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松芳︱朱自清、夏鼐笔下的英伦饮食与中国餐馆

1931年8月，因为清华对教授游学假的制度安排，朱自清前往英国进修一年语言学和英国文学并漫游欧洲五国，作为吃货的他，回国后不仅在发表并结集出版的《欧行杂记》中颇涉食事，在日记中提到去吃过的中餐馆名录更是笔者寓目文献中之较多者，为我们了解英国特别是伦敦中餐馆的情况，留下了宝贵的材料。稍后夏鼐先生留学伦敦四年余，也留下了不少中餐馆记录。因此，虽然我在《饮食西游记》（三联书店·生活书店2021年版）中已有专章《英国中餐：从水手馆到香港馆》讨论晚清民国的英国中餐馆，但这大量的新史料，仍足以成一新篇章。

朱自清

一、笑谑英伦饮食

朱自清先生在《伦敦杂记·吃的》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提到欧洲的吃喝，谁总会想到巴黎，伦敦是算不上的。不用说别的，就说煎山药蛋吧。法国的切成小骨牌块儿，黄争争的，油汪汪的，香喷喷的；英国的“条儿”（Chip）却半黄半黑，不冷不热，干干儿的什么味也没有，只可以当饱罢。再说英国饭吃来吃去，主菜无非是煎炸牛肉排羊排骨，配上两样素菜；一个人家住过四个月，只吃过一回煎小牛肝儿，算是新花样。（朱自清《欧游杂记》，三联书店1983年版，155页）

《伦敦杂记》

他的朋友林语堂先生也曾对英国的饮食大加贬损：

英国人不郑重其事地对待饮食，而把它看作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这种危险的态度可以在他们的国民生活中找到证据。如果他们知道食物的滋味，他们语言中就会有表达这一含义的词语，英语中原本没有“cuisine”（烹饪）一词，他们只有“cooking”（烧煮）；他们原本没有恰当的词语去称呼“chef”（厨师），而是直截了当称之为“cook”（伙夫）；他们原本也不说“menu”（菜肴），只是称之为‘dishes’（盘装菜）；他们原本也没有一个词语可以用来称呼“gourmet”（美食家），就不客气地用童谣里的话称之为“Greedy Gut”（贪吃的肚子）。事实上，英国人并不承认他们自己有胃……英国人感兴趣的，是怎样保持身体的健康与结实，比如多吃点保卫尔（Bovril）牛肉汁，从而抵抗感冒的侵袭，并节省医药费。（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325页）

曾任中央日报驻伦敦特派员的名记徐钟珮干脆说：“英国根本无所谓烹调，随便什么蔬菜都是拿来白煮，我常说在英国当厨司要算天下最容易的职业，凡到过英国者，都知道英国菜的单调乏味。”（徐钟珮《伦敦和我·中国菜馆》，《中央日报周刊》1948年第5期。徐钟珮有时也写作徐钟佩，比如此文以《伦敦的中国菜馆》之名在《一四七画报》1948年第7期发表时，即署名徐钟佩。）

朱自清此行陆路由苏俄先抵巴黎再赴英伦，故先吃法国菜，颇觉价廉物美：“1931年9月7日，巴黎：饭于法国饭店，值五法郎七十五生丁，一荤两素，有啤酒一瓶，甚廉也。”所以到伦敦，外国菜中，也先吃法国菜，竟然也同样觉得价廉物美：“1931年9月11日，伦敦：饭于里昂餐厅，廉而不取小费，甚佳也。”第二天便接着去，感觉却不那么好了：“1931年9月12日，伦敦：晚饭于里昂餐厅，羊肉甚不佳，账误算，余语言不足用，无以难之。”至于去英国的小馆子，则不置评：“1931年10月18日，伦敦：晚与陶君、王昭隽君夫妇饭于一烤肉馆。”“1931年10月19日，伦敦：午在快捷奶制品店（Express Dairy）吃饭。”大约因为味道不好。直到一个月之后（1931年11月25日，星期三），在相对高档的帝国饭店进餐，才觉得好，但“午饭好是好，就是价钱贵”——一分钱一分货，英国人也还是能做出好味道的，但性价比却不足以吸引人，所以便“和陶约定星期五晚上到里昂餐厅去”；“1931年12月30日，伦敦：在皮卡迪利广场的里昂餐厅用餐”，继续吃价廉物美的法国菜。后来朱自清也找到一家价廉物美的英国大餐馆：“1931年12月8日，伦敦：晚上和陶一同到牛津角饭店去吃饭。正如屠告诉我的，这是‘穷光蛋的宫殿’！这个雅号是一些英国学生取的。在我曾经到过的餐馆中，它的确是最大的。这家饭馆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装潢华丽，乐队也很好。我们可以在楼上一直坐到十二点钟。这儿的食品比普通餐厅要好得多。”（《朱自清文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41、42、59、77、95、82页）

