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台故事（之二十三）｜ 巍巍牛相祠

巍巍牛相祠

一

离山俗称南寺洼，耸立在县城西南。八月里不避酷暑登临，为的是拜谒牛相祠。牛相就是唐代灵台籍宰相牛僧孺，南寺洼原是其归乡省亲住过的别墅，后人改建为纪念他的祠堂。顺山脚下一条蜿蜒盘旋的小道一路往上，烈烈的阳光晒得头皮生疼，上了山却见山上还有山，岭上连着岭，皆林木繁密，遮天蔽日，便感慨：山是好山，祠堂一定是好祠堂，我是早就该来登临的啊！

缘山而上，有新建的南山公园，随势赋形，颇具匠心。仰慕已久的牛相祠堂遗址就在这里，四面山岭环抱，中间是一片地势开阔的平地，堪称一处风水宝地。据清顺治四年(1647年)灵台县令张齐圣所撰《至定寺碑记》记载：“去郭里许，有山巍然，曰离山。山之下，水环之，曰达溪夹岸……沿溪而上曰至定寺。寺创自唐，考之志书，为牛僧孺别墅。庭有银杏一株，老干虬枝，广阴数丈，为僧孺手植。”《碑记》中提到的至定寺就是牛僧孺的祠堂，而牛僧孺栽植的那棵银杏数今已不存。四周静悄悄的，阳光下荒草野花吐翠争艳，纠缠交接绊人脚步，让人顿生沧桑之感。

遥想当年，北面荆山下有繁华富庶的县城，南面离山上是富丽堂皇的牛相别墅，清澈明净的达溪河从两山之间蜿蜒穿过，风光是何等旖旎、明丽。想来每当牛僧孺归乡省亲，那些大大小小的地方官员，一定是笑脸迎送，络绎不绝的，从灵台到长安的路上，不知跑坏了多少匹健马，跪烂了多少双膝盖。灵台在八世纪的大唐王朝，因为牛僧孺，曾经何其荣光和热闹。

牛僧孺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历来学者皆以为，牛僧孺和李德裕制造的“牛李党争”，导致满朝官宦不思政事，只顾排除异己，唐王朝因此患了绝症，致使多少百姓流离失所受尽苦难，牛僧孺因此受到不少批评。不过也有很多学者执反对意见，认为李党大多都身怀匡正天下的理想，欲建功立业于四方，而牛党则多为文人雅士，欲休养生息安宁天下，很难分清“牛李党争”孰错孰对，双方论争不过是对朝政局势采取了两种不同意见，被一遍遍说成是唐朝覆亡的最大原因，搞得洪水猛兽一般，其实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在牛李党争时期，大唐王朝挽回了后期的颓势，成功地再度走向辉煌，反而是在牛李党争结束以后，却江河日下，迅速土崩瓦解了。

在牛僧孺离去八百年后，从山西夏县到灵台做县令的明朝进士张凤池，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春天的某一天登上了慕名已久的南寺洼拜谒牛僧孺祠堂。就在这一年，张凤池开始着手编修灵台历史上第一部《县志》，这是灵台历史上一件有非常意义的大事。张凤池遍游这里的山水川原，走访贤达士绅，了解风土人情，要记下这片热土的古往今来和文化传承。张凤池按照当时志书皆总结当地“八景”的编修惯例，在山川地理一节中，以饱含深情的笔墨记下了灵台的八大风景名胜，且以诗文的形式再三歌咏。从灵台走出去的唐代政治家、文学家牛僧孺的避暑山庄遗址就这样纳入了他的视线。在满怀崇敬拜谒之后，张凤池写下一首七绝，将南寺洼的《别墅烟浓》作为“灵台八景”之一记入了县志：

浓烟隐隐起荒郊，

出谷黄莺窜柳梢。

牛相别墅何处是？

牧童遥指南山坳。

在别墅遗址俯瞰，脚下是刚刚新修建的泾渗公路，北起陇上，南接秦地，平展宽阔，宛如一条巨龙，把灵台和外面世界连接起来。时光如果真能穿越，大唐宰相牛僧孺从长安沿这条宽阔大道回到自家别墅，免除了当年跋山涉水的旅途劳顿之苦，将是何等的喜悦！

