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张其凡：宋太宗之死

张其凡

2022-04-30 14:05

私家历史 >

太宗从太祖手中，接过的是一个大好的局面：统一将成，社会稳定。但太宗遗留给他儿子真宗的，却只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危局。

太宗晚年的危局

雍熙北征失败后，太宗还在位十年。在这十年中，太宗费尽心机，全力防范内部，企图安定局势，但心劳日拙，仍只能留下一个危局给儿子真宗。这种危局，表现在三个方面：边防形势的严峻，内部矛盾的尖锐，阶级矛盾的激化。

宋太宗

一、边防形势的严峻

雍熙北征失败后，辽军占据了优势地位，掌握了宋辽战场的主动权，自是频频南下，纵横驰骋于河北大地，宋朝首都开封时常告警。端拱元年（988）十月，辽兵南下，攻破涿州、长城口、满城、祁州、新乐等地，宋军屡败，不能作有效的抵挡。辽兵耀师至第二年正月，才满载而归。不久，辽兵再度南下，攻破宋城易州，刺史刘墀投降，辽迁易州民于燕京。当年六月，辽将耶律休哥又率兵在保州击破宋军。淳化五年（辽统和十二年，994）八月和九月，宋朝两次派遣使者至辽求和，被辽圣宗拒绝。但辽圣宗也因此而对边将加以约束，不令随意入宋境剽掠。至道元年（辽统和十三年，995）三月，辽国武清县百余人入宋境剽掠，辽圣宗命诛之，还其所掠人畜财物。自淳化元年（990）以后，辽军再未大举南下，宋朝的北部边境，稍得休息，但双方仍处于战争状态，并未正式停战。

北部边事稍缓，但其时西北边事又急，李继迁崛起，发动了反宋战争。

太平兴国七年（982）五月，定难军留后李继捧到开封朝见太宗，愿留京师，遂献上银（今陕西横山东）、夏（今陕西靖边东北）、绥（今陕西子长东南）、宥（今陕西靖边西）、静（今宁夏银川南）五州之地。其弟李继迁与其党数十人，奔入夏州东北三百里的地斤泽，开始了反宋活动。李继迁虽在次年为宋军击败，其母亲和妻子均被宋军俘获，但他矢志不渝，从者日众，终于在雍熙二年（985）二月攻占了银州，又攻破会州（今甘肃靖远）。三年（986）二月，李继迁依附于辽国，辽封他为定难军节度使。四年（987），宋朝的知夏州安守忠以三万众与继迁战于王亭镇，李继迁击败宋军，追至城门而还。此后，李继迁与宋屡战屡和，或言归降，但不肯付诸实施，益发为患西北。端拱元年（988）五月，太宗重新任命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仍管领银、夏等五州，而以李继迁为银州刺史。淳化二年（991）七月，宋朝授李继迁银州观察使之职，赐名赵保吉。至道元年（995）正月，李继迁的谋主张浦到京献物，太宗又封张浦为郑州团练使留京。宋廷虽然着意笼络李继迁，李继迁却脚踏两只船，在与宋廷往还的同时，又向辽国称臣。端拱二年（989），辽将义成公主嫁给继迁；淳化元年，辽册封继迁为夏国王。李继迁对宋的攻掠活动，也始终不曾停止。至道二年（996）三月，李继迁大败护送辎重去灵州（今宁夏银川）的宋军，夺取刍粟四十万。太宗闻讯震怒，派兵五路进讨李继迁，大小数十战，均不利，直至太宗去世，仍无胜绩。终太宗之世，李继迁崛起西北，宋廷使尽了软硬两手，既未能使其就范，反而眼睁睁看着李继迁坐大，西北之患，一直未能平息。

北敌未平，西患又炽，宋朝的边防形势，是两面受敌，十分严峻。

二、内部矛盾的尖锐

太宗后期，朝廷的内部矛盾也相当尖锐。淳化二年（991）八月，太宗对近臣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所谓“奸邪”、“内患”，以往多有人释之为农民起义，实则不然。这主要是指内部变乱，臣下为患，太宗以此为首要提防之事。这表明，太宗已将臣下生变、变生肘腋的危险置于首位，收复幽云则暂时抛之脑后了。

