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日，读书局丨中华书局企业制度的秘密

原创 本刊编辑部 中国出版史研究

在动荡不安的时局里，

中华书局经历过多次风波——

《大中华》版权纠纷、民六危机、

《日本人之支那问题》纠纷案、

停业风潮、《武昌革命真史》被禁毁、

《闲话扬州》惹争议……

然而，中华书局化险为夷，

在一次次挫折中逐渐建立

科学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

支撑其成为中国近代文化企业的典范。

中华书局的企业管理实践，

带给我们诸多启示。

423世界读书日，一起来读读

中华书局企业制度的秘密吧！

世界读书日

一起来读中华书局的企业制度

《中华书局的企业制度（1912—1949）》

作者：欧阳敏

书号：978-7-101-15596-9

出版时间：2022年4月

开本：32开

装帧：精装

字数：120千字

页码：229

主题词：中华书局-企业管理制度-史料-1912～1949

致敬中华书局成立110周年

2022年，中华书局迎来110周年局庆。本书将带领我们回溯到中华书局局史的起点，跟随着一代代中华人的脚步，共同见证中华书局破茧成蝶的发展之路。无论是专业研究者还是对中华书局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这本书都不容错过。

以史为鉴，为当代出版业提供经验借鉴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本书考察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企业经营实践，包括书局局史上的几次重要危机及化解过程等，还原其历史，总结经验启示，对今天的出版界具有参考价值。

传承企业家精神，为企业管理者提供思想指南

中华书局与陆费逵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分割的。陆费逵是优秀的企业家，他以实现“教育救国”为毕生事业，始终不改本志，坚守出版阵地。他提出的实业家修养理论，是中华书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将带给当代企业管理者以启发。

01

简 介

《中华书局的企业制度（1912-1949）》

内容

中华书局作为一家有着百余年历史的现代出版机构，拥有丰厚的底蕴与光荣的传统。本书还原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企业经营面貌，从产权制度、组织制度、管理制度三个方面，探寻这家百年文化企业的成功奥秘。

欧阳敏，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出版制度史、出版生活史、出版心态史。在《出版发行研究》《出版科学》等C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和《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各1项。获第十一届湖北省社会科学成果优秀奖一等奖、首届全国编辑出版学优秀论文奖等。著有《中国出版家•舒新城》。

作者

目录

序 言

第一章 从制度视角研究中华书局

第一节 回到中华书局企业制度的历史现场

第二节 以文献为媒而“穿越”历史

第三节 来自历史现场的解释与展望

第二章 中华书局的产权制度

第一节 企业法人产权的确立

第二节 产权的市场化运营

第三节 企业融资双渠道：股权与债权

第三章 中华书局的组织制度

第一节 科学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

第二节 直线职能型的组织结构

第三节 组织制度下的组织传播

第四章 中华书局的管理制度

第一节 充满活力的人力资源管理

第二节 严密科学的财务管理

第三节 精品化与多元化的生产管理

第四节 发行渠道管理

第五节 危机管理

结 语

参考文献

后 记

02

样 章

《中华书局的企业制度（1912-1949）》

中华书局进用员工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经熟人介绍进局；二是聘请；三是经考试录用。

前两种方式主要表现在进用编辑方面，是非常态化的进人方式。中华书局是集编辑、印刷、发行于一体的大型出版企业，在组织机构方面仿照商务印书馆，设有“一处三所”：总办事处、编辑所、印刷所、发行所。编辑所是书局中人才最为集中的部门，为书局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撑，编辑人员大多是学有所专、学有所长的优秀人才。“中华书局的编辑人员（包括局外编辑），其中不乏知名人士，早期有梁启超、范源濂、徐元诰、马君武、戴懋哉、张相、高野侯等人，以后有舒新城、金兆梓、田汉、张闻天、左舜生、陈启天、潘汉年、王宠惠、李登辉、徐志摩、谢无量、马润卿、张士一、朱文叔、章丹枫、周宪文、钱歌川、钱亦石、张梦麟、周伯棣、郑午昌、葛绥成、桂绍盱、武堉幹、陈伯吹、李平心等人”，“他们或是由熟人朋友引荐介绍，或是由书店直接物色聘请，或是经招考择优选拔录用等多种途径，进入到出版机构这一知识核心部门，担任着选题组稿、编辑加工乃至著述编译等日常工作”。此外，1932年以前的分局也多采用熟人介绍的方式，分局经理们在人事上有较大的自主权，存在着任用同乡戚族的现象，容易产生财务监督管理上的弊端。为此，1932年 10月，陆费逵提请董事会通过了分局用人标准的规定，“分局用人，经理同乡介绍者，考试录取额不得超过四分之一，须凭考卷照片经总局核准。经理绝对不得任用戚族。前用同乡超过四分之一者，应加甄别酌量辞退”。

