌在这块地域称得上英俊。微笑时像少年一样腼腆，几乎有点怯生。女人和孩子不会怕这样的男人。驯服这样的男人也是可能的。

我妈问：“‘天才’不在家？”

“给他老娘上坟去了。”盛玉兰笑着说，“这不今年才走的么，黄纸多称两斤，扛了两桶冲天花炮。料想她去了那边算新手报到，不能被看穷、看扁了。”

没过几分钟，盛玉兰把话头拉到李茉莉身上。她这是陈年的积习了，见盛玉兰，必听闻李茉莉。

盛玉兰说，李茉莉来奔丧，进了门就大哭。没有眼泪，是干嚎。一位嫂子近身递茶，都看见了。前儿媳妇能哭成这样，所有人都在戳戳点点。盛玉兰对丈夫说：“你前头那位来了，过去见见呀。”说完她避身坐到家婆的灵床前，哭家婆几多命苦。丈夫默默跟过来了，挨她坐下。她心下满意，嘴上却坚持劝：“怎么啦，你不去见见吗？人家好歹是来献孝心。”丈夫一声不响，隔着窗子玻璃眺望了一眼前妻，没有动身。不管家婆的魂灵怎么看，盛玉兰差点笑出了声，心里比打牌赢钱更加欢喜。她在道场中穿梭祭拜，心里想告诉所有人她的胜利，她的欢喜，“这一回，我赢的可是人。”

她感慨，她花光这一生一世，也弄不懂李茉莉的一举一动。跑来奔丧有什么意思呢。家婆在世时，多讨厌她呢。家婆讲了一句人尽皆知的话，“我儿子想复婚？好咧，踩着我尸首去复咧。”讲到这里，盛玉兰重重地掷下茶杯，茶水溅到桌上。她向我们投降似的举起手臂，张开五指，赌誓她接下来说的是真话，她说：“家丑不可外扬。我这是不怕丑，和你们打良心讲，讲姊妹话咧。我家婆恨她，不是无端欺她。她把男人带回来，在家婆家公的床上滚，不止一次两次。家婆最恨的一次，还不是她带了丑男人阳瘤子（就是那个脖子上拖了个面粉口袋的阳瘤子呀），她带的是邢六，——那家伙捅过人坐过牢的！我嫁来没多久，家婆跟我讲，她不能回想，一想就心口痛。”

“她图什么呢？”我问，“因为她恨家婆？”

“小孩别插嘴。”我妈有点恼火，打发似的说道：“不是恨。是图快乐。大家说她不图钱。”

“孩子，她快不快乐，婶婶我不晓得。”盛玉兰点点头，注视着我，我这才发现她有一双深邃又坦荡的眼睛。人们会倾向于依赖有这样一双眼睛的女人。

她认真解释道：“男人容易快活，但是我们女人那装置比男人复杂多了。你妈说得对，她不图钱。打个比方说吧，我男人阚小宁在珠海的家具厂打工时（口误：那时阚小宁还是李茉莉的男人），挣一分钱，汇她一分钱。他以为二十万还趴在家庭存折本上，实际上早被她散给别的男人了，给他们买小车，买摩托，给他们烂赌。她可没从他们那里搞到一点好处。她把家里的钱散尽，把妇科病带回来，天底下就是有这号两头踩空的蠢头蠢脑的人物。阚小宁原谅她了。他爱她。他认为这是两地分居造成的，女人需要男人在身边。他把她带到珠海，舍不得她进厂子，给她租了门面卖香烟。她没有生意人的脑子，不算成本，经常一整天关着门。一次两次三次，真让人难以置信，阚小宁从衣柜子里拖出光屁股男人。这都要把他逼疯了……”

片刻的沉默过后，我妈像是想了想，对我说：“晓得吧，这就叫‘搞倒瓢’。水瓢倒着拿，不是个舀水的手势，里面的水往外流走。”

