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枕流之声｜乔奇、孙景路之女徐东丁：我是一个有根的人

枕流公寓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华山路699、731号，是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单位。公寓建于1930年，业主为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由美商哈沙德洋行设计，华商馥记营造厂施工，建筑采用折中主义风格，时因设施高档齐备、名人汇聚，有“海上名楼”之称。

整个公寓项目占地7970平方米，其中花园面积2500平方米，建筑占地979平方米，地上7层，地下1层，初建成时共约40套住房。公寓平面由内部式、外廊式和跃层式等单元组成，一至五层每层6-7套，设二室户约80平方米、三室户约100平方米和四室户约150平方米。六至七层为跃层，设有五室户和七室户，在当时上海公寓中颇为少见。

1949年以后这里空置的房间被分配给高级知识分子居住，知名住户包括报人徐铸成，导演朱端钧，作家周而复、峻青、王慕兰，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画家沈柔坚，三栖明星周璇，影剧表演艺术家乔奇和孙景路夫妇、孙道临、徐幸，越剧表演艺术家傅全香、范瑞娟、王文娟等。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联合候车式文化工作室、上海市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共同推出“枕流之声”系列稿件，以口述历史呈现枕流公寓内十余个家庭跨越七十年的悲欢离合，并根据口述史料通过图形建模还原1930年代枕流公寓的建筑特征，记录人与建筑共同书写的城市历史。

徐东丁，影剧表演艺术家乔奇和孙景路之女，1957年出生于华山路699号，原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导演

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梦？

访问员：东东老师您好！您是在枕流公寓出生的吗？

徐东丁：对，我是在枕流出生的。爸爸妈妈搬进来没多久，我就出生了，一直住到现在，六十几年啦。我爸爸说，我妈妈当时已经超过了预产期，他们不搬进来我就不肯出来。

访问员：哈哈，那是几几年的事情啊？

徐东丁：1957年的夏季。当时我父亲正好在对面的上戏参加一个苏联专家的培训班。我母亲是电影演员，怀孕了没办法拍戏，所以去当旁听生，也兼台词课的老师，教过焦晃老师那一届。所以焦晃老师一直说：“我是看着你出生哒，我是抱过你哒哈哈哈”。

访问员：你这还没出生，就去上培训课了。那当时父母为什么会选择搬到这儿，您知道原因吗？

徐东丁：当时是这样的。我父母结婚后住在衡山路高安路口的集雅公寓，但因为双方老人都需要照顾，所以想找一处大的地方搬到一起。上戏的朱端钧爷爷就跟我爸说，他隔壁有套房子是空着的，有四大间，挺大的，让他们来看一看。我爸爸妈妈来看过之后，觉得两家的老人都过来也够住，所以就拿三个不同地方的房子交给公家，换到这里来，这样子一大家子就能住在一起了。

访问员：那当时房间是怎么分配的啊？

徐东丁：我父母（住）一个房间，我奶奶带我住一间，我外婆带着我姐姐住一间，然后还有一间是大客厅。

壁炉前的全家福：坐在奶奶身上的徐东丁、父亲乔奇（最后排）、母亲孙景路（三排左一）、外婆、姐姐和大姨妈

访问员：您对这个房子还有什么印象吗？里面是什么样子的，你们平时吃饭怎么吃，洗澡怎么洗，还有印象吗？

徐东丁：枕流公寓有个特点，每一层的房间格局都是不一样的。同样一个户号，在不同的楼层，要么户型完全不同，要么户型差不多，但是有的多一间，有的少一间。我们住的房子除了4个房间以外，还有厨房、洗衣房和2个储藏室。2个卫生间都是套在卧室里边的。所以说到洗澡，据说最早的时候是靠公寓地下的锅炉房供热水的，但我自己没有经历过。小花园里有一个巨大的烟囱，从地下室一直通到上面，我们小时候一直在那儿玩。后来没有了，拆掉了。这个烟囱很有意思，虽然我没有使用过它，但是我知道我们大楼里那些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小朋友，对它的记忆都很深刻。因为其实有很多幻想，你知道吧？就是到现在我们聊起来都还是会说：“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梦啊？”都有。是什么梦呢？就是这个大的烟囱，里边是很神秘的，不知道有什么，而且它是通向地下室的。地下室我们小时候都进去玩过，里面有很多作废的设施，但都很大。小时候就感觉那个里面肯定是很神秘的，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想法。直到现在，我们小时候要好的这帮小伙伴每年还有一两次聚会，就会说到这个事儿。

