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帝国政治：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演变与危机（上）

2016年世界政治的最大变局来自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通过选举成为美国总统，人们一般将之视为全球化的退潮和保守主义政治的回归。这种观点一方面强调一个由美国主导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互相整合的全球化进程，它表现为一个由自由贸易、全球民主和普遍同质文化所构成的普遍历史；另一方面将2016年发生的英国退欧公投、欧洲各地涌现的右翼浪潮，以及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视为对这个全球化进程的保守主义挑战，它通过经济民族主义、威权体制和强调同质性的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形成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分离运动。

这种观点一方面简单化了全球化和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忽略了保守主义运动在美国表现出的多个层次和张力。

作为对20世纪上半期进步主义的反动，美国保守主义首先体现为一场强调小政府、传统文化和孤立主义的旧右派运动。在二战之后两极对峙的冷战背景下，美国精英出于对抗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将本土主义导向的旧右派运动转化为国际主义导向的现代保守主义运动，从而塑造出一个以反共为目标的统一战线。苏联解体后，顺应于美国全球霸权的意识形态需要，强调自由贸易和全球民主的新保守主义主导美国保守主义议程，成为带动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内部的其他派系被整合进旧保守主义之中，在后冷战时期的乐观形势中被不断边缘化。

随着全球化进程在美国本土产生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的多重危机，一场超越左右之分的新一轮保守主义运动通过特朗普的竞选被整合在一起。新一轮保守主义运动夹杂着旧保守主义的色彩和立场，并通过整合欧洲传统主义和新反动主义的思想立场，发展出一场全球性的抵抗运动。

伴随保守主义的这场分裂，一场在冷战对峙和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中不断为美帝国提供意识形态辩护的保守主义运动转入其反面，回归到它在产生之初的反帝国面目之中，由此构成战后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帝国辩证法”。

战后保守主义反苏共识的形成

尽管历史学家承认保守主义一直是塑造美国政治传统的重要力量，但现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运动是20世纪的一个政治和思想现象，它在20世纪初期通过右翼的民粹主义运动表现出来，并在二战之后发展成为系统的保守主义运动。它得以开展的思想和政治背景是，美国在进步主义和新政时期逐渐成形的大政府和福利国家以及美国经过两次大战所逐渐发展出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二者在战后逐渐融合成为一个由乐观的政治哲学和经济教义混合而成的自由派共识。英国记者戈弗雷·哈吉逊（Godfrey Hodgson）将之概括为：

第一，美国自由企业制度不同于旧的资本主义。它是民主的，创造盈余，有实现社会正义的革命性潜能。

第二，这种潜能实现的关键是生产，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将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因此马克思主张的围绕生产资料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冲突已经过时。

第三，社会中存在自然的利益和谐。美国社会正变得更加平等，正在消除或甚至说已经消除了社会阶级。资本主义者被管理者替代，工人正变成中产阶级的成员。

第四，社会问题能像生产问题一样被解决：首先是发现问题；然后是掌握社会科学的政府通过设计程序来解决它；接着是资本和诸如熟练工人这些资源被作为“输入”来应用到问题上，产出是可预测的，问题将被解决。

第五，对这一友善的制度的最大威胁来自招摇撞骗的马克思主义的门徒。因此，美国和它的盟友们——自由世界——必须做好和共产主义进行长期斗争的准备。

第六，除了共产主义的威胁，美国的义务和使命是将自由企业制度的福音传到世界各地。为了纠正自由企业制度的弊端，美国接受凯恩斯主义的基本信条。根据这种理解，资本主义仍然是可行的，但它必须借助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克服周期性的萧条和失业危机。

尽管在极端左派看来，这一共识不过在于“平息人民起义而不是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强力政府不过是为了“维护制度的稳定以保护上层阶级的利益”，因而在变革生产资料和阶级斗争方面不够彻底。但由于新政和美国二战的成功，这一派系在美国逐渐边缘化。而随着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在1952年共和党党内总统竞选提名中败给艾森豪威尔，主张小政府和孤立主义的老右派也逐渐死亡，以“现代共和主义路线”上台的艾森豪威尔成为共和党党内的主导势力。他们支持商业，但也肯定新政和福利国家，关心国家安全，但反对激进的反共运动。保守主义运动在此背景下也被边缘化为零星的抵抗运动，只留下哈吉斯（Billy James Hargis）、麦卡锡（Jerome McCarthy）、安·兰德（Ayn Rand）、理查德·韦弗（Richard Wearer）这样的“偏执狂、怪癖性和怀旧症”的乌合之众。