“是啊，搞倒瓢。”盛玉兰叹了口气，眉头骤然一蹙，“花花世界，花花女子。只可怜了阚小宁。她搞倒瓢，他搞自残，那大腿，那后背，都是伤疤。他拿刨刀挫的，锯子割的。他讲人绝望的时候，皮肉刨上去跟木头一样，一点也不觉出痛。他也不打女人，就这么搞自己。看他发疯，她也害怕，脱了衣服跪在他跟前，求他原谅，保证今后如何如何……但是她保证不了两个月。她这是天性，挡不住她要吃肉，要成为这号人物。刘齁头你们认得不，有哮喘病，讲几句话就喘不上气，喉咙口像是藏着两条狗打架，发出吽呀吽呀的声音。哪个女人敢睡呀？不担心他死在自个床上？她敢，她什么男人都睡得下，真是奇女子（‘奇女子’一字一顿，由长沙话转为普通话）。”

盛玉兰发出一声鄙夷的冷笑。她掰着手指头点名点姓地数和李茉莉有染的男人，因为熟练，语速飞快。一双手不够她数。因为最后，右手竖起的大拇指，算的且不是她自己的前夫唐逸飞。

等到完成这项工作，她身子安静下来，退缩进沙发椅，神色便很有些落寞。我们的心里萦绕着共同的困惑。盛玉兰看出来了。她点破了它，不甘心地说：“不知道为什么，一双烂套鞋，被穿了无数遍，可是他们都爱她。”

回家的路上，我妈说：“男人爱李茉莉，女人爱盛玉兰。”

“没错，她是真把咱当姐妹的。”

“你伯妈讲过，听盛玉兰说上一会儿话，什么糟心事都盖下去了。她天生是个好锅盖。女人离不开好锅盖。”

三

盛玉兰是长沙人，21岁迁走省会城市的户口，在我们这山坳里成家落户，像所有私奔的女孩一样，也经历了哭闹、绝食、冲破门锁和家庭关系的曲折过程。好在她是老三，开小超市的父亲疼她。她要跟搬货的小伙计走，父亲只怪自己不该招相貌好看的小伙计。父亲在她婆家四面环山的石头房子外面闷闷地吸完一包烟，留下八万块钱，认了命。他要她去镇上的好地段看看地皮，买个门面房子。他相信她是块做生意的料，说：“不管成败，你要出去闯，亏了也冇事。你待在家里是画地为牢，往后你只能靠自己了。”

她在镇上的十字路口买了一爿房子。两层楼，进深三间，前面卖衣服，中间开麻将馆，后面做厨卫。楼上三间卧室，她、丈夫唐逸飞、女儿娜娜住次卧，另外两间招租。左邻右舍，分别是裁缝店和米粉店。

人们都爱往她这里跑。这是镇上第一家麻将馆。自动洗牌的麻将机，麻将子如鸡蛋大，图色很艳，汉字很黑，掂在手里有沉甸甸的金属般的重量，乡下人喜欢得不得了。盛玉兰听大家夸赞，很得意：“这家伙，大丰牌，一台五千八，在长沙可受欢迎啦。”人们凑上一桌，半天算一轮场子，盛玉兰收四十元租赁费，另管一顿饭。“大丰”麻将机没有歇气的时候，赶上停电，人们发几句牢骚，流畅地切换成手动模式。

有人输了，盛玉兰留他多吃一顿饭。有人赢了，盛玉兰把他领到服装店看衣服。她的服装店做得很高档。比方说，乡下人哪有穿西装的？干活不方便，价格也贵。之前没人敢进货。盛玉兰的西装赚得不错。后来，她又进了皮衣，棕的猪皮，黑的牛皮，白的狐狸毛领子，很贵，不过，在她那一口自信大方的长沙腔的言说之下，皮衣在年轻男女中成为时尚，后来又被当做有面子的礼物送给老人。春节前后，她的生意尤其红火。第一年，她赚了十多万，而当地人均收入不到两万元。她又添了两台“大丰牌”麻将机。