牛津角饭店是“穷光蛋的宫殿”，帝国饭店也只是相对高档，反正“头等饭店没去过”。除了法国菜，在欧洲大陆负有盛名的意大利菜，朱自清也不可能不尝，虽然也不是头等大饭店：

意大利的馆子却去过两家。一家在牛津街，规模很不小，晚饭时有女杂耍和跳舞。只记得那回第一道菜是生蚝之类；一种特制的盘子，边上围着七八个圆格子，每格放个生蚝，吃起来很雅相。另一家，由斯敦路，也是个热闹地方。这家却小小的，通心细粉做得最好；将粉切成半分来长的小圈儿，用黄油煎熟了，平铺在盘和里，洒上干酪（计司）粉，轻松鲜美，妙不可言。还有炸“搦气蚝”，鲜嫩清香，蝤蛑，瑶柱，都不能及；只有宁波的蛎黄仿佛近之。

朱自清在伦敦一年，自己不做饭，“每天去吃两顿饭”，按理说吃的店不少，但除了多记了几家法国、意大利餐厅（当然记中餐馆尤其多，后叙），英国本土餐馆记得不多，或者因为是小店，或者因为对英餐馆不甚待见，在给陈竹隐的情书中也说得甚简略：“此间饭店大都女子招待。我去的是一种不给小账的店，招待有好有坏！有些招待真有些可怕！如某招待睫毛甚长，仿佛什么也看不入眼，又一个问要什么菜，老伸出下巴来说，这两个最讨厌了；她们在一家，我因此不常那家去。”（朱乔森编《朱自清爱情书信手迹》，1931年10月21日信，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75页）

朱自清日常所去的这种小饭店，大约就是他认为最能代表英国烹饪的茶饭店：

旧城馆子和茶饭店等才是本国味道。茶饭店与煎炸店其实都是小饭店的别称。茶饭店的“饭”原指午饭，可是卖的东西并不简单，吃晚饭满成；煎炸店除了煎炸牛肉排羊排骨之外，也卖别的。

茶饭店便宜的有三家：拉衣恩司（LYONS），快车奶房，ABC面包房。每家都开了许多店子，遍布市内外；ABC较少些，也贵些，拉衣恩司最多。快车奶房炸小牛肉小牛肝和红烧鸭块都还可口；他们烧鸭块用木炭火，所以颇有中国风味。ABC炸牛肝也可吃，但火急肝老，总差点儿事；点心烤得却好，有几件比得上北平法国面包房。拉衣恩司似乎没甚么出色的东西；但他家有两处“角店”，都在闹市转角处，那里却有好吃的。角店一是上下两大间，一是三层三大间，都可容一千五百人左右；晚上有乐队奏乐。一进去只见黑压压的坐满了人，过道处窄得可以，但是气象颇为阔大（有个英国学生讥为“穷人的宫殿”，也许不错）；在那里我往往找了半天站了半天才等着空位子。（朱自清《欧游杂记》，三联书店1983年版，157-158页）

这些他在日记中约略说过，只是想这茶饭店，是不是与后来香港风行至今的茶餐厅有些渊源呢？因乏材料，暂不深入，但他一则日记的表述，则甚接近：“1932年1月6日，伦敦：早晨同柳谈话。我们在附近一个茶室里吃午饭。这个茶室只有一些工人光顾。”（《朱自清文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99页）

