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松芳︱朱自清、夏鼐笔下的英伦饮食与中国餐馆

周松芳

2022-04-20 13:1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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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8月,因为清华对教授游学假的制度安排,朱自清前往英国进修一年语言学和英国文学并漫游欧洲五国,作为吃货的他,回国后不仅在发表并结集出版的《欧行杂记》中颇涉食事,在日记中提到去吃过的中餐馆名录更是笔者寓目文献中之较多者,为我们了解英国特别是伦敦中餐馆的情况,留下了宝贵的材料。稍后夏鼐先生留学伦敦四年余,也留下了不少中餐馆记录。因此,虽然我在《饮食西游记》(三联书店·生活书店2021年版)中已有专章《英国中餐:从水手馆到香港馆》讨论晚清民国的英国中餐馆,但这大量的新史料,仍足以成一新篇章。朱自清

朱自清

一、笑谑英伦饮食
朱自清先生在《伦敦杂记·吃的》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提到欧洲的吃喝,谁总会想到巴黎,伦敦是算不上的。不用说别的,就说煎山药蛋吧。法国的切成小骨牌块儿,黄争争的,油汪汪的,香喷喷的;英国的“条儿”(Chip)却半黄半黑,不冷不热,干干儿的什么味也没有,只可以当饱罢。再说英国饭吃来吃去,主菜无非是煎炸牛肉排羊排骨,配上两样素菜;一个人家住过四个月,只吃过一回煎小牛肝儿,算是新花样。(朱自清《欧游杂记》,三联书店1983年版,155页)《伦敦杂记》

