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顿涅茨克：一座城市，八年悲鸣（上）

当地时间2022年4月14日，顿涅茨克地区马里乌波尔，马里乌波尔城内景象。人民视觉  资料图

“8年以前，在这座大学还没有一分为二的时候，我们曾以为事情或许不会走到那最糟糕的一步。”

说起大学生活，28岁的顿涅茨克姑娘卡丽娜不免有些遗憾。2014年以前，她在当地最大的高校——顿涅茨克大学读本科，还没有毕业就赶上了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发生的“广场革命”。政治动荡很快蔓延到校园生活，最后导向了一个大家都无从预料的结果。

“一开始大家都相信政治分歧不会导致亲人决裂和朋友割席，单凭政客、寡头们的几句叫嚣煽动，怎么可能会颠覆同窗师生的和平相处呢？”卡丽娜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最初的信念终于敌不过一件件刺激公众神经的“琐碎事件”。一开始只是一些小小的传言、一次偶然发生的谋杀、一桩抢劫案、一场看似不公的法庭裁决……甚至就是一起意外事故，但各路媒体的渲染、双方政客的鼓噪，终于让政治歧见下沉到了最日常的人际关系。

卡丽娜还记得当初的那一桩桩“小事”：某同学的亲友在基辅广场上被抗议者推搡殴打、校园里开始流传“不准说俄语”的传言、所谓“亲俄”和“亲乌”派开始在街头组织针锋相对的抗议……

结果是这所在整个乌克兰东部首屈一指的大学宣告解体。教师、员工和学生全部一分为二，一部分人留在顿涅茨克，剩下的大都去了乌克兰西部城市文尼察。留下的人们继续在顿涅茨克大学的校园里里教学上课，远赴文尼察的那一拨人也同样保留了顿大的校名。

搬迁至文尼察的顿涅茨克国立大学主楼

政治认同成了分裂的核心因素。接下来的八年间，分处两地的师生展开了对于顿涅茨克大学“正统”的争夺。留下的人保留了带有“.ru”后缀的学校网址，院系设置也与之前无异，只是办学规模有所缩水。文尼察的“分校”则使用带“.ua”的域名，网站内容全部为乌克兰语和英语，版面风格上也能看出模仿西方大学网站的痕迹。

留守原地的顿涅茨克大学尽力消除一切乌克兰的痕迹，网站上再也找不到离去师生的信息，最近入学的新生甚至都忘记了当年的大分裂。“跑到西边去的人都是叛徒！”卡丽娜不愿多谈当年的同窗和师友，一旦谈起，已没有半点念旧，“是他们丢下了家庭、朋友和传统，而不是被基辅称为叛乱分子的我们。”

留下的人保留了带有“.ru”后缀的学校网址，院系设置也与之前无异，只是办学规模有所缩水。文尼察的“分校”则使用带“.ur”的域名，网站内容全部为乌克兰语和英语，版面风格上也能看出模仿西方大学网站的痕迹。

八年过去，如今的顿涅茨克随处可见记忆政治的痕迹，到处都保留有苏联时代的标识甚至口号。每逢战争纪念日，这里和俄罗斯各大城市一样会迎来著名的“不朽军团”游行（编者注：俄罗斯民众在二战胜利纪念日举行的游行活动，参与者常常手持家族中二战老兵的照片），家庭和传统确是这座衰败重镇的居民想要紧握的抓手。

身处第聂伯河另一边，顿涅茨克国立大学历史教授尤里·特米洛夫却早已从心理上渡过了那条记忆之河。卡丽娜口中那些被西行者抛弃的东西于他而言则是必须卸下的重担，非如此不足以实现自我认同和价值。

2014年“广场革命”爆发后，正是担任国际关系与历史系主任的特米洛夫带着众多反对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与顿涅茨克“独立”的师生离开顿涅茨克大学，来到了文尼察。据特米洛夫所述，他所在的系有70%多的师生搬到了文尼察。但也有报道称，该校选择离开或留下的师生实际上各有一半，甚至留下的更多。

在尤里眼中，那些留在顿涅茨克的老师和学生才是真正的“叛徒”，“背叛了乌克兰国家”。因此他们的学术成果应遭到褫夺，“这对于建立乌克兰的爱国主义、强化乌克兰的国家认同有好处。”

在记忆之河对岸

在炮火灼伤乌东大地的时日里，特米洛夫偶尔会忆起父母在世的那段岁月。是那段岁月建构了他的原生家庭，也是那段岁月，塑造了特米洛夫对于苏联集体记忆的疏离、反叛与将其解构的夙愿。

