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谢老：他是知行合一真正的“士”

5月2日，被誉为“一部活的中国文物保护史”的谢辰生先生（1922-2022)辞世，享年100周岁。他早在上世纪50年代便在郑振铎领导下参与并见证了国宝级文物如《中秋帖》《伯远帖》《潇湘图》等的抢救回流。谢辰生是《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61）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的主要执笔人。

本文作者姚远承担了《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三联书店 2018年出版）一书整理撰写任务。《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特刊发姚远新撰悼念谢老文章。

《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三联书店 2018年出版）

5月2日，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贡献一生的谢辰生先生（1922-2022）驾鹤西去，享年100岁。

谢老年长我近一个甲子。近二十年前，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认识了谢老，他已经从国家文物局领导岗位上离休多年，依然在为保护最后的老北京奔走呼告。但和谢老的深交开始于2006年。那年夏天，秦淮河畔的南京老城面临大规模拆除，我起草了恳请保护的呼吁信，寄给了300多位文物保护专家、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希望他们能挺身而出。信件寄出后的第二天早上8点多，我刚打开手机，就接到了第一个回复电话。对方说：“我是谢辰生啊，我坚决支持你的呼吁！”谢老亲笔修改呼吁信，并在他的感召下，得到了侯仁之、郑孝燮、宿白、徐苹芳、罗哲文、陈志华、舒乙、叶廷芳等16位著名专家学者的签名响应。此后，谢老为南京古城三次上书国务院领导，加快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立法的进程，促成南京修编《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出台《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彻底改写了金陵古城的命运。

此后，承蒙谢老的信任和委托，我承担了整理撰写他口述回忆的任务，在2018年出版《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三联书店）。多年的访谈、整理、撰写，使得我有更多机会零距离了解谢老的人生与思想。谢老在安贞里的旧居，一切朴实无华，水泥的地面，斑驳的墙面，老旧沙发的弹簧早已失去了弹力。墙上挂着谢老米寿时，曾一智同志代表全国文保志愿者送来的锦旗，上书“平生只做一件事，热血丹心护古城”。一盏80年代生产的旧式台灯下，是铺着玻璃台板的书桌。正是在这张普普通通的书桌上，谢老为保护中华文化殚精竭虑，工书小楷，秉笔直言，改写了一座座古城的命运。箪食瓢饮，不改其志，不过于此。后来，每每想到安贞里谢老旧居的一幕幕场景，总会难抑崇敬之情，不禁热泪盈眶。当时谢老已是九十多岁高龄，但思路极为清晰，回忆极有条理，时间、人物均相当准确，令我叹服不已。尤为可贵的是，他在回忆历史人物与事件时，从不因人废事、因人废言，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听他讲述七十年来亲历的一个个文物保护重大决策过程，我深知这不仅是在写谢老一个人的文保口述史，也是记录他与郑振铎、王冶秋、任质斌、夏鼐、梁思成、谢稚柳、郑孝燮、徐苹芳、罗哲文、张忠培、沈竹、宋木文、陈志华、舒乙、叶廷芳等先生共同守护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还是为当代中国史、中共党史、共和国史留下一份独特的重要史料。

谢老是新中国文物事业许多重大决策的见证者和当事人，也是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的一大功臣。他毕生践行郑振铎先生倡导的“保护是第一位的”、“没有保护就没有研究”的正确理念，始终把保护放在首位，以社会效益作为最高准则，捍卫“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十六字方针，为中国文物事业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他是中国文物事业的开拓者。1946年在上海任郑振铎业务秘书，1949年9月随郑振铎到北京，参加筹建文化部文物局，历任文化部文物局业务秘书，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文物处副处长、研究室主任、秘书长，国家文物局顾问。先生为建立国家文物法律体系做出了卓越贡献，执笔起草了《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61）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等重要法规。先生还为建立健全国家文物行政管理体制发挥了关键作用。1975年经过谢老的呼吁，国家文物事务管理局成为国务院直属局。1982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改为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经过先生的努力，1987年恢复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1988年更名国家文物局，名称延续至今。谢老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 文物卷》并撰写“前言”，对新中国文物事业从实践到理论、从开创到成熟作出全面总结，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文物的定义。启功先生称之为“一篇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的总结”。

他是中国文物法制的奠基人。1949年文物局成立之初，先生就奉郑振铎之命，起草新中国第一批文物保护法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制止了珍贵文物大量外流的现象。1956年，先生起草、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签发的《国务院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第一次提出进行全国文物普查和建立文物保护单位两个重要的基础性措施。1967年，他不顾个人安危，上书中央“文革”小组呼吁保护文物，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保护文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初，在1987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的起草过程中，他坚持“加强文物保护，是文物工作的基础，是发挥文物作用的前提”的正确原则。进入新世纪，参与起草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推动了中国“文化遗产日”的诞生。

谢辰生 2012年在三峡

他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神。早在1950年代，先生亲笔起草了文化部报请国务院建议保护北京城墙和西安城墙的报告，得到习仲勋的支持。1968年，因修建北京地铁要拆掉古观象台，他和罗哲文等上书呼吁，周恩来批示保护。1990年代，他发起了保护三峡文物的政协联名提案，加快了三峡文物保护规划的通过和实施。新世纪以来，面对房地产开发浪潮，在中国城镇化的关键阶段，在古城存废的历史关头，他更是与“推土机”进行抗争，保护了北京、南京、福州、广州、天津、哈尔滨、定海、常州、无锡、镇江等地不计其数的文物古迹与历史街区。谢老无比挚爱北京城，认为她是“国之瑰宝、民族瑰宝，也是全人类的瑰宝”。在保护北京美术馆后街22号、粤东新馆、蒜市口曹雪芹故居、于谦祠、孟端胡同45号、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等四合院，保护南池子、西长安街、旧鼓楼大街、玉河、鲜鱼口、宣南、钟鼓楼等处胡同的古城保卫战中，先生或亲自搦笔直言，或联合专家联名上书，或联合媒体仗义执言，一马当先，坚决斗争。正因为先生锲而不舍的坚持，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确定“整体保护”的重要原则，2008年国务院颁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终于扭转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方向。

