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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文学就是要把大地上各种不相干的事情，全都连接起来，形成一幅幅美妙的星图｜纯粹名家

2022-05-01 13:3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李敬泽

“当一个人如此深入地介入文学生活的几乎所有环节时，他几乎自己就构成了一个场所或场域，在这里，事物会呈现出更复杂的面向”[1]。按照伯林的分类，李敬泽这样集批评家、作家、编辑、文学组织者于一身的多重身份者，往往会呈现出“狐狸”型学者的特质：思想与才华的漫射，试图在不同层面捕捉经验与对象的实相与本质。李敬泽的批评是极其贴合文本的，常有新鲜动人的见解，行文潇洒、细腻熨帖，有举重若轻感。“敬泽体”的创作更是“天花乱坠”，除了想象奇谲，文风妩媚外，更有为人所称道且难以把握的文体形式。然而作为对语言有洁癖的资深编辑，李敬泽的语言并不是灵感来袭时战栗的诗思，而是冷静思考后的谨慎措辞，文章有纡徐的风范与明显的尺度感。从根柢上来说，“敬泽体”的文字是通透的、敦厚的，这当然因为他对文学运作机制有着深切的了解，也与他的“高眼慈心”[2]相关。李敬泽坦诚，“我经常面临变成马戏团里的雄狮的压力，但我还是乐于做想象中的狐狸”[3]。因为喜欢远藤周作，文章中留下了“野狐狸庵”的踪迹，当然，不是《聊斋》里香艳的那个，是荒野里因过于灵敏而永远惊恐的那个[4]。然而，仔细辨析，会发现李敬泽不仅是“狐狸”，更有“刺猬”的向心，其文章间有连绵之意，并逐渐形成一个连贯密合、条理明备的体系。在同心圆式的表达中走向更圆熟的境界，如何平指出的，李敬泽文本的互为母本和述本的自我生长性值得关注[5]。这一点在新作《跑步集》中也得以体现，《跑步集》与此前的文集间出现了一些指示性的箭头，在文本的互涉间获得意义的凝定。

跑步集

作者: 李敬泽著

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09

一

《跑步集》所收诸篇多作于2018—2021年间，主要由对话、演讲、书序、书评组成，李敬泽自称“杂拌儿”。代序与开篇关于世界经典文学的探讨，与李蔚超、张莉、邵燕君等人的对话，与结尾的《飞于空阔》《关于坐标，能谈点什么？》《答〈未来问卷〉》，首尾呼应，是作者立言之本意，共同串联起全书主线。

“代序”《跑步、文学、鹅掌楸》指出“文学就是要把大地上各种不相干的事情、各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各种像星辰一样散落在天上的事情，全都连接起来，形成一幅幅美妙的星图”[6]，重点落在文学的连接。正文第一篇《隔与不隔，如果杜甫有手机》则是强调文学的隔离，比起流动，“边界”更值得关注。这是李敬泽在2020年11月腾云峰会上的演讲。会议主题是尽管疫情阻碍了沟通，但是数字文化可以突破距离，数字与人文间存在着“流动的边界”。李敬泽别出心裁地以杜甫为例，说明了“隔”与“不隔”同样重要。对杜甫来说，“隔就是一个精神空间、一个抒情场域，他的追忆和遥望，使不可及的人、事、物返回和构成他的世界”[7]。在全球紧密联系的当下，我必须将自我与世界隔开，保持绝对的距离，“没有这个距离，这些事关人之为人的根本价值可能就不复存在”[8]。

《跑步、文学、鹅掌楸》谈自我的超克，从“我”到“无我”，当我不再是“我”，我是“你”，是“他”，是一粒微尘，是穿越了白垩纪而来的鹅掌楸时，将自己放在更阔大的坐标中，在流动的边界中，“我”将化作天地万物，进入“吾丧我”的精神状态，自由去感知世界。而《隔与不隔，如果杜甫有手机》谈的则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只有“我”是“我”，才可以成为理解的主体，并推而至一个国家、民族、文明。两篇文章在“隔与不隔”、自我的超克与确认间，把“跑步”的起点落在了更阔大的文化场域，在辩证统一的整体性思路上生长，在有形与无形，流动与凝定间确立自我与文学的方向。这就是辩证法的真义，无并不是完全虚无，而是真正的有；隔并不是隔，隔实际上也是一种连接，重要的是其中的变化、生成。从日常生活的不隔到艺术创作的隔，在流动的边界中，需要的是坚定的目标，向前发展的生命冲动与扬弃后的再生。

