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 背后，大黄鱼野生种群恢复堪忧

2022年1月15日晚7点半左右，浙江省象山县石浦东门渔村三大队码头人头攒动，兴奋的人们在等待满载着野生大黄鱼的浙象渔31088船缓缓靠岸。次日上午，这一船总计4950多斤重的野生大黄鱼卖出了957万元的高价，单价达到1933元/斤，比人工养殖的大黄鱼高出了至少50倍。

自上世纪70年代遭遇掠夺式捕捞之后，野生大黄鱼的种群数量便一落千丈。尽管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沿海省份采取了包括设置保护区、禁渔期、增殖放流等在内的保育措施，野生大黄鱼的种群恢复目前仍难言成功。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野生大黄鱼依然处在极危的状态。

有专家担心，此次在越冬期捕捞数量如此之多的大黄鱼亲鱼，可能会对脆弱的野生大黄鱼种群再次造成打击。

“在所谓的鱼汛丰收过后，野生大黄鱼种群的恢复非常艰难。”青岛市海洋生态研究会创始人、理事长王松林说。

从寻常家肴到千金珍馐

大黄鱼成为珍馐是从四十年前开始的。作为一种主要生活在中国近海的鱼类，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大黄鱼就已经就走上了中国人的餐桌。

明朝文人朱国桢在《涌幢小品》里写到：“海鱼以三四月间散子，群拥而来。……初至者为头一水，势汹且猛，不可捕。须让过一水，方下网。簇起，泼以淡水，即定。举之如山，不能尽。”，足见其数量之巨。

根据分布范围的不同，大黄鱼被分为三个地理种群。王松林介绍，第一地理种群为南黄海-东海地理种群，分布范围从南黄海到闽江口外以北的闽东渔场；第二地理种群为台湾海峡-粤东地理种群，分布范围包括闽江口外以南的牛山岛大黄鱼产卵场和珠江口以东海域；第三地理种群为粤西地理种群，从珠江口以西海域洄游分布到雷州半岛以东海域。

图中黄色部分为大黄鱼的分布范围，图源：IUCN

两千多年来，每年鱼汛期多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大黄鱼为中国东部沿海各省的居民提供了无尽的食物。然而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现代渔业工具的发展和普及，大黄鱼与人类之间千百年的和谐被打破了。机动渔船逐渐替代传统的古式木帆船，加上大型渔船配合围网、张网和拖网的作业方式，让大黄鱼逐渐走到了濒临灭绝的境地。

捕鱼的高潮发生在1973年冬天。据《农民日报》报道，当时全国5000多对机动大围网船在江苏吕泗洋中心渔场捕捞越冬大黄鱼达到25万吨以上，围捕产量是过去年平均产量的2倍多。丰收的喜悦并未持续太久，过度捕捞之下，1974年浙江舟山传统产卵渔场的春汛杳无声息，然而人们并未因此警醒。

1979年冬天的闽江口，机动大围网再次歼灭式围捕越冬大黄鱼6万吨以上。毫不意外地，第二年进官井洋产卵场产卵的大黄鱼数量锐减。自此以后，大黄鱼在东海海域再也没有形成鱼汛。

“作为一种洄游性鱼类，大黄鱼会在春、秋的特定月份在固定的内湾、近海集群繁衍，且在生殖季鱼群终日发出‘咯咯’、‘呜呜’的叫声。此外，大黄鱼冬季也会在特定的黄海南部、东海、南海北部的温暖海域集体越冬。这些特征导致野生大黄鱼群体非常容易被渔民‘定点围剿’。”王松林介绍到。

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东部沿海的渔民，甚至研究大黄鱼的科研工作者，都很难再见到野生大黄鱼的身影。2016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大黄鱼的生存状态列为“极危”，且种群数量仍在下降，大黄鱼种群濒临崩溃。

增殖放流，一把效果尚待检验的双刃剑

为了保护岌岌可危的大黄鱼种群，各种保育措施先后出炉。1985年，福建省在宁德市三都湾内官井洋海区与宁德、福安交界海域成立了官井洋大黄鱼保护区。1994年，东海各省开始实施伏季休渔。

人工繁育大黄鱼也被提上议事日程。1986年，原国家农牧渔业部和福建省科委正式将“大黄鱼人工育苗量产及其增养殖应用技术研究”作为“七五计划”期间重大科技攻关项目。1990年，大黄鱼人工繁殖与育苗综合技术逐步成熟，当年实现全人工批量育苗104万尾。

培育成功的大黄鱼幼苗主要有两个去向：一是成为养殖鱼，走向人们的餐桌——全国现在每年的大黄鱼养殖产量约有25万吨，是食用大黄鱼的绝对主力；二是被放归自然海域，用以恢复和扩充野生种群，这一做法也被称为增殖放流——仅在2020年6月，福建省就放流了748万尾平均体长超过5厘米的鱼苗。

然而采取种种努力之后，大黄鱼的野生种群并未像人们希冀的那样重现生机，这也是1月15日那艘满载近5000斤野生大黄鱼的渔船成为新闻的原因。

症结可能在于放流之后的大黄鱼存活率非常低。浙江海洋大学研究团队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将小于5厘米的鱼苗直接放流，存活率只有2%至10%；但将鱼养到10厘米以上，并进行科学的野化训练后再放流，存活率可达到70%至90%以上。

