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艺术探源｜天井关访古，南太行之巅的兵家必争之地

天井关位于南太行之巅，是“太行陉”的最高点，四面深壑，一途独通，所谓“兵家必争之地”。关口向南俯瞰黄河两岸，向北则连接晋东南高原，即古上党之地。关南原有三眼深泉，因此得名“天井”，今日已无处寻踪。

据说，孔子周游列国，至天井关时，遇到几个儿童在玩打仗游戏，布防设伏头头是道，孔子叹曰: “不云游四海，不知天外有天，不入晋国，不知人上有人，此地人多知，物有灵，何需我等教化。”于是，掉转马头，打道回府。这个故事不知源于何时，情节虽不靠谱，却展现了历史叙述中“真实的谎言”。或许，它表达的反而是当时山西人对于齐鲁之邦的真实仰慕。

车到晋庙铺镇，我告别了张先生，准备走到天井关。这段道路是复式车道，南来北往的车辆分道行驶，刚才如影随形的大车一下子变少了。道边的村舍清洁宁静，与绿油油的麦田相间分布，几乎有漫步欧洲乡间的错觉。经历了上午的迷路与体力透支，黄昏时分，却感到少有的精神充沛与愉悦。

天井关位于南太行之巅，是“太行陉”的最高点，四面深壑，一途独通，所谓“兵家必争之地”。关口向南俯瞰黄河两岸，向北则连接晋东南高原，即古上党之地。关南原有三眼深泉，因此得名“天井”，今日已无处寻踪。

我几乎以漫步的节奏走向天井关，走到那块熟悉的“孔子回车碑”前，才想起跋涉一天的疲劳，突然间两脚就没劲了，坐在台阶上，长久不愿起来。与4年前不同，石碑被一座碑亭罩住，碑亭右侧还新建了一个碑廊，摹刻了历代吟咏天井关的诗文。

4年前，我们开车到这里，走马观花，匆匆而去。印象最深的，是同行15岁小友为大家讲述“孔子回车”的故事。据说，孔子周游列国，至天井关时，遇到几个儿童在玩打仗游戏，布防设伏头头是道，孔子叹曰: “不云游四海，不知天外有天，不入晋国，不知人上有人，此地人多知，物有灵，何需我等教化。”于是，掉转马头，打道回府。这个故事不知源于何时，情节虽不靠谱，却展现了历史叙述中“真实的谎言”。在我看来，它表达的反而是“华夏边缘”的山西人对于文明中心——齐鲁之邦的真实仰慕，犹如现在经常流传的欧美人对中国文化肃然起敬的段子。

《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讲述了“孔子回车”的故事。周敬王二十七年（前493），“周游列国”的孔子又一次失意于卫国，于是去卫西行，准备向晋国执政赵简子推销政治理想。走到黄河边，听人说，晋国贤人窦鸣犊、舜华刚被赵简子所杀，时年59岁的老夫子“临河而叹曰: ‘美哉水，洋洋乎! 丘之不济此，命也夫! ’”他终于明白，在这个暴力相逐的世界，不会有掌权者在意他的“治世之道”，“致君尧舜上”的“中国梦”永远无法着陆了。此时，卫国都城在帝丘（今河南濮阳附近），孔子要去晋国，渡黄河处应该就在濮阳西面不远，也就是说，他刚离开卫都，就遭遇噩耗，花甲老人心灰意冷，索性南折回曲阜老家了。

按司马迁的记录，孔子根本没有来到天井关。即便孔子完成旅行，天井关也不该是经行地，因为此时晋国都城位于新田（今山西侯马），通常路线是沿黄河北岸西行，在今河南济源附近西北行，翻越王屋山到达晋西南地区，这条道路后世一般称为“轵关陉”。孔子从未到访天井关，甚至可能就没听说过这个地方，但不要紧，“至圣先师”依然是最著名的天井关过客。

