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苦难家世

母亲名叫白芝银，小名满玉，1941年9月21日（农历）出生于榆林市榆阳区巴拉素乡小旭吕村。19岁时与父亲结婚，两人在贫困中起家，操劳不辍，生养两男一女，将我们刘家人的生活推进到现今全新的局面。如今，重孙女已经出生，老人家四世同堂，在我们这个讲究后继有人的国度，这是一件非常幸福与慰藉的事。

然而，母亲的少时生涯却充满困苦坎坷，目睹并经历了她上一辈人的血泪历程，与她的同侪共同见证了我们家那时一群受难者的群像，同时将祖辈人的勤劳、坚韧、善良、抗争、明理等优秀基因悉数继承并传与我等后人。

讲到母亲的人生经历，必须先从母亲的祖父、祖母开始。

母亲的老家原在榆阳区巴拉素乡蒿莱村，是一白姓大户人家。先前家境殷实、人丁兴旺，属于榆林北边的大财主。上个世纪30年代，白家发生了一起致土匪（丐帮）死亡事件，后遭报复，据母亲的祖父后来回忆，家族中有5、6个人被杀，多人伤残，由此家道中落。母亲的祖父在兄弟7人中排行老三，名叫白喜和。在当时那个年代，兄弟们到了独立门户时经常采用抓阄的办法进行分家，母亲祖父与其大哥老兄弟两个一块分到了榆阳区芹河乡齐齐汗村。母亲的祖母名叫李玉莲，是巴拉素乡武德汉村李家女子。母亲的祖母为了方便和娘家来往，从榆阳区芹河乡齐齐汗村移居到就近的巴拉素乡小旭吕村，与母亲祖父的一个本家侄子白小旺打股种地（种别人的地，收获后主家收6成，自己收4成或对半分）维生，母亲就出生在这个时期。

母亲的祖父母有2个儿子，大儿子叫白才旺，娶了王爱兰为妻。二儿子叫白二奴，娶了万改妮为妻。这二儿子白二奴和妻子万改妮就是母亲的生身父母。这是一个典型北方农家的家庭模式，本可以幸福圆满的过着当地人平凡的小日子，然而这个家庭却命运多舛，经历了一次次无情的打击。

母亲的大伯白才旺30多岁时患半身不遂，丧失了劳动能力，前后躺了5年，翻身、吃饭等都得家人侍候，饱受病痛折磨，40岁时饮恨去世，留下了寡居的妻子王爱兰和两个儿子，老大白顺义、老二白双牛。

母亲的父亲白二奴最早在巴拉素乡忽惊兔村上过小学。后来母亲的祖父在补浪河乡巴石壕村打八兔买下了一块地并盖了房子。为了还债，母亲的父亲便到内蒙乌审旗巴兔湾打工挣钱，期间患急性脑膜炎客死他乡，年仅25岁。家人用骡子将遗体驮回来，埋葬在打八兔南沙湾。母亲的父亲、我的外爷去世时母亲只有5岁，二姨于外爷去世后3个月出生。母亲8岁二姨3岁时，母亲的母亲、我的外婆万改妮改嫁到补浪河乡蒿老兔村苗家邦。

我的外婆、母亲的母亲改嫁后，母亲的祖母祖父和大婶娘王爱兰共同将母亲和二姨姊妹俩抚养长大，成了母亲实际的抚养人，这就是我讲母亲的人生经历必须从母亲的祖母祖父开始的缘由。

白家连续遭遇家中年轻人病故的厄运，母亲的父辈只剩下她的大婶娘王爱兰一人。本来母亲的大伯和父亲都健康的话，白家将是老一代两人，中间一代四人，小一代四人的和满之家，然而现实却是如此残酷，硬生生夺走了一代人。