会饮记

作者: 李敬泽著

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8-08

《十个世界，一个世界》和《把自己生下来多么艰难》是对世界文学“经典”标准的探讨。前者是在边缘地带的作家被“他者化”的过程中，萌生了省思自我身份、寻找自我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要建构和生成一种主体性，是自己把自己从精神上再生下来一次，这当然特别困难、特别痛苦”[9]，小说家从中也获得了讲述的必要性、讲述的动力。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将全世界紧密联系起来，同时又造成了大规模的出走、迁徙和流散。而这种流散、冲突和断裂构成的困境，在不同的作家笔下就具有不同的面相。而“把自己生下来多么艰难”的话题正是“汉德克讲稿”的题目。从时间来看，《把自己生下来多么艰难》是在《十个世界，一个世界》写作修订过程中完稿的，接续了后者关于作家身份政治问题的探讨。

从文末记录来看，《跑步集》所收诸文在成型前多有为期1-5个月的“沉淀”，未曾动笔的空白期往往也是文本的潜在生长期，期间其他文章的写作或许会产生互文性的关系。因此《跑步集》文本互涉性的考察不仅应放在文集内部作品的考察，还应考虑到同时段相关文章的写作。比如《另一种“客观”》这篇文章，从时间上来看就与《会饮记》中《杂剧》的写作时间相重叠[10]，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非虚构”。《远山》的诉说者大多数时候是被诉说的，熊莺不得不用自己的声音去补充那尴尬的沉默，她不能如阿列克谢耶维奇那样与对话者共享一种历史意识与历史感。《二手时间》那如“一手时间”般富有历史感、体现着绝对精神的“客观”，对《远山》构成参照，“另一种客观”正是基于这种对照而成立。《杂剧》中“他”对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次没有获得答案的提问，或许正包含着对“远山”沉默的思考。“他”向阿列克谢耶维奇发出疑问，“您把录音机放在每个人面前，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这本书，但是在这本书里，一切都经过了您的剪辑、整理，您在这样做的时候，显然有自己的设计，自己的意图，也就是说，您行使了某种权利，包括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假装自己不在的权利”[11]。作者对说话者的记录，看似是“客观”的，但是最终却由对话变成了独语，他好奇这些“将自己历史化了”的发声者是否真的有自己的语言。两篇文章对照来看，李敬泽对《二手时间》的理解与怀疑，对《远山》的怀疑与理解，是在一个共同的维度展开的，或者说共同丰富了对于“客观”的思考。

会议室与山丘

作者：李敬泽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8

无论是阿列克谢耶维奇，还是熊莺，“对话”一定程度都演变成了“独白”。而这又回到了问题的起点，书是写给谁的？《远山》给出了答案，这本书其实是写给我们的，是我们在奔跑中遗落的一部分，“远山不是仅仅靠着移情、修辞乃至政策的认领就能够回归；在移动远山时，我们必须改变自己——我们是客，此山为主。这里的人们自为主体，问题不仅在山向我来，更在于我向山去”[12]。如何去处理“我”与诉说者的关系，如何去还原深度真实，体现行动的意义。这是自2010年《人民文学》开辟“非虚构”栏目以来，李敬泽就不断思考、回答的问题。“非虚构”不仅是提倡一种文体、一种写作方法，也是提倡一种行动的、介入的写作态度。当生活比小说更像虚构时，究竟何为“真实”，是需要在讨论与争辩中达成的。更重要的是，作者的在场，作者的行动、介入，让人感到了他对于“真实”的承诺。非虚构的作者是“知行合一的作者，是行走在作品中的作者，他与其说是报道事实不如说是打开事实，把被提炼和固化的事实重新恢复到流动的、未封闭的状态，还原为有难度的、待认识的对象，还原为对我们自身困惑和限度的意识”[13]。借用李泽厚的话，人类只有自己拯救自己，“非虚构”作者正是强调自己拯救自己的[14]。

