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和他的《日知录》

顾炎武，本名顾绛，乳名藩汉，别名继坤、圭年，字忠清、宁人，亦自署蒋山佣，明亡后，因为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改名炎武（一作炎午）。

因故居旁有亭林湖，学者尊称为亭林先生（亦称涂中先生）。

苏州府昆山（今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被誉为清学之祖，“清代六大宗师”之一。

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等。

一

顾炎武一生著述丰富，今可考见者已有五十余种。

二十七岁科场失意时，他猛然醒悟，“耻经生之寡术”（《天下郡国利病书·自序》），开始从事经世致用的研究，从史书、方志、名公文集中辑录有关农田、水利、交通等材料，试图找出国贫民弱的根源，于是就有了《天下郡国利病书》与《肇域志》。

这两部著作是顾炎武遵循顾氏“著书不如钞书”的家训而完成的，成为两大抄书的典范。

其中《天下郡国利病书》作为一部全国地域利病体系的明代地理总志，成为一部不朽之著。

而《日知录》则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而成的著作。

本书作为一部十七世纪中叶中国知识界足以反映时代风貌的学术巨著，其作用和影响力是不可忽视的。

顾炎武对该书寄托了很大的希望，认为能“资治”，而且很自豪地说：“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

而撰写该书的目的，他在《与杨学臣书》中说是“拨乱涤污”，“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

顾炎武曾将撰写该书比作“采铜于山”，他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询《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亭林文集·与人书十》）

由此可见，顾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一代楷模。

这种学术态度、方法和明代的空疏学风截然相反，从而开启了一代新学风。

《日知录》书名取自《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内容宏富，贯通古今。

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0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

最长者（如卷十《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如卷十三《召杀》）仅有9字，可见其长短不拘的写作风格。

顾炎武在《与人书二十五》中将《日知录》设计为三项内容，即分为上篇经术（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诠释考订）、中篇治道（讨论经世济民之术）、下篇博闻（论列文史知识及社会风俗）。

潘耒（字次耕）则把《日知录》的内容按照经世的意义，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学术意义，细致地将全书分作十五类，谓：“大抵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皆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卷、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卷、十七卷皆论科举，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论艺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杂论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为杂考证。”

总体而言，离不开“治道”二字，这是由于顾炎武处于当时的环境使然。

顾炎武出身于江东望族，后来家道逐渐中落。

由于家境的困窘和社会的危机，经世致用思想在顾炎武青年时代就孕育了。

因此顾炎武终其一生，皆以“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为怀，大声疾呼“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经梁启超总结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以经世致用为学术宗旨，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极为有益的影响。

胡适在《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中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在这些根本工具的发达史上，顾炎武是一个开山的大师”。

梁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高度评价顾炎武：“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

“亭林所以能在清代学术界占最要位置，第一，在他做学问的方法，给后人许多模范；第二，在他所做学问的种类，替后人开出路来。”因为梁氏认为“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实炎武启之”（《清代学术概论》）。

胡、梁二人肯定了顾炎武是清代学术的开启性人物，乃清学之祖。

后世学者或是继承了顾炎武的治学方法，或是发扬了他的治学精神，不仅演成了乾嘉汉学的鼎盛局面，而且取得了清代学术文化多方面的成果。

《日知录》初刻本为八卷，于清康熙九年（1670）由顾氏自刻于淮安，称符山堂初刻本。

后来顾氏继续有所增补，于康熙十三年（1676）成三十卷。

遂初堂藏版三十二卷是他的弟子潘耒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在福建建阳刻印的，那时顾炎武去世已十三年。

道光十四年（1834），黄汝成（字庸玉）以遂初堂三十二卷本为底本，参以阎若璩、沈彤、钱大昕、杨宁四家校本，并收录道光前九十余家学者对《日知录》的研究成果，并参以己意，成《日知录集释》，亦为三十二卷。

