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旭仑|汤晏《钱锺书》的剿袭

范旭仑

2022-05-20 11:27 来源:澎湃新闻

字号
《钱锺书》,汤晏著,文化发展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360页,58.00元

《钱锺书》,汤晏著,文化发展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360页,58.00元

《钱锺书》2019年1月出版于文化发展出版社,之前以各色名目出版:《民国第一才子钱锺书》(2001年12月,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代才子钱锺书》(2005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千古文章未尽才:钱锺书》(2013年3月,龙门书局)
作传的人对传主的生平并没用功考索,老爱另出手眼,东拉西扯地比附别人的轶事,以扩张篇幅,或出奇制胜。如他自鸣得意的“是找出了在英国史上一年内有三位君王的名字及其年代”“谈到美国作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与钱锺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之类。再就是“不惮其烦地老远一次次来信问”传主的遗孀,偏听偏信。譬如第五章:“钱锺书于1935年8月13日,偕新娘杨绛离开上海,到伦敦已是8月底。杨绛致汤晏函(2000年4月30日)。这个启程日期是杨绛先生告诉我的,很惊奇的是过了六十五年后她尚能记得。”空口无凭,单文孤证,如何就认定“她记得”?这位“正途出身”的作者,露出“史学方法”上基本训练的缺乏,教人“惊奇”。《申报》1935年8月6日《中英庚款会考选留英生今日放洋乘凯森号轮首途》,9月14日《我留英学生十三日抵伦敦》。亦见同时的《中央日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报》以及《清华校友通讯》。钱先生当时也自记“海行匝月”(《赁庑卧病裁诗排闷》)。杨绛自己七十多岁本来就昭告天下“我健忘症与年俱增”(《钱锺书手不释卷》),连自己父亲的死日也记不住(详见我2018年8月29日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的《杨绛的记忆力》)。尽管作传者繁文缛引,犹不厌供给者之心(汪荣祖《槐聚心史·弁言》:“杨先生说,钱锺书传颇令她失望,她提供的资料未善加利用”云云)。
作者于钱锺书著作“黯淡地缺乏兴趣”,只要看他的自招(第十章):“钱锺书说过研究作者生平,就是不研究作者作品的‘防空洞’(2000年7月20日杨绛与汤晏书)。诚哉斯言!笔者即是一例,不过俟这部传记写完,倘假吾岁月,也许有一天会走出‘防空洞’。”按“研究作者生平就是不研究作者作品的‘防空洞’”不通,“不”准是“躲避”的误忆——“考订作者的传记,往往是躲避研究作品本身的防空洞”(刘梦溪《七十述学》第十章引录钱先生复书)
徒手入市而欲百物为我有,不得不出于窃。聊举荦荦大者。
例一
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钱锺书生平与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2002年5月)第一章:
钱祖耆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排行老三。钱基博是一位学问淹贯的鸿文大儒。他在清光绪十三年丁亥二月二日,与胞弟钱基厚孪生于无锡城连元街吴氏住宅。郑逸梅《艺林散叶》第1968条:“梁溪钱孙卿与钱基博为孪生兄弟,面貌相类,初识者几难辨别。”
汤晏《钱锺书》第一章:
钱福炯[sic.]共生四子二女。长子钱基成(子兰)、次子基治(仁卿)、老三老四钱基博(子泉)与钱基厚(孙卿)。女二钱素琴和钱月琴。基治先歿。钱基博乃是钱锺书的父亲,是一位学淹贯博的鸿文大儒。基博生于光绪十三年农历二月二日,与孟子同生日,他与弟弟基厚是双胞胎。据郑逸梅《艺林散叶》中说:“梁溪钱基博、基厚,为挛生兄弟,面貌相类,初识者几难辨别。”
按“学淹贯博”这个词儿是汤晏独家创造,用钱先生的话,“稍改头换面,未能掩盗袭之迹,徒成疮疣耳”。同类如第二章把李洪岩的“父亲之苦心,跃然纸上”抄作“做父亲的一片拳拳之心,跃然纸上”。对“文德”或“学术道德规范”,汤晏心里透明白,你看他的严厉正经(第三章):“孔庆茂《钱锺书传》的资料来源自夏志清的《重会钱锺书纪实》,但孔庆茂未注明出处,这是孔不老实的地方。但夏志清弄错了,孔也跟着弄错了,很不应该。”——白克明《评〈钱锺书与杨绛〉》早已道及。
例二李洪岩第二章:
关公若进了《说唐》,他的青龙偃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敌得李元霸那一对八百斤重的锤头子?李元霸若进入《西游记》,怎敌得孙悟空那一万三千斤的金箍棒?假如来个“关公战秦琼”,那胜负又当如何?在这些疑问与纳闷中,已倏然闪动着钱锺书后来“以解颐资解诂”的某些治学特色。汤晏第二章:
若关公进《说唐》,他的青龙偃月刀只有八十斤重,怎能敌得过李元霸那一对八百斤重的锤头子呢?但是假如李元霸进了《西游记》里,又怎能敌得过孙悟空那一万三千斤的金箍棒?假如来个“关公战秦琼”,那胜负又当如何?这种三隅之反的思索均可窥日后钱锺书“以解颐资解诂”的治学特色。
按“假如”以前都取材自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真所谓“虽欲不用,山川其舍诸”者。“以解颐资解诂”是李洪岩对钱先生的“解颐正复资解诂也”(《管锥编·全晋文》卷论戴逵《放达为非道论》)的理解或解释(详见第十六章)。“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是“文史通义”,不必置喙,可为什么要蹈袭人家的议论呢?汤书初名《钱锺书新传》,2000年在《纯文学》月刊连载前十章。当年忽蒙王敬羲先生赠阅《纯文学》月刊,我写信致谢,顺便指摘汤晏的抄袭和错误;王先生于2000年5月号刊出我的信(有脱文),并每月快递《钱锺书新传》校样命我雠订。而汤晏若罔知闻,还照旧写错钱先生爷爷的名字。例三
陈致《余英时教授访谈录》(《明报月刊》2007年9月号)
钱宾四师收到钱锺书一封两页的亲笔信,信上说,苏州即将庆祝两千五百年建城纪念,准备举行大会。“有关方面”托他写信“先容”,后面将有正式邀请函。宾四师并没有回信。后来杨绛还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提及此事,对于宾四师置之不理,似有微词。其实宾四师此时对钱基博、锺书父子好像也有些心理不平衡。起因是杨绛写过一篇文章称颂钱锺书的绝世天才,其中引了一个例子。1931年宾四师的名著《国学概论》上原有钱基博先生的序,而且“有所针砭”。宾四师在自序中还特别向“子泉宗老”致谢。但杨文第一次揭露:这篇序竟是钱锺书代笔。这事很快传到宾四师耳中,他的感觉可想而知。他原以为“子泉宗老”对他的著作很郑重严肃,不料竟不肯亲自下笔,委之年甫弱冠的儿子。所以后来台北联经的《全集》本《国学概论》中便不再收钱基博的序了,连带着自序中谢“子泉宗老”的话当然也删掉了。此事至今尚未受人注意,我觉得应该把事实说出来。
汤晏第二章:
杨绛写了一篇文章《钱锺书与围城》大致是说钱锺书写文章早年就写得很好,是一个大才子,他早年曾为他父亲捉刀为钱穆的一本书写序言,此即《国学概论》。杨绛的文章后来钱穆看到了,他当然不太高兴,他本来认为钱基博会郑重其事为他这本书写序言的,结果没有想到自己不写,交给年未弱冠的儿子代笔。钱穆为人小气得很,他对《国学概论》序言的具体反应有二:一、1983年是苏州两千五百年开城周年纪念,准备大事庆祝,钱锺书受有关方面所托,亲笔写一信给钱穆,并说容后当有正式邀请函等云,钱穆没有回信,置之不理。二、台北联经出版社出版钱穆全集,全集里有《国学概论》但没有钱基博的序言,在他自序里申谢“子泉宗老”的字句也没有了。此一儒林掌故知者不多,兹录于此聊博一粲也。