二

何平指出《机场》中，“他”与欧阳江河等文学知己的“会饮”看起来更像一场“尬聊”，而这背后实际的真相则是当“他”置身于一个“会饮”换成“尬聊”的文学时代，一个“总体性危机”的时代——只能依靠想象和梦邀约不同时空可能的“饮者”，进而靠转述的转述的转述制造出“会饮”的盛景[15]。《机场》的基调的确比《会饮记》中其他篇章，感觉上更悲观、幻灭。1980年后，“他”想象着布洛赫与卢卡契争吵，“他”坐在他们中间，台下已空无一人。“看看他们使用的概念吧：‘本质’‘现象’，据说现在只有现象，已无本质，没有本质支配下的普遍联系，当然更没有卢卡契的‘整体性’或总体性——布洛赫这下可称了心，但是且慢，也没有了你的‘希望’。你怎么就不能想啊，没有了对整体或总体的想象和信念，未来从何说起，希望从何而来？”“看起来毫无希望”[16]。对于总体性陷落的悲愤，力不从心感是这篇文章的内在基调。在本质脱离现象的失重状态下，在怀疑与批判的态度中，已经与活着的文化经验失去联系的书法成为“招魂的仪式”，就不难理解了。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

作者：[匈]卢卡契著范大灿译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980-07

但是《机场》的结尾宣告了，那本曾经遗失的、被水浸泡过的《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现在又回到了我的手上”[17]，一定程度上这昭示了李敬泽随后一系列文章的主题与背景——对于“整体性”的呼唤与重建，《跑步集》正是基于此的写作。《跑步集》收录了《机场》中作为会饮现场之一的——欧阳江河、于明诠书法展的“前言”与“发言”。如果说具有虚构特质的《机场》是在否定情绪中把握“整体性”失落的主题，那么《跑步集》则是正面、集中地去探讨“整体性”的重建。书法作为“召唤和保存的仪式”[18]，不仅“把历史的、文化政治的断裂和冲突呈露出来”，“在这种呈露中又生成了一些事物”[19]。旧的文化系统已经坍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墨写新文学”是总体性危机下的一种挽救。

李敬泽曾经说过，《会饮记》中把“我”变成“他”是出于一种整体性的考量。在这个时代，很可能不存在一个自足的自我，我们都是由大量的碎片堆积而成。但另一方面，我想探讨的是，这种碎片化的经验的内在性，看看有没有可能在这一地鸡毛、漫天雪中找到某种线条、某种形式、某种整体性的律动。或者说，我们如何在日常经验的层面建立起与历史、与社会和精神的总体运动的联系，一种细微与宏大兼而有之的叙事。这其实也是这个时代生存和文学的一个关键性问题[20]。换言之，这正是《跑步、文学、鹅掌楸》与《隔与不隔，如果杜甫有手机》中自我的超克与确定的辩证统一。如果说，《会饮记》中各个文学现场背后涌动着“整体性”的思维活动，那么《跑步集》则是在“整体性”思想的主导下去呈现一个个“会饮”现场。

青鸟故事集

作者：李敬泽著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1

《跑步集》所收与李蔚超的对话，李敬泽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谈论“总体性”问题。这场“马拉松对话”至少进行了两次，涉及的问题很丰富，涉及到李敬泽研究、批评与事务性工作的方方面面，但是“整体性”是其中十分显著的话题。

“整体性”涵盖并超越于局部阶段，对于局部具有绝对的优先性与决定权，对于当下的体验应该放置在总体性中去理解、把握。不论是文学、鹅掌楸还是马拉松，都是相互依存，共同从属于“整体性”的。“文学的惊人的社会力量恰恰在于，在文学中，人是直接地，连同他内在和外表生活的全部丰富性，如此具体地出现，这是其他反映客观现实的领域所办不到的”[21]这种“整体性”的意识在李敬泽的思想中，并不仅指向当下。在全球化意识的观照下，确立中国坐标，讲述中国故事，光有现代的质素是不够的，还需要在民族文明与世界文明中获取养分，在回溯中寻找前行的方向。因此，回到元典与走向历史深处，在李敬泽的创作中占据了很重要的部分。李敬泽长期做着“青鸟”的工作，进行元典的“翻译”。[22]