主流社会这种远离意识形态冲突的心态，被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敏锐地捕捉到。在他看来，美国已进入一个意识形态终结的时代，左右派的激烈冲突让位于有关管理技术的冷静辩论。而正因为此，美国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其《自由主义的想象》中指出：“现在的美国自由主义不仅是主导的，甚至是唯一的思想传统。因为显而易见，没有任何保守或反动的观念在公众中流行。”政治学家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也不得不感叹美国自由主义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缺乏一个坚强勇敢的保守主义对手。

但出乎意料的是，正当自由派洋洋得意之时，美国进步主义和新政的阴暗面也开始显现出来：政府对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控制日益引发了工商业精英的反抗，而大规模社会变迁以及与之相伴的平等化和民主化潮流，也让守旧人士恐惧，由知识分子控制的大学和媒体引发人们对文化赤化的担忧。在战后自由主义观念一统天下的局面之下，这波反抗最早体现为一种精英的观念运动，它们取代战前的民粹-民族主义的保守传统，发展成为美国第一个新右派运动（1955—1964年）。

新右派运动在起初表现为两个独立发展的思想运动。第一个是自由放任主义，第二个是传统主义，前者主要是经济保守主义，后者则是文化保守主义。

哈耶克们为战后美国保守主义奠定了第一块坚实的哲学根基。图为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1899—1992）。

自由放任的理论代言人是奥地利裔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他的学生哈耶克，他们主要反对国家计划和政府控制经济，认为这会不可避免地导向专制和集体主义，不论它是法西斯、社会主义还是它的美国版本的自由主义。正是通过将共产主义和纳粹统一视为集权主义的两种形式，哈耶克们为美国保守主义奠定了第一块坚实的哲学根基。文化保守主义主要指美国战后初期有传统主义倾向的一波知识运动，它反对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后产生的科学主义、物质主义、相对主义等现代性思潮，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平等化、大众民主和世俗社会，认为它们腐蚀了西方文明，带来无法容忍的意识形态真空，因此要求返回到传统的宗教和伦理生活中。

如果说极端左翼批评自由派共识不够左，那么新右派运动则批评自由派共识离苏联共产主义太近了，但尽管它们分享着大致相同的问题意识，当人们试图从中提炼出一个统一连贯的保守主义原则时，它们之间的张力仍即刻显现出来。

自由放任关注自由和效率，它要求经济和道德领域的全部自由，这意味着一个不受管制和约束的道德生活，而传统主义关注价值和德性，它追求的是一种基于社群的、对个体心灵进行德性培育的道德主义立场，为了实现这一价值，包括家庭、学校、教堂，甚至政府的管制和约束都是必不可少的。正是这一基本立场的对立，引发贯穿两个阵营和美国现代史的自由和德性之辩。哈耶克本人就曾批评保守主义阵营恐惧变化、偏爱权威和等级制度、缺乏对经济力量的理解、反启蒙、仇视国际主义等一系列弊病，因而直言自己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保守主义的另外一层张力来自自由放任和反共主义之间。二战后的新右派运动渊源于二战之前的旧右派，它反对对内的福利国家和对外的扩张主义，因为新政和战争最终都导向一个恐惧压抑的巨大利维坦。但面对战后的共产主义敌人，这一立场的内在悖论立刻暴露出来：共产主义威胁着公民自由，但军事主义的反共立场最终也会侵害公民自由。

正是对反共立场的犹疑不决，使得保守主义分化为对苏遏制和“解放”两个立场。主张遏制战略的人认为，仅需要通过一个防御性的军事建制就足以抵御苏联的威胁，因为历史规律表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靠武力单独统治世界。不断扩大的政府权力会压迫公民自由，为了对抗苏联而不断展开的国家动员势必会在美国本土培植起一个暴君统治，“为了打败苏联必须模仿苏联”，为了打败集权政权必须让自己集权化，如此一来，保守主义所捍卫的私人产权和有限政府都将化为泡影。与此同时，过分的国防开支和盟军体制将使美国从内部瓦解，届时美国要么屈从于苏联，要么通过极权主义动员变得和苏联一样，二者的区别仅仅是被苏联还是美国独裁统治。