按这钞胥可真老实卖力,连“未受人注意”也效颦学步作“知者不多”。余英时此说,王培军《钱穆何以不复钱锺书的信》(《上海书评》2012年9月23日)已有辩驳。代父写序的事,钱先生登时就惊襮时人耳目(常风《和钱锺书同学的日子》,《山西文学》2000年9月号),恒时必津津乐道(如1983年1月15日复黎活仁书,见《联合报》1999年1月7日黎活仁《怀念钱锺书先生》)
例四
李洪岩第二章:
在序文中,钱锺书将曾国藩、翁同龢、李慈铭、王闿运、谭献五家的日记予以综合比较,进而探究各家治学为人的异同,认为曾国藩的日记连篇累牍,语简不详,知人论世,未克众喻,过于简朴。而翁同龢的才学与德性原本不如曾国藩,又愠于群小,蹙蹙靡骋,但由于久管枢要,为帝王之师,因此对内廷之供奉、宫壶之禁约,以及亲贵之庸、人才之滥,也能旨婉词隐,时有反映,可补史书之缺。王闿运的日记则支晦无俚,多记博塞奸进之事,不足满足学人之望。李慈铭多文为富,其日记洋洋大观,故实纷罗,文词耀艳,却不免征逐酒色,奔走公卿,成为书中疵累。李氏承继浙西之学馀绪,尊崇东汉郑玄、许慎,诃禁西汉今文之学,认为那不过是供一二心思才智之士自便空疏的无用之学。谭献虽为浙江人,却颠倒于江苏常州庄存与的今文经学,并信奉古文经学的六经皆史之说,推崇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以为能洞究六经之原。李慈铭则瞧不起章学诚,并喜欢骂人。谭献则于古人褒多贬少,微词申旨,未尝逸口。就文笔而论,李、谭二人虽同归雅令,但李则祈向齐梁,虑周藻密;谭却志尚魏晋,辞隐情繁。最后,钱锺书不无得意地对徐彦宽的学问发了一番议论,明褒暗贬,又假谦真傲地说自己以“蹇产之思,赴笔来会,不能自休;生本南人,或尚存牖中窥日之风。丈人哂之邪?抑许之邪?”真是得意得很,令人想起写《滕王阁诗序》的诗人王勃。
汤晏第二章:
在序文里,钱锺书将曾国藩、翁同龢、李慈铭、王闿运、谭献五家的日记予以综合比较,进而探究各家治学为人的异同,并干净利落批评一番,评得头头是道。他认为曾国藩的日记连篇累牍,语简不详,知人论世,未克众喻,过于简朴。而翁同龢的才学与德性原本不如曾国藩,又愠于群小,蹙蹙靡骋,但由于久管枢要,为帝王之师,因此内廷之供奉、宫壶之禁约,以及亲贵之庸、人才之滥,也能旨婉词隐,时有反映,可补史书之缺。王闿运的日记则支晦无俚,多记博塞奸进之事,不足满足学人之望。李慈铭多文为富,其日记洋洋大观,故实纷罗,文词耀艳,却不免在人品上征逐酒色,奔走公卿,成为书中疵累。谭献虽浙江人,却颠倒于江苏常州庄存与的今文经学,并信奉古文经学的六经皆史之说,推崇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以为能洞究六经之原。最后,钱锺书在序文里对徐彦宽的学问发了一番议论,明褒暗贬,又假谦真傲地说自己以“蹇产之思,赴笔来会,不能自休;生本南人,或尚存牖中窥日之风。丈人哂之邪?抑许之邪?”钱锺书笔下真意气风发。
按在讲究知识产权的当下,此等放肆地把抄书当著作,我一时上记不起第二个例。又按钱先生“暗贬”徐彦宽没有?好像没有。“宫壶”是“宫壸”之讹。
例五
李洪岩第三章:
此外,他还抄录自己创作的若干首旧诗给罗家伦欣赏,这些旧诗是:《园游偕锺英同作》、《得石遗老人书并〈人日思家怀人〉诗,敬简一首。老人嘱:少读书多作诗》、《小极》(以上作于1932年春)、《秋杪杂诗》五首(作于1932年秋)、《车赴海淀道中作》、《重游虎邱》、《颂陀表丈见拙诗题一首奉答》(以上作于1933年春)。这些诗大都发表过,说明钱锺书本人当时对之是颇感得意的。他在这些诗最后附言中说:“志希夫子诗伯[etc.]”。
汤晏第三章:
另外他又抄了早两年在清华读书时所作的十首旧诗,一并寄给罗家伦。这些旧诗是《园游偕锺英同作》、《得石遗老人书并人日思家怀人诗》、《小极》(以上作于1932年春)、《秋杪杂诗》五首(作于1932年秋)、《车赴海淀道中作》、《重游虎邱》、《颂陀表丈见拙诗题一首奉答》(以上作于1933年春)。他在这些诗后附言中说:“志希夫子诗伯[etc.]。”这一组诗,他在清华四年级时写就,均曾先后在《清华周刊》及《国风》上发表过。