“平生只做一件事，热血丹心护古城”。七十多年过去，跟着郑振铎先生担任助手的“小谢”，不知不觉成为了“谢老”。可他始终初心不改，在一个个文物的生死关头，以惊人的勇气、担当与历史使命感，展现了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情怀，也体现了使我民族得以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士”之精神。

谢老道德博闻，修治班制，为文物保护理论与制度体系贡献毕生心力。面对1960年代“左”的思潮，谢老反对用“厚今薄古”套在文物工作上，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要多保革命文物，少保古代文物，要看文物的价值大小该不该保，不能按古今来决定保多保少”。他坚持这一正确观点，在1967年执笔起草保护文物的倡议书与中央文件时，竭力保护珍贵的古代文物。面对1980年代的文物市场化思潮，谢老坚决抵制“以文物养文物”的谬论，在起草1987年国务院文件时提出，“坚持以确保文物安全为前提，以社会效益为最高标准，反对一切向钱看，防止把文物作为单纯的盈利手段的错误倾向。”面对城镇化的新阶段，他坚决批判当时流行的“文物价值经济化、文物工作产业化、文物管理市场化、文物产权国际化”这四种错误倾向，推动2005年国务院文件着力解决“法人违法、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突出问题。正如金冲及先生在为《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的序言中所说的，“他的丰富经验和深刻识见，是我国文物工作的一笔重要财富。这绝非夸张之词。”

2018年，本文作者（左）携新出版《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看望谢老

谢老守道不移，心无偏曲，为保护祖国文物无私无畏，舍身请命。文物保护从来不是一些人以为的充满浪漫情怀的风流雅事。“前三十年的破坏，可以说主要是由于认识问题，但是在今天，主要是利益问题”，谢老非常清楚，在寸土寸金的古城历史街区，轰鸣的推土机的背后交织着房地产开发的各种利益，包括不正当的利益链。有学者指出，“拆古建新的巨大利润使不少人馋红了眼，直到了见魔魔斩、见佛佛斩的程度”。先生在呼吁保护北京城的信中坦言，“以上意见，肯定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而招致他们的不满，这些人又多有其各自的背景，很可能对我进行报复。”但他毫不退缩，秉笔直书，“今后我只要有三寸气在，仍将继续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而努力奋斗，并向一切危害我们党的事业的种种不良现象作不懈的斗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铮铮铁骨，气壮山河！他发出了“我愿以身殉城”的誓言，在致信北京市领导的信中写道，“我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并已做好以身殉城的准备，八旬老朽，死何惧哉！故再冒昧陈词，作舆榇之谏，如蒙考虑，则民族幸甚、国家幸甚、名城幸甚矣！”民族有幸、国家有幸、名城有幸，先生的一次次呼吁、一封封上书多次获得高层的亲切批复或亲笔回函，许多文物史迹因先生的谏言得以存世保全。谢老在85岁时写有一首《七律》，“而今垂老尚何求？维护原则敢碰头”，“蒿目层楼忧社稷，坚持信念度春秋”，可谓是坦坦荡荡，廓然大公！

谢辰生先生在85岁时写的《七律》

谢老的人生，是文以载道、文以化成，赓续中华文脉的一百年；是正心诚意、正气浩然，守护民族精魂的一百年。古代谥法有云，“道德博闻曰文，修治班制曰文”，“守道不移曰正，心无偏曲曰正”，谢老用一个世纪的时间演绎了当代中国人的“文正”。谢老是知行合一的真正“士”，他的一封封书札，承续历代先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血脉。谢老在口述中多次嘱咐我，务必要坚持保护第一，坚持社会效益至上。他关心古城保护，一再讲不能大拆大建，不能拆真建假，尤其是希望北京老城不能再拆。如今，谢老的毕生所愿，得到了新时代的响亮回应，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得到了中央前所未有的重视，保护传承中华文化正在成为不可挑战的国家意志。近十年来，从文物保护服从经济发展，走向了保护和发展两者同等重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从历史文化名城成片拆除的悲惨境遇，走向了古城的整体保护、全面保护；从考古工作被迫让位土地开发的被动局面，走向了以“先考古，后出让”制度设计实现考古前置；从破坏文物的法律纪律成本极低，走向了严格执法执纪，文物保护终身追责，严厉打击文物犯罪。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的批复中，明确提出“老城不能再拆”，谢老的多年心愿终于成为了现实！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谢老的文集、书札、口述，真实地传承了他的思想，谢老会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他的精神还将指引着我们继续前行。今天，沿着谢老的路，传承文化、守望文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是对谢老最好的纪念。

平生只做一件事，与中华往圣继绝学名垂千古

热血丹心护古城，为万里江山留胜迹光照汗青

先生为之奋斗终生的中国文化保护传承事业必将薪火相传！

2022年5月9日

（本文作者供职于南京大学，系《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撰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