李茉莉第一次来到“长沙人”麻将馆，盛玉兰正端着送茶水的托盘从厨房直面走来。那是个夏天，太阳特别盛气，李茉莉身后的门白得刺目，逆光看过去，她像一条模糊不清的瘦长的影子。盛玉兰费了好一阵眼力劲儿才看清楚她的脸。一张鹅蛋形脸，细眉毛，长眼睛，眼距偏短，五官长得紧凑了些，就说不上漂亮。总之，印象就是个挺普通的农村女人。要说有什么特别的气质，她沉静，说得上严肃，不像一般农村妇女那么热情，见人就递上笑。打扮也不像年轻妇人。一身烟灰色的束腰连衣裙，一头细软的披肩黑发，素面朝天，连口红也没描，眼角那几颗淡红色的晒斑倒成了她身上唯一的亮色。出于生意人的习惯，盛玉兰笑了笑，上前搭讪，两人的亲戚朋友中有谁和谁，只要攀上共同的熟人，就算是认识了。

没多久，盛玉兰发现，这女人脾性相当不一般，看牌就看牌，从头至尾不多一句嘴。有时牌局来得诡怪，大家斗智斗勇大呼小叫，她微微一笑，端起一次性塑料杯子吃茶，捻了免费的劣质茶叶细嚼，一股子气定神闲。而盛玉兰自己，作为老板娘，却常常因为看牌惹得顾客不高兴。她总惋惜顾客浪费了一手好牌，讲人家输钱的时候输钱，该赢钱了还是输钱。看牌客大都忍不住从技术层面提点别人，仿佛这样就加了双层保险，既不必掏钱，又过足了牌瘾。盛玉兰无非是一个招人厌的普通的看牌客罢了。

有一次，一位经常光顾、常年穿着黑皮衣的中年男人不领情，突兀地问：“大喇叭，你屋里有针线吗？”

“有啊，你扣子掉了吗？”盛玉兰蹬蹬蹬跑到二楼，拿来了。男人不接，叼着烟继续搓牌：“既然有针线，你怎么不把自己的嘴巴缝上呢？”

大家笑了，盛玉兰也笑，嗔骂道：“你这个鬼脑壳，这样欺负老娘。”

“大喇叭，你长沙堂客，会理财，爱打扮，齐全了。但是除了唐逸飞，哪个男的都不敢找你。比方说吧，我要和你有点花花事儿，你这只大喇叭，难道不会响出天，让全镇人都晓得呀！”

盛玉兰笑骂说：“哼，这我没吃什么亏。反正老娘也看不上你们这些乡下混子。”

“你男人不是乡下混子咯？他长得漂亮，也是乡下混子。他是乡下混子，你也爱得要命！你忘啦，你爬窗子也要跟他走咧！”

大伙儿拍桌子大笑。盛玉兰是里面笑得最大声的一个。

麻将馆是群山包围的镇子里最受欢迎的游乐园，每天都这么热闹，有趣。学校与麻将馆一街之隔，我们放学了就被大人带过去，在麻将馆写作业。遇到不会的，大人就招呼盛玉兰帮衬着：“问问城里来的阿姨”。慢慢的，我们也喜欢泡在麻将馆里。盛玉兰笑意盈盈，大方体贴，果盘里摆着我们爱吃的垃圾食品，又买了一台投币游戏机。我们很开心，就当是拿买零食的钱打游戏了。她的生意更好了。她成了镇上最走财运的人。

有一天，一位嫂子敲打她，说：“你以后别拿钱给唐逸飞了。他摩托车上带着一个女的，箍着他的腰，两人笑得可开心了。”

盛玉兰笑了：“他这号烂赌鬼，哪个女的爱捡捡去。”

“妹妹啊，你要担忧自家男人变心呢。”

“我才不忧，我不怕。”后来，盛玉兰逢人讲到这一段，也自省，自责，自怨，“我的毛病就是太自信。”

