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人口流动对村级治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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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乡村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巨变。在城市化背景下，不同地区、发展各异的乡村将何去何从？

《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指出，村级治理需要解决一系列问题，一个核心是：村民是否认为村庄生活是值得的，从而关注村庄的未来，投入村庄的建设；或者说，村民是否能为村庄未来的发展而牺牲个人的眼前利益。

人口流动对村级治理的影响

——人口流出村与流入村的比较

文丨贺雪峰

人口流出村庄与人口流入村庄

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共有超过1亿的劳动力流出村庄在外务工经商，这些劳动力大部分流入城市，少部分流入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因此，仅仅从劳动力流出还是流入上，可以将村庄分为两种类型：劳动力流出村庄和劳动力流入村庄。总体来讲，劳动力流动是由中西部农村向东部农村，由农业型村庄向城郊村庄，由经济贫困村庄向经济发达村庄的流动，以及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从劳动力流出村庄和流入村庄的数量上比较，流出村庄数十倍及至上百倍于流入村庄，但从当前学术界已展开的调查和研究来看，相当多的劳动力流入村庄都得到了研究，例如中部地区的南街村、刘庄，苏南农村、温州农村、珠江三角洲农村以及发达的城郊村庄。相反，人口流出村庄较少受到学者的关注。也许是学术界认为，发达村庄构成了中国农村的未来图景或研究发达村庄可以为贫困村庄找到致富之门，或更直截了当的，发达村庄有故事，这种研究可以引起读者的兴趣，等等。

▲ 2021年，千余名云南农村劳动力集中外出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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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劳动力流出和流入村庄的数量，而将之作为两种研究类型，我们可以建构一个抽象的关于两类村庄的典型理论模型。

人口流出村庄。人口的流出当然是指劳动力的流出，劳动力流出的原因是在村庄以外可以有更好的经济收入及发展机会。人口流出村庄的表象是在村庄就业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实质则是村庄越来越无力为村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其特征有以下一些：一是村庄能人越来越多地离开村庄，而在村外谋求发展，有能力的人在外流动，流不出去的人大都是些没有能力的人；二是村庄生活仅仅成了村民生活的一部分和一部分村民的生活，相当部分村民在村庄以外实现自己的就业和生活；三是村庄生产和生活呈衰败症状，村庄生产越来越难以正常运转，村民生活越来越支离破碎；四是村庄共同体意识受到极大冲击，共同的村庄生活遭到破坏；五是村庄舆论越来越无力量，村民行为的理性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传统迅速被破坏或丢弃，对未来村庄生活的预期越来越少；六是越来越多的村民随着收入重心转向村外，而将生活重心转向村外，村庄社会边界和自然边界双双被打破；七是村民一致行动能力越来越弱，民间合作越来越难，缺乏经济协作造成的人财物浪费及村庄无序现象比比皆是；八是村庄越来越老龄化和低龄化，村庄生活了无生气。

▲ 近些年，大量劳动力由村庄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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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入村庄。既然有劳动力流入，说明这类村庄的经济较为发达，收入较为可观，村庄本身有能力为外来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这类村庄的特征大致有以下一些：一是经济的相对发达和劳动力的流入，创造了村庄的繁荣状况，村庄生活成为可期待的生活；二是相对发达的经济为村庄能人提供了发挥作用的舞台，村庄能人往往在村庄寻求发展机会；三是因为经济本身的发展，带来集体土地资源的增值，土地的集体所有使得村庄拥有了相当部分的集体财产，对这部分集体财产占有与分配的权利，使村庄在自然边界越来越模糊的情况下，社会边界却越来越清晰；四是由于村庄社会边界的进一步清晰，使村庄的共同体意识得以加固，村庄文化的发展因此有了空间；五是村庄文化的发展，既可以是传统文化的复萌，传统人际关系因为有了较为充裕的经济收益而得以生长，也可以是新的建构文化策略的成功，村庄文化建设的诸项措施得以实现；六是在村生活为可欲的目标，村庄共同体成为可能和村庄文化得以建构的情况下，村庄舆论自然而然发生作用，村民的一致行动能力因此大大提高。

▲ 随着经济的增长，村庄的发展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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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人口流入村庄与人口流出村庄的以上不同特征，造成了全国一统的村民自治制度在村庄内的不同遭遇和效果。讨论人口流动对村级治理的影响，就是讨论人口流动造成的村庄状况的不同及这种不同的状况为村级治理提供的村庄空间的不同，以下展开这种讨论。