母亲的祖父考虑到他的二儿子只有两个女儿，没有男儿顶立门户，就将母亲大伯的二儿子白双牛过继给母亲的生父白二奴，为二儿子延续香火。于是母亲、二姨和白双牛本是堂兄妹，现在却成了亲姊妹，而母亲大伯的两个儿子本是亲兄弟，却成了堂兄弟。这是母亲的祖父为早逝的二儿子做的一件大事。至此，母亲娘家的基本格局就形成了。

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里，母亲的祖母一直担任家庭的主事人，她精明、传统、有主见，操持着这一大家子人的生活。母亲的祖父勤劳、本分，任劳任怨地为家庭辛勤劳作。加之母亲的大婶娘贤惠、孝顺，一家人不屈不挠、患难与共、相互扶持，逐渐形成了忠厚、诚实、善良、孝顺、勤俭的家风，方圆十里，人人皆知，成为大家公认的好家庭，并争相效仿。终于在白家人的影响下，整个打八兔村村民团结友善、勤劳淳朴、邻里和睦。 

然而命运对于白家的凶残并未就此打住，母亲大伯的大儿子、母亲的堂兄白顺义和补浪河小滩村李家女李生兰（小名桂芝）结婚，李生兰18岁娶进白家，25岁时的正月初三突然卧床不起，不吃不喝，说是癍症，正月23就去世了，留下一儿一女，5岁的白银恩，1岁半的白银珍。这已经到了我这一辈。

我的外婆、母亲的母亲改嫁苗家后，时常挂念两个幼小的女儿。实在放心不下了，就常常从苗家浜来到打八兔白家屋子的南沙梁下，躲在沙脊下远远看一看两个孩子。母亲的祖母知道后很不高兴，有意把孩子藏在屋内不让出去。我的外婆实在想的不行了，就壮着胆子来寻孩子。回到白家二话不说先做活（白家缺少青壮劳力），炕糜子、推碾子、拉磨，啥活都干，做上三两天把生活都安排妥绪后，才能见到她的一双女儿，并接到苗家小住几日。母亲的大伯当时还在世，就劝母亲的祖母（也是大伯的母亲）说，妈妈，你就让两个孩子跟着走，天下那个母亲不疼爱自己的孩子，人家生养的，这是天性。从此，母亲的祖母就允许了母亲和二姨去苗家邦看望她们的母亲、我的外婆了。

我外婆的后任丈夫名叫苗万祥，小名良才，也是一个难得的善良、讲理之人，甚是善待母亲和二姨。经常叫着母亲的小名说：“满玉是好树上的木楂”。意思是一块好材料、好苗子，将来一定有出息。外婆到了苗家后相继生了一儿三女，儿子苗海泉，女儿苗海棠、苗候人、苗保茹。因为家里穷，养活不过，小女儿苗保茹一生下来，就抱给苗家本家抚养。他们都是母亲同母异父的姊妹。

外婆45岁时，在怀有身孕做重农活时导致流产，在当时没有任何医疗条件和救助办法的情况下，眼睁睁看着失血过多昏迷而死（过去叫血迷）。我的苗外爷搂抱着外婆，无奈的大哭，我那苦命的外婆终究没有看到自己割舍不下的儿女们长大成人，就带着遗憾和不舍撒手人寰。

母亲在这样一个悲惨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又处在那样一个落后、贫穷、封闭的时代，于是和命运抗争就成了她青年阶段的主旋律，也铸就了她最为宝贵的人生品格，真真应验了“苦难是人生最好的老师”这句话！

