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丨一周书记:镰刀下的……城市社会史研究

李公明

2022-04-07 10:5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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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刀与城市:以上海为例的死亡社会史研究》,[法]安克强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12月版,402页,88.00元

《镰刀与城市:以上海为例的死亡社会史研究》,[法]安克强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12月版,402页,88.00元

似乎很久没听《上海滩》的主题曲了,近日在友圈中时有响起,真有一种热流奔涌之感。“浪奔浪流/ 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 淘尽了世间事/ 混作滔滔一片潮流/……爱你恨你问君知否/ 似大江一发不收/ 转千弯转千滩/亦未平复此中争斗/……就算分不清欢笑悲忧/ 仍愿翻百千浪/ 在我心中起伏够……。”那是1980年从港岛传唱到内地的《上海滩》,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叶丽仪演唱,那是许文强(周润发)与冯程程(赵雅芝)的上海滩。转眼几十年,争斗中分不清欢笑悲忧。
谈到上海滩的涛涛江水淘尽了世间事,自然会想起“上海学”(上海史)的研究。法国学者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是国际知名的上海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多年前他在一次访谈中说,专门的上海史研究基本是从中国之外开始发端,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现在法国、美国、奥地利、英国等的上海史研究都比较活跃,国外的上海史研究在史料数字化和网络化上,做得比中国好。我不知道今天的情况是否仍然如此。他指出,与“巴黎史”“伦敦史”相比,“上海史”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和研究领域,上海的历史变迁更复杂,材料更浩繁、更复杂;在某种程度上,海外的上海史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研究角度。他还呼吁开放资料、资源共享,反对垄断学术材料的低层次竞争。(参见任思蕴《安克强:地理信息系统是关涉到想象力的技术——访法国里昂第二大学特级教授安克强》,http://www.workercn.cn2013-07-01)安克强的上海史研究著作有多种,中译本有《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袁燮铭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张培德译,“上海史研究译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以及最近出版的《镰刀与城市:以上海为例的死亡社会史研究》(原书名:Scythe and the City :A Social History of Death in Shanghai,2016;刘喆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年1月)
《镰刀与城市:以上海为例的死亡社会史研究》“中文版序”的第一句话、也是全书的第一句话就让我这个学历史的人感到有点震撼:“研究死亡对历史学家来说为什么重要?因为死亡在历史研究中比比皆是。……说到底,历史学家始终在同死亡打交道。历史学著作中不时遭遇死亡——战争、叛乱、谋杀、刺杀、行刑、自裁、疾病、瘟疫、饥荒等诸多事件,给历史学领域留下一地尸体。但是,这些都是死亡的具象表达,是实实在在的个体或集体的死亡。这无关死亡本身,而关乎一个社会在历史上如何构建对死亡的感知和表征,关乎怎样处置那些死者。”说得非常形象和深刻,关于历史学领域中“一地尸体”的研究的确重要但是又容易被史家忽视。