此外，即使放流的大黄鱼能够存活，在野外环境下，从生长到个体成熟并产卵至少需要3年的时间，因此，野生大黄鱼要发展为不同的种群至少需要几十年。有观点认为大黄鱼复苏至少需要30年时间。

“尽管采取了多种管理措施，大黄鱼野生种群尚未恢复，表明现有的措施并不足够、有效，也不及时。”IUCN在关于大黄鱼保护行动的介绍中写到。

“此次新闻的主角‘岱衢族大黄鱼’属于南黄海-东海地理种群，即个体最大、寿命最长、衰退最严重的‘第一种群’”，王松林说，“单凭年初这一孤立偶发事件判断当前保护措施对‘岱衢族大黄鱼’种群恢复是否有效还为时尚早。推测被捕获的5000斤大黄鱼由放流和网箱逃逸的人工繁育个体构成的可能性极大。如果恢复中的‘岱衢族大黄鱼’能够在今年春夏之交集群重返岱衢洋集群繁殖，我们才可以更加肯定地说野生种群的恢复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而且，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不当的增殖放流还可能会造成大黄鱼种群基因多样性的损失。

2012年，来自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组成的研究团队发表在《分子科学国际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上的一篇论文指出，养殖大黄鱼种群的基因多样性显著低于野生种群，而且与野生种群相比，养殖大黄鱼体型更小，性成熟的年龄更早，同时鱼肉质量更差，对于疾病和低温的抵抗力也更低。研究人员认为，如果养殖大黄鱼混进野生大黄鱼种群，不可避免会改变野生大黄鱼种群的基因组成，降低野生种群的基因多样性，并进一步导致野生种群丧失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

王松林认为，增殖放流最需要考虑的是保护基因多样性，建议根据大黄鱼的三个自然地理种群，建立相应的资源增殖专用野生型谱系，分别进行放流工作。同时，人工选育多代用于海产养殖业的大黄鱼不得用于增殖放流，网箱养殖中也要加强人工选育大黄鱼的防逃逸措施，以防人工选育的大黄鱼对野生种群的基因污染。

未来如何保护？

互联网的传播让957万元一船的大黄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其所引发的连锁效应却让上海海洋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副教授汪振华感到担忧。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他表示：“大黄鱼的产量成也在‘网’、衰也在‘网’，互联网让更多人了解大黄鱼的价值，但也导致在利益驱动下高密度网具的过度捕捞，如果形成淘渔热，野生大黄鱼难逃被一网打尽的命运。”

汪振华对互联网引发淘渔热的担心不无道理。据《新华每日电讯》报道，近期有部分自媒体直播了一场大黄鱼“追寻之旅”，视频背景里，密密麻麻都是正在钓大黄鱼的小艇。新时代下，大黄鱼保护工作面临比以往更加复杂的挑战。

即使把视线拉回到浙象渔31088上那重约2.5吨重的大黄鱼，对于从事了20多年大黄鱼育苗工作的宁波象山人徐万土来说，这次捕捞给野生大黄鱼种群带来的潜在影响也将超过一船渔获本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说：“大黄鱼与其他鱼不同，要产卵至少3年生，2000多公斤大多是可以产卵的大黄鱼亲鱼，太可惜了！”

据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徐兆礼等人的研究，每年10月随着冷空气南下，在黄海觅食的大黄鱼将南下至长江口。之后，一部分群体将游向外海越冬场，另一部分群体则继续南下至东海中南部的近海越冬场。等到次年5月，部分近海越冬场的大黄鱼将北上至舟山渔场，此后与外海越冬场的大黄鱼一起洄游至吕泗洋渔场和舟山群岛沿海产卵。

图片来源：徐兆礼,陈佳杰.东黄海大黄鱼洄游路线的研究[J].水产学报,2011,35(03):429-437.

根据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的最新规定，在大黄鱼主要活动的东海和黄海海域，每年的休渔时间为5月1日12时至9月16日12时，冬季尚未包括在休渔期内。徐万土认为应该尽快立法并采取禁捕等相关措施保护越冬期间的大黄鱼亲鱼，同时还可以在海洋管理体制机制、增殖放流模式等方面进行探索研究。

曾参与制定伏季休渔方案的浙江海洋大学副校长徐汉祥也认为短时间内应禁止捕捞大黄鱼，“近几年就不应该去捕大黄鱼，从配额上来说，近几年也应该是零。”

王松林建议，休渔之外，未来的保护工作还应当结合大黄鱼的生物学和行为特征，对大黄鱼的集中繁育场所和集群越冬场加强识别和保护。除了加强识别越冬场、禁捕越冬群体，还应当特别关注历史上大黄鱼的主要繁衍场所，比如江苏的吕泗洋，浙江的岱衢洋、大戢洋、猫头洋、大目洋及乐清湾，福建的官井洋、东引渔场，广东的南澳渔场和硇洲岛渔场等。

具体措施可以包括设立保护区（形式上可以包括永久性的自然保护区、种质资源保护区，也应当包括季节性的禁渔区），开展必要的生态修复工作（迁出保护区内的工业和养殖设施，恢复关键内湾和近海的自然禀赋），缩减对资源破坏最强的拖网、大型帆张网、定置张网、多重刺网的规模并严控网具合规性。这些措施手段可以确保对幼鱼和亲鱼的兼顾。

此外，王松林还建议加强针对大黄鱼资源的船港管理，推广渔业观察员（包括人工和电子）制度，这既能不断提高对野生大黄鱼资源动态和渔业状况的数据收集覆盖度和精确度，也有助于健全基于科学的管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