二

元和三年（808年），唐宪宗制举贤良方正科特试，生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的牛僧孺正血气方刚，胸怀治国韬略，在策对中毫无顾忌地指陈时政，其胆略见识文采均深为考官赏识，成绩列为上等。但是对朝政直言不讳的指责得罪了宰相李吉甫，因此遭到被斥退的打击，久不得叙用。元和七年（812年），李吉甫死后，牛僧孺才被提拔做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穆宗即位，授以库部郎中知制诰，十一月，改御史中丞。一上任，牛僧孺就以“天下刑狱，苦于淹滞，请立程限”，凡有大事，大理寺限三十五日结案，“条疏奏请，按劾相继，中外肃然”，在国家的法治建设上开了一代风气，受到朝野的普遍称赞。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宿州刺史李直臣贪赃枉法，其罪当诛。李直臣贿赂宦官为其求情，穆宗拟赦之，牛僧孺坚持执法不改，据理雄辩，强调必须严惩犯罪，维护国家法制尊严，最后赢得了穆宗的赞扬，并当面赏赐他金符紫服，嘉奖其执法如山。他律人严，律己更严，土族韩弘入朝为官时，其子曾厚赂宦官朝贵。韩弘父子死后，皇帝派人帮助其幼孙清理财产时，发现宅簿上“具有纳赂之所”，至牛僧孺名下，独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钱千万，不纳。”穆宗看了这批语大受感动，在议论宰相的时候，“首可僧孺之名”，其清正廉洁让朝廷内外赞叹不已。

宝历年间(825-826年)，由于奸佞当道，朝中大臣纷纷依附勾结他们，牛僧孺对众小人无可奈何，三番四次呈递奏章请求免职，朝廷便在鄂州设立武昌军编制，委任牛僧孺为检校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鄂岳蕲黄观察使。江夏城的土性不粘，难砌城墙，每年加筑，都征收青茅草袋盛土加层，地方官吏借此巧取，侵吞修城资财年复一年，当地百姓苦不堪言。牛僧孺到任后，计算草袋、修筑费用，每年需要十余万贯，便改征土砖，用以抵偿应征的草袋、修筑费。前后五年，城墙全部筑得如同井壁，使江夏城北临沙湖，南抵紫阳湖，规模空前宏大，为唐宋时期鄂州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从此根除了侵吞征收资财的腐败。武宗时李德裕当政，牛僧孺被贬为循州长史。宣宗继位后，进为太子少保，转少师，分司东都，从此他“池台琴酒，逍遥自娱”。大中二年（848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病故于东都城南别墅，时年六十九岁，赠太尉，谥曰文贞。

在牛相祠堂走走停停，我的思绪飘得很远很远。牛僧孺几经相业，为唐王朝曾经做出不少贡献。即使在那场为人所不齿的党派斗争中，应该说他与李宗闵是有区别的。李宗闵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曾依附势力庞大的宦官集团，一门心思勾心斗角排除异己，而牛僧孺迫于形势依附李宗闵，对党派斗争并不十分感兴趣，曾多次上奏章求退而不得。《唐书》记载了那么多次的请求引退，当不是牛僧孺故意惺惺作态。由此可见，牛僧孺和李德裕的残酷斗争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纵观古今政坛，文人总是不能游刃有余，要么政治上不得志，要么厌倦争权夺利，时刻期盼归隐园田，牛僧孺虽贵为宰辅，也是没能例外。牛僧孺多次遭李德裕指摘，李德裕想加罪于他，但因牛僧孺素来正直，受人敬仰，无从寻其漏洞。李德裕被贬到南方，所撰著的《穷愁志》，援引民间牧童的谶语指斥牛僧孺，还称他为“太牢公”，对他憎恨到如此地步。

牛僧孺就算才高八斗，没有先辈的殷勤提携，要想很快出人头地也是不能的，所以对韩愈、刘禹锡常怀感激之心，由此他更是对后学才子爱护有加。辛文房《唐才子传》中记有他提携庇护杜牧的一件事情。杜牧少年时代即才学过人，不免气盛自负，在扬州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属下担任书记官的时候，放浪形骸，夜夜流连于烟花巷中。牛僧孺怕他出事，一连好几年都秘派便衣兵卒暗中保护。后来杜牧被征拜为御史，牛僧孺设宴饯行并告诫他，要想把检察工作做好，自己首先要行为检点端正，若经常混迹风月场所，未免和身份大不符合。杜牧面不改色，马上一本正经解释自己正好能经常自省，请节度使大人不必担心。牛僧孺微笑不语，挥手叫仆人拿出一个小箱给杜牧看。原来里面装的全都是兵卒每天的密报，上面写着，某日杜书记到某家，平安；某晚杜书记在某家赴宴，平安。杜牧一看，面红耳赤，惭愧不已，跪倒泣拜致谢，终身对牛僧孺心存感激。如果说那些纷繁的史料记载，只让我看见牛僧孺做宰相的刻板面孔，这则逸闻才让我看到牛僧孺丰富的内心世界。他既保全了杜牧的面子，又恰到好处的提醒了杜牧，实在是一种文人的机智，甚至还有一点小小的幽默感。