《伦敦杂记》

他的朋友林语堂先生也曾对英国的饮食大加贬损:
英国人不郑重其事地对待饮食,而把它看作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这种危险的态度可以在他们的国民生活中找到证据。如果他们知道食物的滋味,他们语言中就会有表达这一含义的词语,英语中原本没有“cuisine”(烹饪)一词,他们只有“cooking”(烧煮);他们原本没有恰当的词语去称呼“chef”(厨师),而是直截了当称之为“cook”(伙夫);他们原本也不说“menu”(菜肴),只是称之为‘dishes’(盘装菜);他们原本也没有一个词语可以用来称呼“gourmet”(美食家),就不客气地用童谣里的话称之为“Greedy Gut”(贪吃的肚子)。事实上,英国人并不承认他们自己有胃……英国人感兴趣的,是怎样保持身体的健康与结实,比如多吃点保卫尔(Bovril)牛肉汁,从而抵抗感冒的侵袭,并节省医药费。(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325页)
曾任中央日报驻伦敦特派员的名记徐钟珮干脆说:“英国根本无所谓烹调,随便什么蔬菜都是拿来白煮,我常说在英国当厨司要算天下最容易的职业,凡到过英国者,都知道英国菜的单调乏味。”(徐钟珮《伦敦和我·中国菜馆》,《中央日报周刊》1948年第5期。徐钟珮有时也写作徐钟佩,比如此文以《伦敦的中国菜馆》之名在《一四七画报》1948年第7期发表时,即署名徐钟佩。)
朱自清此行陆路由苏俄先抵巴黎再赴英伦,故先吃法国菜,颇觉价廉物美:“1931年9月7日,巴黎:饭于法国饭店,值五法郎七十五生丁,一荤两素,有啤酒一瓶,甚廉也。”所以到伦敦,外国菜中,也先吃法国菜,竟然也同样觉得价廉物美:“1931年9月11日,伦敦:饭于里昂餐厅,廉而不取小费,甚佳也。”第二天便接着去,感觉却不那么好了:“1931年9月12日,伦敦:晚饭于里昂餐厅,羊肉甚不佳,账误算,余语言不足用,无以难之。”至于去英国的小馆子,则不置评:“1931年10月18日,伦敦:晚与陶君、王昭隽君夫妇饭于一烤肉馆。”“1931年10月19日,伦敦:午在快捷奶制品店(Express Dairy)吃饭。”大约因为味道不好。直到一个月之后(1931年11月25日,星期三),在相对高档的帝国饭店进餐,才觉得好,但“午饭好是好,就是价钱贵”——一分钱一分货,英国人也还是能做出好味道的,但性价比却不足以吸引人,所以便“和陶约定星期五晚上到里昂餐厅去”;“1931年12月30日,伦敦:在皮卡迪利广场的里昂餐厅用餐”,继续吃价廉物美的法国菜。后来朱自清也找到一家价廉物美的英国大餐馆:“1931年12月8日,伦敦:晚上和陶一同到牛津角饭店去吃饭。正如屠告诉我的,这是‘穷光蛋的宫殿’!这个雅号是一些英国学生取的。在我曾经到过的餐馆中,它的确是最大的。这家饭馆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装潢华丽,乐队也很好。我们可以在楼上一直坐到十二点钟。这儿的食品比普通餐厅要好得多。”(《朱自清文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41、42、59、77、95、82页)
牛津角饭店是“穷光蛋的宫殿”,帝国饭店也只是相对高档,反正“头等饭店没去过”。除了法国菜,在欧洲大陆负有盛名的意大利菜,朱自清也不可能不尝,虽然也不是头等大饭店:
意大利的馆子却去过两家。一家在牛津街,规模很不小,晚饭时有女杂耍和跳舞。只记得那回第一道菜是生蚝之类;一种特制的盘子,边上围着七八个圆格子,每格放个生蚝,吃起来很雅相。另一家,由斯敦路,也是个热闹地方。这家却小小的,通心细粉做得最好;将粉切成半分来长的小圈儿,用黄油煎熟了,平铺在盘和里,洒上干酪(计司)粉,轻松鲜美,妙不可言。还有炸“搦气蚝”,鲜嫩清香,蝤蛑,瑶柱,都不能及;只有宁波的蛎黄仿佛近之。
朱自清在伦敦一年,自己不做饭,“每天去吃两顿饭”,按理说吃的店不少,但除了多记了几家法国、意大利餐厅(当然记中餐馆尤其多,后叙),英国本土餐馆记得不多,或者因为是小店,或者因为对英餐馆不甚待见,在给陈竹隐的情书中也说得甚简略:“此间饭店大都女子招待。我去的是一种不给小账的店,招待有好有坏!有些招待真有些可怕!如某招待睫毛甚长,仿佛什么也看不入眼,又一个问要什么菜,老伸出下巴来说,这两个最讨厌了;她们在一家,我因此不常那家去。”(朱乔森编《朱自清爱情书信手迹》,1931年10月21日信,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75页)
朱自清日常所去的这种小饭店,大约就是他认为最能代表英国烹饪的茶饭店:
旧城馆子和茶饭店等才是本国味道。茶饭店与煎炸店其实都是小饭店的别称。茶饭店的“饭”原指午饭,可是卖的东西并不简单,吃晚饭满成;煎炸店除了煎炸牛肉排羊排骨之外,也卖别的。
茶饭店便宜的有三家:拉衣恩司(LYONS),快车奶房,ABC面包房。每家都开了许多店子,遍布市内外;ABC较少些,也贵些,拉衣恩司最多。快车奶房炸小牛肉小牛肝和红烧鸭块都还可口;他们烧鸭块用木炭火,所以颇有中国风味。ABC炸牛肝也可吃,但火急肝老,总差点儿事;点心烤得却好,有几件比得上北平法国面包房。拉衣恩司似乎没甚么出色的东西;但他家有两处“角店”,都在闹市转角处,那里却有好吃的。角店一是上下两大间,一是三层三大间,都可容一千五百人左右;晚上有乐队奏乐。一进去只见黑压压的坐满了人,过道处窄得可以,但是气象颇为阔大(有个英国学生讥为“穷人的宫殿”,也许不错);在那里我往往找了半天站了半天才等着空位子。
(朱自清《欧游杂记》,三联书店1983年版,157-158页)
这些他在日记中约略说过,只是想这茶饭店,是不是与后来香港风行至今的茶餐厅有些渊源呢?因乏材料,暂不深入,但他一则日记的表述,则甚接近:“1932年1月6日,伦敦:早晨同柳谈话。我们在附近一个茶室里吃午饭。这个茶室只有一些工人光顾。”(《朱自清文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99页)
朱自清对英国餐馆没什么好评价,但对于他自己和朋友的房东的烹饪手艺,倒是好说过多次,不由不令人印象深刻,简直觉得有些反常:
1931年11月1日,伦敦:上午赴徐子俊君处,与游温德渥滋卡门,尚可取。徐君寓一人家,只一寓客,房东系寡妇,原为德籍。徐云善烹调,煮鸡汤如中国做法,每周二次吃鸡,全膳才三十五先令也。
1931年12月26日,伦敦:在柳的住处用早饭,我想,这里的伙食比我们住处的好,因为女房东对每件事情都很用心。她还邀请我们在她那里留一整天。她的话讲得这么客气和谦逊,我们就不好拒绝了。
1931年12月31日,伦敦:傅先生住处的伙食不错,我喝的酒太多了。
(《朱自清文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64、92、95页)
在情书里也特别说到他新房东的厨艺,而且说得更好:“1932年11月9日:我星期一搬来此地,一切还算安适……女厨子手段甚好,菜极可口,但这两天吃得好了,胃倒不舒服起来,你说怪不怪,真是不受抬举的胃了。”(朱乔森编《朱自清爱情书信手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92页)
二、欢聚中国餐馆
朱自清在《欧游杂记》里说:“伦敦中国饭店也有七八家,贵贱差得很大,看地方去。菜虽也有些高低,可都是变相的广东味儿,远不如上海新雅好。在一家广东楼要过一碗鸡肉馄饨,合中国一元六角,也够贵了。”(朱自清《欧游杂记》,三联书店1983年版,158页)似乎嫌差又嫌贵。可是,这七八家饭店,他几乎是家家都去,均在日记留下店名,对饭菜的印象,也远好过这公开发表的记述。我们不妨一家一家梳理过来。其中去得最多的,当属顺东楼,也是首先见于笔端,录得四次:
1931年9月15日,伦敦:午饭在顺东楼,刘仲熙君请。
1931年10月8日,伦敦:访刘仲熙君,遇王树芳君,亦在曼彻斯特工厂中,学机械工程。又遇吴定良君,其人乃五师学生,余久闻其名,现已得博士学位,犹从卡尔·皮尔森读统计,思得理学博士学位。其人学问甚大。渠约刘君至顺东楼吃饭,余亦与俱,结果吴君作东;在外国请人一饭,亦如此麻烦也。
1931年11月13日,伦敦:邀请周先生在顺东楼进晚餐,在那里遇见两位中国女士,她们说上海方言。我已经有两个月没听到上海话了!她们的作风举止也是一副上海派头,我对她们既讨厌又赞赏,这真是自相矛盾啊。
1931年11月28日,伦敦:同柳和鲁在顺东楼共进午餐。