按《小极》《重游虎邱》《颂陀表丈见拙诗题一首奉答》胥未尝“发表过”,《车赴海淀道中作》随《上家大人论骈文流变书》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李洪岩“大都发表过”不算错,汤晏改抄成“均曾发表过”则大误。又按“得石遗”云云题中的“敬简一首”四字不可略简。“在清华读书时所作”“在清华四年级时写就”,好个臃肿之笔。
例六
李洪岩第三章:
《不够知己》包括了吴宓的剪影小传。这篇吴宓小传(Mr. Wu Mi, A Scholar and a Gentleman)原本登在《周报》第七卷第四号(1934年1月25日出版),后由林语堂译成中文,刊登于《人间世》半月刊第二期的《今人志》专栏。文章用开玩笑的语气,若嘲若讽,在戏笑中维持着公正,明贬暗褒,用心本是善的,说吴宓“脑袋形似一颗炸弹”,“一对眼睛亮晶晶的像两粒炙光的煤球”等等。吴宓对此不免有些生气,而钱锺书却公开在《人间世》第二十九期(1935年6月5日出版)赞美温氏“那支生龙活虎之笔”。不过,温源宁的文章发表之初并没有署名,许多人从文风上推测,一致认为是钱锺书手笔,结果钱锺书只好出来辩白,作了一首风趣、典雅而又装扮出谦逊模样的七言诗:“褚先生莫误司迁,大作家原在那边;文苑儒林公分有,淋漓难得笔如椽。”诗后有小注:“或有谓予为雨僧师作英文传者,师知其非,聊引《卢氏杂记》王维语解嘲。”
汤晏第四章:
《不够知己》中有一篇吴宓的剪影小传(Profile),英文名Mr. Wu Mi, A Scholar and a Gentleman,原载《周报》第七卷第四期(1934年1月25日)“Intimate Portraits”(亲密写真)专栏,后来由林语堂译成中文,刊在《人间世》第二期“今人志”专栏。温源宁的文章是滑稽式的玩笑,用钱锺书的话“知嘲若讽,同样地在讥讽中不失公平”。温源宁说吴宓的“脑袋形似一颗炸弹”,而他的“一对眼睛亮晶晶的像两粒炙光的煤球”,又说“世上有一种人,永远不知所谓年少气盛是怎么一回事。雨生就是其中一个。虽然已年满四十,他看起来总在三十与百岁之间,他待人宽,待己却甚严”。他的立论“是人文主义者,雅典主义者;但是性癖上却是彻头彻尾底一个浪漫主义者”。吴宓“为人坦白无伪,所以此点人人都已看出,只有他自己看不见”。这篇小传原文未署名,故此文一出,外界盛传这篇剪影出自钱锺书手笔,因为文笔、格调和语气太像了。钱锺书半为辟谣,半为解嘲,写了首很风趣的小诗来辩白。诗云[etc.]诗里有和典故,非注真明,故诗后钱锺书附一个小注[etc.]。
按汤晏扩张李洪岩的“等等”为“又说”云云,表示他抄书时还偶或核对原文。世苟有作《抄袭之艺术》者,斯焉取斯。注释或敷衍李洪岩的“文风”作“文笔、格调和语气”,则显示他“文风”的“滑稽”。再像汤晏第三章的“最后一条,钱锺书对汤显祖《牡丹亭》的影射作了索隐探求”于李洪岩第三章的“最后,他对《牡丹亭》的影射之事进行了索隐”为应声之虫;第五章的“虽然没有那么调皮,但旁征博引则一。在钱氏所有的散文中好像唯有这一篇谈到他内心的想法,用现代术语来说算是感性的文章”是李洪岩第五章“与他另外的短文小品相比,显得不够俏皮,并带有几丝写实成分”的正仿和演义。“Intimate Portraits(亲密写真)专栏”则是袭用钱先生《不够知己》的“当初这许多文章在《周报》‘亲切写真’栏(Intimate Portraits)中发表时”。不巧或不幸得紧,“Intimate Portraits”栏当初名“Unedited Biographies”(人物志稿),“Mr. Wu Mi (吴宓), A Scholar And A Gentleman”是发表在“Unedited  Biographies”栏里的。又按“半为辟谣,半为解嘲”八字是稗贩“不老实”的孔庆茂《钱锺书传》第三章。托七缀钵,补百衲衣,钞胥之伎俩止此耳。用张治《钱锺书研究述评》(《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2021年8月第六辑)对汤书的考语,“充斥满篇的是人云亦云的转述和见证”。例七
