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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刊编译 | 模仿、学习而非由战争建构——公元400年至800年朝鲜和日本的国家形成

2022-04-22 07:2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模仿、学习而非由战争建构——公元400年至800年朝鲜和日本的国家形成

摘要:

朝鲜和日本的国家（state）形成要比欧洲早1000年，这一进程之所以发生并不是由于战争，而是因为模仿和学习。历史的上东亚国家形成于一个战争相对鲜见的霸权体系中，而非诞生在时时存在威胁的均势体系下。朝鲜和日本在公元400年至800年之间形成了国家政权，并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以中央集权的官僚制控制其领土，保有征收税款、部署大军、广泛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两国建立国家政权机构并不是为了发动战争或者镇压叛乱——它们王朝的绵长能证明所在地区的和平与国家内部的稳定。反之，这些机构的设置是向中国模仿和学习的结果。为了在朝廷和贵族之间的斗争中获取威望与国内合法性，朝日两国均效仿了中华文明。

作者简介:

Chin-Hao Huang，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

David C. Kang，南加州大学Dana and David Dornsife文理学院

编译来源:

Huang, Chin-Hao, and David C. Kang. “State Formation in Korea and Japan, 400–800 CE: Emulation and Learning, Not Bellicist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6, no. 1 (2022): 1–31.

本文作者：Chin-Hao Huang

本文作者：David C. Kang

引言

按照从欧洲经验中归纳出的解释国家形成的主流理论来看，日本和朝鲜本不应该存在。然而到公元8世纪时，在日本皇家官僚机构中供职的人数已经超过7000，整个帝国建立了由省、区、村庄组成的综合性行政等级制度。朝廷推行了人口普查、中央集权的税收体系、法典和文官考试——这一切都是基于中国唐代模式而建制。

即使到13世纪，欧洲形成的国家政权也无法与8世纪的东亚国家相提并论，它们在日本国家官僚机构的复杂度和庞大规模面前相形见绌。而欧洲国家的进一步形成发生于争夺疆域和生存权的过程之中。相比之下，历史上的东亚较少发生战争，不是一个时时存在威胁的均势体系。取而代之的是，向古代中国这一具有文明影响力的霸权国家的模仿和学习，推动了朝鲜和日本中央集权官僚政府的迅速形成。

尽管查尔斯•蒂利有句名言：“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但无论在古代朝鲜还是在日本，战争和备战都不是国家形成的原因或结果，其政权的形成是当地精英为了获取声望和国内合法性而效仿中国模式的产物。本文的研究质疑了战争建国理论（bellicist theory）在欧洲之外的解释力，并针对国家形成的原因提出了新的论点。

国家形成和国际扩散的理论

国家（state）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是行政官僚机构。战争建国理论的因果论证很清晰：战争和备战导致了行政体系的建立和资源的汲取，而这一过程会持续至战争结束之后。那些具有最强行政管理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的国家更有可能存活下来。军事竞争淘汰了较弱的国家，并导致了新的征税与获取资源的企图，战争绵延不断。换句话说，是战争造就了国家，国家又制造了更多的战争。

然而事实上，战争建国理论由一组发生在欧洲的特定复杂因素组合而成，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因素在一个不平衡的过程中产生，最终导致了18世纪国家的出现。许多战争建国理论文献并未直接提到扩散（difussion）的问题，而只是暗示扩散是通过战争发生的。然而在东亚显然存在着从核心向外围的扩散现象，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解释这种扩散。

Simmons, Dobbin和Garrett定义了发生扩散的四种机制：强制、竞争、学习和模仿。当强者故意强迫弱者采取行动时，就存在胁迫；竞争是一个横向的过程，各政权在竞争中试图提高自身相对于他者的力量；理性学习在国家政权评估成本和收益时发生；而模仿则是行为体从社会文化的角度选用他们认为合适的政策或理念。

作为竞争替代品的模仿和学习彼此相似，但学习更倾向于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之后的决定，而模仿则更关注意义的主体间性。作者提出了三种方式将二者区别开来。第一，从借鉴他国的规模来看，如果只是有选择或偶尔的借用，则意味着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学习；而大规模整体借鉴则代表着没有刻意考虑每个单独要素的成本和收益，因此是模仿的体现。第二，考察做出特定借鉴选择时给出的理由。模仿行为更有可能强调逻辑合理性，对合法性和权威的诉求占主导地位；而学习行为则更可能采用基于结果的逻辑，带有对成本和收益的明确讨论。第三，不加修正的直接借用可以被认定为模仿，而有选择地借鉴或修改以适应当地环境是学习的表现，因为这意味着更有意识的深思熟虑。

战争压力的缺失

大多数关于东亚国家形成的研究都集中于第一阶段即战国之后统一中国的出现。然而第二阶段，即朝鲜和日本于公元5世纪至8世纪的国家建构也应该得到关注。在这一阶段，战争和备战并非形成国家的原因。正相反，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区域中，特定类型的国家形成导致战争相对稀少。与欧洲政治相比，中国、朝鲜和日本在国家内外都非常稳定与和平。