咏而归

作者：李敬泽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7

卢卡契宣称，古希腊人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它的总体，心灵与世界是圆满统一的。如何重建这种整体感，李敬泽选择回到同样是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春秋。春秋时代的那些人，是代表了我们民族在精神觉醒上的一批人。他们开始面对人生根本性、超越性的问题，而他们的反应和探索，是值得我们反复去重温和思索的。我想回到春秋，重新感受民族刚健的精神状况。[23]在李敬泽的笔下，春秋时代既有身体和性情的巨人，也有精神的巨人，他们强大、奔放、勇猛，却是“老实人”和“天真汉”，我们这些机巧聪明的人，真应该回到春秋去看看。但是李敬泽也会告诉你，孟子虽然浩然正气、通体刚强，但是他有“圣人病”。他就是真理和正义，代表着铿锵雄壮的“大美”。所以我们向孟子学会了凡事抢先表态，站到“大是”的高地，至于怎么做没人认真。圣人将人类的生活简化成了一道选择题，调教出无数口是心非的“君子”。我们的“国民性”问题连着圣人，而圣人成了我们最好的借口。

于是，李敬泽在一种更高的层次上回到原点。他的经典解读并非书面的涵咏，不是那种“确定内容的空洞”，而是在感性文字的背后，执著地寄寓文学精神，刻画历史上那些“关键性时刻”。“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正因为它们早已隐藏在民族的深层记忆中。阅读经典的前提是确立自我的位置，如何让经典在当下成为一种持续性的精神力量，在伦理与审美层面发生转化性的创造。面对含混而庞大的传统文化，只有反复地向着元典出发，分析它、琢磨它，才可能谈继承与创造。

费尔南·布罗代尔

在整体性的观照下，李敬泽对历史中那些隐秘而幽暗的声音保持极大的兴趣。他用毛刷精细地扫除文物上的灰尘，让它们露出证词。于他而言，历史叙述或许具有“卡塔西斯”的作用。你可以感觉到，他的想象力积极地需要着它们。受布罗代尔的影响，李敬泽在历史的皱褶里寻找那些原不被视为本质的“物”，那些并不显得那么珍贵的时刻，躲在幕后娓娓地说故事。而实际上这种物质生活已在以往的历史过程中被纳入到人类的生活中去，就像腑脏生在人体内一样；对人说来，过去的经验或感受已经变成了生活中屡见不鲜、势在必然的习惯。任何人对此都不加重视。[24]因而他的视点聚焦于微小的“物”，却向着深广的视境延展。从历史的整体着眼，在长时段的观察中，展现历史中相对静止的部分，而这也正是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稳定性的结构。李敬泽的历史叙事有很明显的理论支撑，却不被理论所压制，从讲故事开始，将那些语焉不详的部分连缀填补起来。

文明史

作者：[法]布罗代尔著常绍民等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9

三

对话性是《跑步集》重要的特质。好的批评家往往是一个好的对话者，“他自身就是一个会议室，他永远敞开，永远在倾听、说服或者争辩”[25]。当然对话不仅可以有具体的对象，也可以与不在场者、沉默者，甚至自我展开。《跑步集》所收对话、演讲多是即时“创作”，声音的流淌比文字的“矫饰”更加接近思维的自然状态。对话与访谈是李敬泽文章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多思想也是在这种“命题作文”中不断推进成型的。对话体现着辩证法的艺术——它在有问有答的交流中寻求真理，它始终保持敞开的取向，始终只从特殊问题中引出概念和思想。[26]

致理想读者

作者: 李敬泽著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4-02

李敬泽有意在文章中模拟对话现场，因此即便是深刻的话题也不会让人感觉沉重。《十个世界，一个世界》是一篇针对普通读者关于文学“经典”的导读，它不是文学作品的赏析，而是在文学机制范围内讨论“经典”的遴选标准与形塑过程，并不作高头讲章，与读者展开对话。在这篇书序里，李敬泽如“说书人”，轻松地引导读者，进入一个充满政治关系的文学世界。他举了个颇具八卦意味的例子，J.K.罗琳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状态，反对“跨性别女性是女性”，引得群情激愤，开批斗大会，《哈利·波特》的作者籍都要被开除了。“——好吧，他们高兴就好”，“我真的怀疑他们是不是快疯了”，而这恰恰说明了文化政治和身份政治问题，“它在全球体系的中心与边缘有着很不相同的性质：在前者，我们外人看来很像是一家子晚餐饭桌上的吵架；而在后者，它可能是真正严重的问题，依然具有小说传统中那种‘世界危机’和‘个人危机’的强劲张力”。“也就是说，在如今的欧美小说中，‘个人危机’可能只是夸张的‘世界危机’；而在边缘地带，‘世界危机’仍然就是‘个人危机’，反之亦然”[27]。在沉重中见出轻盈，或许就是卡尔维诺所谓的“深思之轻”。