《镰刀与城市》这个书名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能有点奇怪,作者说最初想给这本书取名“死在上海”(“Death in Shanghai”),他觉得这个名字简单明了,是他通过文献和影像对在上海发生的死亡所产生的深深共鸣。他还谈到卢基诺·维斯康蒂的名作《魂断威尼斯》和加缪的《鼠疫》,“小说和电影都传达了面对疾病和瘟疫,个体改变自身命运的无力。这也是上海的大量个体所面对的残酷命运,在危急时期特别是战争时期,这种残酷达到了非人的程度”。(中文版序)最后,“大量牺牲者静静地、无足轻重地死去,最终说服我回到欧洲文化中死亡的经典意象——镰刀,既是用来收获粮食的农具,更是死亡降临最强烈的象征。镰刀在中国文化中并不能引起这样的共鸣,但我估计读者也能理解《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的隐喻,这启发我最终定下了书名”。(同上)就这样,镰刀(scythe)这个欧洲文化中的经典意象,在上海收割死亡。虽然作者和编辑好像都对这把中文的“镰刀”不太满意,但是现在看来在不同的语境中倒是挺有另类意味的。另外更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脚注有两种,译者注和编者注。在第九章中有八处的编者注说明“此处有删除”,这应该成为翻译的最基本职业规范,这也是一个长期以来没解决的出版规范问题。
从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来说,战争、灾难、疾病、暴力犯罪等导致人口死亡的历史事件研究当然备受关注、成果无数,但是对于死亡的直接产物尸体的处理并没有被研究者关注,对于普通个体生命在正常生活中的死亡虽然涉及人口变化与统计研究,但是也难以进入近现代史研究的领域。丧葬史研究的常规视野还是关注文化与地方风俗中的葬礼、陪葬物等,与近现代社会中的墓地的公共管理、葬俗物品的商业生产、灵柩的停放与运输等研究视角仍有较大距离。仅举一例。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段炼、吴敏、子羽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是从上海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视角研究现代上海史的力作,对上海人日常生活的研究、论述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就连上海人的木制马桶和每天生活的前奏曲就是倒马桶这件事也有好几页的详细描述。正如周锡瑞(J. W. Esherick)所讲,“这项庞大研究的细节密度和文献记录的完整性让我心生敬畏。”但是,人生中的生、老、病、死几件大事,偏偏就没有谈到“死”。唯一谈到死亡的地方是在“轿子和独轮车”部分,“用于婚丧喜庆而特别装饰的轿子也有出借,通常不是在轿行,而是在专营‘红’(婚礼)‘白’(葬礼)事务的商店里租用”。图35的解说是:“西式婚礼有时会引起上海人的憧憬,而城市中的葬礼几乎完全是中式的。图中这一有钱人的送葬队伍很有特色:以一条巨龙作为装饰物,送葬者穿着传统的亚麻布衣服,送葬队伍经过布满西式餐馆和基督教堂的租界马路——这表明了上海中西混杂的生活方式。”(288-289页)这张图也出现在安克强的书中,他的说明是“由32位抬棺人抬着的中国精英的灵柩台”。(220页,图7.6)
因此,正如安克强所说,“近现代中国城市社会对死亡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即便时至今日仍敬而远之。在我写这篇中文版序,搜寻以死亡为主题的中文参考文献时,我逐渐意识到中国史学家尚未涉足此领域,以至于我无功而返。但我希望出版这本书的中文版能引发学界对这一话题的兴趣。中国死亡史应该有它的“菲利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es)。”(中文版序,第2页)这个阿利埃斯是专门研究西方死亡史的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利埃斯,他的研究不仅对这个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形塑了这个学术领域。说中国史学家尚未涉足死亡史,应该指的是近现代中国城市的死亡史,这当然是一个不应出现的空白。安克强的研究自述是:“在研究上海死亡史的过程中,我的兴趣主要在大都市背景下的死亡形式和表达,大众与死亡有关的行为和信仰是如何经由时光演变的,以及从晚清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0年之间管理死亡的模式。尽管信仰和习俗可以慢慢变化,但不同的因素和事件会促使对新殡葬习俗的逐步适应和最终接受。”(前言,第5页)在这些方面,安克强的研究可以说是既填补了上海史研究的空白,同时也为近现代中国城市史研究提供了范例。