1963年，徐东丁与大烟囱合照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是，这个大楼的电梯。我们699号和731号正面看是一整个大楼，但是实际上当中是分开而且根本就无法互通的，两边的电梯也不通。只有哪里通呢？只有楼顶。但是在我们小小的心灵当中，可能有一种潜意识，希望它是通的。所以在我们的梦里边，电梯到了某一层是可以横着走的。这个梦也是这几年我们小朋友重逢的时候说起，原来很多人都有过这个梦，很有意思。这两年有一本小说，写枕流公寓的，我就买来看，因为想在里面找到自己熟悉的影子，找到自己不知道的故事。

访问员：那您对花园还有什么印象吗？

徐东丁：花园当然有印象啦！花园是我们从小玩的地方嘛。我们这一批，女孩子很多，男孩子都比我们大出好几岁。所以等到我们在这儿玩的时候，他们都已经长大了，跟我们玩不到一起去了。小时候玩儿的最频繁最多的是“老鹰捉小鸡”和“勇敢者道路”。十几个女孩子大大小小，奔跑在草地上，从一个阳台爬到另一个阳台，几乎每天如此，乐此不疲。因为当时我们家住一楼，所以我爸爸妈妈说，我是从第一个人一起玩，一直玩到所有人都回家了，然后等第二批来，接着玩。一直玩到天都黑了，窗口里要叫：“东东啊，回来啦，人家都走光啦。”然后我才回去，因为我家最近嘛。所以从小就是在院子里长大的。

1960年代初，徐东丁（右一）和导演朱端钧的孙女小金玲在枕流花园喷水池旁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听说要把花园改成水稻田，大家都很害怕，好在后来没有实现。当时还听说要在七楼以上再盖两层。后来为什么没盖呢？因为枕流公寓的蓝图没有找到，那所有建筑参数不知道，就没办法盖了。这是因祸得福了。复兴西路永福路口的良友公寓就加盖了两层，公寓没有电梯，顶上两层的住户要走上去还挺吃力的。房子还有漏水的问题，苦不堪言。但是我们这里“文革”的时候有一件什么事情是大家都做的呢？做砖头，很专业的。那时候“备战备荒为人民”……家家户户的男丁都要出来，像我爸爸、朱端钧爷爷，外面纪念墙上写的名人们，都是出来做过砖头的。（他们）到了周末要去领泥，然后就在那边水泥地上砸，跟和面一样，要把泥砸熟砸透了。然后有一个专门做砖的模子，把砸好的泥放进去，用钢丝这么一拉。泥块弄好就一排一排码平了放，吹干之后把架子拆开，就是泥砖。这个泥砖要运到对过戏剧学院。戏剧学院当时盖了很多烧砖的窑，（泥砖）就在那儿烧。烧出来的是红砖，那时候好像是用来盖防空洞的。“广积粮，深挖洞”嘛。我们这底下本来就有防空洞，但是那个时候真的又开始挖防空洞了。当时据说我们这儿的地下室是可以一直通到常熟路100弄的歌剧院的。我们下去走过，有点吓人，就没走到底。走出这个大楼所在范围的地下室之后有一道铁门，像看二战的影片一样，（门板）非常厚，咣……一拉都有那种声音哦。然后再往前走过两道铁门，就不敢再过去了。实在太害怕了，因为也没人。但是当时的设施弄得还真的是不错的，有开关，一路上都有电灯。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访问员：这么长一条通道，里面的灯是长亮的还是去开才亮的呀？

