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新视野”工作坊述评——兼论清学研究的新动向

2022年2月11日，由台湾“中研院”文哲所主办的“清代学术新视野”工作坊以线上形式顺利举行。本场活动由文哲所的范丽梅、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桑雅如（Sharon Sanderovitch）、台湾中山大学的黄冠云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戚轩铭共同策划。作为 “末日前的语文学”系列活动的初响，本次工作坊邀请了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北美及以色列的多位明清学术思想史领域的前沿学者。工作坊由美国哈佛大学的欧立德（Mark C. Elliott）教授担任主持。首先，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冯胜利教授通过对戴震、段玉裁与王念孙在训诂考证上的个案分析，论述了皖派学者如何通过对假借字的演绎推断与同源词的生成类比建立起一种科学化的、能够论证逻辑必然性（logical certainty）的乾嘉“理必”之学。随后，来自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石敖睿 （Ori Sela）教授自“皇室科学”（imperial science）与“私家科学”（private science）的视角出发，阐述了18世纪天算学与礼学、经世之学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天算学研究重心自皇室向私家的转移。来自台湾中山大学的黄冠云教授则通过揭示乾隆帝文章、上谕中对宋学聚党讲学、门户相争，以致乱及国事的批判，为考据学的兴起提供了一个政治层面的解读。最后，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魏宁坦（Nathan Vedal）教授和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马瑞彬（Mangus Ribbing Gren）博士分别进行了精彩点评。笔者有幸全程参与了此次工作坊，并认为三位学者的主题演讲确实展现了清代学术思想研究的若干新动向，因此不揣冒昧，对所论及的诸多层面尝试加以梳理，以就正于方家。

冯胜利教授对乾嘉“理必”之学的研究，近年来已多有专论发表。这些成果背后一以贯之的重要方法，则在于对各考证条目立论过程的细致分析。如此次演讲中所举之首例——《尚书·尧典》“光被四表”，戴震训“光”为“横”——冯教授即通过逐行逐句的细读，阐明戴震何以通过文本、古音、语义、训诂、文字与句法等六个方面的证据，而使其论断“不留余义”，成为逻辑上的“必然”。这种对论证过程的详细梳理，对于展现自戴段二王至于章黄之学的独特学术进路，其意义自不待言，而在笔者看来，其方法论价值则更不局限于语文学的学术脉络之内。清代学术既常以“实”字为标榜，其关键即在于立论须有依据。这一论证考信的过程，或资于逻辑演绎，或资于材料徵引，或资于实物质测，虽取径各异，要之不可出于空言，而必采取一定之方法使其结论确然不移。冯胜利教授通过对“理必”论证的逻辑梳理与证据标注，恰恰展现了这种可信性的微观建构过程。正是通过这一过程，诸如“横被四表”一类具有突破性的训解才能够成为新知而得到广泛认可，诸如古音分部等系统性建构才能在往复论辩中成为日趋精密的共识。诚然，“理必”之学所涉及的公理化的演绎思维只在以皖派为主的几位大家中才有较为典型的展现，这也是冯教授在本次演讲与其系列研究中所着重考察的对象。但在方法论上更为“传统”的考据学者也同样不乏组织材料与构建论证的方式，甚至可以颇具特色。如本次工作坊的评议人之一魏宁坦教授就曾在博士论文里谈及明代音韵学中所多见的宇宙论式的类比体系。可见对“考证何以可能”的追问，不仅具有一般性，且能通过不同论证范式间的比较进一步彰显“理必”之学的独到之处。在此，冯胜利教授的微观分析对于理解考据学知识的具体建构过程具有普遍的启发意义。

这种对学术知识背后论证方法与材料组织的关注，亦与石敖睿教授演讲中一个重要细节相呼应。石教授指出，在乾隆朝的天算学研究中，科学观测对文献记载并无必然的优先性；历史上的记录与基于科学观测的结论被视为同样可靠，甚至前者优于后者。而二者孰轻孰重，又往往因人而异。这使笔者联想到戴震与钱大昕在“岁实”（回归年）长短问题上的著名分歧：戴氏自西洋天算学模型出发，视理论计算较文献记载更为可靠；钱氏则反其道而行之，以文献记载的多变性作为西学模型不够精密的证明。在北美学者胡明辉笔下，这一差异为戴震赢得了“理性主义”的头衔，恰与冯胜利教授的“理必”思维异曲同工。