太宗后期，朝廷大臣之间的矛盾，士大夫之间的争斗，也确实在不断困扰太宗，令他苦恼，忧虑，朝夕提防。

太宗时，其亲信把持的枢密院威权大盛。雍熙北征，太宗“独与枢密院计议，一日至六召，中书不预闻”。独任亲近，架空政府，中书宰臣不满，自在意中，一般士大夫也颇有异议，认为这样做不合法制。端拱二年（989）正月，右拾遗、直史馆王禹偁和知制诰田锡这两位宋初著名诤臣，在上疏中均提及中书不预闻北征之事，表示不满，指出：“岂有议边陲，发师旅，而宰相不与闻！”希望太宗“一一与宰相谋议，事事与宰相商量，悔自前独断之明，行今后公共之理，则事无不允当，下无不尽忠”。端拱元年（988）二月，太宗以元老重臣赵普为首相，其中不无安抚群臣、重振中书威权之意。赵普为相不久，即在三月严惩太宗亲信——枢密副使赵昌言、盐铁副使陈象舆、度支副使董俨、知制诰胡旦等人，又处死“士君子畏其党而不敢言”的太宗亲信佞臣侯莫陈利用，“闻者快之”，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有所缓和。虽则如此，当年闰五月，右领军卫大将军、知平戎军（今河北文安西北）陈廷山等人与辽国潜通消息，打算卖国投敌，事发被诛杀，籍没其家。淳化三年（992）十一月，太宗“尤所钟爱”的儿子开封尹许王元僖暴死，牵涉到其妾张氏，太宗谥杀张氏，捕元僖左右亲吏系狱，悉决杖停免。至道元年（995）四月，太祖皇后宋氏死去，太宗不肯为她发丧，群臣不成服，这显然与礼制不合。翰林学士王禹偁有“后尝母天下，当遵用旧礼”之语，被贬知滁州。直到至道三年（997）正月，宋氏才陪葬太祖陵墓。

上述事实反映，太宗后期的内部矛盾不仅一直不断，而且颇为尖锐。作为这种情况的另一侧面反映，即是投辽的宋朝士大夫人数的增加与辽国对投辽的宋文武官员的优礼。

据《辽史·圣宗纪》记载，统和六年（宋端拱元年）十月，鸡壁砦守将郭荣率众降辽，辽以宋降军分置七指挥，号归圣军。七年（宋端拱二年，989）三月，宋进士17人挈家归辽。四月，吐浑还金、回鹘安进、吐蕃独朵等自宋归辽。八年（宋淳化元年，990）五月，以宋降卒分隶诸军。九年（宋淳化二年，991）正月，选宋降卒五百，置为宣力军。十二年（宋淳化五年，994）十一月，诏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诸道军有勇健者，具以名闻。授予宋俘卫德升等六人官职。统观《辽史》本纪，在宋初三朝中，以太宗后期降辽的士人及军人为最多。这很可以反映当时宋朝内部矛盾的尖锐，迫使这些人走上一般宋人所极不情愿的降辽之路。

外有强敌环伺，内部又离心离德，因此，太宗虽然除去了德昭、德芳、廷美，但太祖的宋皇后还在，太宗仍然要打醒十二分精神，注意皇位及其递嬗。至道元年（995）四月，宋皇后去世，年仅44岁。宋皇后一死，太宗传位儿子的最后障碍也排除了，于是在八月立寿王恒为太子，兼判开封府。据说，这是中唐以来二百年不立太子后，第一次举行立太子之礼，影响很大，天下咸知。然而，当京师之人见太子，喜跃曰“真社稷之主”，太宗又因后宫谗言而疑心大起，发出“四海心属太子，欲置我何地”的嘶叫，活画出一个汲汲于皇位的疑心狂的嘴脸。

