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云︱方德万与中国海关史研究

笔者曾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上发表Breaking with the Past: Th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the Global Origins of Modernity in China（即《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一书英文原版，以下简称《潮来潮去》）的评介，但是对中国读者而言，最关心的可能不只是中国海关史，而是为什么中国海关史在史学界有这么高的重要性、为什么中国海关史的研究进程由剑桥大学的方德万（Han van de Ven）发起，以及中国海关史的研究为中国近代史打开了哪一条前人未辟的途径。

为了回答上述三个问题，笔者借着再度评介新出的中译本《潮来潮去》的机会，针对二十一世纪初方德万-毕可思领导的剑桥-布里斯托的中国海关研究团队等相关议题，向中文读者做一系统性的整理和分析。

作为西方史学界理解近代中国的四大系统档案，英国外交部档案、基督教士传教档案、商会档案（太古、旗昌和怡和洋行）和中国海关档案（中国海关出版品、海关关员的个人文集、中国海关内部公文等），向为西方史学界重点耕耘的园地。自从中国海关造册处税务司马士（H. B. Morse）出版其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The Period of Conflict, 1834-1860（1910），经过费正清主持“赫德工程”时出版的赫德和金登干的书信集以及赫德日记，到司马富（Richard J. Smith）替哈佛大学费正清（J. K. Fairbank）出版其遗稿H. B. Morse: 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Historian of China（1995），几乎上个世纪的西方史学界，都在和中国海关史打交道。

无奈的是，在费正清于1991年逝世后，失去这位史学巨人的支持，中国海关史及其史料的研究中断了十年之久。很多史学家也以为，中国海关史料十之八九已被挖掘。

实际上，中国海关史研究在西方学界的再兴，是一个偶然。而故事的主角，就是《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的作者方德万（Han van de Ven）。

方德万的业师孔飞力（Philip Kuhn）是费正清的亲传弟子，方德万则是费正清的第三代弟子。作为费正清的再传弟子，方德万亲眼见证了哈佛学派在“赫德工程”上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而方德万的同期同门、“中央研究院”的林满红，正是研究海关贸易的高手。只是林满红在中国海关史的研究上另有师承，和孔飞力的指导并没有直接关系。

林满红接触到海关资料，也是一个意外，与她在台大的本科和硕士阶段没有直接关系。林满红本来的研究方向是清代台湾仕绅，做雾峰林家，因为研究台湾的樟脑业，她发现了日本翻译的中国海关年报，这才开启研究中国海关贸易的契机。由于当时台湾的历史学研究非常重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林满红深入研究海关贸易数据，积累了极为丰厚的成果。但是她一到哈佛，就被指派随孔飞力学习，当时哈佛的学风已经转向中国中心观，对贸易全球化也缺乏兴趣——最流行的是明清文人，文集研究和故宫档案。

林满红回忆起她和方德万在孔飞力帐下学习时，孔飞力对文化人类学有很浓厚的兴趣，所以孔飞力对中国的理解，就更加着眼于中国的内在结构和现代的情境下的表里关系。在孔飞力的指导下，方德万和林满红的博士训练都极为注重中文文本的解读以及与文本的对话。这种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也在《潮来潮去》中有很明显的体现。

客观地说，方德万的学术根底，不是中国海关史，也不是相关的贸易史或金融史，而是中国共产党史。他的第一本专著为From Friend to Comrade: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920-1927（1991），第二本专著为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2012），都是功底深厚的军事政治史，前作着眼于共产党而后作侧重于国民党。

在方德万接触中国海关史研究之前，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收的学生当中，并没有很明显的金融史和贸易史的倾向。当时最接近方德万研究路线的学生是牛津大学的米德（Rana Mitter），他的专著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2000）和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2013）都可看出很明显的军事政治史的研究功底。

在方德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弟子中，有一位的题目恰巧与中国海关高度相关，这就是“中央研究院”的张宁。张宁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一战时期中德之间的贸易竞争》，依据的主要材料为剑桥大学收藏的中国海关贸易年报和年表。有趣的是，这个题目并非由方德万指定，张宁在前往剑桥之前，曾就读于台湾辅仁大学，当时他已经决定研究这一题目。此前他做台湾企业史，研究鸡蛋加工业，因为企业的受众开始注意到上海的外国人社群，进而走向海关史研究。

由上所述，可以清晰得见，方德万和中国海关史的研究，其实渊源甚浅。

方德万与海关的结缘

方德万与海关的结缘，发生在1999年。他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档时，副馆长马振犊请他去检查一批英文档案，确定其来源和价值，方德万发现这正是中国海关档案，而在此之前，中国海关的档案主要收藏于哈佛大学和伦敦大学亚洲学院。

虽然在发现这批档案之前，方德万可能从没想过自己会开始研究中国海关，但是他当然了解这批档案的价值。一回英国，他就找了一位年轻的副教授一起发掘这批档案。这位年轻副教授就是笔者的业师，毕可思（Robert Bickers）。