朱自清对英国餐馆没什么好评价，但对于他自己和朋友的房东的烹饪手艺，倒是好说过多次，不由不令人印象深刻，简直觉得有些反常：

1931年11月1日，伦敦：上午赴徐子俊君处，与游温德渥滋卡门，尚可取。徐君寓一人家，只一寓客，房东系寡妇，原为德籍。徐云善烹调，煮鸡汤如中国做法，每周二次吃鸡，全膳才三十五先令也。

1931年12月26日，伦敦：在柳的住处用早饭，我想，这里的伙食比我们住处的好，因为女房东对每件事情都很用心。她还邀请我们在她那里留一整天。她的话讲得这么客气和谦逊，我们就不好拒绝了。

1931年12月31日，伦敦：傅先生住处的伙食不错，我喝的酒太多了。（《朱自清文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64、92、95页）

在情书里也特别说到他新房东的厨艺，而且说得更好：“1932年11月9日：我星期一搬来此地，一切还算安适……女厨子手段甚好，菜极可口，但这两天吃得好了，胃倒不舒服起来，你说怪不怪，真是不受抬举的胃了。”(朱乔森编《朱自清爱情书信手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92页)

二、欢聚中国餐馆

朱自清在《欧游杂记》里说：“伦敦中国饭店也有七八家，贵贱差得很大，看地方去。菜虽也有些高低，可都是变相的广东味儿，远不如上海新雅好。在一家广东楼要过一碗鸡肉馄饨，合中国一元六角，也够贵了。”（朱自清《欧游杂记》，三联书店1983年版，158页）似乎嫌差又嫌贵。可是，这七八家饭店，他几乎是家家都去，均在日记留下店名，对饭菜的印象，也远好过这公开发表的记述。我们不妨一家一家梳理过来。其中去得最多的，当属顺东楼，也是首先见于笔端，录得四次：

1931年9月15日，伦敦：午饭在顺东楼，刘仲熙君请。

1931年10月8日，伦敦：访刘仲熙君，遇王树芳君，亦在曼彻斯特工厂中，学机械工程。又遇吴定良君，其人乃五师学生，余久闻其名，现已得博士学位，犹从卡尔·皮尔森读统计，思得理学博士学位。其人学问甚大。渠约刘君至顺东楼吃饭，余亦与俱，结果吴君作东；在外国请人一饭，亦如此麻烦也。

1931年11月13日，伦敦：邀请周先生在顺东楼进晚餐，在那里遇见两位中国女士，她们说上海方言。我已经有两个月没听到上海话了！她们的作风举止也是一副上海派头，我对她们既讨厌又赞赏，这真是自相矛盾啊。

1931年11月28日，伦敦：同柳和鲁在顺东楼共进午餐。

南京楼也同样录得四次，却是前两次都给予了“甚佳”的评价，且毫不嫌贵！

1931年10月3日，伦敦：饭于南京楼，三分之一（镑），一汤二菜，甚佳，菜极丰。

1931年10月7日，伦敦：赴南京楼午餐，甚佳。

1931年10月10日，伦敦：至南京楼午饭，遇一中国学生，大骂美国学生，谓有以女子袜（高腰）之沿革及月经带之沿革为论文题目者。

1931年12月28日，伦敦：罗先生来访。他告诉我一些关于圣诞节在南京饭店聚会时的情况。他说有个姓何的在会上责备大家沉溺于寻欢作乐，可他自己从剑桥到伦敦来，也是为了寻欢作乐的呀！

