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秦汉：“英雄”时代的务实与开放

秦汉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这一时期，“大一统”集权王朝首次确立并持续发展，“政治建设、经济开发和文化繁荣”达到空前高度，以官僚制为核心的制度文化，以律令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以儒学为核心的学术文化，呈现初步成熟的形态。历史的波澜壮阔，文化的绚烂恢弘，吸引我们去探求秦汉时代的社会风貌、去发见秦汉时代的精神内核。

英雄与中国古史的英雄时代

“英雄”指才能、勇武过人及具有出众品质的人。英国人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于1841年出版《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中译本，周祖达译，张自谋校，商务印书馆，2015年），分六讲对神明英雄、先知英雄、诗人英雄、教士英雄、文人英雄、帝王英雄共11人加以论述，反映欧洲19世纪的英雄史观。

说起中国历史上的英雄和英雄时代，人们很容易想到“千古风流人物”“一时多少豪杰”，想到三国。《三国演义》的传布，更使相关故事街巷熟谙。此书“第一回”前，首列“词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三国演义》所引杨慎《临江仙》，原属这位明代状元、三才子之首谪戍云南所作《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之一。此组作品也称《廿一史弹词》，将三代至元代的历史划为“十段”，每段交代时代后，下列词二首，诗一首。《临江仙》实际是第二段“说秦汉”的第一首词，而第三段“说三分两晋”另有两首《西江月》。明末清初，毛宗岗父子加工修订《三国演义》，将此词置于首回之前。这不仅不是罗贯中所作，原本也不用于称说三国。因而，所谓“浪花淘尽英雄”，本指秦汉英雄。

进一步上溯三国史事，裴松之注《三国志》和前代诸家不同，相较于音义诠解、名物训诂，主要是增广事实。所谓“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务在周悉”（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第1471页），引书达二百种以上（伍野春《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书辨析》，《东方论坛》2005年第2期），其中多有征引的一种是《英雄记》。这是目前所见最早使用“英雄”作为书名的作品。这部被裴氏大量引用，用以补充说明三国人物的典籍，在《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作“《汉末英雄记》八卷，王粲撰，残缺。梁有十卷”（中华书局，1973年，第960页），《旧唐书》卷二六《经籍志》作“《汉末英雄记》十卷，王粲等撰”（中华书局，1975年，第1994页），《新唐书·艺文志》《通志》多沿袭上述。因此，这部以“英雄”作为书名的作品出现于东汉，所记“英雄”主要是东汉人物。

而“英雄”语汇，也最早见于汉代文献。《汉书》卷二三《刑法志》云“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揽英雄，以诛秦、项”，《汉书》卷一〇〇上《叙传上》言“举韩信于行陈，收陈平于亡命，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及“英雄诚知觉寤，畏若祸戒”（中华书局，1962年，第1090、4211、4212页）。“英雄”指称汉初刘邦所统文武俊杰。此外，《后汉书》卷一二《卢芳传》“观更始之际，刘氏之遗恩余烈，英雄岂能抗之哉”，《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载方望予隗嚣书，有“足下将建伊、吕之业，弘不世之功，而大事草创，英雄未集”语，《后汉书》卷一六《邓禹传》记邓禹进说刘秀，“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及《后汉书》卷二六《赵憙传》“后征憙入为太仆，引见谓曰：‘卿非但为英雄所保也，妇人亦怀卿之恩’”，《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彪传》“永平初，东平王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开东閤，延英雄”（第509、520、599、914、1330页），所涉“英雄”，对应更始、东汉前期人物，而非东汉末叶，且已在书信中使用。