徐东丁：你去开，就能亮，但是要走到（开关）那儿才能开到灯啊。然后你顺着那个余光，走到前面又黑了，所以后来没有再过去。

勇敢者的道路

访问员：您小的时候会去邻居家串门吗？

徐东丁：当然有啊，我们相互之间都串门的啊。我们那一代人，家家户户之间都非常了解。就像刚刚说到的，外面纪念墙上写的那些文人墨客，有艺术家，有医生、教授，有企业家，有的和我爸爸妈妈年纪差不多，有的年纪稍微大一点，像朱端钧老师、叶以群老师，大家住在这儿，相互之间都是比较信任的。刚刚解放不久，和平时代，大家对共产主义的追求都很统一，那时候真的是很统一。所以孩子们也没有太多争锋相对的事情，非常和睦。孙道临老师也在我们大楼住过，他们住在43室。这个43室，很有故事，因为换了很多主人。孙道临老师搬到武康大楼去之后，住的是陈铁迪阿姨，后来是工程师李国豪先生。

访问员：这些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那有哪个小朋友家你是常去的呀？

徐东丁：都常去啊，哈哈哈，我们家他们也常来。我们几个好朋友差不多大，上学都很近，就在隔壁的华二小学。我们大楼里的小朋友都在那里上学。有的是同班的，有的是高我们一班的。所以当时，我们一帮小朋友在一起，都挺快乐的。

1960年代枕流公寓里部分小朋友合影。后排左起：徐东丁、蔡千红、蔡定芳；前排左起：张德华张瑞华姐妹、金通澍、沈黎

访问员：那你们每天的日常是什么样的，还能记得起来吗？早上一起上学，下午一起放学吗？

徐东丁：哦不，都是自己去自己回来，谁功课做好了就在院子里玩。那个时候花园里没有树，不遮挡视线，所有的人家都能看见院子里有谁在，然后自己就下来了。或者自己一个人玩，没人下来的时候会叫的呀，叫谁谁谁的名字，我们都是这样叫的。那天，我在家里晾衣服，沈黎在她家看到我就叫我，我吓了一跳呢，因为已经很久不叫了。我现在就可以叫沈黎，她如果能听见，就会开窗。

访问员：那你以前怎么找沈黎老师玩呀？会搭电梯吗？

徐东丁：很少搭电梯。那个时候电梯是有人开的。有一组开电梯的（工人），他们都是房管所的职工。一个叫老金伯伯，一个叫梁阿姨，还有一个叫徐阿姨。他们都是陪伴着我们长大的长辈啊，现在大概都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的记忆里会永远记着他们的。

访问员：那您能描述一下这几位电梯工吗？他们都是什么样子的呢？

徐东丁：当然可以了。那个老金伯伯，他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以前，如果你要坐电梯，进来以后，他看你（一个人），他是不开的，一定要等到第二个人。他要让你等一会儿，特别是小朋友，因为要节约用电嘛。3楼以下的，他就让你自己走上去。然后他们分两班，早上6:30到11:30（一班）。中午没有电梯的，上下楼梯就得自己走了。下午4:30到晚上10:30（一班）。所以我们要找楼上的小朋友玩，都是靠喊的。一喊就下来了呀。小朋友都是走下来的，不然老金伯伯要讲的。

访问员：以前有什么样的节日或者活动你们特别期待？

徐东丁：熏蚊子呀。夏天吃完晚饭以后，居委会会发熏蚊子的药。每家拿个盆，弄点草纸，把那个药浇在上面。好像是66粉还是敌敌畏，有毒的。把门窗都关上，每个房间都放一盆，点上火以后熏，家里人都出来。我们小朋友就到花园里，开心得不得了。有一个好玩的事儿就是抓蚊子。拿个脸盆，用水打湿，上面抹一层肥皂沫。就在树底下这么一挥一甩，什么蚊子啊小虫啊，就都抓到了。我们这一代小朋友里边有个头儿，叫金通澍。她会组织大家在院子里表演小节目，家长们就拿个蒲扇在边上看。节目演完了，我们还在玩儿，家长就先回去开门通风，弄得差不多了，就叫你回去睡觉了。

访问员：你们都会表演什么节目呢？

徐东丁：具体的就不记得了，什么唱个歌跳个舞啊朗诵啊什么都会有，家长们就在这里看。然后再大一点，我们就玩一个叫“勇敢者的道路”，自己起的（名字）。我们枕流公寓的女孩子都很要强，像男孩子一样。你看，这些阳台不是突出来这么一小格一小格的吗？我们就一路扒着从最北边的这家阳台爬到最南边，翻墙跳出去，然后从大门口跑到这儿，算一圈。我们都是这样玩的，比较野。所以后来“文革”的时候，有人欺负我们，我们都是黑崽子啊，我们都直接跟人干架。因为那个时候家长不在身边，没人保护你，只有你自己保护自己。