福楼拜的鹦鹉

作者：[英]巴恩斯著但汉松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6

声音是李敬泽文章中不可忽视的特质。在《黑夜之书——〈酉阳杂俎〉》这样一篇研究性的文章中出现了类似小说中的元叙述，声音里的声音。作者一边对这些散发魔力的文字做出评述，一边以不正经的语调与自我对话、放纵他的想象。“（我断定，王小波肯定读过《酉阳杂俎》，我甚至看见，在博尔赫斯的图书馆里，在月光伸不到的角落，也有一本《酉阳杂俎》。）”[28]“（《故事新编》中那颗令人惊骇的人头在古中国的夜空中飞翔，《酉阳杂俎》载：‘晋朱桓有一婢，其头夜飞。’那女子一定有飘逸的长发。）”[29]“（中国散文的这一脉，现代以来早已丢失殆尽，如今居然有人告诫你散文不能虚构，他们没读过《庄子》吗？）”[30]而这些纷杂的声音在“敬泽体”中声势越来越壮大，终于搅乱了我们对它们的认知，小说还是散文？虚构耶？非虚构也？

“流动的边界”正是“敬泽体”的显著特征。阿里斯托芬在《会饮》里讲了一个故事，宙斯将人切成两半，让他们不再强壮。因此，每个人不过是他的一个符片，去寻找另一半，紧紧抱住。作家李敬泽是其中的一块符片，他寻找那块叫批评的符片。于是《会饮记》中，作家李敬泽注视着批评家李敬泽，写作与批评，正如一面镜子去映照另一面镜子，真实隔着真实，真实映照真实。《会饮记》“他”和“我”的关系构成了文本的张力，“他”于“我”究竟是解释的、补充的，还是颠覆的、取消的。这种介于真假虚实之间的内容、风格、气质转化为一种高度的结构技巧。

福楼拜的鹦鹉

作者：[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梅江海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1

《鹦鹉》是其中一篇颇有意味的文章，对于“敬泽体”的文体特征或许起到说明作用。“他”在一次有关网络文学革命的会议现场，意识被一个“鹦鹉”一样怪异的发型所牵引。意兴阑珊时，他转述了钱钟书关于“媒介革命”的论述。钱钟书对《春秋》有“微言大义”的解释是，古人真是想多了，圣人之所以简略地谈，既不是出于精心设计，也不是圣人怕得罪人，关键在于媒介，书写是如此艰难，当然是越少越好。“媒介革命”竟然如此解决了千百年来的道德疑难，在座的同学们都很满意。但“他”其实也怀疑，也许圣人既不是怯懦，也不是懒，只是对语言怀疑到了骨子里，他认为能够形诸语言的必定与真相相距甚远。意识的另一端，由眼前的“鹦鹉”发型想到了最近在读的阿特伍德《别名格蕾丝》，年轻的乔丹医生信心满满，他将利用他的专业找出真相，及真相背后的真相，彻底打开格蕾丝。直到最后，“他”与乔丹医生才发现掌控叙述的是阿特伍德，“他”和乔丹医生都在格蕾丝的叙述中找不到真相了。而另一个并置的现场是与裱画师共同修复一张旧画。裱画师告诉“他”袁克定与陈伯达的故事。陈伯达的讲述和张伯驹后人的讲述，参差中有历史的真相，或许也是偶然。在钱钟书、阿特伍德、陈伯达和张伯驹后人的讲述中，“他”已经分不清究竟什么才是真相了，但在隐含作者的叙述中，似乎又通往另一种真实。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鹦鹉》的文体变得扑朔迷离。