由上，指称才能、勇武过人的“英雄”称谓，主要出现于汉代而非三国。秦汉是较早使用“英雄”语汇称颂人杰的历史时代。

学人之中，王子今先生最早使用“英雄时代”来描述和概括秦汉历史。作者曾于2005年出版《汉武英雄时代》（中华书局），指出“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英雄时代”（前言第5页）。2022年1月，作者推出最新作品《秦汉英雄气运》（北岳文艺出版社），进一步指出“秦汉是中国古史的英雄时代”，“成功的基点在于富有英雄主义特色的时代精神”（前言第2页）。本书关注秦汉时代的文化风格，“从不同角度试图说明这一英雄时代的精神风貌”。全书收入文章37篇，计30万字，涉及秦史与秦文化、秦汉海洋文化、汉武帝与汉武帝时代、司马迁与《史记》的文化风格、秦汉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星崇拜与“救星”崇拜等重要又富有意趣的论题。作为中国古史的英雄时代，秦汉的时代特色体现为英雄主义、进取精神、务实态度和开放胸怀。考虑篇幅之限，下面围绕秦统一与秦文化的务实精神、海洋文化与秦汉时代的开放胸怀，复作评述。

王子今

《秦汉英雄气运》，王子今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第一版，68.00元

秦统一与秦文化的务实精神

秦并天下，立号皇帝，整齐制度，功业超过五帝三王。然而，秦役民酷烈，法律严苛，酿成土崩之势，又致享祚短促，旋踵而亡。司马迁撰《六国年表》序，称“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及“秦在帝位日浅”（第686页）。后人念及秦朝，会遐想那千古一帝，也会吟诵起《过秦》名篇。有关秦统一与秦文化的特征面貌，从务实精神切入，不失为理解得失的一种选择。

从早期秦人以畜牧业、林业为主体经济形式，如称秦人先祖柏翳“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史记》卷五《秦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173页），而经营出众，以善于驾车闻名；到商鞅变法，垦草辟境，以农为本，进而“迁都咸阳，有将都城从农耕区之边缘转移到农耕区之中心的考虑”（第2页），逐步成长为耕战强国。秦国君民每每立足特定时期所面临的特定自然地理条件，潜心从事，兢兢业业，勤勉实践，成绩斐然。这正反映他们的务实精神。《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又记“霸、产、长水、沣、涝、泾、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阳，尽得比山川祠”，本是研究秦代祭祀体系的基本史料。作者提示上述材料“说明‘近咸阳’地方水资源得到合理利用”（第2页）。秦人切实的辛勤经营，使该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关中于是“号为陆海，为九州膏腴”，被视作“天府之国”。

战国群雄逐鹿，秦得胜出，一统天下，原因何在？以往多认为商鞅改革彻底，造成社会制度先进。李学勤先生指出“睡虎地竹简秦律的发现和研究，展示了相当典型的奴隶制关系的景象”，“有的著作认为秦的社会制度比六国先进，笔者不能同意这一看法，从秦人相当普遍地保留野蛮的奴隶制关系来看，事实毋宁说是相反”（《东周与秦代文明》第二十九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0、291页）。结合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我们发现，“秦及汉初，终年服役的罪犯群体‘徒’”，“具有国家法定的社会等级身份特征”，“战国、秦及汉初这一阶段所出现的旧有贵族瓦解，平民崛起、上升，并非伴随原有贱民的消减。汉文帝刑罚改革之前的秦及汉初，乃是身份低于平民群体数量较多、官私拥有奴婢较为普遍化的历史时期”（《秦汉军制演变史稿》第三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36、261页）。既然秦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一定全面进步，作者重新审视生产力、技术因素，敏锐“注意到秦国在水利经营、交通建设、机械发明、动力革命等方面体现的优势，实现了国家综合实力的上升，成为在军事竞争中势不可挡的重要因素”，而“管理方式的进步与铁质工具的普及，也表现出对东方六国的某种意义上的超越”（第5页）。这些背后，再次凸显秦作风务实、秦文化重视实用之学的特征。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跪射俑

