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博士的脑洞丨正确看待民企对外投资：开放和安全间如何平衡

当前，如何看待民营企业对外投资，以及民营企业如何看待自己在对外投资这件事上被怎么看待，变成很多人的困惑。

困惑与悖论

这种困惑也不奇怪。

困惑的来源，实际是民营对外投资、国内民间投资、以及外汇储备三者之间出现了“不和谐”，造成了“三元悖论”。

对外投资大涨。2016年，中国企业宣布的海外投资并购交易金额为2158亿美元，较2015年增长148%。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民营企业是“主力”；对内投资堪忧。与此同时，国内民间投资增速在2016年显著下降。尤其是上半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2.8%，与2015年同期民间投资及2016年同期全社会投资相比，降幅均超过六成；外汇储备也在这一时期呈较快下降趋势。2016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下降约3200亿美元。

教人不得不联想，教人不得不忧虑。

对于国内而言，难免有疑心。有不少人就直接诘问，是不是有人在“转移资产”？是不是对中国经济没有信心？以至于屡次产生“XXX跑路了！”的热议。

对于国外而言，我国近期海外投资的“大手笔”已引起欧美为首的部分国家的关注和忧虑。2015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首次超过美国对华投资。2016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达460亿美元，是2015年的3倍。美国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又一次启动，还是针对中国，甚至是“越俎代庖”，否定了中国福建宏芯投资基金收购德国爱思强。连《南德意志报》都评论，“这家芯片企业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玩偶”。

于是，导致了多重悖论。

从国内看，一方面简政放权等各项对外投资便利化激励措施不断推进；另一方面，外汇管理部门对企业境外投资外汇汇出常拖而不决、拖而不办。

从国外看，一方面各国招商引资，欢迎资金流入；另一方面，许多国家怀着“阴谋论”，事实上对于双方或多方产业合作造成了各种障碍。

当此时刻，需要有冷静客观的态度，面对问题，同时不要误解、扭曲、甚至制造问题。政策制定者或需正确对待，主动出击，合理引导，同时加强监管，防微杜渐。

应正确看待，正面评价

悖论产生的背后，一定是许多无所适从。坊间对于这些投资究竟是正常需求还是“恶意”需求，有些企业的企业家究竟是“强人”还是“坏人”争论不休；学界对于汇率改革、利率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等存在不小争议；商界自己则对于国家还是否鼓励对外开放，还是否鼓励企业市场化经营忧心。

困惑不奇怪，但市场缺乏明确指向，或许却是有害的。因此，缕清事实，正确看待，很有必要。

中国三十年来的高速发展与对外开放密切相关，而对外开放既包括引进外资，也包括对外投资。两者间看似竞争关系，其实是互补关系。

前不久，中国明确表示，针对中美贸易顺差，不会以收缩本国出口为手段和目标，而会以更宽广的胸怀，打开市场，迎来更多进口，既为国际间贸易和经济再平衡、再发展做出贡献，也为提高本国及他国民众整体福利做支撑。

在投资上理应也如此。特别是，我国资本输出尚处于初始阶段，尤其在经济新常态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大背景下，产业链整合与跨境资产重组是大势所趋。企业积极收购境外相应产业，可以更快获取境外市场、资源、技术、销售渠道等，是企业发展的全球性战略布局需要。从这个层面看，企业必须“走出去”参与全球竞争，对外投资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而从“一带一路”建设来看，与沿线国家实现深度的“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也需要企业积极创新合作，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格局。

因而，正常的对外投资应该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避免非理性投资。对于正常的对外投资，仍需正面评价，应当正确看待对外开放、对外投资等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支持有实力、有准备的企业进行全球资源和产业链整合，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产业升级。

同时，实施更加积极的利用外资政策，从根本上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人民币汇率预期。

应主动出击，努力争取

去年年底，“中国企业税费究竟高不高”引发了国民大讨论。其根本，就是在良性竞争下，如何留住优秀企业和企业家。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努力“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的声音不绝于耳。中国周边不少国家正以更低的成本、和更优惠的补贴等条件吸引低附加值产业转移。而发达国家同样拿出诱人条件，希望将中高端制造业等“搬”到自家来。各国在试图提高贸易壁垒等“赤裸裸”的保护政策外，也纷纷提出更优惠的政策、制造更有吸引力的营商环境，企图吸引企业、资金、资源。这是不争的事实，且已经发生了效力。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招商引资起到过重大作用。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经济实力增强伴随着各项成本的不断升高，市场飞速发展伴随着各项旧条规的不合时宜。美国在华商会的调查报告就显示，美资在华企业对目前法律法规不一致等较为困扰，对于营商环境也有所诟病。