在5世纪至8世纪之间，涉及三国的国家间战争只有一场：660-668年的朝鲜统一战争。但历史记录中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将国家的形成与这场战争联系起来。特别是战争建国论的三个假设无法得到历史的支持：（1）形成的国家政权越先进，在战争中表现越好——但战争的胜利者新罗是朝鲜三国中最落后的。（2）战争和备战导致国家形成——但没有证据表明朝鲜和日本的国家形成是为了战争做准备。（3）形成的国家越多，战争就越多。更完备的政权应当参与更多的战争，利用其在国家建设能力方面的相对优势来扩张——但唐朝并未吞并朝鲜，新罗也未扩张到半岛之外。此外，朝鲜统一战争也不符合战争建国论的时间假设，即国家建构和战争应该同时或大约同时发生。

日本的国家建构也并非致力于作战。400年间日本国家形态缓慢演变，朝鲜统一战争是其卷入的唯一一场战争，其结果也未导致日本国家政权进一步形成。

公元5世纪至8世纪朝鲜和日本的国家形成

从根本上来说，对朝鲜与日本的国家形成的描述与解释，与理解中华文明千年来在东亚地区持久且具有变革性的影响息息相关。到公元8世纪，韩国和日本都成为了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在各自的领土范围内拥有垄断暴力的权力。他们主要是通过模仿来达到这一点的，当然学习和竞争也在影响因素之中。

作者根据上文提到的几种认定方式，将朝鲜和日本对中国的借鉴界定为模仿。

第一是两国对中国的大规模全面借鉴。朝日引入了佛教、儒教和中国的语言文字系统等关键的国家建设要素以及一系列制度和文化要素，可以被视为全面模仿而非有意识复制个体特征的选择性学习。

第二是两国对中国的借鉴基于合理性的逻辑而非考虑结果。作者列举了新罗国王所建石碑碑文、日本圣德太子所立宪法中的儒家思想要素，以说明他们对于儒家理念的追求。这些历史证据说明了朝鲜与日本渴望与中国的特性相符合，仅仅是由于认同这些特性更为合理。

文章指出，朝鲜和日本系统地将中国的观念应用于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从行政、税收、文官制到教育，并深入到文化和社会处身处，影响了建筑、书写甚至服装风格。从国家精英，到家庭组织甚至个人层面，两国都在经历深刻的社会认同变化。虽然保留了本土文化的元素，但二者都开始压倒性地将自己视为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性中华文明的成员。模仿和学习的扩散机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和背景下，以基本接受中国影响为前提的模仿在韩国和日本的早期国家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内政治：为对抗贵族阶层而争取威望与合法性

为了进一步证明模仿建构国家的论点，作者考虑了国内政治在国家形成中的作用。为什么韩国和日本的精英在他们的政权建构中如此心甘情愿地借用中国的思想？简单地说，他们是为了国内的合法性和威望。朝廷需要证明其以牺牲各地方及其贵族为代价执掌权力是合理的。东亚社会不同于欧洲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贵族阶级的普遍消灭或弱化。国内政治竞争和国内安全问题推动了国家集权，反过来，也推动了国家政权策略性地采纳能够提升其地位和影响力的制度。

在朝廷和贵族的竞争中，朝廷策略性地引入了中国的规范与文化习俗，主要将其作为驯服贵族从而巩固其权力的工具。从长远来看，这些引入的规范和实践还深远地重构了朝廷与贵族的身份。朝鲜的日本的贵族虽然一直保留至20世纪，但是他们选择借助而非对抗国家政权机构来满足诉求和运用权力。例如朝鲜贵族在国家内部争夺学者和官员的职位；通过文官考试并成为政府官员是历史上东亚地区最有声望的成就之一。

成为中国的附属国是权威的有力标志。朝鲜和日本在不同时期新崛起的统治者都试图向中国王朝进贡，以获得有威望的中国头衔来加强他们相对于潜在对手的地位。为了巩固权力，朝鲜和日本的统治者还引入外来宗教（如佛教）来进一步划定贵族的权力范围。

结论

在历史上的东亚，制度化的国家政权是在霸权国际体系的阴影下，通过模仿和学习的结合出现和发展的，而非缘起于好战国家之间的战争。本文的研究表明，将战争和国家建构联系起来的战争建国理论是对特定时空现象的解释，而不是普遍性的理论。这篇文章为研究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实证途径。从理论上讲，未来的研究可以更明确地判断不同的扩散机制。从经验上看，文章提出的强调模仿和学习在国家形成中的重要性的论点或许可以推广到整个中华文明周边地区。

编译｜杨嘉明

审核｜华唐门生

终审｜李致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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