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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频繁迁都，真的是因为黄河的水患吗？

2022-04-15 13:0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商族频繁迁都与黄河河患的关系

盘庚迁殷是中国历史上一起著名迁都的事件，而在殷商历史上，这样的迁都进行了很多次，史称汤以前凡八迁，而阳甲前后五迁。商人的主要活动范围在黄河流域，殷商频繁迁都真的和黄河河患有关吗？根据岑仲勉先生考证，坐实商族因河患而迁徙的不过始自晚明，以前经史家都未尝立说。那么，殷商迁都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

周定王以前或商代的河患（除去传说的洪水），古典里面几乎没有说及，稍为透露这种意味的只有《尚书孔传》，它说：“圮于相，迁于耿，河水所毁曰圮。”“圮”的真义是否如此，留待下文八项再论。《孔传》那本书，一般人都认为晋人所作，信值并不大。

《盘庚》中有过“惟涉河以民迁”一句话，然而“涉河”“迁民”都是常有的行动，不见得定是河患。它又说“殷降大虐”，“虐”的种类也很多，全篇并没透露水灾的意味。还有一层，谁都害怕洪水的无情，即使没有统治者督率，人们也会各顾生命，跑去别的安全地方来躲避；假说盘庚当日系为河患而迁，又迁到较能避水的地方，他们总不至于口出怨言，用不着再三告诫，因为水患的厉害一般人都自然地懂得，并不是深奥难明的理论。

据我所见，坐实商族因河患而迁徙的不过始自晚明，以前经史家都未尝立说。明万历中，黄克续撰《古今疏治黄河全书》，首载“上起祖乙之圮耿，下终万历三十二年”的话。清胡渭说：“殷人屡迁，大抵为河圮。”同时，靳辅《论贾让治河奏》，“在大禹神功之所治，仅四百年而商已五迁其国都以避河患”，逐渐地把河患看作商族迁徙的唯一原因。丁山曾说：“《周语》有云……河竭而商亡……《御览》引《纪年》云，‘文丁三年，洹水一日三绝’，洹水三绝，即所谓河竭也。”称洹水为“河”正是“北方有水便是河”的习惯，也就是说古文中的“河”字非必指黄河之的证。我们为要再深入了解商族的移居究竟是否由于黄河为患，就须得对商都或商都的迁徙先作一回缜密的研究，而在施行研究的当中，还须随时惦记着下举那三个要点。

1 行国的习俗跟住国不同

最要紧的是随逐水草而居，无一定住处。由于近年社会分期的研究，有人主张商族仍停留在氏族社会阶段，充其量也是商朝末年才进入奴隶制初期，那末，在古人毫无判别的情况之下，自会浑而言之曰“迁都”，若应用近世科学的观点，那不过牧地移转，跟迁都的性质大异。张了且说：“（近年）虽有人谓商代系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屡次迁都自属必然，然既不否认避河患亦迁移原因之一……”李斐然说：“自古论者皆曰殷都多迁，实以河患；予谓河患或为迁都之一部原因，而不得谓殷迁都即因河患也。不然，无河患处而仍迁者何哉。”郭沫若因商族祭祀时用的牲数很多，以为“这和传说上的盘庚以前殷人八迁，盘庚（以后）五迁的史影颇为合拍。这样屡常迁徙，是牧畜民族的一种特征”。又侯外庐说：“史称汤以前凡八迁，而阳甲前后五迁，这说明阳甲以前的游牧生活，故不能发生都市。”都已晓得向这方面注意。其实《盘庚》篇的“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前此无一定住处，已跃然纸上，唯前人不知就里，用后世的眼光去了解商族的“迁”，因而多所臆测。现在既明白商、周习俗有别，即不应粗率地承袭前人的错觉。