事实上，毕可思当时的研究方向也不是中国海关，而是在东亚活动的英国社群。当然，在中国活动的英籍关员，一直都是毕可思关注的重点，只是在此之前，也没有系统地研究中国海关的历史。

为了处理这批庞大（当时估计约六万宗，实际检阅后约五万六千宗）档案，2002年，由毕可思向英国的AHRC、方德万向台湾的蒋经国基金会申请经费，并获得资助。当时，方德万和毕可思两人的最大目的，就是为学界提供一块敲开中国海关史的敲门砖。

他们完成了四项重点工程：一、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编目，建立一份完全的电子化档案清单，共计五万六千份；二、建立一份完全的中国海关关员数据库，共计两万两千人；三、以中国海关年表建立贸易统计数据库，共计五百三十六万笔；四、从全部档案之中，挑选部分进行电子化，制成两百七十九卷的微缩胶卷，分为七百一十份，共七大主题。此后，他们以这四项重点工程为基础，招收博士生和博士后，就此开启西方史学界第二波中国海关史研究的高峰。

当时招收的得意门生，后来都成为各地知名的青壮史学家：例如，方德万的门生，爱丁堡大学的Felix Boecking，研究国民政府的关税政策和走私，专著为No Great Wall: Trade, Tariffs, and Nationalism in Republican China, 1927-1945（2017）；方德万的门生Ghassan Moazzin的博士论文为Networks of Capital: German Bankers and the Financial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China, 1885-1919；毕可思的门生，香港浸会大学的Catherine Ladds研究外籍关员在中国的社会文化活动，专著为Empire Careers: Working for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1854-1949（2013）。

当近代东亚史的一代宗师滨下武志看到中国海关史在西方学界的再兴时，想起自己年轻时在海关史料上下的功夫，联系到日本东洋史研究中海关派的兴衰，不禁喟然感叹，这是第二代海关史研究的发端。

《潮来潮去》的史学贡献

如果要拿中国史学界的海关史学者来比较，可能最好的比较对象就是厦门大学的陈诗启（1915-2012），但是方德万再三强调，他绝对不敢和陈诗启相提并论。虽然，陈诗启长方德万三十来岁，而且学术背景迥异，实在不能作为适当的比较对象。但是为增进中文读者对中外学界之间海关史的研究脉络的了解，仍需加以比较。

方陈两人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陈诗启的学术根底也不是中国海关史，而是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他的代表作为《明代官手工业研究》和《甲午战前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这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成果。

但是方陈两人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在厦门大学的研究脉络中，中国海关史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但是方德万的研究还是在马士-费正清的学术脉络之中。在方德万之前，已有司马富的杰出成果。与其说方德万在剑桥大学开创了中国海关史研究，倒不如说，他把中国海关史带回了剑桥大学——毕竟，中国海关史研究正是费正清在马士的指导下，从剑桥大学带到哈佛大学的。

由以上所述，读者应可了解方德万与中国海关史研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那么，这本《潮来潮去》在方德万-毕可思的研究成果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这是一本类似于中国海关通史的专著，其重要性堪比陈诗启的《中国近代海关史》，但与《中国近代海关史》不同的是，《潮来潮去》是方德万-毕可思研究团队一部分研究成果的总结，而《中国近代海关史》则是一本中国海关史的百科全书，试图涵盖所有面向。

有了这本《潮来潮去》后，任何想要了解中国海关的学者，我都会建议他先去阅读这本专著，了解整体机构的来龙去脉后，再读陈诗启的《中国近代海关史》，添补细节的知识。最后再针对有兴趣的方向，选择相应的专题著作。

中国海关史的入门第一本书，这就是《潮来潮去》的史学贡献。

《潮来潮去》的翻译水平

每个学者都知道翻译的难度之大，或许比自己动手写一本专著还要难。而《潮来潮去》的中译质量相当之高，远胜近年来国内一般英译。其中关键，还在于译者水平。

第一译者、海关学院的姚永超是复旦大学吴松弟教授的学生，吴松弟近年来整理哈佛大学所藏中国海关档案（这一批档案是在1930年代由马士赠予费正清而来），取得了重大的学术突破，使复旦隐隐有超越厦大，成为国内中国海关史研究第一重镇的势头。姚永超对中国海关史的研究，继承了吴松弟的脉络。

第二译者是伦敦大学皇家哈洛威学院的蔡维萍，她是牛津大学沈艾悌（Henrietta Harrison）教授的门生，而沈艾悌也是方德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学生，与米德、毕可思、张宁同一时期。然而，沈艾悌研究的是山西的基督教徒，不论沈艾悌还是蔡维屏，最开始的研究方向都不是中国海关史。

