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礼平︱高伯雨与“第三势力”

高伯雨先生“写稿出卖”，纯系“揾食”，所以“供货”不分党派，也曾为“第三势力”刊物供稿。高先生曾在《从旧日记谈到民国廿一年的上海》一文透露：“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香港偶然和他（丁廷标丁文江之侄）见面。那时候，他已是青年党一个不大不小的干部。他知道我卖文为活，就拉我为他们的第三势力刊物写稿。我先向老丁声明，政治文章不会写，反共文章不肯写，如果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风花雪月，西洋趣味的文字，要定造多少就多少，本厂无任欢迎。”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美国支持反蒋反共的第三势力，高先生说：“香港的第三势力得美元之力，办了不少刊物，我和这方面没有关系，但也藉老朋友丁廷标照顾，在此中乞其馂余养活了一家人，如是凡五年之久。到一九五九年丁君谢世，而第三势力已是水尾，几个大头头鸡飞狗走，遂成烟消云散之局，至今在敝笥中尚有当年刊出在《中声晚报》的拙译西洋幽默剪报十余页，聊为纪念，也可见友朋聚散的踪迹。（《中声晚报》创刊，初时由该党派史泽之主持，史君卽邀我大量供稿。这个势力收档后，泽之在苏浙中学教书，近年已移居美国。）”（《大成》一八五期，页四十四，《从旧日记谈到民国廿一年的上海》）

1951、1952年之交，高先生曾应徐亮之邀请，“在一家高举旗帜反共的三日刊小报名叫《人言报》”编副刊。高表明“我对反共并不感兴趣”，徐亮之答应高编的这个副刊，“可以不登反共八股，只谈风花雪月”。徐亮之名梗生，江西进贤人。徐尝语高：“我逃来香港时，身边只有一两黄金，不屑求美国人，也不屑求台湾，求他们，不会有自由的。”（《听雨楼随笔》叁，页二五三，《我和徐亮之》）

高是1950年才认识徐的。徐本身是穷书生，也靠卖文为生，哪来的钱办报刊呢？原来，“这个报的后台老板是程思远，更远的后台老板是隐居北美的李宗仁”。徐亮之原是李宗仁的秘书（当时与程同住九华径楼上楼下），由徐出面主持报务。但此报甚短命，“出版四个月就关门大吉”（《听雨楼随笔》陆，页二二四至二二五，《反共与借书》）。

高先生为后台老板李宗仁的《人言报》编副刊，也为后台老板是蒋介石的《香港时报》写稿，“伯雨笔名最先用于《香港时报》”，“打从一九四九年六月起，到一九五三年，我经常有稿供它，同时和《大公》、《新晚》、《周末》等所谓左报一样写，无分彼此，左没有嫌我为右写，不要我的稿，右也如此。大概我卖稿只是做生意，不谈政治，尚无大碍之故”。1952年开始，高为《香港时报》杨彦岐主编的《浅水湾》副刊写专栏“南海随笔”（《听雨楼随笔》陆，页二五〇至二五三，《终于相识的朋友》），兼为左舜生、雷啸岑等人办的《自由人》周刊写《蔃庐随笔》（数期即止）（《听雨楼随笔》陆，页二五〇至二五三，《终于相识的朋友》），复以“高适”笔名为新加坡《星洲日报》写《适庐随笔》等专栏。高先生自己透露：“一九五六年至六二年，我在《华侨日报》有个每天五百字的框框，曼谷的《中原报》、新加坡的《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则自一九五一年始，便有稿约，不必每天都要一篇，但一个月中每一家都登十多二十篇，而《南洋商报》时时多至三十篇左右。”“一九五七年初……那时期，我在《星岛日报》两个副刊……写了很多文史的短稿。”

高先生既写又编，马不停蹄。1959年《循环日报》出版主持人是原来《星岛日报》的社长林霭民，林约高客串编辑一个文史性的双周刊（《大成》八十三期，页五十，《陈彬龢与申报及大华半月刊》）。

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高先生的写作量惊人。有一回包天笑问高，每日写稿要写多少字，高答：“多则三四，少亦二三千，不能少过此数。”（《大成》第二期，页三十七，《记最老的作家：包天笑先生》）常人工作八小时，高先生倍之。那个时候，他每天写稿十六小时。没有时间运动，所以不敢多吃，少吃多餐，后来饭量太小，用炖盅炖饭。有段时间，晚上九时左右，高夫人会飨他以小炖盅咸瘦肉饭。

五六十年代，冷战时期，报刊杂志，有左派右派之分，壁垒分明。高先生的笔耕地盘，左右两派兼而有之。他尝自言：“因为那时候我为左右派报刊写的稿颇多，各派用各派的笔名，河水不犯井水，即如高伯雨也是笔名，后来才‘弄假成眞’的（用‘听雨楼随笔’和‘伯雨’一名，始于一九四九年六月《香港时报》创刊之时）。”（《听雨楼随笔》壹，页二七二至二七三，《〈紫禁城的黄昏〉的版本》）

高先生论古而不论今。有人问他“为甚么不多谈今时今日的事”，高应以：“今时今日的事不是‘掌故’，未必为读者所乐闻”，还有更重要的是：“在此时此地，月旦人物，批评社会，易招愆尤，甚违古人明哲保身之道，暂时敬谢不敏。”[《听雨楼随笔》贰，页一五九，《听雨楼随笔（初集）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