而主张干预战略的人除了强调苏联军事力量的强大和持久，更是提醒人们苏联最重要的武器是它超验的历史决定论的意识形态。在政治理论家詹姆斯·伯恩哈姆（James Burnham）看来，美国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假设，使它无法理解共产主义宗教性的弥赛亚特质，再加上一种道德相对主义的立场，使得它无法区分善恶，因而意识不到：美国和西方正陷入一场和共产主义不可脱卸的善恶之分、文明之争的冲突中，自由主义终究会成为西方自杀的意识形态。

因此，一个软弱的外交政策，最终将使“西方在全球霸权被清洗，10亿人口从西方世界转入敌方共产主义阵营，在美国海岸线90英里以外建立共产主义的滩头堡”。为了西方的生存，美国对苏联的政策就不能仅仅是遏制，而且是一场新的“解放”，一个世界联邦取代共产主义的世界帝国。

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于1955年创立《国家评论》杂志（National Review），试图通过这种建制化的努力将不同派系和立场汇聚成为一股合力，建设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运动，一方面对抗已经自由化的右派，另一方面清理旧右派思想中种族主义、反犹主义、阴谋论者约翰·伯奇（John Bircher）、有无神论倾向的安·兰德（Ayn Rand）和马科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等这些已经不合时宜的老思想。

这种努力在智识上最终表现为《国家评论》高级编辑弗兰克·迈耶（Frank Meyer）在其1962年出版的《为自由辩护》（In Defense of Freedom and Related Essays）一书中提出的融合主义的共识。为协调自由和德性的张力，迈耶主张一种有德性的自由生活，它既不是教条地反国家主义，也不是因为道德主义的考虑而拥护威权主义，而是人民一方面能够自由地选择，但另一方面愿意和渴望德性的道路。在他看来，西方文明的最深奥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在传统之中运作的理性。而在实践中，迈耶坚持认为这种融合只有在考虑到美国内外面临的共产主义威胁时才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对于这个意识形态敌人，如果要忠于西方文明和美国共和，唯有诉诸“决心和武力”。也正是这种道德立场，才能揭示为什么战后麦卡锡主义能够在美国获得广泛支持。

正因如此，亨廷顿才认为，美国保守主义是一种情境性的意识形态（situational ideology），是那些战后试图捍卫美国乃至西方文明成果的人，为了应对共产主义的挑战，而刻意阐述的一套价值体系。

1964年共和党党内初选中，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Morris Goldwater）通过财政保守主义、社会自由意志论和强硬的反共路线，击败温和派共和党人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Aldrich Rockefeller），赢得党内提名，初步显示出保守主义的力量，但也立刻暴露出美国现代保守主义运动的两个张力。

其一是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克里奇洛（Donald Critchlow）所强调的赢得选举的政治实用主义和高度道德化的个人自由、法治、自由企业、恐惧中央政府等原则的张力。这使得共和党始终面临着纯粹意识形态、赢得选举和如何施政三个过程的分裂。保守主义高度精英化的意识形态落实在选举中总是通过诉诸被民权运动边缘化的普通白人的愤怒，但在这种浓浓的道德密度和民粹维度上位的共和党总统又总是基于“平和施政”的理念背叛扶自己上位的选民，从而使得整个共和党内部都充满着离间和背叛、谎言、抵抗和逃离。

其二是保守主义理念和白人身份政治，乃至种族政治之间的张力。尽管戈德华特自己努力区分保守主义观念和种族主义，并强调是基于市场理由和官僚的平等主义反对民权法案，但他仍然让共和党背负起支持种族隔离的道德负担，使得共和党丧失了在民权运动上的发言权。这加速了美国的政党重组，使得共和党成为分散在南方和西部的白人选民的泄愤平台，而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在观念上变得满口道德仁义，但在实际行动中俨然是不折不扣的白人民族主义者，甚至种族主义者。