不管后人对牛僧孺的政治作为怎么褒贬，牛僧孺的确都算得是一个显赫的人物，历来人们对牛僧孺人格魅力的评价都是非常高的。大文学家杜牧在为牛僧孺撰写墓志铭时，称赞其“忠厚仁恕，庄重敬慎”。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夏天，年已六十、同样是党争受害者的北宋大文豪苏辙，被贬循州。这位花甲老人，在炎炎夏日，行走在岭南瘴疠地上，水陆并进，花了整整两个月时间，才到达循州，寻访了和他一样被贬为循州长吏的前朝名相牛僧孺遗迹后，叹曰：“愧无昔人姿，谬作奇章迁”，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三

政坛上的牛僧孺，因为牛李党争历来颇受人们非议，但文坛上的牛僧孺却广受后人赞誉。牛僧孺好诗文，喜欢结交文士名流。贞元十八年（802年），23岁的牛僧孺带着一轴文章去拜见时任四门博士的一代文豪韩愈和名震京师的大诗人皇甫湜，两位贤者见到名刺，很高兴地接纳了他，细致批阅了牛僧孺的文章，相顾大喜，称为高文。韩愈和皇甫湜遂相约作“托儿”，策划了一起烘云托月的演出：建议牛僧孺先租一处居所，并在某日游玩薄暮再归。到了这一天，韩愈二人相约而至，在牛僧孺住所门上笔走龙蛇，写下了“韩愈、皇甫湜同谒不遇”。第二天，显贵名士竞相观看，牛僧孺的才名在京师赫然远播。两位文坛名人为了提携他，可谓苦心孤诣。贞元二十年（804年），25岁的牛僧孺向时任监察御史的大诗人刘禹锡再一次递上了“投名状”，刘禹锡对客展卷，高度称赞了牛僧孺，并对他诗中“求人气色沮、凭酒意乃伸”等句大加褒扬。皇甫湜和牛僧孺有亲戚关系，不能排除有抬高牛僧孺的私心，但没有真才实学，要让韩愈、刘禹锡这样的文坛领袖抬举显然不可能，牛僧孺的文采可见一斑。

奠定牛僧孺在唐代乃至中国文坛地位的扛鼎之作，是其所著传奇小说《玄怪录》。这部被誉为后世志怪小说之本的《玄怪录》，比之更早的灵怪类小说集，有了显著的进步。在它之后不久就出现了如《续玄怪录》《河东记》等续书，后世的小说戏曲取材于《玄怪录》的也不少。《玄怪录》在中国小说史上有重大的影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选传奇之文，荟萃于一集者，在唐代多有，而煊赫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对此评价极高。尽管牛僧孺的传奇多写怪异奇幻，在现实意义和艺术性上不如蒋防的《霍小玉传》，元稹的《莺莺传》等作品，但他的《韦协律兄》《崔书生》等篇什，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很高的艺术价值。

政务之余，牛僧孺和刘禹锡、白居易等大诗人过从甚密，多有唱和。如今，流传下来的牛僧孺诗歌仅有六首，七律《席上赠刘梦得》是牛僧孺诗歌作品的代表作之一。诗云：

粉署为郎四十春，

今来名辈更无人。

休论世上升沉事，

且斗樽前见在身。

珠玉会应成咳唾，

山川犹觉露精神。

莫嫌恃酒轻言语，

曾把文章谒后尘。

牛僧孺还与白居易经常一起品赏奇石，其乐融融。牛僧孺坦言：“尝与公迫观熟察，相顾而言，岂造物者有意于其间乎？将胚浑凝结，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变已来，不知几千万年，或委海隅，或沦湖底，高者仅数仞，重者殆千钧，一旦不鞭而来，无胫而至，争奇骋怪。”为了纪念二人的友情和记载牛僧孺的爱石情愫，白居易特于会昌三年(843年)五月，题写了著名的《太湖石记》，简明而深刻地阐述了有关藏石赏石方面的理论与方法。鉴于牛僧孺藏石甚多，且多佳作，抽象具象均有，形神兼备，独树一帜，他被白居易视为唐代的藏石大家，大大提升了牛僧孺在古代石坛上的影响。《太湖石记》早已成为千古名文，为世人所传颂。牛僧孺自有一种文人的旷达潇洒风骨，见识远器量大，心在尘世事务之外，不把官场的浮沉放在心上。在被贬到淮南任职期间，他心怀坦然，在庭院亭台间布置美树奇石，房舍居室清幽美丽，竹丛树林幽雅深邃，常和文朋诗友在这里吟咏诗歌，不再有仕途进取的意念。