具体来说,他一方面依据实证的、尽可能量化的数据,对原始资料的深入研读,以及对视觉图像资料的选择与运用,共同形成了对于微观细节的坚实研究;另一方面则是在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的宏观历史语境中聚焦于城市人口的统计、死亡记录、死者身份、尸体管理、葬礼过程以及墓地管理,实际上是以城市人口的死亡为中心的社会史、人口史、城市管理史、政商关系史、民俗文化史以及与身体和灵魂相关的死亡观念史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从时间跨度来看跨越了清晚期、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十年代,因而这也是以死亡处理为研究视角和叙事主线的政治变迁史。
作者在书中收集和使用了大量来自各种档案、资料汇编的人口统计数据,还绘制了各种图表、示意地图,显示了极为扎实的微观研究成果,但是也发现“年报和类似出版物中所披露的数字和在档案中所找到的数字大相径庭”。(16页)在客观上,上海的人口流动极大,如作者所说集中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据1935年的记载,有超过五十二个国家的人来到上海生活。因而“纵观整个历史,上海是所有混乱的温床,这些混乱在所有其他城市,特别是在那些每年都要接待从全世界前来的上万人的港口城市中都能找到”。(23页)
再从研究方法来看,安克强的上海死亡社会史研究主要建立在两个基本层面上。
一个是从个体视角出发,关注死者的社会身份、地域归属、年龄层次、死亡原因以及在人口统计中的状况等议题,这主要在第一章“死神与上海:评估死亡”中论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谁在上海离世”是一个难题,因为“所有和死亡有关的数字都反映了一个基本问题:许多死亡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只有外国人的数据被按时记录,大部分中国居民并没有上报死亡,而未记录死亡中数量最多的情况是那些被丢弃在城市后巷和空地上的尸体”。(13页)作者只能大量利用会馆、公所等民间团体在上海管理死亡事务中的作用来寻找相关信息、数据,如以湖州会馆的资料发掘了有关死者的籍贯和生卒年月等信息,大致推算出相关的基本数据。
另一个是社会管理的层面,揭示了城市中的官方管理与民间机构在尸体处理事务中的不同角色、作用与变化状况,其中涉及移民城市中多元的社会管理与习俗、商业化的殡葬服务的出现与发展、公共卫生与城市用地对于死亡管理的要求与社会各界的反应,以及贯穿在战争与革命的历史主线之下的死亡事务处理的意识形态变化等等复杂面向。
该书第一章的题目有点吓人:“死神与上海:评估死亡”。这当然是死亡史研究中最基础的工作:“谁死在上海?上海的死亡情况是如何变化的?本章试图对死亡进行评估,来审视死亡是如何对不同年龄和阶级的人造成影响,以及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人们的死亡。”同时作者承认:“必须直接说明一点,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上海生活和死去。”(第7页)这是因为“上海的人口统计学仍是一个谜,这幅拼图缺了很多碎片。数据能提供某个时间中一个情况的最佳反映,但是它们通常都不能展现动态变化……”(33-34页)与人口统计的困难相比,关于死亡的记录同样存在很多困难。1949年以后,上海的人口死亡率处于下降的状态,但是死亡数字仍然随着人口膨胀而上升,有大量民众的死亡未被记录在案,仍然有很多尸体被倾倒在大街上。有一个统计数据:从1950年7月到1951年6月,记录的死亡总数达到六万四千八百三十四人,但街边抛尸的总数达到四万四千六百六十一人。(16页)
1953年12月,上海第一次作出处理所有死尸的规定,所有机构——医院、殡仪馆、善会和法院——都必须遵守,所有死者在入葬前都必须强制登记。政府对私人殡仪行业的接收主要通过价格控制和税收实现,同时也就牢牢控制住私人公司的内部操作、收入和支出。起初大部分公司都有两本不同的账本,一本递交官方报告,里面会掩盖收入和财产,另一本则用来记录公司的内部经营状况。(283页) 再往后,殡葬业同样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政府在五反运动时期从殡仪业公司一共收取了一千三百八十七万元的罚款。在1955年卫生局开展了对社会主义化的讨论之后,六百十八家公司在1955年7月1日被合并成棺柩外运站这一个单位。“随着殡葬业公司数量的急剧减少、城市及邻近区域中关闭的墓地不断增加和同乡组织的消失,死亡从公众眼中逐渐消失,这也是1945年之后市政府想做到的事情,至少对于最敏感的市区中的寄柩问题或者露尸的运输问题而言是如此。除了葬礼之外,市政府希望那些最明显的、视觉可见的死亡展示能从城市消失。1949年之后,当局明确要将所有殡葬公司从市中心赶走,并禁止任何在城市空间内的死亡展示。死神带着镰刀被赶出了这座城市。”(290页)“文化大革命”时期,墓地以及家属在墓地中祭拜的仪式成为红卫兵们破“四旧”的对象,上海大概有四十万座坟墓被破坏和完全毁坏。最后由有关方面接管墓地,到那时为止,已经有九个墓地被改建成了各式工作单位(工厂、医院、仓库),接管了剩下的二十四个墓地。(297页)