新保守主义的普世帝国叙事

20世纪60年代民主党在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主导下成为“社会工程党”，试图通过伟大社会和民权项目持续推动美国社会改造，然而激进的经济政策、社会解放（黑人、妇女）、越南战争，不仅没有带来种族和谐，反而激化了种族冲突、家庭分裂、街头暴力和反越战浪潮。与此同时，美国左翼运动也日趋极端化，始于政治改良的新左派开始与反文化运动合流，大学生造反不断鼓励一种对抗性文化，由此滋生出吸食毒品、性解放、女权运动，不断挑战着社会的道德底线。社会面临着权威和价值双重解体的危机。

面对这种乱局，民主党内部开始不和谐，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科利·华莱士（George Corley Wallace Jr.）在1964年民主党党内提名败给约翰逊之后，1968年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赢得了大量保守的白人劳工选民，分化了民主党的票源，最终为共和党人尼克松赢得选举制造了机会。而尼克松则通过掌控民粹情绪，强调法律与秩序，坚持传统美国价值，抵制毒品、犯罪、堕胎、同性恋等以及强硬的国防立场，赢得1968年的总统选举，但上台之后却以自由派的方式施政，追求福利国家和规制主义，在外交领域推行和苏联和解的政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从而背叛了党内的保守派。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后，其继任者杰拉德·福特是一个走中间道路的共和党人。吉米·卡特抓住保守主义阵营的分裂机会，在1976年总统大选中，通过组建一个同时包括黑人和下层白人选民的反抗联盟，成功地以局外人的身份赢得大选。

在外交领域，由于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民主党日益被新孤立主义情绪主导，他们通过推选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参加1972年总统竞选，以及支持吉米·卡特的外交政策，来排挤党内支持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传统的冷战自由派。

对民主党内孤立主义情绪的不满，以及激进的社会改造计划的失望，使得一部分成员分化出来，他们聚集在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和丹尼尔·贝尔周围，借助《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和《评论》（Commentary）杂志，发展为一个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ve）阵营。在立场转变之前，这些人都是传统的托洛茨基分子，因此同情共产主义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但他们察觉到，美国的左翼运动已经过头了，过于激进的社会变革往往适得其反，民主党已经不得人心。而右翼运动要么过分放任（自由主义），要么过分保守（传统主义），从而难以支撑起共和党赢得政权的政治诉求，因此为左派向右翼政权的渗透提供了可乘之机。为此，这些人将自己标榜为“新”保守主义者，以便区别于二战初期发展出的反共右派，通过调和已经过头的左翼运动和过于极端的右翼运动，新保守主义试图走出一条渐进温和、逐步改良的中间道路，由此发展出系统的新保守主义信条。

1981至1989年在任的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1911—2004）开启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革命，将冷战运动推向高潮。

结合政治评论家欧文·克里斯托等人的论述，新保守主义的要点可以归结如下：

第一，资本主义和国家控制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形态。新保守主义者原则上认为应通过创设新的市场机制来解决市场弊病，比如为穷人提供房屋券而不是政府建设廉租房。也因此，他们支持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这意味着每个人有在财富、公共声望或影响力上变得和别人不平等的权利。但他们不反对经济管理和社会改革，只是认为这种改革需要保证个人在一个日趋动态和城市化的社会中的安全感，并尽量减少对个人事务的官僚入侵。

第二，接受福利国家的历史事实，并试图按照经济和人道的方式进行重建。新保守主义清醒地意识到，新政以来的各种社会政策和规制手段不可能被全部废除，福利国家已是无法更改的历史事实。与此同时，由于大多数新保守主义者的社会科学知识背景，他们也更倾向于将知识和国家权力应用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而不是否定它们。但他们反对左翼过于激进的社会改革，在他们看来，现代教育培养出来的左翼知识分子散布在大学、媒体和官僚中，成为一个敌视美国商业文明和常识文化的新阶级，他们总是试图靠中立的专家政治手段改造美国。这种一劳永逸的心态培养出一种对抗心理，似乎整个美国社会都是他们的敌人，因此必须通过一步到位的、一刀切的方法，消除一个白人社会所隐含的历史负担和种族仇恨。如此一来，政府的社会政策不但没有达到预期后果，反而适得其反，导致各种“意外后果”，比如强制的校车接送，不仅没有实现种族融合，反而由于底层白人的怨恨加深了种族隔离，城镇化建设不仅没有解决住房问题，反而加深了住房危机。因此，公共政策应该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和接受程度。