新华味斋录得三次，有两次是校友聚餐，分别跟北大校友和清华校友；以笔者管见，这也是从未见诸他人纪载的一家中餐馆：

1931年12月23日，伦敦：伦敦的北大老校友在新华味斋举行午餐会，大家在席上举箸长谈。

1931年12月27日，伦敦：邀请贾先生在新华味斋吃午饭。

1932年1月1日，伦敦：同清华大学的校友一起在新华味斋聚餐。

从前述南京楼的欢聚到新华味斋的欢聚，中餐馆可真是留学生们的欢聚之处呀，而上海楼尤因北大校友的聚会而享盛名：

1931年9月24日，伦敦：晚至上海楼吃饭，中国人殊少。菜不恶。

1932年2月27日，伦敦：在上海楼聚餐，此处因北大校友的聚会而在伦敦享有盛名。三时，林语堂作《中国文化的时代精神》的讲演，随后大家讨论颇为热烈，也很有趣。

除上述中餐馆之外，朱自清还曾偶至华英楼与新粤酒家：

1931年9月15日，伦敦：晚饭罗先生请，在华英楼，逊于顺东楼。

1932年1月31日，伦敦：到新粤酒家参加林（语堂）博士的宴会。午饭后，和他一起到他的住处。他向我谈了关于他的中文打字机的计划。（《朱自清文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43、54、70、78、51、53、55、94、89、93、97、46、118、43、109页）

当然，这些未必是朱自清先生完整的记录，他也没有义务家家都记，仅就所记，已有顺东楼、南京饭店、新华味斋、上海楼、华英楼、新粤酒家六家，与他在《伦敦杂记》中所说的七八家大体相合——因为他没有或不愿或不敢去头等饭店，而英国当时最有名的中餐馆杏花楼和探花楼，应该就算得上头等饭店。如华五(郭子雄)先生说：“牛津街最华贵的杏花楼，本是伦敦的第一家中国饭馆，雇主几全为外人，穷学生是不大去得起的。”在华五的笔下，探花楼也同样可称得上头等饭店：“壁卡底里的探花楼，排场很大，穷学生是不去的。”（《伦敦素描·中国饭馆》，《宇宙风》1935年第1期）贵只是一个方面，关键要好吃，否则就不厚道了；探花楼是对得起它的大价钱的：“伦敦的中国饭馆有五六家，设备有好有坏，以探花楼最贵，菜味都差不多，贵的菜也很好，和上海的新雅不相上下，便宜的就不行了。”（茅于恭《留英生活》，《交大校友》1937年第3期 ，31-33页）

《商业杂志》1930年 第5卷 第1期伦敦杏花楼餐馆

朱自清和穷学生们去不起的杏花楼、探花楼，那该谁去呢？达官贵可去。比如影后胡蝶1935年访欧抵英时，就曾履席于此：“在探花楼吃中饭，又遇见了在巴黎时也遇见到的那位姓李的先生和他的夫人及戚属等。这位先生不仅是广东人，而且出是鹤山县，和我也是同县。”（胡蝶《欧游杂记》，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97页）探花楼则常常是外交礼宾之处：“正式宴客或有男女外宾随同他们会到探花楼去，饭馆的设备既华丽，而身穿礼服的堂倌们又十分神气，在音乐演奏中开香槟，嚼鱼翅，喝燕窝汤，说起来虽然有些不调和，但也就很够排场了。”（晶清《说吃》，《新中华》1935年第3卷第20期）早在1924年，前国务总理梁士诒3月5日自香港启程赴欧美游历，7月7日在伦敦与来英的驻美公使施肇基宴聚，地点就在探花楼。晚上驻英使署的饯别会，也在探花楼。（凤冈及门弟子编《梁士诒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350页）

可是，后来开的新探花楼，却是意外的价廉物美，奇怪的是却属于同一个老板：

我在伦敦的中国菜馆，差不多常常到那Piccadilly华度街Wardour street的新探花楼的。那边中国人吃的特别多，而且对于我们自己中国同胞也非常的优待。那里有公司菜，大概一个先令九办（便）士一客的，已有一汤二炒，白饭尽量吃饱，还有一壶很好的雨前；比五个先令一客的西菜，质量都来得丰富。我初到伦敦时，不幸跑到了一家叫探花楼的，也在Piccadilly，与新探花楼是一个东家开设的。那边没有公司菜，一碗肉片汤，非五先令不够。后来去了几次，才晓得这新探花楼；所以以后在生活程度很高的伦敦市中，我便找到这一所价廉物美的充饥的食堂。（仓圣《欧行杂记》二十一《伦敦生活》，《人言周刊》1935年第26期）

