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文史】他是刚正不阿法官，也是郁达夫爱国救亡的“引路人”，马叙伦为他书写铭文

郁华（1884—1939），字庆云，号曼陀，富阳城区人。十五岁时，父亲过世，二个弟弟均尚年幼，家计艰辛，幸有慈母陆氏勉力支撑。十六岁时郁曼陀参加杭州府道会考，取得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1903年，清政府选派赴日本官费留学生，二十岁的郁曼陀有幸考中。先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两年期满毕业，转法政大学专修法律。

1910年，郁曼陀由法政大学毕业回国。经清廷考试合格，获法科举人，分派到外交部属下的天津交涉公署当翻译。次年，武昌起义成功。全国响应，清帝退位。郁曼陀满怀激情地赋诗曰：“百斛熔铜齐泻地，汉家凌阙尽黄金”。1912年，郁曼陀考取法官资格，进京任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未几，又升任大理院推事。

1913年，郁曼陀受命赴日本考察司法制度，遂将三弟达夫带到日本留学。次年回国，继任北京大理院推事，同时兼任朝阳大学等院校的刑法学教授。以后，转去沈阳任大理院（后改称最高法院）东北分院刑庭庭长。

其时，日本已露侵略中国的野心，而郁曼陀留学东瀛多年，在法学上又有较高的造诣，故早被日本侵略者看中，欲以高官厚禄利诱之。1931年“九一八”前夕，日本军方通知沈阳最高法院：“郁华不得擅自离沈，另有要职委托。”郁曼陀情知日方将用威胁的手段强迫自己归附他们。便化装乘舟急渡渤海逃回关内。行色匆匆，旅途险恶，他悲愤地吟道：

“忍见名城作战场，不辞接浙办严装。橹楼灯火秋星碧，席帽烟尘海月黄。正借长风谋急渡，暂偷余息进颓觞。眼前无限伤心事，哪有闲情忆故乡。”（《辛未中秋渤海舟中》）

好不容易摆脱了日本人的控制回抵津门，以期实现自己的报国之志。而华北当局竟然不给他安排工作。他一气之下便弃职南归故里，欲学古代高贤志士归隐山林以避乱世。

1932年，郁曼陀出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主管上海英租界的刑事诉讼案情。当时的上海，政治情况极为复杂，斗争十分尖锐。他坚持爱国立场，主持正义，竭力帮助进步人士。其时，有些左翼人士，借谈诗论画为名或通过郁达夫的关系进出郁曼陀家，托他帮助办理一些营救革命同志的事。只要力所能及，他总是见义勇为，决不推辞。从苏联回上海工作的陈修良（解放后曾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在一次领导工人罢工时被捕，郁曼陀在审问时，陈修良说是乡下人，听不懂上海话时，郁曼陀就当庭宣判为“误拘”，予以释放。1933年，廖承志在上海英租界被捕，何香凝、宋庆龄等多方面设法营救，托律师唐鸣时向郁曼陀说明情况。当南京军法处要求引渡时，郁曼陀坚决不同意，设法将廖释放。何香凝老人为此特地画了一幅《春兰秋菊》图赠送给他。

▲ 郁曼陀（中）、郁养吾（右）、郁达夫（左）

三兄弟合影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家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郁曼陀心怀忧愤，常用历史上爱国民族英雄的事迹激励自己，教育家属、子女，支持夫人、子女从事爱国救亡工作。“八一三”淞沪抗战，更激起了郁曼陀的抗日激情。他带着四个儿女去医院慰问伤员，每到一处，郁曼陀就拿出纸笔，躬身为伤员疾书家信，孩子们则站在一旁唱慰劳歌、唱《义勇军进行曲》。

上海沦为“孤岛”后，郁曼陀仍然以凛然正气，认真执法，尽力保护进步人士和爱国民众。而对那些民族败类及一切不法之徒，决不姑息纵容，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遇刺一案，郁曼陀不顾自身安危，当庭痛斥刺客曾某，并判以极刑。他的执法如山，憎爱分明，被当时上海报纸称作“廉吏”与“青天”。郭沫若先生后来在其血衣冢铭文中这样赞道：

“先生持法平而守己刚正……爱国青年得其庇护以存活者甚众。”

郁曼陀刚正不阿，没有一点媚骨，他坚强的风骨，确实令人敬佩。

汪伪公开卖国投敌，在南京成立汉奸政府后，加紧对国人诱降，对郁曼陀不断胁迫和引诱，他曾收到过署名“反共锄奸团”并附有子弹的恐吓信，威吓道：“如再不参加我们组织，你的生命难保。”华北敌伪政府的大汉奸王克敏曾是郁曼陀的老师，曾多次托人劝说郁曼陀去华北敌伪政府内任职，可都被他一一拒绝。郁曼陀冒着生命危险，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日伪汉奸黔驴技穷，终于采取了最卑鄙无耻的手段——暗杀。1939年 11月23日上午，郁曼陀和往常一样，早饭之后由寓所去法院上班。出门后他登上人力车，在车夫正要挂上雨布之际，预先埋伏在周围的汉奸、特务突然蹿出，一面恶狠狠地对郁曼陀说：“你竟不给面子！”一面连连射击，顿时，郁曼陀胸部连中三弹，倒在车座中，当场身亡，时年五十六岁。

缅怀忠烈（新增内容）

1947年4月，为缅怀忠烈，当时的富阳县参议会在鹳山建造了郁曼陀的血衣塚，血衣塚内埋有几经辗转而留存下来的烈士血衣。

郭沫若得知此事后，撰写了一篇铭文以赞颂和悼念郁曼陀先生。铭文简明扼要地记载了郁曼陀先生的生平及殉难经过,文曰:“先生持法平而守己刚正,有投书以死相威胁者,先生不为所动,爱国青年之得庇护以存活者甚众……似先生之风烈,余不公当铭之于文,且将铭之于心,瞻之在前，没齿不忘也。”最后以四句铭言作结:“石可磷而不可夺坚,丹可磨而不可夺赤,谁云遽然而物化也？凝血与山川共碧。”全文732字,镌刻在碑上,立于“血衣塚”前。

195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星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郁曼陀先生为革命烈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血衣塚和石碑一度遭到破坏。

后来经富阳各界人士的磋商筹备,于1980年在鹳山上建立了纪念郁曼陀、郁达夫烈士的“双烈亭”并重刻“郁曼陀先生血衣塚”碑,立于原血衣塚的旧址上。

郭沫若撰写了《郁曼陀先生血衣冢志铭》，叙述烈士生平及殉难经过。铭文由马叙伦书写后，镌刻在碑石上。

原标题：《【杭州文史】他是刚正不阿法官，也是郁达夫爱国救亡的“引路人”，马叙伦为他书写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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