离婚是唐逸飞提的。女儿娜娜归男方，房子和钱对半分。唐逸飞始终很坚决。他的父母明白他做了不精明的决定，抱住他的脚哀求，看在三岁孩子的面子上，诸如此类，他抽出脚就跑了。盛玉兰也想挽留他，细数自己过去对家庭的贡献，想望今后还有多少钱进账，等有了多少钱，她就装修家里的房子，买县里的房子，省会的房子。他听了一阵，不耐烦了，那样子似乎对她的无知很无奈。他怪严肃地说：“你不懂我，我爱她，是真的爱。”

横竖谈不拢。盛玉兰想用高价买下唐逸飞的那半房子，继续在镇上做生意。她感觉没脸回长沙。她也不会种田。大路条条，无处可走。为了这爿门面，她几乎哀求这男人了。他说：“全世界谁都能卖，就是不能卖给你。”

“这话不像你说的。”盛玉兰不觉得唐逸飞能做到这个程度。她没有质疑，然而这个男人心里兜不住话，一如兜里留不住钱，他告诉她：“她这么说的，我听她的。”

多年以后，回想起来，盛玉兰若有所思，试图表达她曾感受到的一种完全确定其存在、却无法清晰地把握其形态的直觉。她说：“当时我见这女的第一面，她走进来，我就不喜欢。有种不祥的感觉。刮瘦的一个人，把我的太阳全挡住了。”

四

唐逸飞和李茉莉结婚有几年了，盛玉兰还是单身。她没有回过镇上。她也没回长沙，不再做生意，因为做生意需要机巧，昼夜动脑筋，可是她感觉自己的脑筋总是绕进婚变的死胡同。她情愿做些呆板的手皮子活儿。她找到县里一家槟榔厂打工。槟榔是一级致癌物，成分中的槟榔碱致幻，成瘾，但在我们这里，槟榔比香烟白酒更加流行，“槟榔加烟，赛过神仙”。电视上不同品牌的槟榔广告循环播放。男人们的衣兜里永远揣着一包槟榔。男孩从十四五岁开始有样学样。面色潮红地嚼槟榔，口气里带着槟榔特有的刺激气味，被视为“够男人”。男人之间，点头见面，先递上一只槟榔以示友好。在这里，槟榔的市场足够大，槟榔厂比卫生纸厂还要多。

具体说来，盛玉兰做的是切槟榔的工作：埋身在一大堆槟榔之中，提一把大铡刀将每颗槟榔对半切开，按圆形、长形、锥形分类。大铡刀底板重，手柄长，刀片异常锋利（让她想起花鼓戏里包公腰斩权贵的铡刀），一刀落下，坚硬如石子的槟榔一分为二。她的习惯，是右手提刀，左手往刀口下喂槟榔，时间一久，便有了一秒斩一只的好速度。工作十二个小时，除了上厕所，不准离开工位，月薪八百元。好多女工眼红她手里那把铡刀。因为她们手里拿着的是一柄小铁勺，做的是挑槟榔种子的活儿，月薪六百。

浓缩到槟榔厂这一小方天地，盛玉兰也能保留些许优越感，但大体上说，她从此融入了乡村妇女的真实世界。

槟榔厂效益越好，工人的劳动强度越大，对一群吃过太多苦的山野农民来说，尚能接受。可是槟榔有毒。这不是遥远的书上的知识，而是她们的亲身体验：在槟榔厂上班的女工，没有哪个人身上淌着的月经不是墨汁的颜色。多看看也就习惯了。她们没有离开槟榔厂，而是一边工作，一边想方设法贪些小利，把槟榔藏在内衣里头，塞在嘴巴里，带回家给自己的男人。盛玉兰取笑她们的做法，暗中却不免有些嫉羡。因为她们有男人去爱。