南京楼也同样录得四次,却是前两次都给予了“甚佳”的评价,且毫不嫌贵!
1931年10月3日,伦敦:饭于南京楼,三分之一(镑),一汤二菜,甚佳,菜极丰。
1931年10月7日,伦敦:赴南京楼午餐,甚佳。
1931年10月10日,伦敦:至南京楼午饭,遇一中国学生,大骂美国学生,谓有以女子袜(高腰)之沿革及月经带之沿革为论文题目者。
1931年12月28日,伦敦:罗先生来访。他告诉我一些关于圣诞节在南京饭店聚会时的情况。他说有个姓何的在会上责备大家沉溺于寻欢作乐,可他自己从剑桥到伦敦来,也是为了寻欢作乐的呀!

新华味斋录得三次,有两次是校友聚餐,分别跟北大校友和清华校友;以笔者管见,这也是从未见诸他人纪载的一家中餐馆:
1931年12月23日,伦敦:伦敦的北大老校友在新华味斋举行午餐会,大家在席上举箸长谈。
1931年12月27日,伦敦:邀请贾先生在新华味斋吃午饭。
1932年1月1日,伦敦:同清华大学的校友一起在新华味斋聚餐。

从前述南京楼的欢聚到新华味斋的欢聚,中餐馆可真是留学生们的欢聚之处呀,而上海楼尤因北大校友的聚会而享盛名:
1931年9月24日,伦敦:晚至上海楼吃饭,中国人殊少。菜不恶。
1932年2月27日,伦敦:在上海楼聚餐,此处因北大校友的聚会而在伦敦享有盛名。三时,林语堂作《中国文化的时代精神》的讲演,随后大家讨论颇为热烈,也很有趣。