“孔子回车”碑附近，原有一座孔庙，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即有记载。到了宋金时代，天井关孔庙香火日盛。按照赵世瑜先生的说法，“孔子回车”故事的核心角色孔子在宋金之际被重塑和“发明”，在晋东南地区的“文化复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元延祐八年 ( 1320)，泽州同知刘复亭“躬率僚吏诣天井关，释奠于宣圣庙”，至治二年（1322）“复享祀孔子于天井关”，圣人的光芒普照在天井关上。

史籍中，第一次明确记载“天井关”是在汉成帝阳朔三年（前22），“秋，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遣谏大夫博士分行视”。这是西汉末年黄河下游地区连年水患的一次，从今河北中部（五阮关）一直到今河南西部（函谷关），难民几乎遍及整个华北平原。

根据辛德勇老师的研究，汉武帝时期, 推出名为“广关”布防方略。将传统的“关中”区域扩大化，关中区域北部, 从以临晋关为标志的黄河一线, 向东推进至太行山一线；区域中部，从旧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灵宝）向东推进至新函谷关（位于今河南新安）一线。这样就将洛阳和太行山以西地区（即今山西省中南部）划入“关中”, 大大增强了西汉政府依托关中控制关东这一基本治国方略的效力。从这时起，天井关与其北方的五阮关（位于今河北易县）、壶关（位于今山西黎城）及南方的新函谷关等关口连成一道防线，成为畿辅地区与华北平原的分野，战略价值变得尤为重要。在常平时期，天井关关禁森严，通行者必须有专门证书，关吏残酷凶狠。但大灾之年，当政府无力救济时，关口的难民越聚越多，就有酿成民变的可能。

那一年秋天，关吏得到命令，允许难民北过天井关，流移到晋东南地区乞食。不知有多少虚弱的难民扶老携幼走过天井关，对于传统的历史叙述者而言，他们存在的意义只在于证实一道诏令，他们只是帝国的麻烦，甚至不会化成一组数字，给今日研究者带来“计量史学”的便利。只能大致推想，这群没有面孔的过客多来自邻近的河内郡、东郡与陈留郡，也就是今河南省北部及东北部地区。他们多数应该是失去土地的自耕农民，也许有一部分是地主庄园里的依附客，因为庄园被毁而脱离主人的控制。

那些走过天井关的难民，未来是什么样的命运呢？历史当然没有记载。西汉末年，晋东南地区的开发程度与可耕地数量，无法支撑过多的难民，难民与土著的资源冲突不会少见，这定会减少难民的人数。相当多的人，应该是无声无息地死去，多少夫妻生离死别，老人与孩子则更容易倒毙在路上，一定还会伴随着可怕的瘟疫……也许，还有人相食，这是汉代不多的残留史料中的常见记录。活下来的难民，一部分回到家园，一部分可能入籍当地或继续漂移。然后，他们和子孙继续面对一波又一波水患的侵袭，以及正在加速的体制腐烂。直到三十多年后，怒吼的黄河几次改道，“民人流亡，百无一在”，终于酿成新莽时代的全国性暴乱，强悍的难民铤而走险，更多难民则成为转型时代的无名祭品。

同时代大儒刘歆在《遂初赋》中有“驰太行之严防兮，入天井之乔关”的文句。据考证，刘歆“为众儒所讪”，“徙守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在哀帝建平二年（前5）路过天井关。作为宗室之胄，他当然不会像难民一样“筚路蓝缕”。然而只需等待28年，殊途同归的命运就会降临。这位新莽时代的“国师”，一如那些绝望的流离者，在末世的烈火中灰飞烟灭。