包法利夫人

作者: 福楼拜著李健吾译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9-07

或许《鹦鹉》还通往另一只“鹦鹉”——巴恩斯的《福楼拜的鹦鹉》。《福楼拜的鹦鹉》也是一个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文本，它是一本福楼拜传记，但里面却藏着一部布雷思韦特寻找“福楼拜的鹦鹉”的小说。布雷思韦特在寻找的“真相”不仅是“鹦鹉”，还有那与小说《包法利夫人》虚实相映的人生，究竟生活和艺术，谁才是真相。巴恩斯注视着布雷思韦特与“福楼拜的鹦鹉”、《包法利夫人》交织的人生，正如《鹦鹉》的隐含作者注视着“他”在不同“会饮”现场与钱钟书之于杜预、阿特伍德之于乔丹医生、裱画师之于袁克定的叙述相遇，“他”惶惑了，一切都源于那个陌生的“鹦鹉”发型。可是最后“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认识这只“鹦鹉”。究竟谁更接近真相，每个人的讲述都是有限的真实，但他们最终将在隐含作者的叙述中被取消。究竟什么是真实，“他”在分离托心纸与画的一瞬间体会到了，真相就如那幅画，“它现在是透明的，色彩和笔触，静静地悬浮在纸和水的内部”[31]——真是一门精微的技术啊——我说的是李敬泽在虚构与非虚构问题的处理上。

李敬泽对于其文体之模糊、之“杂”而令研究者头痛这件事云淡风轻。他称自己的写作是不受论文体规训的“野狐禅”，因为是编辑，写评论时难免特别在意那些现场感、感觉性的东西，加上很多文章是给报纸写的，要让受众比较容易读懂，于是“随心所欲而逾矩，而炫技，辞达而已乃至辞胜于理，就写成了这个样子”。他自认就是个“杂家”。“我对越界的、跨界的、中间态的、文本间性的、非驴非马的、似是而非的、亦此亦彼的、混杂的，始终怀有知识上和审美上的极大兴趣，这种兴趣放到文体上，也就并不以逾矩而惶恐，这种逾矩甚至会成为写作时的重要动力”。[32]

平心

作者: 李敬泽著

出版社: 海豚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2-08

四

《跑步集》是一本关于轻与重的书。比起“巨兽型”作家，李敬泽曾表示更希望诺奖颁给村上春树这样轻逸的“飞鸟型”作家。“我喜欢‘轻’这个字，它总能牵出许多美妙的词，轻逸、轻快、轻柔、轻盈、轻巧、轻飘、轻松，你看，这个字是个舞蹈家，她的每个动作都是轻逸、轻快、轻柔、轻盈、轻巧、轻飘、轻松的，她在飞翔，像一只鸟”。“人总是想飞，从他的生活中、角色中、他的身体里，从他自己内部飞起来，飞出去”[33]。

小春秋

作者: 李敬泽著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0-04

《跑步集》并不算一本轻松的作品，尽管作者一直强调轻逸与飞翔，但他常会以插科打诨的方式，在严肃的学理探讨中，突然松弛下来，与读者逗趣几句。他在一张富有弹性的语言蛛网上，精心地建造着承载“整体性”的思想迷宫。你不必为此担心，蛛网会不会快要承受不住思想的重量。它知道自己需要承受，便学会了在轻盈中生长。李敬泽用轻的方式，去表达重的主题，最终达到了轻重的平衡。那些从清浅入手的文章，最终往往也呈现出沉重的特质。《苍苍横翠微》从内容上看是轻的，但是从情感上来看，更加饱满与温暖，是“重”的一种表现形式。《桑丘在“魔都”》是对于“轻”的解读。这篇书序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会饮记》的写作模式，批评家李敬泽在网络文学讨论会场上阅读《八部半》，那些“庞大的、令人眩晕的字数和人数，星云在爆炸、膨胀”，“在这里，黄昱宁的小说是荒诞的。谁会喜欢这样的小说？”[34]网络文学是触手可及的联结，而《八部半》却将人与人的关系描述为一段探险的历程，在媒介重重的今天，人们失去了与他人，也是与自己的直接、整全的联系，只能期待着偶遇与奇迹。这篇写于2018年的批评正是与《隔与不隔，如果杜甫有手机》相连接的，这也再次证明了近年来，李敬泽文章的互涉关系，其思想在闭合中趋于完善。

“跑步”是一个不断超克自我，把有限的、顽固的“我”从肉身中甩脱的过程。肉体的沉重，切实可感；但越过某个阶段，灵魂将如飞鸟般轻盈。《跑步集》就是这样一本既轻且重的书。它以言谈消除思想的重量，获取深思之轻。它代表着一种风格的阶段，豁达松弛的态度背后是一种更为向心的表达，向心是一种断念，出于更高的力的意志。《会饮记》中如套盒一般的文学现场，部分地在《跑步集》中呈现了。于是，《跑步集》在文本的互涉中获得了意义的增殖与思想的凝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