人口流出村庄的村级治理

不考虑其他条件，仅仅讨论人口流出对村级治理的影响，显然是不完整的。因此，我们的讨论只是一种理论上的一般性讨论。

村级治理，特别是《村组法》规定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核心的村民自治，其根本问题是村庄秩序能否达成。达成村庄秩序的办法有两种：一是如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国家行政力量直达农户的强控制型的治理制度，这时的村庄秩序依赖于外来的力量；二是主要依赖于村庄内生力量的制度安排，如村民自治制度所设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目标。没有疑问，当前国家试图依赖村庄内生力量来获得村庄秩序，人口流动正是在这里构成了对村级治理也就是村庄秩序获得能力的影响。

*《村组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于1998年11月4日修订并实施

村级治理或村民自治要内生地获得村庄秩序，就需要解决以下一些问题：第一，村庄共同体的存在，及村庄舆论可以起作用，其关键是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舆论压力是否存在及有效；第二，村干部是否将当干部看作一件荣耀的事情，或者只是当作谋取经济收入的手段；第三，村民是否认为村庄生活是值得的，从而关注村庄的未来，投入村庄的建设。或说村民是否认为值得为村庄未来的发展而牺牲个人的眼前利益。

我们以此三方面来考察人口流出村庄的村级治理。由于人口的不断流出，村庄生活的未来预期是递减的，村庄生活也是不完整的，即使是存在村庄共同体，这种村庄共同体也会随着村民特别是村中能人生活不断转向村庄之外，而受到损害。由于村庄就业机会和发展潜力较少，村民摆脱村庄的经济成本很低，虽然很多时候村民心理上还是依恋村庄生活，但当村中能人在村庄之外获取更多收益时，一般村民便都有了外出务工的打算，除非因为在外务工过于艰难，他不得不又回到村庄来重复贫困无味的生活。因为村庄经济不发达，流出村庄的机会成本很低，村民就更加没有理由承受村庄舆论压力，考虑村庄未来发展了。简言之，人口流出村庄因为村庄本身的欠发达，和村庄能人在村庄以外的获益，而造成村庄共同体的不完整性，村庄社会边界没有意义。村民因为脱离村庄的机会成本低，而较容易割断与村庄的经济联系而进一步可能会割断与村庄的社会联系和心理联系，这些又反过来影响了在村村民对村庄未来生活的预期，失去为建构村庄共同体所需要的耐心，承受暂时的利益受损，村庄舆论也因此更加不起作用，村级治理中的“少数人决定”因此成为普遍现象，村民的一致行动更加困难。

▲ 村级治理在村庄建设中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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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能人缺乏在村庄的发展机会而外出务工经商，使得在村能人越来越少，出任村干部的村民，往往是些能力平庸或希望通过当村干部来谋取私人经济好处的人。村庄公共舆论的缺乏，不仅使得村干部缺乏从村庄舆论中获取当村干部正当行为所可以得到的荣誉性评论的收益，而且不能构成对村干部不良行为的压力，村干部因此更容易变成为营利型经纪而不是村民利益的维护人。即使一个正直的有能力的人去当村干部，他也总是在两方面受到压力：第一，村庄较少的经济发展机会和他当村干部的可怜收入，使他缺乏当村干部所需要的气魄；第二，他总是不得不回答村民向他提的这样一个挑战性问题：你有能耐为什么不到外面去逞？他希望用自己的强力来征服村中少数反对者而为村民共同利益创造空间时，他不仅得不到村庄舆论的有效支持，而且没办法回答少数反对者对其动机正当性的怀疑。

这样一来，在人口流出村庄，希望通过村民自治来内生获得村庄秩序的村级治理，便既缺乏村干部的基础，也缺乏村庄舆论的基础。表现在村委会选举中，就是村中能人不愿当村干部，村民对村委会选举缺乏兴趣；表现在村务决策中，就是村干部的不良决策难以受到村民的有效抵制，而于全体村民有益的好事，却往往由于少数人的反对而泡汤。

本文部分内容节选自《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

贺雪峰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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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排版：龚秋豪

微信编辑：赵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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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

贺雪峰 著

ISBN：978780768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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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共分三编：上篇为基本概念，包括《论村庄社会关联》等；中篇为分析方法，包括《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等；下篇为实证研究，包括《村级治理的村庄基础》等。在这密密联结成网的21篇文章中，作者探讨了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问题，通过大量实地调查，试图理解当前中国农村的真实图景以及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站在中国农村本位的立场来观察和理解农村，从乡村治理社会基础的角度来理解农村及农村政策和制度，从而为乡村治理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贺雪峰， 1968 年生，湖北荆门人，现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乡土派”代表人物之一。主要从事乡村治理研究和乡村建设实践，长期坚持实地调研，学术研究上主张“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主要著作有《新乡土中国》《村治的逻辑》《地权的逻辑》《治村》《南北中国》《最后一公里村庄》《大国之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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