培训，分为委托代培和自办培训。委托代培方面， 1922年 9月，中华书局曾经委托上海国语专修学校开办国语商业夜校，招收学员 60名，设有国语、商业及书业常识（编辑、出版、印刷）等课程，陆费逵亲自前去讲课，题为“书业商之修养”。学生毕业以后量才录用。自办培训方面，1935年 9月，中华书局自设职业训练所，由舒新城、王酌清、薛季安、武佛航（堉幹）等组成委员会，主要由理事武佛航教授负责。招收学员 30人，学习期一年，前半年全日上课，后半年白天派往各部实习，晚间上课。提供膳宿，不收学费，视月考成绩给予奖金 4—12元，或令退学。录用后月薪 25—45元。同年 12月，又招一期，至 1936年 10月结束。招收学员并加以培训，这种方式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中华书局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来“锻造”所需要的员工，使员工的素养和书局的要求高度统一起来；第二个好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人才对书局具有很高的忠诚度，能够保证书局人才的稳定，有利于书局的长远发展。

考试，是中华书局常态化的进人方式。1913年 5月，董事局制定了《任用职员规程》，规定进用职员，除特别延聘外，一律要经过考试，试用合格后正式录用，以考试为原则，以举荐为例外。“据不完全统计，从 1912年到 1936年的 25年中，在《申报》上刊登的招聘及招考广告，共有 20多次，包括编译、缮校、书记、分局正副经理、账房、柜员、庶务，以及各种学习员、学生等。”针对不同的岗位，又制定了不同的考试方式：对于应聘中高级岗位者，是先报名再函约面试；对于应聘初级岗位者，实行集体考试的方式。集体考试报考人数超过 1000人的有两次。第一次是在 1936年 5月，报名者有 1700多名，最后录取 42人。第二次是在 1940年 6月，报考者有 1300多名，最后录取 60人。对于1940年的这次考试，当时还有面试者写了一篇“应试纪”发表在《申报》上，摘录如下：

这次投考的资格，规定：（1）初中毕业并执有文凭者；（2）本届暑期毕业之初中生；（3）高中肄业曾在其他商业机关服务者；并需精通算写，略懂一些簿记。手续很简单，只要你写一封自荐信，寄至哈同路中华书局驻沪办事处，并附半身照片一张就行了……这次公开考试，报名的人数差不多有 1300余人。

经过严格的选剔后，准予应试的记 240余人，考期是上星期日上午，地点假南阳路滨海中学。

……主考者为该局账务部主任武堉幹先生等人……

考试的科目分国文、英文、常识、算数与簿记等四种。国文题目很是简便的，跟做作文一样，题目是“求学与求业”。

英文试题记分两类，（1）名词译英，共生词六个，信纸、信封、自来水笔、折扣、发票、收购，大都关于商业方面。（2）词句译汉，包括词句十一题：关于商业方面的，如 draft, bill, Here is a bottle of bright quality等。关于常识方面的，如 season, ticket, elevator, telephone等。

常识试题凡九个，内容无所不有，例如：（1）现在往重庆有几条路线可走？其经过重要地方试列举之。（ 2）你所喜欢读的书籍和杂志有些什么，列举出来并分别说明其优点何在？……（4）“投机”与“投资”有何不同？

……

听说这次名额内定六十名，考取者分派该局账务部、编辑所、发行所等处服务。在服务期间，除支取正薪外，尚有基本津贴、生活津贴等等。将来习业期满还可升为正式职员。

揭晓约须在一月之后，因为录取名单定夺后，照例须转香港总局请核。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书局考试制度之规范，通过严格的考试选拔，那些具有真才实学、自身素质符合书局要求的人员能够“得其所”，进而在工作中“尽其才”。

——选自本书第四章第一节“充满活力的人力资源管理”

03

序 言

《中华书局的企业制度（1912-1949）》

文 / 范军

如果说北大和清华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双子星，那么商务与中华无疑算得上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的双子星。也有专家将后二者比作并世而立、激烈竞争的出版业冠军和亚军。两家历史悠久、不断进取的老书局铸就了中国近现代出版历史的丰碑，也形塑了出版文化的基本格局，其流风余韵影响至今。