三、阶级矛盾的激化

太宗晚年，水旱蝗灾也接踵而来，考之《宋史》卷5《太宗二》，几乎无年无之。至于民间，亦不稳定，阶级矛盾尖锐。雍熙三年（986）八月，剑州一带民饥，“盗贼四起”。四年（987）九月，饶州一带，“群盗”横行。淳化二年（991）二月，夔州卒谢荣等数百人“作乱”；闰二月，雄州军校谋变；太宗下诏，令内外诸军除木枪、弓弩矢外，不得蓄其他兵器。淳化五年八月，贝州有骁捷卒劫库为乱；十月，西川行营指挥使张嶙杀其将王文寿以“叛”。至道二年（996）十一月，许州“群盗”劫掠郾城，斗死巡检。更有甚者，淳化四年（993）二月，西川王小波聚众起义，其后李顺、张余等人相继而起，一直战斗到至道元年（995）二月，才被宋军扑灭。

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来看，说太宗晚年是一个危局，并不为过。他没有收拾好这个危局，只能把它留给儿子真宗去应付了。

箭疾的困扰

太宗晚年，政治上弄成危局，只得遗留给儿子来处理。他个人的身体，也长期遭受疾病的折磨，因此而去世。他个人的性格、心理，都受到疾病的很大影响。

南宋初年人王铚，在《默记》卷中记载：

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后之志。滕章敏（元发）首被擢用，所以东坡诗云：“先帝知公早，虚怀第一人”，盖欲委滕公以天下之事也。一日，语及北虏事，曰：“太宗自燕京城下军溃，北虏追之，仅得脱。凡行在服御宝器，尽为所夺，从人宫嫔尽陷没。股上中两箭，岁岁必发，其弃天下，竟以箭疮发云。盖北虏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捐金缯数十万以事之为叔父，为人子孙，当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盖已有取北虏大志。其后永乐、灵州之败，故郁郁不乐者尤甚，怆圣志之不就也。章敏公为先子言。

王铚的这段记载，明确说明，太宗是在太平兴国四年（979）的高梁河之战中受箭伤的，并且因此而去世。对于王铚的记载，论及其可靠性的不多，据此而讨论太宗晚年疾病的更少，不免令人遗憾。

太宗在高梁河之战中受伤，除《默记》的记载外，宋代史籍均未记述。然据《辽史》卷9《景宗纪下》和卷84《耶律沙传》记载，在高梁河之战中，太宗连夜逃至涿州，微服乘驴车，间道而走，才逃脱了辽军的追击。太宗为什么在逃至涿州后要改乘驴车呢？结合王铚的记载就很清楚了，原来是太宗大腿中了两箭，无法继续乘马逃走，只好改乘驴车，更换服装，从小路奔逃，侥幸摆脱了辽军的追击。《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记载，休哥在高梁河之战中，“被三创”，“以创不能骑，轻车追（宋军）至涿州，不及而还”。这不仅证实了受伤后不能骑马而必须改乘车的事实，而且说明，辽军主将受伤不能骑马，所以辽军追击速度不能太快，于是太宗得以逃脱了。

太宗受伤后，曾经多方求医。

太平兴国六年（981）至七年（982）间，太宗的箭疾曾发作，病情较重，所以身处储位的廷美，难免不觊觎帝位，便有联络太宗近臣之举，又在与卢多逊的传言中共同提到希望太宗早死。恰好，太宗的亲信、枢密承旨陈从信访到以卖药为生的侯莫陈利用，侯莫陈利用运用民间非正规的医术，使太宗的箭伤得到控制。太宗身体稍好，便与赵普勾结，兴起大狱，将廷美、卢多逊一伙贬的贬，杀的杀，完全清除出朝，扫清了传位儿子的障碍。

侯莫陈利用是来自西蜀的卖药郎中。太平兴国初，他来到京师，“多变幻之术，眩惑闾里”，很有些名气。太宗中箭受伤，复发求医时，陈从信便引荐给太宗，“试其术颇验，即授殿直，骤加恩遇，累迁至郑州团练使”。所谓“变幻之术”，应是不正规而又能专医奇难杂症的医术，故被士大夫目为“左道”，指为“巫术”。侯莫陈利用这样一个卖药郎中，破天荒地从九品的殿直，“骤加恩遇”，很快升至正五品的团练使，当时百战功高的名将杨延昭（杨业之子）也不过升为此职。细究其由，侯莫陈利用必有其特殊之勋劳。卖药郎中的“殊勋”，不正好是治疗箭伤吗？