和大多数顿巴斯城市地区的人口一样，特米洛夫的父辈并非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的父亲是吉尔吉斯族，幼时丧失双亲，父亲的童年在乌兹别克斯坦东部的安集延度过（该城在费尔干纳盆地内，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据尤里后来考据，父亲的姓氏特米洛夫（Temirov）起源于突厥语系词汇的特沙贝伊（Teshabay），指向特定的血统——某种程度上与中亚地区突厥穆斯林反对帝俄和苏联的“巴斯玛奇运动”（Basmachestvo）有关联。

上世纪60年代初，特米洛夫的父亲在白俄罗斯服兵役时见到不少来自顿巴斯地区的招工者。由于在家乡已经没有亲人，退役后的他来到乌克兰顿涅茨克州，在一家不错的工厂找了一份工资可观的工作。也是在这时，他遇到了从乌克兰西部赫梅利尼茨基州分配至顿涅茨克工作的一位女性——特米洛夫未来的母亲。很快，他们在工厂附近分了一套房，并决定在这里成家立业。

乌克兰是苏联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地区，尤其是东部和东南部，被斯大林视为“三线基地”。哈尔科夫至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一线地区国防军事工业密集，也成了苏联全国高度保密的禁地。在特米洛夫儿时，四处张贴的“闲人免进”的牌子彰显出父母所为之奉献的“A组工业”的威严和神圣。

顿涅茨克冶金厂历史博物馆的照片，拍摄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乌克兰的工业化进程中，苏联政府使用人口迁移措施，将大量以俄罗斯人为主的居民迁入重点工程地区，一批批“尤里的父辈们”形成了新的工人聚居区、新的城市，促使乌克兰农村迅速城市化，也造成重点工程集中的哈尔科夫、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俄罗斯族居民人数猛增。

特米洛夫人生的前半段，是老工业城市哈尔茨克工厂家属院里一个普通的“大厂子弟”，他丝毫未怀疑自己一家在苏联工业建设中扮演的螺丝钉角色。中学时，尤里对历史课产生了浓厚兴趣，但当时的课本只有苏联史和外国史两部分内容，并没有单独介绍乌克兰的历史。但每年暑假，尤里都会跟着母亲回到乌克兰西部赫梅利尼茨基的老家，那里的生活方式与顿涅茨克截然不同——人们说乌克兰语，而不是学校教的俄语，他们还会用这门语言悄悄讨论一些教科书中从没讲过的话题。

“我的外公外婆都说乌克兰语，家里的乌克兰文化氛围很浓厚，这给我的童年造成了非常深的影响，让我觉得乌克兰语是我的母语。” 特米洛夫告诉澎湃新闻。

受到强烈的兴趣驱动，特米洛夫进入了顿涅茨克国立大学历史系学习。用特米洛夫自己的话来说，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他“学会了批判性思考”。早期他专注于英国左翼学生运动，但在顿涅茨克或是基辅都找不到任何有关这一主题的书籍，特别是西方作家的书。大三时，特米洛夫获准进入莫斯科的图书馆，但他感兴趣的书目往往只出现在“禁书”之列，需要克格勃颁发的特别许可证才能阅读。

“当我阅读那些被禁止的文本后，脑海中出现了许多未回答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书会被列入‘禁书’名单？” 特米洛夫说道，“我那时并没有强烈的亲乌克兰立场，但我开始批判性地思考我们在乌克兰被灌输的内容。”

直至苏联解体，乌克兰再次作为一个独立国家重生。特米洛夫坦言，这一历史时刻最终促成了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乌克兰爱国者”。那时起，他开始重新思考从前在图书馆时脑海里一次次浮现的那个宏大问题：乌克兰是什么？

留守者的执念

如同所有苏联城镇一样，在顿涅茨克的大街上，行人永远无法绕开一座座关于伟大红军和卫国战争烈士的纪念牌。类似哈尔科夫、基辅、马里乌波尔等其他乌克兰城市以及俄罗斯控制下的塞瓦斯托波尔，卫国战争的遗产也给顿涅茨克留下了“英雄城市”的称号。与特米洛夫的灵魂之问不同，从小在顿涅茨克成长的卡丽娜更多思考的是，顿巴斯是什么？从2014年开始，这个问题就成为每一个留守居民的深深执念。

2014年参加支持“独立”游行的顿涅茨克民众么，身后写着“法西斯，不”。

关于苏联卫国战争的故事，卡丽娜从小耳濡目染。这是一个典型的苏式多民族家庭，祖辈来自苏联各地，家庭成员没有缺席卫国战争和工业建设等等苏联的标志性历史时刻。卡丽娜的身上有鞑靼、俄罗斯和中亚血统。