仓圣说探花楼的菜贵而不好吃，大约是他不习惯高档粤菜的清淡吧。而这样屈指一算，已经超过七八家了。而事实上，却远不止这七八家。差不多跟朱自清同时来英国的敬伯，就提到了一家大雅楼：“伦敦亦有几家中国饭馆，有时相率到彼处解馋。因为火腿蛋之类吃腻了，也和日本的‘米索稀漉’，一样的不感兴味，于是大雅楼南京楼之类，就常常有我们踪迹。”（敬伯《英国留学生的生活》，《读书杂志》1931年第1卷第2期）比朱自清早来的俞平伯先生，虽在伦敦待了不足半月，却屡屡提及一家中国楼中餐馆：

1920年2月22日，八时三刻（自利物浦）开车，下午二时抵伦敦。陈、吴、任三君来接，同至留英学生会。……夜在中国楼吃饭，又至会所谈。

24日：下午在寓理物件。偕钱乙藜至西南区觅屋，有一所须五十先令一星期。夜至中国楼晚餐。

2月28日：下午钱来至傅寓，遇陈君（西滢）。陈请任、傅及我在中国楼饭。

3月1日：偕傅在中国楼约吴、任、陈、杨、张诸人餐。（《俞平伯全集》第十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国外日记》甲集，162-163页）

而再晚两三年，1935年秋来到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的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夏鼐，时不时上馆子，基本上只上中餐馆，却说“中国饭店在伦敦共有五间”，显然是书生一隅之见——他后来吃过的中餐馆都不止五间，而且杏花楼、探花楼这些赫赫有名的餐馆他都没去过呢。再说，他要么去不起，要么舍不得去。抗战军兴，求学不易，而他还想用有限的经费多学几年；到1938年8月31日，他的公费已经到期，而“研究工作，串珠编目，达360号”，虽成果丰硕，然犹未完结，“节衣减食之所积，足供一年有余”，所以尽管感叹“‘三年海外余血泪’，自问何苦！”仍坚持到1939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才经埃及返国。但还在开罗博物馆从事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才再取道西亚、印度、缅甸于1941年初抵达昆明。“他的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是战争结束后于1946年授予的。”（《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二册225页，第一册书前附王仲殊《夏鼐先生传略》）

夏鼐

夏鼐去得最多的中餐馆，正和朱自清一样是顺东楼，而且一抵伦敦就去：“1935年9月3日：下午6时抵伦敦……至顺东楼食中国菜。”隔天又去：“1935年9月6日：下午谭（季甫）、曾（昭燏）、周（建北）三君来，约至顺东楼晚餐。”紧接着租好房（1935年9月6日），“我的卧室是35先令一星期，膳费在内”，但还是经常上中餐馆，仍是顺东楼首选：

1935年9月27日：上午与陈凤书君同往访谭季甫君，他由伯明翰来，下星期又将返校。下午进城观电影，散场后同至顺东楼吃中国菜，喝啤酒，在座共7人（谭君兄妹、周君夫妇、曾、陈与我) ，陈君做东，一共用了35先令。饭菜并不贵，每客2 先令，啤酒一瓶便是1先令，昧淡如水，连我也可以喝上两瓶，一共喝了15瓶（小瓶仅容一杯）。

1935年10月6日：应吴金鼎君之约，进城至顺东楼，原定12时半，今日是冬季的第一日，伦敦钟点拨回一点，余至后尚在11点半，至附近闲步，有北京楼、新探花楼、新中国楼。（按：这北京楼和新中国楼，可是前述诸家并未提及的）

1935年11月20日：进城赴李超英君之约，至顺东楼午膳，李君夫人亦在座，系杭州人。

1935年11月22日：约好了林长风、李超英二君一块儿在顺东楼吃食，李夫人亦在座。

整个1935的初到伦敦的这几个月，就只去顺东楼，没去过别的中餐馆，真是至爱了。至爱继续。转入1936年，先去了一次北京楼：“1936年2月6日：与吴君同赴不列颠博物馆，又同至北京楼午餐，随便谈论中国考古的情形。”整年下来除了去过这一次北京楼，其余都是继续去顺东楼：