枕流公寓当年最要好的四个朋友。左起：范苏敏，张春玲，金通澍，徐东丁

妈妈说：我现在就是葱花儿，哪里都可以撒一点

访问员：“文革”的时候，有什么事情是令您印象深刻的？

徐东丁：记得“文革”以后，我妈妈从隔离状态被放回家。那时候我大概读初二还是初三吧，在保温瓶三厂学工。有个高年级同学跑来叫我：“东东，东东，你快回家，你妈妈回来了！”一开始我不相信，因为感觉这个妈妈已经不知道在哪里叻，反正是给关起来了嘛。但是她这一说，我还是跟着一起往回跑。当时爸爸也被关着，奶奶1969年的时候已经去世了，家里只有一个半身不遂的外婆，她不可能起来开门，所以我就赶紧跑回来。

1960年代初，徐东丁和母亲孙景路摄于枕流花园

我们家外面是一条很长很长的走廊。我从那儿一进去，就看到我妈妈背对着我在等。她听到声音，回过头来看，一看是我，两个人都愣住了，其实她已经不认识我了。因为我妈妈关进去的时候“文革”刚开始，我9岁。她出来再看到我的时候，我14岁了，又瘦又高的个子，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大姑娘了。然后我也愣了一下。我印象当中妈妈是很清瘦的，但看到的时候呢，好像比原来胖了，后来才知道她吃了很多激素的药，浮肿了。关键也是有五年没有看到自己的妈妈，这一下子见到了就觉得不敢相信。但是，我的内心告诉自己：这个是我的妈妈。然后我就慢慢走过去，把门开开。我们家四间房，三间贴了封条，就剩下最里面一间，我外婆住。我就奔进去说：“外婆，我妈妈回来了。”外婆回头看了半天，也愣了。然后，她叫出我妈妈的名字：“孙景路啊！”这就是我们在枕流公寓里的悲欢离合吧。

访问员：在您爸爸妈妈离开之前，有感觉到家里的气氛有一些不对头吗？

徐东丁：没有，我那时候才9岁啊，没觉得有什么异样。

访问员：就是觉得生活还是像原本那样欢乐，突然在某一天就戛然而止了？

徐东丁：对，就戛然而止了。生活就是这样的，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说“文革”，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留下了很多创伤。但是呢，我爸爸妈妈都是很乐观的人。他们回来以后没有自暴自弃或者怨天怨地，还是非常积极向上地、非常努力地工作，希望能够弥补失去的十年的岁月。十年，对演员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但这十年就这么荒废了，也吃了很多苦。我妈妈在“文革”结束后拍了很多电影，她说我不在乎要继续演女主角，现在年纪大了，就是葱花儿，哪里都可以撒一点。所以她就演各种丈母娘啊、妈妈啊、老太太啊，讲理的不讲理的她都演。谁找她，她都演，她非常乐意去从事她自己喜爱的工作。

访问员：您妈妈解放前在香港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吧？

徐东丁：是的，1939年去的香港。《孤岛天堂》《风雪夜归人》《再相逢》等等这些早期的作品就是在香港拍的。内地刚解放的时候，我妈妈说：我要回去了。好像也不止她一个人，很多人都回来了。不因为什么，纯粹就是因为爱国。因为最近这几天我正好在整理我妈妈的一些笔记，她是1951年回来的，参加了“联影”（即国营联合电影制片厂）。“联影”是由当时上海所谓的八大私营电影厂合并而成的，后来成立没多久又并到了新成立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所以她回来以后基本就是在上影厂工作。

终于圆了当演员的这个梦

访问员：您在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走上表演艺术的这条道路？

徐东丁：也没有特意去想，但是从小就看爸爸妈妈他们排戏，可能有很多东西还是继承了父母的特性的。戏剧舞台艺术、电影艺术、戏曲等等，都是相通的。我觉得不是说特意要去干嘛，是因为从小就接触这个，你周围的兄长姐妹、老师、朋友、你爸爸妈妈的朋友聊的都是这个，所以比起其他人你接触得更早，潜移默化的东西更多。