侯莫陈利用因“前后赐与，宠泽莫二，遂恣横，无复畏惮”，“士君子畏其党而不敢言”。当三度入相的赵普要处治他时，太宗竟说：“岂有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赵普回答说：“此巨蠹犯死罪十数。陛下不诛，则乱天下法。法可惜，此一竖子，何足惜哉！”太宗才无奈地命人赐死侯莫陈利用。但马上又后悔了，派使者“驰传贷其死”，因未赶上，侯莫陈利用才被杀掉。这是端拱元年（988）三月的事。

寇準

侯莫陈利用死后，太宗失掉了一位偏方疗疾的大师。淳化五年（994），太宗箭疾再度发作，当年八月，太宗为立储之事，从青州（今山东青州）召还寇準时，曾对寇準掀开自己的衣裤，让寇準看“创甚”的腿，并埋怨说：“卿来何缓！”结果依寇準之议，以襄王元侃为开封尹，成为准皇储。

在淳化五年九月，太宗箭疾发作十分厉害的时候，峨眉山僧茂贞，“以术得幸”；河南王得一，“以方技进”，“尝入对禁中，或至夜分”。两人都得到太宗的无比宠幸，竟可以在太宗面前议论军国大事，王得一甚至“请立襄王为皇太子”，可见与太宗关系之密切。细思之下，这一僧一道，便是为太宗治疗箭疾者，因而才获宠信。

其后，至道元年（995），又有诗人兼卖药郎中的潘阆，因宦官王继恩的推荐而为太宗疗疾。潘阆是杭州人，号逍遥子，颇有诗名，交游甚广，与宋初著名文学家王禹偁私交很深。王禹偁曾说：“天生潘阆，以诗为名，卖药泽国，吟潮海城。”潘阆跑到京师，“混迹于讲堂巷，开药肆。刘少逸、鲍少孤二人者为药童，唐巾韦带，气貌爽秀”。其实，潘阆的药，是卖给当时箭疮严重的太宗了，北宋刘攽的《贡父诗话》即记载：“太宗晚年，烧炼丹药，潘阆尝献方书。”《宋会要辑稿》选举九之一也记载，潘阆卖药京师，好交结贵近，有人对太宗说其能诗，因而在至道元年四月召见，赐进士及第，试国子四门助教。太宗在淳化五年（994）九月后，因足疮严重，已无法如以前一样亲理政务了，因此他不会有闲情逸致去会见一个小诗人，倒很愿意会见一个尚无名气而被人称道的医林高手，寻找治病良方。而潘阆一经太宗召见，便也顿时身价百倍，且不安守本分，插手皇位传承的根本大事了。

在治疗箭疮方面，太宗的御医多不济事，只得求助于江湖郎中。雍熙四年（987）五月，太宗曾诏诸道荐善医者送阙，充任翰林医学。到至道二年（996）正月，太宗仍“念翰林无良医，因遍令索京城善医者，得百余人，悉令试以方脉；又诏诸道州府，令访能医者，乘传置阙下，俾近臣各得荐所知以隶太医署”。可见直到太宗去世前，御医中仍无良医可言。于是侯莫陈利用得宠于前。侯莫陈利用被杀后，又召僧茂贞、道士王得一之徒，入治太宗箭疾。迨后，诗人兼卖药郎中的潘阆，卖药给太宗，使太宗在箭疮攻击下又支撑了两年多才去世。潘阆治疗箭疮有秘书，而且有成效，故而大受宠信，横行不法。

端拱二年（989）五月，太宗在与臣下谈话时，提及他自己“晨夕下落，常以盐汤代酒”。《虎钤经》卷10，记载治疗金疮的药，“每用，先以盐水洗疮，后用药敷之。日一换之”。这不啻是上述太宗之语的注脚，说明太宗每天早晚都要用盐汤来治理疮伤。这样做，也只是暂时抑制住了箭伤，一旦复发，那就只好求助于旁门左道的民间奇士、奇物了。

太宗除了遍访名医治病外，还曾大力搜求和刻印医术、医方。《神医普救方》一千卷、《太平圣惠方》一百卷，就是太宗时期编成的两部大医书。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大医书的编修工作，都是从太平兴国中开始的，也即是说，是从太宗在高梁河中箭受伤后开始的，这肯定与太宗受伤求医的工作有关。太宗搜罗药方，是有治疗之需要，也以备不时之需；他广购良方，汇编成书，刻印传播，嘉惠黎民百姓，也含有造福消灾、广积善缘之意。