我们镇上有一个老人在县里做黄鳝生意，从农民那里收购野生黄鳝，卖给县里的饭店。他生意好，因为每个承办宴席的饭店都必须有一道黄鳝煲黄瓜的经典湘菜。老人两头跑得勤，消息灵通。他找到盛玉兰，说要给她牵红线，而对方正是李茉莉的前夫阚小宁。阚小宁离婚后，一下子没了远行广东的志气，就在县里的家具厂打工。离槟榔厂两公里，见面方便。盛玉兰好一阵大笑，眼泪都笑了出来。老人的意思是，阚小宁是个手艺人，这是乡下最好的那类人，不妨接触看看；不行，就当多认识了一个人。

怀着一种好奇（更多是对李茉莉的好奇），盛玉兰去见了阚小宁。一个被生活的拳头打得晕头转向的家伙，胡子拉碴，一脸颓相。见了她第一句话就是，“下辈子我穷困得趴在地上舔灰，也不要结婚了。”她愣住，不知这二者之间有何因果关联，一时没有接话。

在汽车南站附近的一家大排档，他们从晚上八点坐到凌晨两点，吃完了一盆蛋炒饭、一盘辣毛豆、两碟子咸水鸭胗和几瓶啤酒。他们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对于一方遭受的委屈、痛苦和失败，另一个人一听就懂，欲言又止的那些话，也懂。因为他们都曾是爱得更多也最为孤独的一方。他们都明白一心去爱却遭遇背叛是什么滋味。他们差点被同一个失败彻底击溃。他们都从对方的身上看见自己依然在愚蠢地自讨苦吃。

阚小宁的眼神闪烁着，不时地瞥向盛玉兰那双手。手背染成了酱油色，许多地方被粗糙的槟榔纤维勾破，划成道道，像细小的蚯蚓一样匍匐在那里。她话说到尽情处，手势飞快，那些蚯蚓在他眼前都活了。最触目惊心的是，她左手的食指只剩下半截肉桩子，指关节以上，都消失了。他看着她熟练地使用那肉桩子，捻开毛豆壳，丢进嘴里，还以为这是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残疾。她笑了笑说：

“喂槟榔喂太快，铡刀一秒钟的事。”

后来，他经常跑来槟榔厂等她。他们在理解的基础上相互劝慰，打气，甚至遥想未来。有时也站在一边，对那对男女破口大骂。时长日久，她感受到了甜蜜，有了爱情。她相信他也一样。

如果不用太苛刻的眼光来看，十多年来，他们的婚姻算得上美满。盛玉兰自己正是这么认为。她常常开玩笑地说：“这个男人好，和前头那个不是一路货色。”

像所有婚姻一样，问题当然也存在。比如，这任丈夫财心收得紧，因为他无法再信任女人插手家里的经济。她去槟榔厂切槟榔，去玻璃瓶厂刷玻璃，去佛山运动鞋厂缝鞋帮子，她能养活自己。她不计较。比如，李茉莉隔三差五地以找儿子的名义回来找他。她管辖不到丈夫的前妻拿走多少钱，说了什么话。这也算了。但他在那几天必定心绪很坏，是个脆弱的瓷器，碰不得。他要拿前妻与她作比较，说什么“茉莉那方面功夫比你厉害多了”。这她无从知晓，也就无话可说，心下却觉得那事儿就算比赢了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她感到奇怪的是，他本人倒像是全然忘记了前妻习得这“厉害”的过程差点没要了他的命。多少次，正是那些伤疤让她对他产生一种同情的心情，心头软下去，嘴硬不起来，那么能说会道的一个女人，夫妇吵架却总是吃亏。

这些都算了。最让她感到被动不安的，是他过了四十五岁后，时不时拿后代刺激她，说什么“茉莉有儿子你没有，茉莉的晚年要比你好”。一旦后代成为他的信仰，他的菩萨，他总觉得她这个继母当得不成功，阚勇没给过多少好评。一个失败的继母。这让她想到，她也是一个失败的母亲（女儿娜娜上初二时辍学产子），每当别人饶有兴味地问起娜娜，她的心会沉入冰窖，脸上的笑容急冻似的僵住。