本土和外资企业的感觉几乎一致。

中央政府已经几次三番强调改善营商环境，强调减少企业的制度性成本，强调减轻税费额外负担等。不久前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则讨论了继续扩大利用外资，稳步推进金融业开放等问题。《外国投资法》征求意见版本也已经推出。都说明现在很明确，市场需要优质企业，而政府要提供好的环境和吸引力来支持这些企业。

各政府部门及各级地方政府，需要跟上形势，改变旧观念。

平衡企业对外投资、企业在国内投资、引进外资投资关系的要旨，不在于用行政手段去强迫谁该干什么，而需要政府主动出击、努力争取，做到更为一致、诚信、高效，让企业愿意在这里扎根、发展，也确实能够在这里枝繁叶茂，长成栋梁。

应加强监管，弥补漏洞

民企是逐利的，也正因为这样，市场才有活力。民企对外投资的确有乱象，市场监管必不可少，但要明确“监管”对象是什么，不能一棍子打死，更不适宜简单的以意识形态来给企业家和企业行为“贴标签”。

对外投资监管确实存在薄弱环节，而一些金融“创新”使传统资本流出管控形同虚设。最重要的是，治标更要治本。企业对外投资中发生的“问题”并不是单纯在对外投资上的问题。虽然民营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其投资是亏是盈、利润几何，应该都由自己承担风险。但如果其本身在资金来源、公司运营等方面就存在问题，则无论如何，都将给国家金融安全、乃至经济、社会安全带来隐患。

如今的大规模海外并购中，一些投资主体与其标的业务范畴几无交集，溢价畸高，经营却可预见的糟糕，其中猫腻，值得深究。

一些海外收购项目遭遇正常的合规审查，要求提供其资金来源及股东结构，便立刻铩羽而归。可见，发达国家对于企业运营、企业并购等合法合规性要求甚高，对于大量资金流动可能造成的各种风险也有较为系统和严格的控制。而这些在我国，仍相对匮乏。

因此，加强监管是个系统性工程，看起来问题出在对外投资上，其实不然。其资金来源是否合法，资金流动是否合规，公司运营是否正常？如有违法违规成分，监管漏洞在哪？牵涉到哪些经手部门？

要加快完善对外投资监管和统计制度，并着手研究建立新的高效体制。同时，加强金融反腐，加强问责、追责制度，加强多部门密切配合，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建立信用系统，利用大数据等技术，实现系统性有效监测监管。

应合理引导，优化配套

虽然有一些“别有用心”或“夹带私货”的企业，大多数企业的“走出去”愿望还是本着为企业长足发展考虑的。而它们所面临的困难，其实也不小。

当前全球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地缘政治风险进一步显现，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主要是发展水平较低、市场经济机制有待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企业海外投资面临安全风险、政策风险、汇率风险等各种潜在风险叠加，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民营企业中很多是中小企业，缺乏境外投资经验，对投资国家的法律制度、投资环境、风土民俗了解不多，难以充分融入当地的文化和语言环境，缺少会外语、能吃苦、懂技术的海外高管人才队伍，境外投资风险防控和规避能力较差。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受制于地理位置及国别限制，贷后检查频率及频次明显少于境内项目，在资金使用、项目进展、经营管理方面信息来源较为单一，对项目潜在风险把控及识别较为滞后。

应加强对外投资服务体系建设，鼓励推动对外投资企业建立联盟，推进境外投资项目库、资金库、信息库的建设，创新投资服务促进机制，提升便利化服务水平。同时，应加强对外投资的风险研究防范，鼓励发展信用保险机构，完善对外投资风险预警机制。

相关部门需双管齐下，既完善监管的功能性、效率性，也对正常投资予以鼓励、支持和帮助，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推动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促进产能结合走出去，进一步激发民企投资动力和市场活力，为新时期经济转型和改革提供更扎实的服务。

后记

显然，虽然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可谓瞬息万变，我国的经济政策调整也需应时而动，但总体而言，政策的一致性仍然非常重要。在不久前的几次重要会议上，透露出了一些关键信息，表明，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绝没有变，而且正在、也仍会不断深入、继续推进。

我一直说，当前，中国优秀的民营企业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应该得到的机会和空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需要获得的支持和便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个结论仍然成立。

国家是由许多的微观个体形成的，民营企业就是其中最有活力的部分之一，它们往往是经济和市场最真实的内生动力。当然，它们的目的不能和国家整体发展、国家安全利益及整体市场利益相冲突，但与此同时，管理者也不应把自身在管理能力上有所欠缺的部分所带来的成本转嫁与强加于微观个体，让个体去承受监管系统不完善不成熟带来的矫枉过正。这个结论也仍然成立。

其实，现在改革的信号已然非常明确，加强监管能力，同时继续强调和深化对外开放，已经是在给市场和民营企业们定心丸，也是在给予强心剂。

改革会带来困惑，甚至小小的“混乱”，但必须拨云见日，始终坚持冷静客观，才能找到新常态中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