安克强在研究中广泛收集和使用了包括了地图和历史照片等视觉材料,而且这些图像并非仅是作为书中的插图来使用,而是带有图像证史的研究性质。其实,在近现代史家中,作者对于视觉图像的重视和研究是相当突出的。他主编的《可视化中国:历史叙事中的图像》Visualising China, 1845-196. Moving and still images in historical narratives , 2012,ed. by Christian Henriot & Yeh Wen-hsin)和《历史中的图像:近代中国的图像与公共空间》Images in History: Pictures and Public Space in Modern China ,2012,ed. by Christian Henriot & Yeh Wen-hsin)表明了他在图史研究方面的强烈兴趣与成绩。他的论文《街头文化与视觉碎片和日常生活:讲述上海现代小贩》Street Culture, Visual Fragments, and Everyday Life. Narrating Peddlers in Shanghai Modern ,from Visualising China, 1845-1965. Moving and still images in historical narratives , 2012)以图像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索从街头小贩的生活中折射出来的中国城市文化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典型的城市生活史中的图史互证研究。这当然也反映了他对底层社会历史的研究兴趣,正如他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所说的:“我是平民出身,因此也一直对普通人有兴趣。在完成《1927-1937年的上海》那本书时,我已经决定了会继续研究上海,同时也决定要研究底层老百姓,如乞丐、毒贩、妓女等等。……我不是出于任何政治立场因素,或是因为身为马克思主义者才研究底层群众,我研究底层群众,只是因为对他们有兴趣。”(《专访|安克强:历史学家如何谈论“死亡”》,刘喆、侯玥然采访,澎湃私家历史 2022-04-06)
关于中西文化不同的死亡视觉文化,他有一段比较集中的论述:“从中世纪欧洲开始,丰富的视觉形象向信教者所展现的不仅仅是基督之死,而是死亡的系列呈现:‘视觉文化向人们展示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死亡。’但在中国却不是这样,恰恰相反,死亡被认为拥有一种无处不在的负面影响,而且应该眼不见为净。死亡仅有的视觉呈现是死者的肖像画,后来被照片所代替。中国画家不会画任何类似于表现死亡或者表示死亡存在的内容,而这在欧洲画中是常见的。即便是在20世纪,照片也不会拍摄遗体或者死者的棺材。但总的来说,照相机记录了殡葬习俗的方方面面以及葬礼空间,这有时能帮助填补文字档案的空白。颇为重要的是,试图从涉及死亡、捎带提及一个角色去世的文字文本中来辨析死亡是无法提供任何确凿证据的。中国文化将死亡围上了一堵厚厚的无声之墙。”(前言,第6页)
应该说,中国古代当然不是没有与死亡有关的艺术表现,只不过主要表现为“黄泉下的美术”,在墓葬中的画像、图案、空间装饰等。在日常生活中也并非总是忌讳看到死亡的存在,几十年前我下乡当插队知青的时候,刚到农村就对两种与死亡有关的视觉经验印象深刻。一是在农民的房间屋梁上搁着的木质空棺材,那是为老人百年准备的,甚至带有某种财富象征的意味;二是在村旁路边山坡或田埂边的立面上常有放在小土龛里的瓦瓮,俗称“金塔”,里面放的是死人的尸骨。村民天天经过,有时会对我们说那是谁家太爷的,并不是眼不见为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青感到怪吓人的,后来也就习惯了,只是在野地方便的时候不会忘记说一句口头禅。