据胡适先生考证，牛僧孺还曾经完善了中国传统的象棋。胡适笔记记载，元代和尚念常《佛祖通载》在唐文宗开成己未(839年)之下，大书“制象棋”，原注云：“昔神农以日月星辰为象，唐相国牛僧孺用车马将士卒，加炮，代之为棋矣。”由此证明，唐以前，象棋只有车马将士卒，牛僧孺增加了“炮”而使其进一步完善，充分体现了牛僧孺风雅的一面。

四

和皇甫谧故里有甘、宁之争一样，对牛僧孺的祖籍，历来学者说法也不尽相同。关于牛僧孺的籍贯，新旧《唐书》都无明言。但是两《唐书》均提到了他的祖系，称其为“隋仆射奇章公弘之后裔。”《隋书·牛弘传》明确说：“牛弘，字里仁，安定鹑觚人也。”鹑觚就是今天的灵台县，县城故址在县东南三十里的邵寨镇。据说，秦朝时大将军蒙恬驻兵灵台，修筑城池时，有一只鹑鸟飞到祭祀的觚上，所以就把这个地方叫做鹑觚。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牛弘逝于扬州归葬安定，可以清楚地说明牛弘是灵台人，并葬于安定郡内。佐以《太平环宇记》《资治通鉴·唐纪》和历代修缮的《灵台县志》，可准确认定牛僧孺就是今天灵台县人。今天，灵台县内新开乡有牛僧孺墓一座，面积约2400平方米，1963年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应该是乡人为牛僧孺立下的衣冠冢。附近姚家湾、底庄多有牛姓之人，且有牛氏家谱，牛弘、牛僧孺等具列谱中，是作为牛僧孺族系的一个重要佐证，而离山上的这座牛僧孺祠堂经过千百年风雨洗劫留存至今，多少后辈贤达凭吊拜谒留下了许多怀古诗咏，更是牛僧孺作为灵台人的一个有力的文物别证。所以1974年中华书局版的《辞海》说：“牛僧孺，（唐）鹑觚人。”牛僧孺作为灵台县人，当是无可辩驳的。牛僧孺的子嗣，史书记载极简，据《唐书》说，牛僧孺有两个儿子也做了大官。一个叫牛蔚，大和九年进士，官至尚书左仆射；一个叫牛丛，开成二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客死太原。牛僧孺孙辈有牛徽(牛蔚子)，咸通八年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病卒于樊川别墅(在今陕西长安)；牛循(牛蔚子)，官给事中；牛峤(牛丛子)，位至尚书郎。重孙牛希济，仕蜀官翰林学士、御史中丞。

就这样拜谒着，凭吊着，追念着，感叹着。在牛相祠遗址遥望对面，是县城的屏障荆山，苍松翠柏林立，建筑巍峨宏伟。前几年灵台县在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中，在荆山上修建了荆山公园，园内不仅设有许多亭台楼榭和休闲广场，还建起了博物馆、德化廊、三贤祠、玉皇阁等大小不一的人文景观二十余处，是小城人休闲娱乐的胜地，也是外来游客了解灵台历史文化渊源、饱览县城全貌的绝佳去处。其中，最为显眼的就是位于荆山半腰处的“三贤祠”，雄伟庄严的大殿里边安放着世界针灸鼻祖、晋代医学家文学家哲学家皇甫谧，隋朝政治家牛弘，唐代政治家、文学家牛僧孺的大理石雕像，成为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吸引着本县民众和外地游客前来瞻仰古圣先贤。我想，以牛僧孺祠堂为核心元素新建“南山公园”，无疑是让嘈杂的小城再次拥有一缕悠长的文化韵味，实在善莫大焉。

兴尽而返，回望离山，白云已封。

出 品：灵台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来 源：灵台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原标题：《灵台故事（之二十三）｜ 巍巍牛相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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