2 古典上许多复出的地名

就举商史中最著名而又争执最多的“亳”为示例。皇甫谧三亳之说（引见下文三项），前人驳它的很多，王国维尤为详尽，他说：“《立政》说文王事，时周但长西土，不得有汤旧都之民与南、北、西三亳之地，此三亳者自为西夷，与《左氏传》之肃慎、燕、亳，《说文》京兆杜陵亭之亳，皆与汤都无与者也。又《春秋》襄十一年同盟于亳（？京）城北，则为郑地之亳。《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云，帝喾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亳阴野中，则为卫地之亳。《左氏传》公子御说奔亳，则为宋地之亳。与皇甫谧所举三亳，以亳名者八九。”同名“亳”的地点那么多，相信断不是任一个“亳”都和商族的“都城”有着直接关系，研究家对此，就应有所抉择和取舍。亳是如此，别的地点遇着有同名的也应该如此。更进一步说，又不止地名相同，甚至和地名联系着的人名有时也一样相同，例如《水经注》二三《汳水》：“汉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使郤长卿按行水灾，因行汤冢，在汉属扶风。……按《秦宁公本纪》云：二年伐汤，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汤。然则周桓王时自有亳王号汤，为秦所灭，乃西戎之国葬于徵者也，非殷汤矣。”按《史记》五《秦本纪》称宁公二年，“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集解》引徐广，“荡音汤，社一作杜”，又引皇甫谧，“亳王号汤，西夷之国也”，《水经注》的见解正和皇甫谧一样。至如《史记索隐》以为“西戎之君，号曰亳王，盖成汤之胤”，有点近于臆测。

然无论怎样解释，可见得称“汤”的人，有时还和称“亳”的地方相联系，而称“亳”的地方又不止一处，我们要追求商族最初的“亳”，就须找其他的旁证，不能单因“亳”的名称相同，便以为条件符合；前人对于商族的亳究在何处，没有做出完满的解答，就因为犯了这个毛病。提到“汤”的名字，可又引起了别的问题，卜辞中的先公名字，有大乙而没见过“汤”，复别有一个“唐”，其中一条系“唐、大丁、大甲”连文，王国维的考证是：“《说文》口部：‘啺，古文唐，从口易。’与汤字形相近。《博古图》所载《齐侯镈钟铭》曰：‘虩虩成唐，有严在帝所，受天命。’又曰：‘奄有九州，处禹之堵。’夫受天命，有九州，非成汤其孰能当之。《太平御览》引《归藏》曰：‘昔者节筮伐汤而枚占荧惑，曰不吉’；《博物志》六亦云。按唐亦即汤也，卜辞之唐，必汤之本字，后转作啺，遂通作汤。”按汤、唐是清浊声字，由于方音不同，唐变为汤固有其可能；唯是一等史料的卜辞和金铭都作唐不作汤，西边却别有“亳王号汤”，我禁不住要问一下，是不是因商王“唐”的名称和“亳王汤”太过类似，后人混而为一，把“唐”改作“汤”呢？这并非纯出臆测，就看司马迁把商之亳放在关中（引见下文三项），郤长卿按行扶风的汤冢，郑玄《诗笺》称商国在太华之阳，那一连串的书说都暴露着糅混的痕迹呀。

3 商族最强时的势力范围

前文已拈出地名重复的那么多，我们须要抉择，但凭什么方法来抉择呢？我以为注意商族势力范围就是方法之一。殷墟出土遗物非常丰富，无论商族自己制造或从外边收集得来，似乎表现出在那时期它是个堂堂大国。然而依初期卜辞研究，商族的活动地域似不出乎豫中、豫东和其相邻的冀、鲁地带（配合发掘的成绩来看，也证明大致不错），奈近年把它越推越广，单凭后世有某些地名和甲文相同，没提出别的证佐，便断定其地点无异；我们试覆看一下前条所说“亳”的同名那么多，越觉得这样的考证地理不单止十分危险，而是近于卤莽。求其致误的原因，就由于还未发见上古史的秘密，心目中总认为商族势力很大，黄河中下游已给他们完全统一着，所以他们可随地迁徙；而不知经过近年考古发现，这种观点已须大大修正。换句话说，我们讨论商族的迁徙，同时就应考虑到商族活动的可能范围。

注意点阐述既毕，斯可以进而讨论商族之“迁”。

冯景《解春集》称，“自相以下疑皆在河北”（指相、耿、庇、奄），商族活动的中心，除一两处不确知者外，余以为都可适用这一个原则。现在把前头已讨论过的地点，按其时序，列成一表以证成拙见。