“五湖四海的苏联人来到顿巴斯，在这里抗击德国法西斯、参与采矿和工业建设，最后结婚生儿育女。这不光是我自己的‘家庭神话’，更是成千上万顿巴斯人真实的家族史。”卡丽娜说。

她的描述确有事实基础。根据英国伯明翰大学东欧研究权威理查德·萨科瓦在《前线乌克兰》一书中的说法，顿巴斯地区早在上世纪30年代苏联工业化时期就获得了大量资源倾斜，克里姆林宫将这里视为苏联的重工业中心之一，对国防建设至关重要。二战结束后，顿巴斯煤矿继续支撑苏联工业发展，当地的工人群体汇集了全苏联的各个民族。

事实上，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许多地区、城市和军工综合体都享有着苏联“全联盟”地位：克里米亚是“全联盟度假胜地”，顿巴斯是“联邦的堡垒”，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则是苏联全国著称的“英雄城市”……这些文化符号，构成了乌克兰人——特别是生活在乌克兰东部老一辈人的共同记忆。

“绍尔墓”（Savur-Mohyla）高地战纪念碑，纪念二战时期顿巴斯地区的解放。

从这个角度来看，乌克兰与其他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国家没有什么不同，塑造这些国家当今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现实依然是它们社会主义苏联的过去。更重要的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本身也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政治建筑，诸如特米洛夫父亲和卡丽娜一家一样来自全苏联各地的各族人口汇聚于此，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微型苏联”，而非一个事实上的乌克兰民族国家。

成长于顿涅茨克的青年米哈伊尔·佩尔武申是特米洛夫一门课上的学生，他赞成并钦佩这位教授的许多观点，而米哈伊尔自己的母亲却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苏联怀旧者”。苏联解体后的很多年里，她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儿时第一次去莫斯科参观红场的场景，她时常怀恋少年先锋队教予她的“正直、高尚的美德”。

“她赞同普京的观点，乌克兰‘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但她的反乌克兰态度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她小时候就拒绝上乌克兰语课。一旦她下定决心认为‘俄罗斯人都好，乌克兰人都不好’，其他任何观点对她来说都不存在。”米哈伊尔告诉澎湃新闻。

8年前的顿巴斯冲突爆发后，皑皑白雪覆盖下的顿涅茨克愈加像是一座鬼城。沿街的商店不少都大门紧闭，银行的ATM机时常取不出钱。由于冲突，顿涅茨克的公务员没有固定收入，老人无法领取养老金。在机场附近离前线最近的地方，持续的冲突所造成的破坏切断了许多家庭的燃料和电力供应。而曾经被视作乌克兰东部工业财富的许多矿山和工厂要么只能以最低产能维持运行，要么已经完全关停。

2014年，“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自行宣布独立后，为了逃避战乱，米哈伊尔独自一人前往基辅投奔亲戚，此后，他与支持顿涅茨克“独立”的母亲彻底分道扬镳。在西部，米哈伊尔看到了一个与故乡完全不同的“现代的”乌克兰。这里不再有那么多人讲俄语，不再有人收看俄罗斯电视频道，这里的人们似乎也对东部正在上演的悲剧一无所知——仿佛这是两个国家。

在顿巴斯激战正酣时，基辅的酒吧里正上演着纸醉金迷。德国记者纳韦德·凯尔曼尼在一次穿越东欧大地的旅程中记录了下了首都的光怪陆离。“这里究竟有没有人会对东部发生的事感兴趣？”纳韦德指着那些正在迫不及待地嘬饮鸡尾酒或是倒着喜力啤酒的年轻人问道。“和科隆或是伦敦的年轻人对战争的兴趣一样，一样浓厚或一样冷淡。”他的乌克兰翻译回应道。

“清晰的政治意识不是一种地理上的，而是感官上的变量。”纳韦德在《明镜周刊》的专栏写道，“不论人们距离东欧的前沿阵地有多远，不论是像伦敦距离（叙利亚）阿勒颇那样有3000公里远，还是像基辅距离顿涅茨克那样有700公里远——人们只有当直接受到射杀或是恐怖主义威胁的时候，只有亲自遇到难民的时候，才能清楚地感知到，冲突爆发了。”

冲突让顿巴斯每个社会细胞之间的分歧愈演愈烈。老一辈人会禁止家里人说乌克兰语，中学课堂里可能有一半人亲乌克兰，一半人亲俄罗斯。米哈伊尔一家也彻底散落各地，父亲早年已经移居俄罗斯，他猜测母亲在今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也已动身去了心中的“应许之地”，而他的姐姐，则以难民身份逃往了东欧邻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