除上述中餐馆之外,朱自清还曾偶至华英楼与新粤酒家:
1931年9月15日,伦敦:晚饭罗先生请,在华英楼,逊于顺东楼。
1932年1月31日,伦敦:到新粤酒家参加林(语堂)博士的宴会。午饭后,和他一起到他的住处。他向我谈了关于他的中文打字机的计划。
(《朱自清文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43、54、70、78、51、53、55、94、89、93、97、46、118、43、109页)
当然,这些未必是朱自清先生完整的记录,他也没有义务家家都记,仅就所记,已有顺东楼、南京饭店、新华味斋、上海楼、华英楼、新粤酒家六家,与他在《伦敦杂记》中所说的七八家大体相合——因为他没有或不愿或不敢去头等饭店,而英国当时最有名的中餐馆杏花楼和探花楼,应该就算得上头等饭店。如华五(郭子雄)先生说:“牛津街最华贵的杏花楼,本是伦敦的第一家中国饭馆,雇主几全为外人,穷学生是不大去得起的。”在华五的笔下,探花楼也同样可称得上头等饭店:“壁卡底里的探花楼,排场很大,穷学生是不去的。”(《伦敦素描·中国饭馆》,《宇宙风》1935年第1期)贵只是一个方面,关键要好吃,否则就不厚道了;探花楼是对得起它的大价钱的:“伦敦的中国饭馆有五六家,设备有好有坏,以探花楼最贵,菜味都差不多,贵的菜也很好,和上海的新雅不相上下,便宜的就不行了。”(茅于恭《留英生活》,《交大校友》1937年第3期 ,31-33页)《商业杂志》1930年 第5卷 第1期伦敦杏花楼餐馆

《商业杂志》1930年 第5卷 第1期伦敦杏花楼餐馆

朱自清和穷学生们去不起的杏花楼、探花楼,那该谁去呢?达官贵可去。比如影后胡蝶1935年访欧抵英时,就曾履席于此:“在探花楼吃中饭,又遇见了在巴黎时也遇见到的那位姓李的先生和他的夫人及戚属等。这位先生不仅是广东人,而且出是鹤山县,和我也是同县。”(胡蝶《欧游杂记》,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97页)探花楼则常常是外交礼宾之处:“正式宴客或有男女外宾随同他们会到探花楼去,饭馆的设备既华丽,而身穿礼服的堂倌们又十分神气,在音乐演奏中开香槟,嚼鱼翅,喝燕窝汤,说起来虽然有些不调和,但也就很够排场了。”(晶清《说吃》,《新中华》1935年第3卷第20期)早在1924年,前国务总理梁士诒3月5日自香港启程赴欧美游历,7月7日在伦敦与来英的驻美公使施肇基宴聚,地点就在探花楼。晚上驻英使署的饯别会,也在探花楼。(凤冈及门弟子编《梁士诒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350页)
可是,后来开的新探花楼,却是意外的价廉物美,奇怪的是却属于同一个老板:
我在伦敦的中国菜馆,差不多常常到那Piccadilly华度街Wardour street的新探花楼的。那边中国人吃的特别多,而且对于我们自己中国同胞也非常的优待。那里有公司菜,大概一个先令九办(便)士一客的,已有一汤二炒,白饭尽量吃饱,还有一壶很好的雨前;比五个先令一客的西菜,质量都来得丰富。我初到伦敦时,不幸跑到了一家叫探花楼的,也在Piccadilly,与新探花楼是一个东家开设的。那边没有公司菜,一碗肉片汤,非五先令不够。后来去了几次,才晓得这新探花楼;所以以后在生活程度很高的伦敦市中,我便找到这一所价廉物美的充饥的食堂。(仓圣《欧行杂记》二十一《伦敦生活》,《人言周刊》1935年第26期)
仓圣说探花楼的菜贵而不好吃,大约是他不习惯高档粤菜的清淡吧。而这样屈指一算,已经超过七八家了。而事实上,却远不止这七八家。差不多跟朱自清同时来英国的敬伯,就提到了一家大雅楼:“伦敦亦有几家中国饭馆,有时相率到彼处解馋。因为火腿蛋之类吃腻了,也和日本的‘米索稀漉’,一样的不感兴味,于是大雅楼南京楼之类,就常常有我们踪迹。”(敬伯《英国留学生的生活》,《读书杂志》1931年第1卷第2期)比朱自清早来的俞平伯先生,虽在伦敦待了不足半月,却屡屡提及一家中国楼中餐馆:
1920年2月22日,八时三刻(自利物浦)开车,下午二时抵伦敦。陈、吴、任三君来接,同至留英学生会。……夜在中国楼吃饭,又至会所谈。
24日:下午在寓理物件。偕钱乙藜至西南区觅屋,有一所须五十先令一星期。夜至中国楼晚餐。
2月28日:下午钱来至傅寓,遇陈君(西滢)。陈请任、傅及我在中国楼饭。
3月1日:偕傅在中国楼约吴、任、陈、杨、张诸人餐。
(《俞平伯全集》第十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国外日记》甲集,162-163页)
而再晚两三年,1935年秋来到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的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夏鼐,时不时上馆子,基本上只上中餐馆,却说“中国饭店在伦敦共有五间”,显然是书生一隅之见——他后来吃过的中餐馆都不止五间,而且杏花楼、探花楼这些赫赫有名的餐馆他都没去过呢。再说,他要么去不起,要么舍不得去。抗战军兴,求学不易,而他还想用有限的经费多学几年;到1938年8月31日,他的公费已经到期,而“研究工作,串珠编目,达360号”,虽成果丰硕,然犹未完结,“节衣减食之所积,足供一年有余”,所以尽管感叹“‘三年海外余血泪’,自问何苦!”仍坚持到1939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才经埃及返国。但还在开罗博物馆从事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才再取道西亚、印度、缅甸于1941年初抵达昆明。“他的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是战争结束后于1946年授予的。”(《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二册225页,第一册书前附王仲殊《夏鼐先生传略》)夏鼐