关注企业制度对于现代出版业的重要意义，间接的因素是我本人的文化史学背景，直接的动因来自 2003年开启的包括出版行业在内的文化体制改革。那时候谈文化、论出版，“转企改制”（或“改企转制”）、“现代企业制度”等成为热词。这期间，正是我从出版社总编辑岗位转任社长不久（后来兼任董事长、企业法人代表），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何时“转制”，如何“改企”，怎样发展。2009年在《大学出版》杂志发表的《略谈大学出版社转制的几个问题》，即可为证。到次年 11月，我所在的出版社也搭上了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的第二班车。在挂牌仪式上我讲了这样两段话：“2010年是我们出版社的改革元年。此前，我们的体制转换、机制调整已经在稳步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已实现多年，机构能设能撤更加贴近市场，收入能高能低也通过全员薪酬改革变为现实。旗下控股公司、参股公司的运作均已启动，几大对外合作项目成效明显。出版社的两个效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今天我们‘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就要正式挂牌。增加的六个字含义深刻，意义重大。它意味着我们将彻底告别‘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出版模式，向着现代文化企业大步迈进。”老实说，作为一家大学出版社怎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如何向这个新的方向迈进，当时心中并没有数。我想只有不断学习，多方借鉴，一方面可以向先行一步的优秀大学出版社学习，向其他办得好、转得成功的社会出版社取经，同时还应从中国近现代出版历史中汲取营养，向老辈出版家寻求智慧。这便有了从历史角度切入的现代出版企业制度整体性研究，有了关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亚东图书馆、文化供应社的个案剖析，有了我和包括我的同事、研究生在内的研究团队的系列成果不断推出。

与何国梅合作的《商务印书馆企业制度研究（1897—1949）》的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2016年版，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撰写了《序言》，给予这项研究肯定和鼓励，这更坚定了我们持续探究出版企业制度的信心。老人家写道：“我常说，好校长不如好制度，因为好校长终将轮换，但好制度则必然留存。出版社也是一样，出版家并非绝无仅有，但如果没有不断更新完善，形成一套相对合理而又稳定的制度，有些出版社虽然也曾经历过自己的鼎盛春秋，但仍难免出现过早陨落。”毫无疑问，一家出版社要成为“百年老店”，杰出的出版家固然重要，而好制度才是基业长青的根本。

欧阳敏考取硕士研究生是在 2010年，正赶上我开始集中力量在“现代书业企业制度”这个领域发力。他很积极主动地加入这个团队，具体研究目标锁定民国时期的中华书局。三年后他随我硕博连读，依旧以范围有所拓展的现代书业企业制度为题做博士学位论文，并按时顺利毕业。其后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后工作站从事研究，合作导师方卿教授很大气宽容地让他继续在自己熟悉和喜爱的出版史方向进行深耕。冬去春来，岁月如梭，一转眼就是十一二年过去了。勤奋踏实、不断进取的欧阳敏已由一个懵懂青涩的学生，成为了日益成熟、渐趋佳境的青年学者，在出版史学界崭露头角，且显示出学术上的实力与后劲。

现在呈现在各位面前的《中华书局的企业制度（1912—1949）》，是欧阳敏在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完善而成。当时，那本厚厚的毕业论文得到了外审专家和答辩委员比较一致的好评，后来还被评为湖北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毋庸讳言，作为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老中华企业制度的专著，该书无论是在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学理的进一步深化、现实的进一步观照等方面都还有很多工作可做。就拿当年同样作为大型民营出版企业的中华与商务比较，虽然都实行了现代企业制度，但在共性的基础上又各有个性。诚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在对外公关上两者都重视政商关系，中华具有更浓厚的官方背景，甚至有点官督商办的色彩。从内部管理来看，商务偏重于严，中华偏重于和。而同样也是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开明书店，无疑带有更显著的“文化人办出版”的同人色彩。倘若将中华与商务、开明等做更加深入细致的对比，无疑也是很有意义的。

欧阳君正值人生的阳春三月，学术之精进、成果之厚积薄发值得期待。就我所知，这部有关中华书局企业制度的成果是他的第二部个人专著。好企业需要好制度，好学者需要好心态。在这世风极端浮躁、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下，倘若欧阳君能够“咬定青山不放松”，不断开拓，稳步前行，就一定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研究老中华的专著最后能在鼎鼎大名的中华书局刊行，实在可喜可贺。欣喜之余，略缀短文为序。

2022年3月29日

阅读《中华书局的企业制度（1912—1949）》

一起为中华书局庆生吧！

原标题：《读书日，读书局丨中华书局企业制度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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