首先，她勤劳自立，成为当时农村生产生活的行家里手。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母亲从小就帮助大人做家务，推磨、放羊、种地，学做针线活，学啥会啥，成为家里不可或缺的主要劳力。十二、三岁就会绣花、剪纸、画窗花、上鞋，村子里的姑娘、新媳妇、甚至中年妇女纳好了鞋帮、鞋底，都来请她上鞋。母亲上的鞋平展、牢靠、湾流，穿上既舒适又美观。我和弟弟妹妹三人小时候，只要是每次穿上妈妈做的新鞋，村里的大婶、大妈都让我们脱下来让她们看一看，看样式、看脚头、看后跟，看上鞋的针线疤疤，然后夸奖评论一番。有时亲朋好友送来的鞋攒下一箩筐等着上，有时母亲被请到亲戚家里上鞋，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合作社、生产队时期。在生产队时期，送粪、种地、锄草、浇水、收秋打夏，修渠、挖壕、植树造林母亲也是样样能行，次次模范带头。1978年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在家喂猪、喂鸡，养猪、养羊，种自留地，供我们仨上学，家务农活井井有条，在全村乃至全乡都是让人羡慕的家庭。

其次，她积极上进，是当时农村生产生活的妇女标兵。根据国家政策要求，母亲于1956年冬天上过几天学，学校没有课桌，坐在炕头上，练沙盘，拿毛笔写大字。她当时15岁，而当时的小学代教老师正好是同岁的父亲。这是这对有缘人的初次见面。在母亲听了几天课后，一贯传统保守的母亲的祖母就不让去了，她的担心是母亲书一旦念成后成了公家人，就给家里做不成活了。书没有念成，但是母亲积极上进、眼界开阔并没有改变。她14岁入团，24岁入党（65年社教），在生产大队担任妇女主任，经常参加村、乡党员干部会议，带头学习、宣传党的农村政策，组织领导全村妇女开展集体生产活动，发展种养殖搞活经济。后来还在公社卫生院受过培训，回来后担任村里的接生员，村里的妇女生产，他就帮助接生，不论白天黑夜。

再次，她尊老爱幼，是当时农村生产生活的好榜样。由于母亲身世的特殊，对于虽没有了亲生父母的娘家却依然依恋深切。我小的时候经常代她回娘家看望母亲的祖父母和大婶娘，而我这时也将母亲的大婶娘称作外婆（我的亲外婆在我出世前已经去世）。每次母亲都将油馍、米黄、油糕、肉之类的食品装满一个筐子，由我背着送过去。每逢过年过节我就去白家住上一阵子，与表弟表妹们玩上几天，捣炮、打猴、滚铁环、藏猫猫等。秋天，葡萄、芝麻瓜熟了，我也赶过去摘着吃。由于每次去外婆家都是快乐满满，因此就成了我小时候的期待和享受。几年下来，我去外婆家路过的地方那户人家养狗、那个地方长扎錂（荆棘）、那棵树上吊死过人我都清楚记得。我的爷爷、奶奶也是普通的庄户人，母亲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父母对待。每逢家里吃好的，母亲就让我给爷爷、奶奶先端着送去。新麦子、新糜子下来吃白面饸饹、吃糕吃馍，年前杀猪，母亲就让将二老接来家里吃饭，年年如此，至始至终。母亲非常重视我们兄妹三人的学业，不管成绩好坏，不论经济拮据，坚持供我们完成学业，吃苦受累，无怨无悔。

母亲共计姊妹7人，如今后代子孙们算起来已近百人，他们或学习深造，或供职于社会多个行业，都在勤勤恳恳，为家庭和社会做着贡献。

我们的生活好起来了，但是我们不能忘却那些吃苦受罪的先人们：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我的老外婆老外爷，两次经历丧子之痛却坚守白家门户，抚养后人，稳如泰山！中年丧夫的大外婆，以一人之力独撑两个家庭，坚韧不拔！英年早逝的大外爷和外爷，还未及尽好自己成家立业的义务，心中该是多么的不甘与无奈？苦命一世的外婆，牵挂着白家的女儿，经管着苗家的儿女，最终带着自己还未及出世的孩子，遗恨九泉，她的心情该是多么的凄凉？他们都是我们这个家族的英雄！没有了他们，没有了他们用生命的呵护与抗争，哪里来的我们？哪里来的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感谢我的母亲！致敬母亲的前辈先人！

（刘焕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