1936年7月25日：与陈君同行进城，至顺东楼用膳。乘3时的火车赴 Dorchester（多切斯特）。

1936年9月14日：赴 Guilford Street（吉尔福德街）访汤象龙君，同至顺东楼午膳。

1936年10月7日：下午至不列颠博物馆，晤及向觉明君，谈至傍晚，同赴顺东楼用餐。

接下来1937年开年不久，第一次外出吃饭，去的还是中餐馆，去的还是顺东楼：“1937年1月9日：下午与陈君同赴伍启元君处，罗凤超及黎名郇君，与伍君三人同居一屋，弄桥牌，旋至顺东楼用餐。”中间间隔了一次北平楼（疑即前述的北京楼）：“1937年1月23日：约了李（济）先生，及吴君夫妇、向觉明、曾昭燏等到北平楼聚餐。”其余基本上还是去顺东楼：

1937年2月7日：赴钟道铭君之约，至顺东楼午餐，李（济之）先生及吴君夫妇亦在座。

1937年5月12日：至中国饭馆，今日（英皇加冕典礼日）加价，一顿饭要3先令，可谓敲竹杠矣。我们便改叫汤面，一先令半一客。（按：如此熟悉的饭馆，虽未明确说是哪家，大抵是顺东楼了。）

1937年5月17日：傍晚与钟、周、汤、陈四君至顺东楼用餐。

1937年5月21日：赴皇家丘陵，晤及李（济）先生，李先生对法德的留学生不满意，说他们玩女子，不读书，德国的400人中真正读书的不到10%。旋伴之赴查令十字街购书，至顺东楼用餐。

1937年5月27日：这星期继续听 Rostovtzeff罗斯托夫采夫的讲演，向觉明，曾昭燏二君来听。今晚与二君赴顺东楼用餐，吴君及潘君在座，谈至10时半始散。

1937年6月6日：邀吴君夫妇及曾君聚餐顺东楼，闲谈国内考古界情形。

1937年6月12日：晚间与汤象龙君在顺东楼聚餐，旋至吴（金鼎）君处，取得其论文。

此后北京楼、顺东楼有些交替着上，但仍以顺东楼为主：

1937年6月19日：晚餐请钟道铭君聚餐北京楼，以钟君下月将返国也。

1937年6月27日：晚间应向君之邀，至顺东楼聚餐，送曾女士及吴君夫妇也。

1937年7月11日：中国基督教协会与中华协会欢迎刘廷芳、韦卓民诸氏，程尧圣君约我参加，会后与陈凤书、黎名郇二君至北京楼晚膳，遇及张德昌君，大家都有些愤慨。

1937年7月20日：晚间赴吴君之约，在北京楼聚餐。

1937年7月21日：午餐约吴君夫妇及钟、向诸君在顺东楼聚餐。

1937年7月27日：晚间在顺东楼遇及汤、钟二君，同至汤君处闲谈，以汤君后日将离英赴法也。

1937年9月15日：傍晚抵伦敦，为朱君找定旅馆邀之至北京楼吃中国饭。

1938年6月4日：晚间请陈君至北平楼吃饭，贺其得硕士学位也。朱庆永君作陪。

1938年11月12日：昨天在中国协会中，遇及黄宗石君，系学军事者，亦十中毕业，与吴学荣非同级，瑞安人。今天偕之同赴牛津游览……返伦敦在顺东楼晚餐。

1938年12月4日：下午应王绳祖君之约，赴其寓所，朱君及王铁崖君亦在座，弄桥牌，茶点后继续弄到傍晚，同赴顺东楼晚餐。

1939年6月25日：昨日王维诚君由牛津来，午饭朱庆水君同在顺东楼聚餐。

1939年6月30日：引导王君游览校舍、系中博物院，及 E. E. S.（Egyptian Exploration Society, 埃及考察团）展览会。晚间与张宗燧、许宝騄君等在顺东楼聚餐。

1939年7月24日：今日起开始编《抗战日报》，每二星期轮流到一次。冒着大雨到中华协会去编报，无意中碰到袁家骅君，请他到顺东楼吃中国饭，领他到自己的寓所里来坐，闲谈至10时余始去。

1938年9月24日：王维诚君自牛津来，邀之至顺东楼晚餐。（《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一册，356-357、368、372、392页；第二册，10、56、69、74、88、90、92、109-114、116-118、125、215-216、232、233、249、250、252、260、264页）