其后，顾氏八卷和潘氏三十二卷本世所罕见，而黄氏《集释》本则风行海内。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抄本，此不赘言。

二

《日知录》作为顾炎武的三部奇书（另外两部为《天下郡国利病书》与《肇域志》）之一，该书撰写的由来，他曾在《自序》中说：

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

可见这部著作是顾炎武用大半生精力写成有八十万言的读书札记。

而顾炎武撰写《日知录》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毫不避讳地说：“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认为是一生学问和思想的结晶。

其弟子潘耒也说：“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也。”

这部“负经世之志，著资治之书”的巨著，“凡关家国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变之道，词尤切至明白”（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叙）。

它问世三百多年，始终被学人尊为学术精品，以至成为清代许多文史学家探研的一门显学。

《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论述精辟，见解独到，倾注了顾炎武一生的心血，也是最能体现他思想的著作。

其主要思想有：

（一）经世致用

顾炎武从“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出发，产生了对封建君权的大胆怀疑。

《日知录》的“君”条中旁征博引地论证了“君”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卷六“爱百姓故刑罚中”条），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卷九“守令”条），进而提出反对“独治”，主张“众治”。

他虽然还未直接否定封建君权，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篱，但他这种怀疑君权（中央集权）、提倡“众治”（地方分权）的主张，却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早期进步意义。

更为突出的是，提出了“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响亮口号，发扬了传统思想重视对自身价值和责任的认识，表现了心怀天下的广阔胸怀和改造社会的积极态度。

顾炎武认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卷十三“正始”条）

在他看来，亡国和亡天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亡国”是指改朝换代，换个皇帝、国号，所以保国只能是“肉食者谋之”。而“天下”的兴亡，就算是地位低微的人也有责任。

然而，时代有局限，人亦有局限，顾炎武自然也不能避免。

他将官员的终身制与世袭制引入到国家管理体制当中，体现了其思想的保守性和局限性。

（二）复古思想

顾炎武复古思想，实际上寄托了他“以古改今”的思想。难免是朴素的乌托邦主义。

孟子称尧舜，而顾炎武则讲三代经义，两者实际上有共同之处。

因为顾炎武一生都在抗清复明，屡次拒绝清朝的征召。

复古，很大程度上表现出顾炎武对现实状况的不满。

他认为上古“井田制”是最为理想的，借鉴北魏的“均田制”，则能减轻民众负担，使风俗醇厚。

他认为：“古先王之治地也，无弃地而亦不尽地。田间之涂九轨，有余道矣。遗山泽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余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难坏，年计不足而世计有余。后之人一以急迫之心为之。……于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较其所得，反不及于前人。”（卷十“治地”条）

恢复井田制已然不可能，但是顾炎武仍旧提出，这表明了顾炎武对当时疯狂兼并土地的强烈抨击。

因为“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然则治乱盈虚之数，从可知矣”（卷十二“言利之臣”条）。百姓贫困，势必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借此劝谏“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卷十二“财用”条）。

（三）廉耻观念

“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将“耻”作为根本。

顾炎武直接引用欧阳修《五代史·冯道传》的评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一下子就把个人的节操与国家的兴亡紧密地联系起来，瞬间让读者和作者产生共鸣。

欧阳修对冯道深恶痛绝，而顾炎武则是将之衍生、普遍化，对纷纷降清的士大夫们深恶痛绝，说“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他引用孔孟的“行己有耻”“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他进一步认为“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以上皆卷十三“廉耻”条），所以他呼吁世人“贵廉洁，贱贪污”（卷十三“贵廉”条）。

（四）知行统一

晚明发生巨变，顾炎武等一批知识分子意识到，知与行的关系，会关系和影响到民族存亡、国家治乱。

顾炎武曾痛切地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今之清谈，谈孔、孟……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

加上顾炎武“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促使他“博学于文”，说：“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卷七“博学于文”条）

