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一个人读他，多一份温情与敬意

一提起钱穆，很多读者会想到“一生为故国招魂”，历史学家葛兆光则用“温情与敬意”来评价他。

作为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列的“史学四大家”之一，钱穆13岁即师从历史大家吕思勉，熟读中国传统经典文献，亦对西学、西洋文化有所关注，曾自学英文、日文，阅读社会学、逻辑学、圣经、世界史等外文书籍。

他一生著述1500万字，仅一部《国史大纲》，就奠定其在中国史领域无可质疑的地位。

著名作家、人文经典领读者杨照从16岁就开始读钱穆，深受钱穆影响，在他看来，为故国招魂，是钱穆一生的志业：“钱穆的保守不是倒退，他是非常严谨的史学家，这是他最主要的学术成就和生命认同。”

那什么是“故国”？如何理解钱穆的“保守”？今天看待中国历史、看待中国文化，到底要继承什么？

……

这些，正是杨照在看理想App最新节目《温情与敬意：钱穆学思总览80讲》所要解读和回答的。

这档节目的编辑说：“这大概是写介绍文字最长也最纠结的一档节目”，“想让人知道，钱穆不保守。想让人知道，他爱‘故国’极深。想让人知道，他不为潮流裹挟的珍贵。想让人知道，他那些振聋发聩的提醒。想让人知道，他守死善道的精神，其实就是中国人的精神所在。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共勉，共读，共听，共思。”

01.

钱穆的著作，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宝库

钱穆是在1895年出生的，也就是清朝遭受重大挫败、跟日本签下极度屈辱的《马关条约》那一年。

钱穆一生并没有取得正式的现代学历，但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与钻研。这为他打下扎实的基础，成为他后来进行自我主张，以及和梁启超等大师辩论的最重要的依据。

在历史、文化以及传统的看法上，他的立场与主张都非常强烈。

他的个性很执拗，不轻易跟随潮流，也不会为别人眼中的学问名声所折服。例如读到顾颉刚的《古史辨》，他认为其中各种不同历史的论断，基础不稳固，经不起考据的检验，于是他铺陈了非常完整的考据，写出《先秦诸子系年》来挑战当时的学术大明星顾颉刚。

再如，他不同意梁启超写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就自己在学校里刻意开了同样名称的课，直接冲着梁启超而来。他还把《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讲义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也跟梁启超的著作同名。

在北大，他被派去教历史系的通识课，他不同意这个做法，直接对着课堂上的学生说，我虽然来教，但我认为这样教通史是错的。我不知道前面的人讲什么，更不可能预期后面的人怎么教历史。历史前后不搭，这算什么“通”史？所以他主张通史应该由一个人教，由谁来教？他自己来教。

他的这种态度不仅改变了北大，乃至于改变了后来国民政府，从大陆一直到台湾，关于中国通史这一门课的看法和教法。更重要的是，如此才会有他后来所写的《国史大纲》。

到了晚年，钱穆双眼几乎都看不到了，已经无法继续研究工作。即便如此，他仍然目盲心不盲，勤于著述。

在漫长的历史教学实践中，先秦时期他有《先秦诸子系年》；宋明理学一直到清朝的思想史又是他铁打的专业，著有《宋明理学概述》；还有晚年所写的厚厚一本《朱子新学案》，不仅对于朱熹这个人，而且环绕着朱子所有学术思想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极度完整、无法超越的整理。

钱穆所有的这些著作，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宝库。

杨照的这档节目《温情与敬意：钱穆学思总览80讲》，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进入庞大宝库，自行选取宝藏的路线指引。今天，钱穆的著作大部分都还可以找到，因此这个宝库我们不但可以进得去，还可以把里面自己感兴趣和想要的宝物拿出来。

02.

“为故国招魂”，作为一种志业

1990年钱穆去世，享年95岁。对他的学术思想最为亲近的门生弟子余英时，连续写了两篇追悼文字。

其中一篇，余英时表明是为让读者可以简单扼要地了解钱先生的学术精神，标题叫作《一生为故国招魂》。从这七个字当中，我们可以体会钱穆一生最重要的志业。

“故国”即指中国，但“故国”特别凸显的不是现实的中国，而是存留在旧书籍里面的那个中国，即历史的中国。在这个意义上，钱穆最主要的身份是一位历史学者。但是，他研究中国历史，却有非常不一样的态度。

钱穆研究历史是志业而非职业。作为职业研究历史，主要是钱穆任职于北大和西南联大这两段时期，为他提供了生活的温饱。其他阶段，不论在中小学教书、办香港新亚书院，还是后来到台北素书楼里讲课，都和研究中国历史没有必然的关系。

中国历史对钱穆来说，不是一个身外的知识，不是死的固定的客观的外物，而是他自我生命的一部分，甚至他主张，那是中国人集体自我生命的其中一部分。

这意味着，我们如何认识中国历史，从中国历史里面所挖掘整理出来的知识，会明白地、直接地影响钱穆他如何作为一个人而活着。

故国，不仅指过去的那个国，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国。因为是自己的根源来历，所以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钱穆一直保持着非常强烈的问题意识。

03.

这是他的“故国”，亦是你我的“来历”

这个问题意思的第一层是，要弄清楚当前现实的中国，可以不明白中国的过去吗？如果不明白中国的过去，我们所刻画出来的现实的中国准确吗？

第二层，如果我们要评断当前中国的是非好坏，有可能离开中国的来历吗？这就牵涉到我们看待当下现实的眼光与标准。

我们可以这样比拟。对于一个陌生人，或我们从来没有真正接触过的公众人物，我们在新闻中与周围人的八卦中了解他做了什么事，用什么方式害了什么人。

讲起来口沫横飞，我们认为这就是自己的评断，且对这评断颇为自信。但是，如果换做是这个人的朋友，或者是他的家人，他们了解他的性格，了解他经历过什么事情，这个时候，由他们来解释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做，必然就产生了另外一种评断。

更进一步地，如果这件事是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经历过每一个过程，思考、挣扎、犹豫、决断，决断之后的愧疚、责任，以及必须承担所有这些带来的负面的后果。如果这就是我们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也会有不同的评断。

所以钱穆特别提醒的就是这样一种态度。这是故国，是我们的来历。当我们了解了自己的来历，必然就会用不一样的标准，来评断当下现实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

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与理解，没有从源头一步一步去推演到底今天的中国是怎么来的，而是一直把过去的中国跟现在中国切割开，分开处理，那么我们对于当下现实的处境，绝对不会有准确的掌握和理解，更糟糕的是，我们对现实的评断也会流于武断。

急于下评断会带来错误，乃至于带来灾难。这样的后果可以不用思考吗？至少钱穆用他一生的时间，一直在思考这一套大问题，并努力提出他从历史当中所得到的一些知识跟智慧，给大家作为参考。

在现代社会，作为一个“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当我们说“文化自信”“文化认同”的时候，我们说的到底是什么？当我们为《唐宫夜宴》《只此青绿》《景观太极》所震撼的时候，我们所震撼、所感动的又是什么？

动荡不安的今天，历史能给我们何种启发？

现在正是重读钱穆的好时候。

原标题：《多一个人读他，多一份温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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