如以安阳为中心，则东南至濮阳，南至浚县，北经邯郸至邢台各不出二百里，有史后商族活动的区域，相信实以此为中心，再前则不可知。南庚两朝或者因狄族压逼太甚，东南移至“济水流域”（即黄河），则“惟渡河以民迁”一句亦找得着落。吕振羽说：“商民族在其建国后之主要根据地，在今日之河南东部、山东西部。”我个人研究的结果大致与他相同。又翦伯赞说：“殷族最初的出发点，是在今日河北平原西北之易水流域。……近来，考古学家在易水流域之易州，发现了商代之三种句兵，又确切地证实了这一部分殷族，直至青铜器时代，还是继续定住于易水流域一带”（三句兵即大且、大父、大兄三戈），“在传说中之契、昭明的时代，应该还在河北平原以至河北境内之渤海海岸一带活动，因而所谓契居蕃之蕃，昭明居砥石之砥石，乃至相土之东都，都不应该在山东境内。依据其他传说的暗示，殷族之迁徙，既非整族出动，亦非全部南徙，其中有一部分，始终停留于河北。”按易州句兵是否商族遗物，还有疑问，定住易水流域之说似受王国维的考证所影响，除此之外，翦氏所说，我极之赞同。若说商族屡迁，其范围很广，且纯为河患，都未得到明据。（1）近人绘禹河图或将内黄置于河的东边，但所谓“禹河”只是周定王以后的河，不是商代以前的河（说见第六节）。（2）有史时代所见的豫省河患，很少冲到内黄。所称“邺东”究未知相隔邺多远（参看下文第八节二项乙）。如要用事实来证明，那非靠大量的考古发掘不可。不过，灾害是人类尤其半开化民族所最害怕的，假如说商族屡迁，都为避河患而起，那末，前车可鉴，自应远远搬走，为甚么转来转去，总不出二三百里的范围，只就这一点设想，我们已很难坚持“河患”的论调了。

自盘庚至帝辛经过十二世不迁，从黄河变迁史来看，固可认作黄河没通过那边，另一方面从社会发展史来看，又觉得前朝所谓屡迁，只是游牧部落转移牧地，后朝的不迁则是渐变为城市生活。换句话说，这些片断材料就是由氏族社会转入奴隶社会的表示，由这，我们也可以设想商朝末叶才转入奴隶制初期。

这里更须作必要的补充。旧说商丘在梁国睢阳即现时的归德，前文二项已有过详细辨正，可是最近研究卜辞的还株守着这种解释，对商、宋的地理层化，没给以相当注意，我们不能不再作一个总括的申明。论到商族居地，比较显著的为商丘、亳、相和北蒙，今将其层化痕迹揭露如下：

只消看安阳一带有这四个古迹，同时，归德一带又出现这四个古迹，正跟前头三项所举中印有四大佛塔、北印也有四大佛塔的例子一样，其问题露出后先层化的迹象。再看在北边邻近殷墟的商丘、亳和北蒙（相除外）分布于数百里之间，而南边那三个古迹，却集中于现时商丘一县，尤不像民族徙居而却近于古迹复制，这是很可疑的间隙，考古者却没注意来比较。其他无可置疑的邺，命名颇为普通的上司马（现时豫东鲁西的村乡还多以“司马”为名），都在临漳，而商丘附近却找不到亳的故址（见前文），据最近陈梦家说，商祀始于上甲，其历史时期的帝王，以上甲微为第一个，两相比观，归德的商丘不是商族发祥地，当无可疑了。

还有须揭出的，裘日修《治河论》：“至商仲丁河决商丘，则分睢入淮以归海矣，河亶甲决嚣，则又分颍以入淮矣，武乙浚偃师，则且分汝以入淮矣。”古代虽有分睢、分颍的事实，但他所征引的史料，多数错误，尤其是黄河并无入汝的痕迹，用不着我们作多余的驳论。

根于前头复杂的考证，这里可简化为如下之结论：既知禹非人帝，跟着就要看商史有无黄河消息。《尚书序》及《史记·殷本纪》都说商族屡迁，但并未举出迁的原因，后起的《孔传》才解祖乙圮于耿为“河水所毁”，明末清初的人更进一步怀疑或坐实屡迁由于河患，那是研究上古河变很重要的问题。

游牧民族为要随逐水草，避寒就暖，一年之内，屡移其地，商族初期还是半畜牧社会，我们不应把行国的迁居和住国的定都等量齐看，这是第一点。上古地理层化，前节已有说明，依卜辞及地势来看，商丘即商族的祖居，应在今濮阳，我们不要把层化的名称看作原来的住址，这是第二点。从这出发来作地理考古，知道商族当日活动的中心，北起邢台，南至安阳，东南达于内黄、濮阳，不出数百里之地，所谓“迁”，恐怕只是描写游牧民族的习惯而辞不达意，未见得定与黄河溃决有关。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

内容摘自《黄河变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