访问员：您通常去哪里看他们排戏啊？

徐东丁：爸爸那儿比较少，妈妈那儿就常去。我妈妈是上影演员剧团的演员，他们剧团经常会排一些小话剧，因为要通过实践不断地锻炼演员，深化他们对舞台艺术的感受。记得小时候，我去看他们排戏，我妈妈当时跟梁波罗老师排一出小的独幕剧叫《破旧的别墅》。到现在，梁波罗老师还会说：“你这么小，就来看我们排戏，还会提意见。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的。”我那时候大概4、5岁，所以真的就是潜移默化的。

孙景路（右一）和梁波罗排练独幕话剧《破旧的别墅》剧照

访问员：您当时加入装甲兵宣传队是机缘巧合吗？

徐东丁：这是一个很好玩的故事。“文革”结束我爸爸妈妈被放回来以后，有的时候有人会来找他们上课，学学朗诵啊什么的，那么我就顺手学了一点。中学毕业以后，我被分在针织六厂做缝纫工，那肯定是不安心的。间中也参加工人文化宫的舞蹈班、话剧班。1973年，我考上了前线话剧团，但因为父母的问题政审不通过，因为历史遗留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就到处考，东海舰队也考，考上了又是政审不通过，所以很灰心。

后来，我最要好的朋友想考文工团，工厂里一个师傅的女儿也想考。那个师傅托我说：“东东啊，你看哪里招生哦，我女儿想考，你带她去考考。” 我就陪她们两个人去考了。考试一般是唱个歌啊，跳个舞啊，朗诵一段啊什么的。最后，考官对我说：“你也来一段吧。”我就朗诵了一段。他们就说要我，我说：“我可能不行，政审通不过。”考官跟我说：“我们是野战军坦克十师，是按照服兵役走的，公民参军是义务，政审会通过。”最后接到入伍通知书，部队要了我和我朋友。就这样，我们俩就一起参军了。

徐东丁（左一）和好友汤莉萍的入伍照片

访问员：当时去参军的这个决定家里都支持吗？

徐东丁：我自己有这个主观愿望，就是想改变生活的轨迹。我妈妈是支持我的，因为她从小就是跑江湖的，大概十三四岁就跟着剧团跑码头了。所以她觉得，出去闯闯无所谓，是应该的。而我爸爸有点舍不得我去当兵，他一直怪我妈妈放我出去，怕我以后回不了上海。我爸爸还是一个很仔细的人，他把我离开上海的那天的台历留下来，我一直留到现在。是1977年12月15号，他在台历上写着：东东参军日。

徐东丁参军当天，父亲乔奇手迹和保留下的日历页

访问员：1977年你几岁啦？十几二十岁吧。

徐东丁：1977年正好20呀，20岁当的兵。那天大概是中午拿到通知，第二天早上6点钟就要出发去南京。我和好朋友在曹家渡，一人买了一个行李包，买了一个肥皂盒，晚上回来收拾一下行李，第二天就上了火车。那个时候没快车，哐铛哐铛一路向西北方向开。当时招的那一批兵总共有15个人，9个男的，6个女的。我们是年龄最大的，另外的都比我们小，最小的就14岁。关键是路上，快到南京站了，我们都起来拿行李。带兵的赵干事稳坐在那儿，说还没到呢。我说：“南京到了啊。”他说：“我们在郊区，下一站。”我想也对，部队在郊区也很正常咯，那么又坐下来。哐铛哐铛哐铛，南京再过去是南京东，他还不动。“还没到啊？”“还没到没到，下一站。”最后开了好久，终于到了一站叫三界，他才开口说到了。我们拿着行李下去，火车哐铛就开走了。关键是火车一开走，我发现旁边除了一个卖票的小房子什么都没有，就剩一根铁路。早上6点钟出发的，到安徽三界，天都快黑了。然后上了一辆军绿色的部队大巴，一路开。边上的房子都是黄泥砌的，墙身很厚，上面只有一个窗洞，窗洞上正好够放一盏煤油灯。那儿的老百姓连电灯都没有。我们很紧张，所有人一路上都不说话。这车就往里边开，后来总算是开到军营了，下来一看，还挺气派的。这就是我们去当兵的一路。现在我们跟那位赵干事还一直有联系，经常跟他开玩笑说他把我们“骗”到了三界。那时候全军汇演非常火，很多单位都要拿好的节目去挣奖，因此在上海招了我们几个文艺兵。但我们宣传队没有正式编制，女生们都被放到了师部医院，所以我还当上了卫生兵；那些男生是招的体育兵，都是打篮球的运动员小将，他们被安排进了修理营、防化营什么的。