不过，两个人的婚姻有它自行运转的主轴，许多不快只是边边角角的摩擦，称不上真正的挫折。十六年来，盛玉兰没有二心，妇随夫唱，建了新别墅，了却继子的婚事，家婆也送了终。这过程之劳累、沉重和漫长，并不因为她是二婚而失去其完整性。她自尊好强，每一件家庭大事，格外尽责卖力，不到五十岁，已经有种疲劳透顶、精疲力竭之感。她期盼着上天安排给老年的闲逸生活。

五

对头李茉莉，走的是另一条路子。她天性不是劳动妇女，也非家庭妇女。二婚后，她很快转移了相夫教子的兴趣，为了别人，把丈夫分到的财产挥掷一空。这些年，夫妇俩住在盛玉兰操持修建的房子里，当年没来得及粉刷的外墙，红砖头裸露在人们眼中，至今还是如此。娜娜离开了镇子，孩子交给血缘上的奶奶抚养，她十五岁只身跑江湖，学做丝袜生意。

盛玉兰打心底不喜欢李茉莉，却对她多年保持着高度的关注。旁人知道一点儿李茉莉的新闻，都记得讲给她听。她怄气的时候多，快慰的时候少。不知为什么，好多次，在她本该快慰的时候，她也没有快慰的感觉，心里反而忧悒重重，十分困惑。不久前，一个在镇上“福临门”超市杀猪的嫂子飞跑掀天地跑来，通告她：李茉莉得子宫癌啦。

每天早上七点，农民把当日现杀的花猪抬来超市，唐逸飞已经在门口等待。他要拣一碗热乎乎的血豆腐。每当屠夫的尖刀从花猪的脖颈抽出来，他就把手里那只空海碗伸到底下，接上一碗。他在超市里兜上一圈，菜篮里装着筒子骨、蛇鱼、米豆腐、莲藕、荸荠，有时还有一只昂贵的小甲鱼。买这么多好吃的，人却闷闷不乐，惹得大家好奇。

“我的茉莉刚做完手术，要多吃点补的。”

“唔，三个月没出去打工，在家伺候我的茉莉。”

“要给我的茉莉治好，我贷了五万块高利贷。”

嫂子给盛玉兰转达唐逸飞的话，强调道，他就是这么一口一个“我的茉莉”，那语气，“就像在说‘我的腿’‘我的胃’”。

唐逸飞买菜做饭。唐逸飞贷款给妻子治病。盛玉兰简直不能相信这是她的前夫唐逸飞能有的担当。他无异于长出另一副心肝肺了。这比李茉莉的子宫长了癌更让她吃惊。那天晚上，她弄完一家人的晚饭，阚小宁在一边默默地吞吐香烟。她一面收拾碗筷，一面告诉他，李茉莉得癌症了。他拉住她，瞪大眼睛盯着她，露出一线仇恨的光。他把这当成了她不知轻重的诅咒。她只好把“我的茉莉”的情景说了一遍，重点放在对前夫的嘲讽上。她几乎要向丈夫讨问男人是怎么回事。他听了，石像般久久地出神，香烟燃到指关节也浑然不觉。她压抑着妒忌，隐约地感到自己的爱情再次受到了威胁。

她点评说：“这号命运有意思了。癌症不止一百种，她偏偏得一个跟男人有关的。”

李茉莉恢复得不错，有小半年时好时坏，至少没有明显的恶化。为了还高利贷，唐逸飞买了保险，去长沙打一份蛮有危险的工，吊着身子在湘江一张筹建的大桥上搅拌混凝土。人们看见李茉莉能独自上街买菜，提得动不少东西。

谁也想不到，没了子宫的李茉莉依然风流，挽着一个男人在巷子里走，见了熟人笑一笑。男人年龄比她小，长得很魁梧，一头茂盛蜷曲的短发，身上有股特别的气味。镇上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谁都知道，他是在“福临门”超市门口烤羊肉串的新疆人。