由于太宗是患箭疾，他对金疮治疗学必然十分留意，从而推动了金疮医学的发展。兵书《虎钤经》中，即有治疗金疮的记载。在太宗的大力推动下，当时的金疮医术，水平相当可观。苏耆《次续翰林志》曾记载太宗为其父苏易简治伤的故事，即可反映出太宗的医术水平：

公（指苏易简）尝早朝省觐其母于堂上，烛灭，误为门扉伤其额。及引对，上（太宗）再三顾瞩曰：“岂非因酒乎？”公再拜，具以实对。上曰：“待归院，续有药去。”及移时，中使至，于金合内有药一刀圭许，其色微碧，及生猪肉一脔。中人遽请偃，息傅药于上，以肉贴之。不食，许时揭去，其肉痂随而起，宛如无伤，盖神异之方也。

久病成良医，太宗长期受箭疾折磨，每年都发作，痛苦不堪，多方治疗，渐渐也成疗伤高手了。治疗苏易简的额头创伤，仅仅是牛刀小试而已。

太宗时期，崇奉道佛，大建宫观寺庙，也含有祈禳消灾之意。顽疾久治不愈，转而乞求神灵佑护，去病消灾，是很自然的事。所以，太宗死后，王禹偁在至道三年（997）五月上疏中即说：“先朝（指太宗）不豫，舍施又多，佛若有灵，岂不蒙福？”可知太宗确是为了求福消灾而广建寺观的。

由于太宗中箭受伤，箭伤又每年发作，经常威胁到他的生命，所以，他在心理上产生了严重的障碍。仔细考察太宗平生的行为，可以发现，太宗有两点心理方面的变态：一是忧惧多疑，特别不愿听人谈起身后之事；二是迷信心理加剧，常有天理昭昭、报应不爽之感。太宗一生的许多怪行，与这种异常心态是有关的。

太宗在高梁河之战后，敏感多疑，轻信谤言，结果弄出很多悲剧。德昭、廷美，在战后首遭太宗猜忌，必迫死而后心安。追究其因，与太宗箭疾频发，自以为死期不远的忧惧感有很大关系，他必须先发制人，才能够确保皇位独属其家。

以谦谨避权著称的枢密使曹彬，接着成为太宗猜忌的对象。仅因弭德超的诬词，就罢去曹彬之职，而且不听参知政事郭贽的劝解，同时又擢升弭德超为枢密副使。从此，大开告密攻讦之风。若非弭德超获罪，太宗还不会觉悟是错疑了曹彬。

太宗一手提拔的状元宰相吕蒙正，以小心安分著称，也遭太宗猜忌而被罢相。猜忌之由，牵涉到宋沆请立太子，正关系太宗身后之事。

太宗晚年最为赏识和信任寇準，称为“朕之魏郑公（徵）”，只不过因为冯拯告他弄权，他不忿而抗争，即被罢去参知政事之职。寇準敢作敢为，喜欢弄权，太宗不免为儿子担心，不知儿子能否控制他，故而谤言一入，立遭罢黜。

太宗甚至连他亲自选立为太子的真宗也猜忌，发出“欲置我何地”的呼声。

太宗的上述行为，固然同严酷的政治斗争有关，但也与太宗因箭疾频发而造成的心理变态大有关系。

太宗迫死弟、侄，全是为了传位于子。孰知长子元佐诈疯被废，次子元僖暴死，使太宗伤透了心，他怎能不认为这是一种因果报应呢？赵普临死，有神降语，说他“久被病，亦冤累尔”。这不免使太宗想到，自己的箭疾久不愈，也是冤累和报应。广造寺观，即是消禳之法。

太宗本极好色，但晚年曾告诫许王元僖，说他自己“即位以来，十三年矣。朕持俭素，外绝游田之乐，内却声色之娱”，后又自夸说：“朕以济世为心，视妻妾似脱屣尔。”太宗如此节制，以远女色，完全是为箭疾所困，保命要紧，不得不这样做罢了。