另一方面，商鞅、始皇帝两次加强对思想领域的控制。作者指出，商鞅“焚书”不是针对所有书籍，没有提及《诗》《书》之外的其他著作，推想“实用之学的学术积累得以存留”。而统一后“焚书”，也采用类似的区分与对待。这既是秦重视实用之学的延续，也是务实精神走向极端的呈现。而“推崇‘实用’至于极端，自然不利于理论思考、文化建设和教育进步”（第7页）。秦文化务实精神的得与失，启人深思。

海洋文化与秦汉时代的开放胸怀

汉代文字砖有铭“汉广益强，破胡灭羌，长乐未央”，表现出闳放豪迈的英雄主义气象。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汉代锦绣图案中有“登高明望四海”的文字，“立高怀远”，透露“积极的时代精神”和“开放胸怀”（王子今《登高明望四海》，《光明日报》2002年8月6日）。湖北鄂城出土汉镜一件，镜铭又有“宜西北万里”语，在表达对交通行旅的美好祝福外，也展示时人意气风发、胸怀广大的精神面貌。秦汉不仅立足于西北方向的广土拓疆，而且重视对东南海洋文化的求知探索。是时，中印远洋航路已经开通，海上贸易多有开展，“蛮夷贾船”不时往还。秦汉时代的开放胸怀，也可从后者之中获得体认。

汉四极咸依瓦当

新疆尼雅遗址出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膊

始皇帝统一后出巡五次，四次至海。《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提到其中一次“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徙黔首三万户”，“达到关中外移民数量的极点”；“‘复十二岁’的优遇，则是秦史仅见的一例”。特殊的行政决策，对应特殊动机。作者分析琅邪“曾经是‘东海’大港，也是东洋交通线上的名都”，“秦始皇在‘琅邪’的特殊表现或许有繁荣这一重要海港，继越王勾践经营琅邪之后建设‘东海’名都的意图”（第73页），予人启发。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描述秦始皇陵地宫的设计，“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为后人熟知；然作者提示“似乎陵墓主人对大海的向往，至死仍不消减”，却少人留意。至于“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按照裴骃《集解》引《异物志》的说法，这种鱼‘出东海中’”（第76页）。而“秦始皇生前的居所附近，可能也有象征‘海’的宫苑园林规划”（第77页），同样是有趣话题。作者又引张守节《正义》“《秦记》云：‘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刻石为鲸，长二百丈。’逢盗之处也”，提示可能出自《三秦记》或《辛氏三秦记》（第78-80页）。按刘庆柱辑《三秦记》，据《续汉书·郡国志》“兰池”条注作“始皇引渭水为长池，东西二百里，南北三十里，刻石为鲸鱼二百丈”（《三秦记辑注·关中记辑注》，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8页），复参《初学记》卷七、《类编长安志》卷二、《说郛》卷六一上引，文字并不全同。如《正义》所引筑为蓬、瀛两处洲山，便与它引“筑土为蓬莱山”不同。秦代宫苑的仿海规划，初现端倪。

陕西宝鸡出土汉降龙博山炉

汉武帝营建建章宫，宫殿区的北面也有规模可观的湖泊。司马贞《索隐》引《三辅故事》“殿北海池北岸有石鱼，长二丈，宽五尺，西岸有石龟二枚，各长六尺”。作者特别留意“海池”表述，并计算“‘石鱼’长4.62米，宽1.155米，也应当是仿象海鱼”（第82页）。有趣的是，《关中记》又云“建章宫北有池以象海，北刻石为鲸鱼，长三丈”（《长安志·长安志图》引，辛德勇、郎洁点校，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108页）。1973年2月，西安高堡子村西发现汉代石刻鲸鱼一件，长4.9米，中间最大直径1米（黑光《西安汉太液池出土一件巨型石鱼》，《文物》1975年第6期），出土地点、石鱼尺寸基本对应，可为生动的参考。

滚滚长江，青山依旧。秦汉虽早已离今人远去，但那个“英雄”时代的务实与开放，历二千载，依然令我们不时伫足顾首，凝望神驰。

原标题：《说秦汉：“英雄”时代的务实与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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