第三，这种渐进改良的心理，同样见于他们对文化价值的态度中。新保守主义尊重西方文明的传统价值和制度，但不像传统主义那样固守一个终将逝去的农业文明，他们支持渐进、有机的改变，但反对新左派那种追求完全解放带来的眩晕和虚无主义的绝望。这种对改革和变化的认同，使得一个本来以“保存”为基质的思想运动获得一种朝向未来的时间观，因而“是充满希望的，不是悲观的；是向前看的，不是怀旧的；它的色调是欢快的，不是阴暗或阻滞的”。

第四，全球民主的新意识形态。这使得新保守主义同时划清了与保守派内部的传统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以及新左派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区别。在新保守主义者们看来，美国经济已经实现和全球经济的高度融合，由此衍生出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文明已经不可能让美国回到诗歌田园的昨日，越战引发的新孤立主义冲动仅仅是一股临时性的反应，不可能改变美国长时段的扩张轨道。为适应这种时代精神，美国需要一种国家认同，它既是民族的，又是普世的，是一种普遍化的民族主义。根据这种理解，美国是一个由自然理性奠定的共和国，因此一个人不论其种族、宗教、血缘，只要能够认同美国《独立宣言》所传达的理念，就是美国认同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信经国家（Creedal Nation），将这种认同向全球推广就成为美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使命。这种国家认同的普遍性，使其区别于传统主义对宗教、传统和等级的强调，以及白人种族主义对同质性的民族主义的依赖，而其民族性，又使其不同于新左派的多元文化主义暗含的否定和解构特征。

这种对国家利益的超地缘认知，发展出一种圣战式的世俗弥赛亚情怀：美国成为全球自由民主的灯塔，美国的使命也不仅仅是保证自己的边界安全，而是时时刻刻“感到有义务保卫一个正受到不论是外部还是内部不民主力量攻击的民主国家”。在冷战背景下，这意味着对苏联的任何宽容都是对西方政治价值的腐蚀，无意或无能谴责针对政治自由的犯罪就是对苏联的政治投降。 而新保守主义的道德选择，就是出于反共的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朋友，甚至不惜为此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独裁者。

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变动，还为保守派赢得了宗教右派这个忠实盟友。美国大众媒体的现代化、娱乐化和世俗化让宗教界感到迷惘和无所适从，19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带来的堕胎、色情、毒品、犯罪等一系列社会议题，让教众们对美国的道德衰落感到愤怒，而禁止在学校祷告更是让他们担心道德和宗教教育在公共教育中会缺失。正是这一系列事件，激发了原本只过问自己灵魂的信徒们开始通过自发的草根运动表达不满。

尽管宗教右派分享着和20世纪40年代传统主义共同的关切，但应对的是不同的社会情境，美国历史学家乔治·纳什（George Nash）指出，前者是学界对世俗化的大众社会的反动，而后者是大众对世俗价值观及其表达这种观念的国家精英的反动，保守派的知识运动关注的是国家政治和政策，而新右派关注的则是普通人来自日常生活经历的创伤。尽管这种大众运动没有贡献思想，但它为共和党的竞选运动贡献了大批忠实选民。由于宗教右派较强的民粹性，有学者将其视为1974年由福特总统的温和共和主义路线所引发的共和党民粹派造反的一部分，并称其为“新右派”运动。

正是1960年代的危机，带来一个广泛的保守主义共识，而本来是一场精英运动，也演变为一场反精英的民粹运动，保守派从一个“遗民”的运动，变成“沉默的大多数”的民主运动。在这场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中，这些保守派运动中的不同派系最终通过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实现了体制化。里根的“供给经济学”改革解决了卡特时期高通胀和高失业的难题，一度促进了经济繁荣，而其保守的社会政策也赢得了基督教右派的欢心，对苏联“邪恶帝国”的控诉则安抚了新保守主义，从而不仅开启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里根革命，而且将冷战运动推向高潮。（待续）

（本文原刊于《开放时代》2017年第4期，原题：“意识形态与帝国政治：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演变与危机”。略去注释，正文经重新编辑，略有简化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