访问员：那是一直呆在三界这个地方吗？还是到处跑的啊？

徐东丁：坦克十师一直在三界这个地方。后来，南京军区要办一个科技展览，每个兵种都要有自己的讲解员，坦克部队要宣传自己先进的武器啊什么的，我就被选到了南京军区。在南京做讲解员的时候，前线话剧团的人知道了，就说：“你怎么到这儿啦？已经当了兵啦？那就把你调过来吧。”这就跳过了政审的问题。所以当完讲解员以后，我就被直接军调，进了前线话剧团。终于圆了当演员的这个梦了。

访问员：条条大路通罗马呀。那么到了前线话剧团，有没有碰到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徐东丁：有啊，就找到我们家崔杰这个老公啦哈哈哈。我们俩是一个班的战友，天天在一起，出操啊、学习啊、排练啊、演出啊，所以彼此身上的缺点优点，一早就知道，结婚后也不会吵吵闹闹的。前线话剧团我呆了7年。

访问员：你们是几几年结婚的啊？

徐东丁：我是84年转业回来的，同年结的婚。崔老师在前线又多呆了好几年，总共呆了十几年。

徐东丁和丈夫崔杰在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时的军装照

访问员：你们的女儿是几几年出生的？

徐东丁：她属老虎的。

访问员：那就是说在她出生没多久，您母亲就过世了。

徐东丁：对，我妈妈过世的时候我女儿才3岁。我妈妈很喜欢她，只是相处的时间太短了。虽然我们一直给她灌输外婆是很了不起的，但3岁，能有多少记忆呢？最多就是看看照片啊。好在我觉得，我爸爸妈妈从事的这项工作，留下了很多影视作品。对我们来说，就是永久的纪念。我从来不觉得他们离我很远，因为想他们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所以相比起其他的家庭，我觉得我们家对于这种伤痛，是可以弥补的。大概也是我的阿Q精神吧。

访问员：现在还会看看他们的片子吗？

徐东丁：会啊，会的。

1992年春，徐东丁一家四口在枕流公寓花园里

访问员：您父母在您眼中是怎样的人呢？可以简略地描述一下吗？

徐东丁：我的父母是非常正直的。人家说我爸爸是个老实人、孝子。他确实对我奶奶非常非常孝顺。他对艺术又是非常执着，非常热爱演艺的工作。我妈妈也是，她从小就是，对表演艺术充满了爱，对观众充满了爱。父亲去世了以后，我当时考虑到底是把他葬在上海的福寿园还是放到苏州那个老的墓地。后来，我去看了福寿园以后，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觉得放在那儿，他们的观众可以经常看到他们，也可以给这些观众留下一个很好的可以怀念他们的地方吧。所以我后来就把我妈妈迁过来，和我爸爸合葬在福寿园的墓地里。有时候过去看，会发现墓前放了一枝花，我想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最好的安慰吧。

访问员：二老在天有灵。东东老师，枕流公寓是在1930年代建成的，到现在有90多年的历史了。你们家是从1957年搬进来一直住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年了。那么，这栋公寓对于您个人或者对您的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它代表一些什么呢？

徐东丁：对我来说，枕流公寓就是我的家呀。我们家从来没有经历过很大的搬迁。2000年的时候，我们想把这儿的房子装修一下，因为有漏水又有蚁害的问题，所以就搬去桂林路附近暂住了几个月。我爸爸当时到处给人家打电话说：“我住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啊！”这大概是最大的一次动荡了，后来装修完就搬回来了，所以六十几年几乎都是住在这里的。去国外旅游办签证的时候要填家庭住址，我总是填同一个地址。有时候想想几十年都住在同一个地方，我是一个有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