李洪岩第四章:
光华大学的前身原是圣约翰大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圣约翰大学学生举行抗议,悬半旗追悼死难同胞,该校美籍校长横加压制,惹怒全校师生,于是奋然脱离,在爱国民族资本家资助下于上海另起炉灶,故名光华大学。据钱锺书当时的朋友回忆,著名学者张寿镛、朱公谨、廖世承曾任该校校长,朱经农、张歆海、容启兆曾任副校长。在该校担任过教授或教师的还有童斐、蒋维乔、吴梅、严思椿、吴泽霖、吕思勉、胡适、徐志摩、罗隆基、王造时、楼桐孙、余上沅、颜任光、张江树、胡刚复、谢霖、陆鼎揆、杨荫溥、戴霭庐、胡庆治、何德奎、周煦良、曹未风、徐燕谋、沈昭文等人(苏公隽《光华大学的诞生和变迁》,常熟《文史资料辑存》第四辑,1963年8月)。
汤晏第四章:
光华大学是上海较大的一所私立大学,原来是从圣约翰大学分出来的。缘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圣约翰学生抗议,悬半旗追悼死难人士,但该校洋人校长出来干涉,因此一部分师生愤而离校,由富商支持,乃另外成立了一个新大学,要光复中华,故名光华大学(请参阅苏公隽《光华大学的诞生和变迁》,《常熟文史资料》第四辑,1963年8月)。很多著名学者和教授来光华教书:计有张寿镛、朱公瑾、廖世承、朱经农、吕思勉、胡刚复和徐燕谋。胡适和徐志摩也在该校教过。
按徐燕谋在光华只是个讲师,也不“著名”——在国立师范学院还是讲师。抄书者给一连串的人名搅得眼花,不辨李洪岩的“教授或教师”。至于把《文史资料辑存》漫与作《常熟文史资料》,也许不值一提。
例八
孟令玲《钱锺书的宋诗选注》(田蕙兰等编《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辑入)
钱氏的博雅举世皆知,如果套一句殷海光的话“看脚注就可以盘‘老底’,大概就可以盘出一点钱氏的“老底”了。
汤晏第十一章:
看脚注就可以盘“老底”(殷海光语),则看《宋诗选注》的脚注,就可以盘出钱锺书的一点“老底”了。
按作传者的“老底”一目了然,不劳“盘”。 
例九
汤晏第十三章叙述《围城》两种续书一大篇,全复制自施康强的两篇文章(《钱锺书围城续集》和《围城大结局》,罗思编《写在钱锺书边上》辑入)。文长不录。
例十
汤晏“附录五钱锺书访哈佛”一篇,节抄自高峰枫《钱锺书致方志彤英文信两通》(《上海书评》2010年12月19日)汤晏不客气或无礼貌地利用他人创获的史料,如第三章的张申府《民族自救的一方案》(李洪岩第三章),第七章的钮先铭《记钱锺书夫妇》(李洪岩和我编的《钱锺书评论》),第九章的郑朝宗《忆钱锺书》(牟晓朋和我编的《记钱锺书先生》),其例不胜举。第二章两用《钱锺书书札书钞》,故意将作者名罗厚(我的笔名)斩除。汤晏如知“巫奇”是李洪岩的笔名,准不会让他反复出现在头两章里,以便追随第七章删掉初刊本标示的“李洪岩《钱锺书与近代学人》”。整本书,关涉钱锺书的文献,作者独自采获的只有一篇可资谭助的陈若曦小说《城里城外》(第十二章)——宗璞《东藏记》的祖师,洵所谓“一本书不论多糟,总有些好处”也。
至于偶尔自出机杼,而叙事的剌谬,如第七章写钱先生去滇入湘缘于“被解聘”(又两番出现于自序——这书重复的话说了不知多少),议论的悠谬,如第四章称钱先生“对石遗老人奉之若神明”,端宜别撰一文驳正之。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施鋆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钱锺书

相关推荐

评论()

热新闻

澎湃新闻APP下载

客户端下载
关于澎湃 在澎湃工作 联系我们 广告及合作 版权声明 隐私政策 友情链接 澎湃新闻举报受理和处置办法 严正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