然而，太宗虽然多方求医，不断服药，并且重养生，远女色，起居有度，更广建寺观以求福消灾，箭疾却始终未能痊愈，而且越发作越厉害。终于，在勉强支撑了20年后，太宗还是被箭疾夺去了生命。而能够支撑这么长时间，的确已经很不容易了。

托孤吕瑞

淳化五年（994）底，太宗病重，急召寇準入阙，问以定储大计。这对于忌讳谈及身后的太宗来说，实属不寻常之举动，由此可以推知，太宗的病情，已令深通医术的太宗自己也感到无法救治了，其严重程度可想而知。寇準到来，太宗又自掀衣，让寇準看他的腿伤，可知箭疮之重，已很难隐瞒了。

在这种情况下，太宗便开始选择托孤之臣，为儿子的继位，寻找有力的保障者。所以，他在召入寇準，听了寇準的建言后，虽任用寇準为参知政事，但并未如寇準所言，正式立太子。

至道元年（995）四月七日，太宗毅然罢去他一手拔擢的状元宰相吕蒙正，任用“磻溪钓鱼人”吕端独相。从太宗称吕端为“磻溪钓鱼人”，即可知太宗是把吕端看作是自己的“姜太公吕尚”，付以托孤重任的。这位为相持重、识大体、罕所建明而立场坚定的宰相，是太宗经多年考察后才认清他“大事不糊涂”的真面目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太宗没有看错人，也没有选错人。

有了可靠的托孤大臣，太宗才算稍微放心一些，又开始考虑治疗箭疮的事了。经宦官王继恩引荐，太宗于四月十四日召见卖药郎中潘阆，为自己疗伤。潘阆似乎很有些本事，经他治疗后，太宗病情居然得到了控制，又支撑了两年多才死。

太宗病情好转后，遂于当年八月，正式立寿王元侃为皇太子，改名恒。史称：“自唐天祐（904-907）以来，中国多故，不遑立储贰，斯礼之废，将及百年，上（太宗）始举而行之，中外胥悦。”

立了太子，有了托孤宰相，太宗又想法让他们亲近、熟识。《后山谈丛》卷3记载：“太宗数私谓正惠公（即吕端）曰：‘与太子问起居。’既崩，奉太子至福宁庭中，而先登御榻，解衣视之，而降揖太子以登，遂即位。”看来，太宗生前似乎也预料到身后会出现麻烦的，所以有意识地要吕端先熟悉太子，以防将来被掉包。

至道二年（996）六月，为郊祀升官之事，参知政事寇準指责“自来中书不与朝廷执纪纲”，矛头直指宰相吕端。七月，广州左通判冯拯，状告寇準弄权，太宗罢寇準参知政事之职，不久，又派他出知邓州，将这位定策立储者赶出了朝廷。八月，太宗为肃清中外，临轩亲择官吏，如有续用而无私累者，必加奖擢。赶出了“魏郑公”，又不放心中书，太宗只得亲自选择官吏了。

至道三年（997）正月，因半年来西北边境多事，吕端又罕所建明，太宗打算罢免吕端，任用温仲舒（时任参知政事）为相。但是，时不我待，太宗很快病发，只得放弃了罢相之意。

二月辛丑（六日），太宗病情加剧，无法上殿，只得改在便殿决事。戊午（廿三日），皇太子、诸王、文武群臣因太宗病重，都到佛寺，修斋祈福。太宗诏文武百官并于崇政殿起居，自皇太子、亲王及诸军校分为七班。

三月壬辰（廿八日），太宗病重，已不能视朝。癸巳（廿九日），太宗死于万岁殿，终年59岁。群臣上尊谥曰神功圣德文武皇帝，庙号太宗。十月己酉（十八日），葬于永熙陵。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加上尊谥曰：至仁应运神功圣德文武大明广孝皇帝。五年（1012），再加上尊谥曰：至仁应运神功圣德文武睿烈大明广孝皇帝。

经过了18年箭疾的折磨，太宗终于撒手人寰，极不情愿地离开他不放心的世界。他把苦心经营了22年的天下，留给了已立为太子的赵恒，而辅佐重任，则托付给了吕端。

吕端不负太宗重托，果然“大事不糊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有力手段，保证了赵恒继位，开始了真宗26年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