认为从礼制、音乐到人类全部文化都属于学习的范围，那便是“修己治人之实学”而非“空虚之学了”。这明显是反对晚明的空疏学风，从而开启一代新学风。

（五）民主思想

顾炎武在卷七“周室班爵禄”中认为：

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夺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之下矣。

他认为天子、公、侯、伯、子、男，并不是天生的尊贵，他们管理国家，与百姓一样，都是靠劳动而得，不是靠剥削、凌虐他人而获得。所以君主“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

同时他又列举出历史上大量的“称臣下为父母”“人臣称人君”“人臣称万岁”的例子，否定“君权天授”，来淡化至高无上的封建君权，为建立新型的君臣关系提供历史根据，表现出初步的民主思想。

总之，顾炎武是一位讲究实际的思想家。

他反对空谈道德性命，而要求解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这些都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潘耒认为《日知录》是一部讲求经世致用学问的著作，而顾炎武是要以之“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四库馆臣囿于历史立场则将该书斥为“迂而难行”“愎而过锐”，仅认同其学术地位。

四库馆臣处在文化专制十分严酷的乾隆时代，有此看法也不足为奇。

然而，晚清时内忧外患，文网松弛，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兴起，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里对四库馆臣的指斥，则反唇相讥，评四库馆臣之说为“叶公之好龙”“郑人之买椟”。

顾炎武一生践行自己的主张，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给后人树立榜样。其学术态度和方法、爱国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三

《日知录》成书以来，已有350多年，基本上形成了三个系统（符山堂初刻本、遂初堂藏本、黄氏集释本），上文已提及，其中黄汝成集释本是通行海内外的。

问世后，曾被学人尊为学术精品，以至成为清代许多文史学家探研的一门显学。

因此，为了让现代学者有一个权威、准确的读本，我们以陈垣《日知录校注》为蓝本，参考前人的成果，对文本进行点校、注释、翻译，整理成全本全注全译《日知录》，并出版。

本次整理出版，根据篇幅，将全书分为五册：第一册为潘序、顾序和卷一至卷六，第二册为卷七至卷十二，第三册为卷十三至卷十九，第四册为卷二十至卷二十六，第五册为卷二十七至卷三十二。

本套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参考权威版本。

本书以安徽大学出版社《日知录校注》（陈垣校注）为蓝本，综合参考中华书局《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日知录集释》等。

其中《日知录校注》是陈垣倾注了二十余年之力完成的，是他未刊著作中用时最长、用力最多的一部。

因此，本次整理参考的《日知录校注》，优于其他现代整理本。

但是，其中有些标点值得斟酌之处，则根据上下文认真推敲，选择最能反映顾炎武本意的表述，重新标点，防止因错误标点而导致以文害辞、以辞害志。

由于顾炎武长短不一的写作风格，囿于篇幅，适当地将长篇幅段落根据文意，分成若干段落，以便读者能够获得完美的阅读体验。

（二）逐字逐句校核原文。

《日知录》问世后，各种版本流行于世，其弟子潘耒为了能顺利刊行，也对其中“妨碍”文字进行了改动，而且四库馆臣将其收录在《四库全书》时，也进行了篡改，甚至径直删改某处不利于统治的文字。

目前市面上有些版本收录了潘耒序言、顾炎武自序及其与人书五通等。

本次整理根据实际出发只收录前两者，以便读者能大致了解《日知录》的纂修历程等情况。

另外，上述两序不作白话翻译，仅注释。

（三）注释及白话翻译。

《日知录》目前没有进行过全本注释和白话翻译，但有少数注释和白话翻译的节选版本，这对于整体把握顾炎武思想是不利的。

同时，从方便热爱阅读《日知录》的现代读者的角度出发，对全书进行注释和白话翻译，是很有必要的。

《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代表作之一，潘耒对此书评价很高：“意惟宋元名儒能为之，明三百年始未有也。”

顾炎武的实学思想和基本观点都在这部书中得到了系统的发挥。

日知录 全五册

原标题：《顾炎武和他的《日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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