夏鼐

夏鼐去得最多的中餐馆,正和朱自清一样是顺东楼,而且一抵伦敦就去:“1935年9月3日:下午6时抵伦敦……至顺东楼食中国菜。”隔天又去:“1935年9月6日:下午谭(季甫)、曾(昭燏)、周(建北)三君来,约至顺东楼晚餐。”紧接着租好房(1935年9月6日),“我的卧室是35先令一星期,膳费在内”,但还是经常上中餐馆,仍是顺东楼首选:
1935年9月27日:上午与陈凤书君同往访谭季甫君,他由伯明翰来,下星期又将返校。下午进城观电影,散场后同至顺东楼吃中国菜,喝啤酒,在座共7人(谭君兄妹、周君夫妇、曾、陈与我) ,陈君做东,一共用了35先令。饭菜并不贵,每客2 先令,啤酒一瓶便是1先令,昧淡如水,连我也可以喝上两瓶,一共喝了15瓶(小瓶仅容一杯)。
1935年10月6日:应吴金鼎君之约,进城至顺东楼,原定12时半,今日是冬季的第一日,伦敦钟点拨回一点,余至后尚在11点半,至附近闲步,有北京楼、新探花楼、新中国楼。(按:这北京楼和新中国楼,可是前述诸家并未提及的)
1935年11月20日:进城赴李超英君之约,至顺东楼午膳,李君夫人亦在座,系杭州人。
1935年11月22日:约好了林长风、李超英二君一块儿在顺东楼吃食,李夫人亦在座。

整个1935的初到伦敦的这几个月,就只去顺东楼,没去过别的中餐馆,真是至爱了。至爱继续。转入1936年,先去了一次北京楼:“1936年2月6日:与吴君同赴不列颠博物馆,又同至北京楼午餐,随便谈论中国考古的情形。”整年下来除了去过这一次北京楼,其余都是继续去顺东楼:
1936年7月25日:与陈君同行进城,至顺东楼用膳。乘3时的火车赴 Dorchester(多切斯特)。
1936年9月14日:赴 Guilford Street(吉尔福德街)访汤象龙君,同至顺东楼午膳。
1936年10月7日:下午至不列颠博物馆,晤及向觉明君,谈至傍晚,同赴顺东楼用餐。