此外，笔者在研究中发现，这种知识论立场上的差异同样广泛见于对金石器物与自然名物的研究之中。当实物材料与文献记载、训诂分析指向不同的结论，应该何去何从？可以肯定的是，在考据学鼎盛的乾嘉时代，学者对此类根本性问题并无一定之见。细而言之，在同为皖派宗师的戴段二王之间，即便对某一考证问题掌握了相同的文献材料与分析方法，在材料择取的优先级和方法的偏好上仍能展现出个体差异，而由此得到颇为不同的结论。广而言之，对汉学持保留态度的理学家与经世学者，他们是否也以其它知识论形式践行着自己对于“真知”的理解？只不过这种理解的信度并不取决于材料支撑或逻辑推演，而是与内心的呈现或实践的功用息息相关。总而言之，对认识论问题的微观分析既有利于阐明清代考据学超迈前贤之处，亦对于理解清学内部的多元性与学术争论，乃至学术群体间的差异与学派分歧具有广泛意义。如石教授在演讲中从前述有关文献记载与科学观测的讨论，即联系到精英科学家与身处实际观测一线的技师、包衣等的群体差异。这里既有知识论偏好上的不同，亦涉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身份背景之别。近年高彦颐、陈恺俊等学者通过对清代文人工匠与包衣官僚的研究，已经在手工艺从业背景对知识论的塑造作用上取得长足进展。如何将这一职业身份与知识思想间的互动关系推向更广泛的学术领域，亦是在清学研究中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而提及身份与群体，则将我们自然引向石敖睿教授有关“皇室科学”与“私家科学”的空间维度。前者与历法制度、宫廷传教士和学者的为官经历密切相关，后者则主要体现为私人化的学术网络与个体化的研究兴趣。清代科学研究的重心何以在18世纪中后期由前者转向后者？学者又如何在两种身份间切换与流动？其中关键之处，即在于“西学中源”这一总体论调下科学与礼学乃至考据学间的密切联系。如石教授在演讲中提及具有官方背景的《五礼通考》作为礼学汇编，不仅涵盖天文历算方面的大量内容，更收录了江永、戴震等人与当时官方天算学研究有别的私学成果，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有关乾嘉时期科学研究相对于考据学的从属地位，自北美学者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以降已多有论述，在此不赘。但这一联系启发笔者进一步追问：有关皇室之学与私家之学的划分，对于理解考据学的学术生态，是否同样具有参考意义？如果康熙是热衷天算学的“数学家皇帝”，中后期的乾隆是否亦可视为一“考据家皇帝”？这一身份不仅表现为四库馆的设立，也体现在御制文集中多见的考证作品，以及由宫廷组织编撰的《热河考》、《河源纪略》等多种史地著作，而诸如钱大昕、王念孙等一流考据学者，也恰因早年供职京师而参与此类项目之中。同时这些“皇室考据”又因其多元的语言背景、宫廷收藏的支持，以及无与伦比的资源调动能力，在研究方法上与“私家考据”既有趋同，亦存差异。二者之间的流动、转化，与相互影响，同样可成为理解乾隆朝学术的一个重要入口。

而提及皇室学术，特别是统治者自身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则离不开政治层面的考量。虽自民国时代，章太炎、钱穆等学人业已论及清代高压统治及文字狱与考据学的关联，但近年来在四库学及清宫档案研究上的进展，仍为继续探索这一层面提供了丰富空间。黄冠云教授以乾隆帝对宋明讲学的批判为切入点，通过对《题东林列传》等御制文字的解读，展现了统治者个人立场的学术引导作用，并由此探讨考据学兴起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发展的可能。在乾隆看来，宋明理学中广泛存在的讲学活动开启门户之争，足以贻乱国事。而这一别有用心的个人立场经由上行下效的权力互动，显著影响了四库馆臣对汉宋之学的评价，并由此开辟了考据学的新篇章。在演讲末尾，黄教授还提及他计划进一步考察钱大昕等学者在看似客观化的考证作品中对这一官方意识形态的回应。恰如冯胜利教授的演讲启发我们从看似琐碎而技术化的考证文字背后探索具有“义理”高度的知识论见解，黄教授的研究则引导我们顺着权力的毛细管网络，揭示其间的象征之义与微妙之言。

在笔者看来，与此权力互动相关的另一重要面向，尚涉及考据学与具体政治实践的关联。如果乾嘉学术并非仅是埋首故纸的书斋游戏，而有着丰富的现实关切，如果考据论证不仅是解读经典文本的有效途径，更代表了一种认知与思维的普遍方式，那么考据学家的现实行动就有了特别的研究价值。如王念孙筹理河工、阮元经略海防，其间对技术细节的关注与其学术训练有无关联？又如乾隆帝动用行政力量助益考证，其中可否观察到行政流程与考据研究在信息收集和处理上的相似之处？近年来，“技术官僚”（technocrat）日益成为清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如何重新审视“考据”与“经世”的关系，亦有待广泛而深入的探索。

总而言之，此次工作坊确如其主题所示，展现了清学研究中的若干新视角。在更为抽象的方法论层面上，笔者尝试将其概括为如下三点。一是在对乾嘉学术的研究中充分借鉴科技史的一般方法。有关中国古代天算学、本草学等领域的考察早已从自然科学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成熟的史学分支。而清学中音韵、文字、训诂诸大宗，虽同为高度技术化的专门之学，却仍缺乏类似程度的历史考察。在这一点上，乾嘉学术的研究者大有可为。二是对学术思想的具体建构过程及其立论基础进行深入分析。这种对于“考据何以可能”的历史知识论（historical epistemology）式的梳理，既有别于余英时先生自儒学传统中所提炼的“内在理路”性的阐释，亦不同于近年来占据思想史研究主流的“语境化”的分析方法，而对二者有裨益之功。三是对学术思想所涉及的不同维度进行综合性的跨领域探索。无论是考证背后的政治关切，还是礼学与科学的内在联系，都体现出在现代学科分化之前更为纵横交错的知识组织形式。当下有关全球史、边疆史的研究方兴未艾，而思想空间亦如地理空间一般。如何在包罗万象的清代知识世界里突破现代学科的畛域，以再现其丰富的历史关联，亦是清学研究者可以共同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