在大多数民国学者或文人笔下的英国中餐馆，顺东楼肯定不如杏花楼、探花楼那么高档，那么有名，但仅凭朱自清和夏鼐的当年的遗踪，及其笔下如此动人的学人故事，就足以长久留芳。

《一四七画报》 1946 年 第4卷 第6期 《中国菜馆在伦敦》

朱自清偶尔一去上海楼和华英楼，夏鼐则偶尔一去上海楼和中山楼：

1939年9月28日：中午宴请格兰维尔教授在上海楼午餐，约鲍姆加特尔博士及Miss Macharg（麦克哈格小姐）作陪。

1939年10月21日：房东夫妇对待我总算不错，前星期乘房东请假离营的机会，请他们夫妇至中山楼宴聚。（《夏鼐日记》第二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260、264页）

中山楼不经见，上海楼和华英楼都是颇有故事的。比如，特派伦敦的《中央日报》名记徐钟珮就对上海楼情有独钟。她在《伦敦和我：中国菜馆》中写道：“我最喜爱的一家馆子是上海楼，上海楼开在希腊街，由一位中英混血种的小姐主持。这馆子原是一位中国人所开，他娶了一位英国太太，儿女成群，临终时把这一生经营托了大小姐经管，大小姐也不负所托，把它经营得蒸蒸日上。我想我之所以喜爱上海楼，第一因为它环境清幽，但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两色菜是道地中国做法，一只是香肠，一只是豆腐，偶而也能在那里吃到粉丝汤。后来我们和大姐相熟，她常在我们的谢声中，端出一碟腐乳来给我们佐餐。”（徐钟佩《 伦敦和我·中国菜馆》，《中央日报周刊》1948年第5期）

晶清的《说吃》也写到了上海楼，在她看来那不过吃小吃的小饭馆：“阔少们、腰缠颇富的寓公和商人、大使馆的大小外交官……随便小吃的时候，就到上海楼或顺东楼等处，正式宴客或有男女外宾随同时他们会到探花楼去。”

而在1940年代后期的记录里，上海似乎成为顶级的中餐馆了：“中国饭馆在伦敦大小有三十家左右，可是为中国人自己所欣赏的，只有上海楼和大世界两家。上海楼布置得异常雅致，两三间大小雅座和大厅间，满壁名家书画，几幅山水人物的湘绣，东方文化的情调极其浓厚，就凭这一些玩意，也可以招徕西洋顾主，和安慰祖国去英的官商学生。大世界除了书画而外，还有壁上油画的中国的各地风光，也别开生面。至于磁器的杯盘碗盏，象牙筷子，更比国内一般饭馆还要精致。（谭纳西《环游忆语：伦敦报馆街、中国饭馆》，《中央日报周刊》1947年第10期）然未敢必是。

华英楼则在新牛津街附近，是华五（郭子雄）先生留英在伦敦第一次吃饭的地方。它的老板是一个广东人，据说他最初在另外一家中国饭馆当仆役，后来挣了几个钱，便独自开了这家饭馆，他的老婆便是他从前充当仆役时的同事，而且从后文的叙述看，应该是个英国女子。而彰显风范的正是他的洋老婆：

这位老板娘已经有了三十来岁的年纪，戴着一副小眼镜，态度很和霭，同学中有时受了感冒，她便给你配一点药吃，倒很灵验。后来华英楼的老板，将生意让出，带着老婆同两个小孩回到广东去了。老板娘在临走前对人说：“我的丈夫是中国人，我要做中国人，我的儿子得做中国人，读中国书。像你们一样，将来为国家做事。我不能长住在这儿，让儿子生长在这儿，使得她们长大时，英国人不承认他们是英国人，中国人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人。为了他们，我们回到中国去，中国是我们的国家，是么？”（华五《伦敦素描·中国饭馆》，《宇宙风》1936年第9期）

朱自清先生在游学英国期间给陈竹隐的情书中，写到了“此间饭店大都女子招待”，也写到了“男学生娶中外杂种女子及外国女子者也有一二人，但所娶均女招待之类，再高则不会嫁中国人也”（朱乔森编《朱自清爱情书信手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75页），为什么不亲自写写这些中餐馆的洋女招待洋老板娘，有些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