接下来1937年开年不久,第一次外出吃饭,去的还是中餐馆,去的还是顺东楼:“1937年1月9日:下午与陈君同赴伍启元君处,罗凤超及黎名郇君,与伍君三人同居一屋,弄桥牌,旋至顺东楼用餐。”中间间隔了一次北平楼(疑即前述的北京楼):“1937年1月23日:约了李(济)先生,及吴君夫妇、向觉明、曾昭燏等到北平楼聚餐。”其余基本上还是去顺东楼:
1937年2月7日:赴钟道铭君之约,至顺东楼午餐,李(济之)先生及吴君夫妇亦在座。
1937年5月12日:至中国饭馆,今日(英皇加冕典礼日)加价,一顿饭要3先令,可谓敲竹杠矣。我们便改叫汤面,一先令半一客。(按:如此熟悉的饭馆,虽未明确说是哪家,大抵是顺东楼了。)
1937年5月17日:傍晚与钟、周、汤、陈四君至顺东楼用餐。
1937年5月21日:赴皇家丘陵,晤及李(济)先生,李先生对法德的留学生不满意,说他们玩女子,不读书,德国的400人中真正读书的不到10%。旋伴之赴查令十字街购书,至顺东楼用餐。
1937年5月27日:这星期继续听 Rostovtzeff罗斯托夫采夫的讲演,向觉明,曾昭燏二君来听。今晚与二君赴顺东楼用餐,吴君及潘君在座,谈至10时半始散。
1937年6月6日:邀吴君夫妇及曾君聚餐顺东楼,闲谈国内考古界情形。
1937年6月12日:晚间与汤象龙君在顺东楼聚餐,旋至吴(金鼎)君处,取得其论文。

此后北京楼、顺东楼有些交替着上,但仍以顺东楼为主:
1937年6月19日:晚餐请钟道铭君聚餐北京楼,以钟君下月将返国也。
1937年6月27日:晚间应向君之邀,至顺东楼聚餐,送曾女士及吴君夫妇也。
1937年7月11日:中国基督教协会与中华协会欢迎刘廷芳、韦卓民诸氏,程尧圣君约我参加,会后与陈凤书、黎名郇二君至北京楼晚膳,遇及张德昌君,大家都有些愤慨。
1937年7月20日:晚间赴吴君之约,在北京楼聚餐。
1937年7月21日:午餐约吴君夫妇及钟、向诸君在顺东楼聚餐。
1937年7月27日:晚间在顺东楼遇及汤、钟二君,同至汤君处闲谈,以汤君后日将离英赴法也。
1937年9月15日:傍晚抵伦敦,为朱君找定旅馆邀之至北京楼吃中国饭。
1938年6月4日:晚间请陈君至北平楼吃饭,贺其得硕士学位也。朱庆永君作陪。
1938年11月12日:昨天在中国协会中,遇及黄宗石君,系学军事者,亦十中毕业,与吴学荣非同级,瑞安人。今天偕之同赴牛津游览……返伦敦在顺东楼晚餐。
1938年12月4日:下午应王绳祖君之约,赴其寓所,朱君及王铁崖君亦在座,弄桥牌,茶点后继续弄到傍晚,同赴顺东楼晚餐。
1939年6月25日:昨日王维诚君由牛津来,午饭朱庆水君同在顺东楼聚餐。
1939年6月30日:引导王君游览校舍、系中博物院,及 E. E. S.(Egyptian Exploration Society, 埃及考察团)展览会。晚间与张宗燧、许宝騄君等在顺东楼聚餐。
1939年7月24日:今日起开始编《抗战日报》,每二星期轮流到一次。冒着大雨到中华协会去编报,无意中碰到袁家骅君,请他到顺东楼吃中国饭,领他到自己的寓所里来坐,闲谈至10时余始去。
1938年9月24日:王维诚君自牛津来,邀之至顺东楼晚餐。
(《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一册,356-357、368、372、392页;第二册,10、56、69、74、88、90、92、109-114、116-118、125、215-216、232、233、249、250、252、260、264页)
在大多数民国学者或文人笔下的英国中餐馆,顺东楼肯定不如杏花楼、探花楼那么高档,那么有名,但仅凭朱自清和夏鼐的当年的遗踪,及其笔下如此动人的学人故事,就足以长久留芳。《一四七画报》 1946 年 第4卷 第6期 《中国菜馆在伦敦》