蔡维屏与中国海关史结缘，反而是在她博士毕业，以博士后的身份加入方德万-毕可思研究团队之后。在毕可思的指导下，蔡维屏切入中国海关史的视角与大部分海关史研究者均有不同，她从中国海关的附属机构“常关”开始（值得注意的是，1911年之前，常关并非中国海关的附属，反被视为中国海关的监督机构），这种由外而内的视角，也使得蔡维屏对邮政产生了学术兴趣，因为1911年之前，邮政也是中国海关的附属机构之一。

与其他学术翻译相比，翻译中国海关史专著要困难许多，除了掌握原文和中文的精气神、恪守信达雅的准则之外，不同于其他专题的棘手问题，就是“名词”的翻译。 中国海关作为英人管理的机构，工作语言长期以来都是英文，但作为中国政府的单位，又必须要有中文译名，因而存在将中国海关名词翻成中文，以及将中国的人事物译作英文的双向障碍。正因如此，方德法才在《潮来潮去》的“体例”中，详加说明他的拼音准则。

在此，笔者为方德万稍加解释，以便读者理解译者的困难。

中国海关之华洋关员都以英文名为准，但是华籍关员的英文名完全不是依照威妥玛拼音而来，有时采用方言发音（尤其是粤籍关员，例如，琼海关税务司林乐明为Lam Lok Ming），如果是旅外华人，就会直接用英文名（例如，副税务司周彼得为Peter L. Chow，L.应该是他的中文名），也有完全不知为何采用如此拼音的情况（例如，津海关税务司卢斌的英文名为Lu Ping）。外籍关员的中文名，常常也很棘手，因为同名的情况层出不穷（海关题名录上，外籍关员的名，只有缩写，没有全名）。

对译者而言，最伤脑筋的问题是单位的译名，同一个单位，其英文名不变，但是因为清政府、北洋政府至国民政府的更替，使得中文的对应名称产生变化。例如，Clerk在清政府时期称供事，但是在国民政府时期称税务员；Statistical Department于清政府称造册处，国民政府称之为统计科。最无奈的是，抗战时期，汪伪的岸本广吉系统和重庆系统对同一单位又有不一样的说法，例如，Staff Secretary汪伪称为人事处、重庆称为铨鈙科。

还有一个难题就是，中国海关的文件大多是英文，常常会有中文译文，方德万引用时当然是引用英文文件，翻译时则不能只译英文文件，必须找到当时的中文译文。劳心劳力，可想而知。

最后，不论方德万、姚永超和蔡维屏的英文如何流利，毕竟他们三人的母语都不是英文。换言之，由非英文母语的学者写的专著，再由非英文母语的译者转译，自然多少会产生一些隔阂。然而，长期埋首于中国海关研究的姚、蔡两位译者，以自己的专业素养，以及对方德万与《潮来潮去》的敬重，使得此书的翻译成为未来翻译西文原著的典范。

改变了中国史研究进程的一段插曲

进入中国海关史，不只是开创一个新题目，而是改变自己的研究视野。为何笔者有如此观察，要从方德万的业师孔飞力和其祖师费正清说起。

费正清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就是扎根于中国海关史的研究，在这个中英共同治理的机构中，费正清观察到近代中国史的一大规律：中国不停地在回应西方对中国的冲击。这就是有名的“冲击回应论”的起源。也因为中国海关的清廉高效，费正清相信，西方冲击确实是让中国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重要推力。

有趣的是，此观点的最大挑战就是来自于他的学生，方德万的业师孔飞力，中国中心观（China centred perspective）的一代宗师。他的成名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正是深耕于中文基础史料才能写出的杰作。与孔飞力相仿佛，方德万一直使用最原始的中文档案研究国共两党。但是一旦开始研究中国海关（这是费正清时代的题目），就代表着走上一条极为陌生的道路。成名之后，有勇气另起炉灶的学者，在史学界并不多见。

不仅如此，方德万也没有敝帚自珍的习气，他最大的目标就是把中国海关史推广给全世界，所以方德万-毕可思团队在研究之初，就建立了三大研究数据库，将之作为学界同仁最重要的研究入门工具。在如今讲究出版短平快、研究领域壁垒森严的学术氛围之下，实属难能可贵。如果一位外国史学家对中国史的研究能有如此视野、胸襟，那么研究本国史的国内学者，需要追赶的可能不仅是其学术成果，更包括治学态度。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方德万就已成为世界一流的军事政治史学家。但是，他在看到极其珍贵的海关历史档案之后，这个贸易史和金融史的门外汉，却义无反顾地在海关史研究当中投入了将近二十年的精力。从务实的角度来说，这二十年中，如果方德万继续研究政治军事史，收获可能远不止于他在中国海关史所取得的成果。而从方德万的新书China at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 1937-1952（2017）来看，他应该又回到了原本的政治军事史领域。中国海关史研究成了他人生中的一段插曲。但是这段插曲，改变了中国史研究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