新莽政权的灭亡并不意味着动乱的结束，弥漫全国的分崩离析正走向高潮，天井关开始见证“城头变幻大王旗”。建武元年（25），刘玄与刘秀两股政治力量展开最后决战。此时刘玄于长安称帝，并接收了新莽残部；刘秀的西征军在邓禹率领下已经占领河东（今山西运城地区），即将西渡黄河，挺进长安；而洛阳及天井关以北的上党郡（即晋东南地区）还在刘玄控制下，分别由舞阴王李轶、大司马朱鲔和上党太守田邑镇守，成为邓禹西征军背后的利刃。夺下天井关，占领上党郡，就可以隔断刘玄东西两路的军事力量，并连结起聚集于太行山以东的刘秀主力部队。

天井关的争夺以“反间计”开场，刘秀麾下的孟津将军冯异与李轶私下达成“默契”，“北攻天井关，拔上党两城”，而李轶“闭门不救”，被朱鲔刺杀。刘秀随即派野王令王梁北守天井关，阻击朱鲔的进攻，但天井关还是回到上党太守田邑的控制下。刘秀占领洛阳后，又“遣宗正刘延攻天井关，与田邑连战十余合，延不得进”。战事焦灼之际，刘延抓获田邑“母弟妻子”，作为人质。田邑听说长安内乱，刘玄被赤眉军所杀，才不得不献关投降。此时，邓禹的“西征军”已经渡过黄河，“河山之险”为刘秀所控，西汉末年的大动乱开始出现清晰的走向。而历史的路标，是天井关内外堆积成塔的尸骸。

田邑献关500年后，更为残酷的屠戮在天井关内上演。北魏末年“六镇之乱”引发的嗜血狂欢，在永安三年（530）愈演愈烈。先是秀容郡（属于今山西忻州地区）领民酋长尔朱荣率领契胡牧民与六镇镇民南下，在洛阳城外的黄河南岸屠杀了胡太后、幼帝元钊，以及朝中大臣2000 余人，酿成骇人听闻的“河阴之变”（发生于528年）。两年后，尔朱荣被孝庄帝暗杀；从子尔朱世隆率余部北归晋阳（今山西太原）“霸府”，突破天井关后包围建州（今晋城市），“刺史陆希质闭城拒守，世隆攻拔之，杀城中人无遗类，以肆其忿”。

尔朱世隆的屠城并非孤立事件，有学者曾统计，魏晋南北朝时代，仅“正史”记录的“屠城”事件就有47次，一共屠灭了70多座城池。腥风血雨，被于中国。有时，单纯的杀戮并不能平息屠城者的愤怒，变态的将士就尽力增加受害者的痛苦。因一句“愿乘长风破万里浪”而将理想主义形象烙印“青史”的将军宗悫，大明三年（459）与沈庆之攻下叛乱的广陵城（今江苏扬州），其后大肆屠城，“城内男女道俗，枭斩靡遗”，而“宗悫偏用虐刑，先刳肠决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创，然后方加以刀锯”，几乎看不到一点人性的遗留。尔朱世隆的屠城细节并未被记录下来，然而参照“河阴之变”的残酷，真实的景象只恐有过之而无不及。

晚唐诗人韦庄曾咏《天井关》：“太行山上云深处，谁向云中筑女墙。短绠讵能垂玉甃，缭垣何用学金汤。劚开岚翠为高垒，截断云霞作巨防。守吏不教飞鸟过，赤眉何路到吾乡。”韦庄的浪漫情怀与雄关古道相逢，想起800多年前的赤眉军，却遗忘了同代人的穷凶极恶。

唐会昌三年（843），昭义军（控制今山西长治、晋城地区与河北邯郸、邢台地区）牙内都知兵马使刘稹抗拒朝命，擅为留后，天井关内外又一次剑拔弩张。昭义军的背后是百年来保持半独立状态的“河北三镇”，唐武宗与主政者李德裕不想刺激他们的对立情绪，于是采纳了诗人杜牧的进言，“使河阳万人为垒，窒天井之口”，只从正面进攻昭义叛军。河阳（今河南沁阳）节度使王茂元率军先发，在天井关连战不利；忠武节度使王宰继之而进，“九战拔天井关”，并一鼓作气平定刘稹叛军，结束了唐代历史上最后一次旧式藩镇之乱。