作者很重视在图像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例如在上海街道上行进的送葬队伍的照片,“尽管大型的出殡活动在上海较少,这样的事情通常会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堵,即便在早期只有马车和人力车是主要交通工具的时候亦是如此。”例如一张很可能是丹尼思顿·苏列文(Denniston and Sull)照相馆沿街拍摄的南京路1900-1910年左右的照片,和同时期另一张照片展现了沿南京路前行的一支超长送葬队伍的局部,都是在几乎同一个位置拍摄的。(216页)还有另一张照片(图7.4)“很可能这是一位身居高位的官员的送葬队伍,可能是1903年导致上海工部局和领事(领事馆的最高官员)争端的事情”。(同上)他还发现在《点石斋画报》中有一幅1889年的画展现了一支西式乐队在一支祭祀妈祖的中国队伍中,旁边的文字说这支乐队也会在葬礼上演奏,由此谈到了在上海的西式乐队和中国乐师一起,出现在私人和官方葬礼的场合;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张照片中,一支由中国乐师着西式制服组成的西式乐队就走在灵车之前,而且看起来位于出殡队伍的前列。(218-219页)他甚至还会抱怨自己掌握的图像资料很有局限:“尽管笔者有一些上海街头出赎的灵柩照片,但没有一张能真正和高延所描述的或者和北京的照片中最高等级的灵柩台所吻合。”(220页)另外,他对于在1917年盛宣怀的葬礼上商务印书馆拍摄的中国第一部纪录片《盛宣怀大出丧》很可能在1932年的淞沪会战那场烧毁书局大楼的大火中被付之一炬深感惋惜。
谈到视觉材料的运用,有点遗憾的是,作者似乎没有留意到在清末上海就出现通过对尸身拍照来协助确认死因和验证死者身份,这可是关于尸体处理中的重要事项。葛涛、石冬旭在《具像的历史:照相与清末民初上海社会生活》(“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年8月)中谈到一件事:1890年12月,太古公司的上海轮在长江失火,死难者达三百余人,上海仁济善堂的慈善家施少卿雇用救生船连日打捞,共捞上二百余具尸体,收殓后分别给尸身拍照存案。后来施少卿在处理遗体善后工作的过程中总结经验,提出设置息影公所,其职责就是专门给从沿江捞起的无名浮尸拍照存案,以待其亲属日后前来认领。1893年11月7日的《申报》首页刊有一篇题为“论照相认孩之善”的文章,从利用照相认领走失孩童论起,叙述了照相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发挥的种种新作用,其中也提到了这次航难事故的遗体拍照程序,并称施少卿的提议备受舆论称道,“有关部门遂照此执行。此后死者亲属前来认领遗体时,由于备有照片,果然未发生错认事件”。(《申报》,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礼拜二,参见葛涛、石冬旭在《具像的历史:照相与清末民初上海社会生活》,134-135页) 那么,除了航难事件外,发生在上海的其他意外事故中非正常死亡的遗体处理,是否也有拍照以备验证的程序或习惯,在安克强的这部书中似乎找不到相关的论述。在第四章“最后的安息之所:从坟地到现代墓地”中在谈到义冢的时候,提到在意外事件和可疑案例中身亡的死者的身份难以辨认,“在报纸的出现之后,当局会刊登一则简要的叙述,包括受害者的随身物品、大致年龄,要求任何亲属或熟人前来”。(129页)在第二章“会馆、善会和同乡社团对死亡的管理”中,作者也谈到发现了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的寄柩所建筑的照片(52页),但是都没有提到关于遗体拍照的问题。另外,在上海市档案馆的照片资料中,也有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时期租界当局派车辆将死难者尸体运去埋葬和被埋葬的未成年人的历史照片(见上海市档案馆编《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52、53页),都是可以补充到该书论述中的图史资料。
“上海曾是一座致命的杀戮之城。这种说法听上去很残忍……高死亡率所体现的是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死状况。移民是这座城市赖以为生的养分,他们如潮水般拥入这座城市,可能还怀揣着发财的梦想,但死神的镰刀提前收割了他们的生命和希望。”(291页)作者最后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民所享有的更大自由以及经济方面的巨大发展都挑战着过去所留下的局面”。(294页)无论如何,“浪奔浪流/ 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爱你恨你问君知否/ 似大江一发不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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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丁晓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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