《一四七画报》 1946 年 第4卷 第6期 《中国菜馆在伦敦》

朱自清偶尔一去上海楼和华英楼,夏鼐则偶尔一去上海楼和中山楼:
1939年9月28日:中午宴请格兰维尔教授在上海楼午餐,约鲍姆加特尔博士及Miss Macharg(麦克哈格小姐)作陪。
1939年10月21日:房东夫妇对待我总算不错,前星期乘房东请假离营的机会,请他们夫妇至中山楼宴聚。
(《夏鼐日记》第二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260、264页)
中山楼不经见,上海楼和华英楼都是颇有故事的。比如,特派伦敦的《中央日报》名记徐钟珮就对上海楼情有独钟。她在《伦敦和我:中国菜馆》中写道:“我最喜爱的一家馆子是上海楼,上海楼开在希腊街,由一位中英混血种的小姐主持。这馆子原是一位中国人所开,他娶了一位英国太太,儿女成群,临终时把这一生经营托了大小姐经管,大小姐也不负所托,把它经营得蒸蒸日上。我想我之所以喜爱上海楼,第一因为它环境清幽,但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两色菜是道地中国做法,一只是香肠,一只是豆腐,偶而也能在那里吃到粉丝汤。后来我们和大姐相熟,她常在我们的谢声中,端出一碟腐乳来给我们佐餐。”(徐钟佩《 伦敦和我·中国菜馆》,《中央日报周刊》1948年第5期)
晶清的《说吃》也写到了上海楼,在她看来那不过吃小吃的小饭馆:“阔少们、腰缠颇富的寓公和商人、大使馆的大小外交官……随便小吃的时候,就到上海楼或顺东楼等处,正式宴客或有男女外宾随同时他们会到探花楼去。”
而在1940年代后期的记录里,上海似乎成为顶级的中餐馆了:“中国饭馆在伦敦大小有三十家左右,可是为中国人自己所欣赏的,只有上海楼和大世界两家。上海楼布置得异常雅致,两三间大小雅座和大厅间,满壁名家书画,几幅山水人物的湘绣,东方文化的情调极其浓厚,就凭这一些玩意,也可以招徕西洋顾主,和安慰祖国去英的官商学生。大世界除了书画而外,还有壁上油画的中国的各地风光,也别开生面。至于磁器的杯盘碗盏,象牙筷子,更比国内一般饭馆还要精致。(谭纳西《环游忆语:伦敦报馆街、中国饭馆》,《中央日报周刊》1947年第10期)然未敢必是。
华英楼则在新牛津街附近,是华五(郭子雄)先生留英在伦敦第一次吃饭的地方。它的老板是一个广东人,据说他最初在另外一家中国饭馆当仆役,后来挣了几个钱,便独自开了这家饭馆,他的老婆便是他从前充当仆役时的同事,而且从后文的叙述看,应该是个英国女子。而彰显风范的正是他的洋老婆:
这位老板娘已经有了三十来岁的年纪,戴着一副小眼镜,态度很和霭,同学中有时受了感冒,她便给你配一点药吃,倒很灵验。后来华英楼的老板,将生意让出,带着老婆同两个小孩回到广东去了。老板娘在临走前对人说:“我的丈夫是中国人,我要做中国人,我的儿子得做中国人,读中国书。像你们一样,将来为国家做事。我不能长住在这儿,让儿子生长在这儿,使得她们长大时,英国人不承认他们是英国人,中国人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人。为了他们,我们回到中国去,中国是我们的国家,是么?”(华五《伦敦素描·中国饭馆》,《宇宙风》1936年第9期)
朱自清先生在游学英国期间给陈竹隐的情书中,写到了“此间饭店大都女子招待”,也写到了“男学生娶中外杂种女子及外国女子者也有一二人,但所娶均女招待之类,再高则不会嫁中国人也”(朱乔森编《朱自清爱情书信手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75页),为什么不亲自写写这些中餐馆的洋女招待洋老板娘,有些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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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于淑娟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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