2006年，王宰的墓志在洛阳出土，志文共2310字。关于天井关之战，墓志有更详细的记录。志文描绘了天井关的险要地势，“贼垒皆坐天井关，在太行山顶上，寇埰星联，建瓴之势，万夫莫仰”；也解释了此战对于昭义平叛的决定性意义，“天井下临高平郡，俯视如蚁……自是，狡穴妖巢不复自守，明年诸城尽降”。同时也可看出，战事异常焦灼，“河阳节度使王茂元屯兵天井下，连战不捷，疾悸求解……贼恃险凭固，聚食持久，坐待师老，冀缓灵诛……自春涉夏，军士饮山泉，寝蒿艾，及秋大疫，太行峻险，餫军多阻”。而对于战斗场面，志文也有细节描述，“贼众霄溃惊蹂，自投山谷死者不可胜计，杀伤略尽……走尘炊烟，无所逃隐，贼众游骑投砾可及”。昭义叛军仓皇奔逃的末日惨象，如在眼前；而在这样残酷的拉锯战中，王宰军队以及泽州平民的伤亡，也一定难以计数。只是，在“正史”的叙述中，芸芸众生的苦难与哀鸣，总是被时代“英雄”的“欢乐颂”所屏蔽。

今日的天井关村已难觅古战场痕迹。与4年前一样，即便是清明时节，人也很少，石板铺就的“脊椎式”古街蜿蜒在两排寂寥的青砖民居间，仿佛为拍摄旧时代电影而搭设的布景地。“天井关”三字高悬在过街楼的南墙上，北墙则木门深锁，显然久无人至，它的主人也许正在某座城市打工吧。

夜色更浓了，一位中年人走过来，很热心地问我去哪里。我说，去晋城。他向旁边一指，“那个面包车要回晋城，可以带你一段”。车上是一家人，家在天井关，平常在晋城工作，今天回来扫墓，连夜返城。男女主人有些沉默寡言，路上交谈并不多，只知道他们大概在晋城做小旅馆生意。他们把我一直送到晋城高都大酒店，全程约25公里，只收十元钱，我有些过意不去，坚持多给了些。从太行山南的河南常平村，到太行山顶的山西天井关村，我遇到的村民都质朴、和善，这种感受，也曾出现在去年“走向金莲川”的旅途上。我不知道是否自己比较幸运，在“金戈铁马”暂时休憩的古战场，不时沐浴醇厚的古风。也许，更可能的是，在太行山上，他们与我，都放松了紧绷的神经，与自己的自然本性不期而遇。

蒙古太宗十年（1238），49岁的大诗人元好问终于踏上返乡之路。6年前，汴京（今河南开封）陷落，金朝灭亡，元好问成了蒙古兵的俘虏，被押解出京。他先是囚禁在山东聊城，后来辗转于东平府（大致相当于今聊城地区）各处，备尝困厄之楚，所谓“潦倒本无明日计，往来空置六年家”，“十年弄笔文昌府，争信中朝有楚囚”。好在他逐渐与蒙古的汉军首领严实、赵天锡搭上关系，获准返回秀容老家，也就是700年前尔朱氏家族的故乡。从山东走向秀容，天井关是必经之地，走过天井关，就意味着回到了阔别经年的老家山西。此时的诗人，已不是昔日吟咏“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的不羁少年，而被岁月打磨成“渐稀头上发，别换镜中人”的落魄书生。天井关前，二十年往事奔来眼底：

石磴盘盘积如铁，牛领成创马蹄穴。

老天与世不相关，玄圣栖栖此回辙。

二十年前走大梁，当时尘土困名场。

山头千尺枯松树，又见单车下太行。

自笑道涂头白了，依然直北有羊肠。

往事不要再提，前路依旧崎岖。

作者系国家博物馆策展人，本文原题为《天井关的过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