这一次，不同于以往，唐逸飞真正伤了心。离婚后，他很少回镇上，不愿意再见李茉莉。没多久，李茉莉可能厌倦了新疆人，跟一个新近丧妻的鳏夫来往。鳏夫和盛玉兰一个村，有时，李茉莉被鳏夫的女儿吆牲口似的赶出去，她会联系儿子阚勇，如果他方便，请接她在别墅前面的小亭子坐一坐。

盛玉兰对此很反感。她跟邻舍们抱怨，大家劝她看开点，不要和一个将死之人计较。再说了，人家母子见面，天经地义。

盛玉兰冷笑道：“她是哄着儿子，让儿子哄着老子。有一天，她要把屁股挪到我家的别墅大厅里。她要在我家的床上闭目、落气。”

这个大年三十的晚上，盛玉兰一家人欢喜地吃了团圆饭，到别墅东面的灶屋里烤火。别墅大厅里的电炉子温温吞吞，远不如垒起大块的木柴，烧起噼里啪啦的火山，让人周身舒服。火苗照得每个人满面通红。盛玉兰给家公发红包，给新婚有喜的儿媳妇发红包，——考虑自己是继母，她参考当地一般的做法，自重地给了双倍的金额。她的心里分明也有一种升级为祖母的高兴。不管怎么样，别人能有的一份生活，她也有。换句话说，大家想要的生活，她也想要。

有那么一阵子，没有人说话。盛玉兰正想找点话，问问大家要不要吃什么，阚小宁突然说：“她一定要回来。如果她没有得癌，我第一个不同意……”

盛玉兰感到血冲脑门。

阚小宁继续说：“医院说，活不过一年的。儿子的意思，接他姆妈回来……”

听着像是避开她商量好了的。连家公也一言不发，不感到惊奇。她想骂人，想翻过往，如果只有阚小宁一个人在这里，她就会这么做。她会上去抵住他的喉咙，给心里的不理解，不公平，要一个答案。她这一生，爱前面那一个，也爱这一个。她爱他们。但是他们不明白，不觉得，抑或不在乎。他们不习惯“被爱”，他们身上有一种古老的顽固基因，卑贱的天性密码，叫做“被使用”。那些不爱他们却使用他们的女人赢了。赢了他们的爱。那些爱他们却不懂得使用他们的女人呢，输得一塌糊涂。

她心里在大哭，身体却一动不动。灵魂早已飘远，飞往云端，去寻找朝她旋近的这场风暴的轨迹。她善良而无用的丈夫，在她耳边发出嗡嗡嗡嗡的遥远的声音。局面上，其余四个人也都沉默着，变成了一个人，一条心。她颓然地放下手中那把添柴的夹钳，火苗一点点小了，慢慢只剩下些许赤红的火灰在闪烁。有人接过了那把夹钳。

她定下心，起身，开门，抓住冰冷的金属门把的那一刻，她感觉牢牢抓住了一种启示：新年伊始，她有一场新的仗要打。但是她不会再让渡自己的这一份日子了。她在步入老年。她需要重新审视恩恩爱爱与过日子的比重。她要占据主动，为自己而战。

为了稳定立场，她敲响邻里邻舍的门，在每家每户的火塘边坐坐，请人们评评她这半生，她的对头李茉莉这一生。虽然都是离婚，都是前妻，都是女人，她希望大家有所判断，站在她这边，支持她。当她出现在我家的门口时，我不知道她这一夜走来，头顶盛开过多少朵烟花，脚下踏开了多少雪花。

元宵节那几天，天气忽然放晴，天空高远澄澈，没有一丝流云。太阳暖融融的，风像四月间一样柔软可亲。有一个性急的孩子在稻田的草甸上跑着，放起了低矮的纸风筝。本地新闻说，最后一场大暴雪将要到来，请大家小心驾驶，做好停电停水的准备。我离开镇子去打工。没过多久，听说盛玉兰从别墅里搬出来，住到槟榔厂的女工宿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