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了解先秦政治思想？梁启超100年前在课上的这番话振聋发聩

1922年，梁启超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东南大学等高校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什么要讲授古老的中国先圣政治思想？对于一直致力于救亡图存、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的梁任公而言，并非在故纸堆里做旧学问那么简单。

梁启超（1873—1929）

感于当时政治之混乱、主义之横行，梁启超认识到对青年的政治教育尤为重要，“养成国民人格为政治上第一义”，而“这问题不是政治家所能解决，独有教育家才能解决”。梁启超正是担起了这样的责任，从讲授“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先秦先哲政治思想入手，希望以此唤醒国民意识，“以药现代时敝于万一”。

在《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论第一章，梁启超阐明了这一问题的价值所在。为方便读者了解任公思想重点，原书中加圈点符号的文字在下文以加粗形式展现。

窃尝论之：

中国文明，产生于大平原。其民族器度伟大，有广纳众流之概。故极平实与极诡异之学说，同时并起，能并育而不相害。其人又极富于弹力性，许多表面上不兼容之理论及制度，能巧于运用，调和焉以冶诸一炉。

此种国民所产之思想及其思想所陶铸而成之国民意识，无论其长短得失如何，要之在全人类文化中，自有其不朽之位置，可断言也。夫绝对的真理之有无，学者久已疑之。理论上且有然，若夫理论之演为制度者，其是非盖益幻赜而不易究诘。

《中国政治思想史序论纲要》稿本

欧洲近一二百年，政治学说、生计学说之标新领异，几使人应接不暇。种种学说，亦泰半已经次第实现以成制度。

然每一主义之昌，未尝不有极大之流弊踵乎其后；至今日则其人深陷于怀疑恼闷之渊，举凡前此所安习之制度，悉根本摇动；欲舍其旧而新是谋，则皇皇然若求亡子而未得也。

我先民所诒我之思想，虽或未成熟，或久中断；搜剔而磨洗之，又安见不龟手之药终无益于人国也。由此言之，本问题之价值可以见矣。

《先秦政治思想史》稿本

平心论之，价值之为物，本非绝对的不变的，吾侪殊不必妄自尊大，谓吾所有者必有以愈于人；更不宜讳疾忌医，掩护其所短以自窒进步。但尤有一义当知者，本国人对于本国政治思想，不惟其优良者有研究价值，即其窳劣者亦有研究价值。

盖现代社会，本由多世遗传共业所构成。此种共业之集积完成，半缘制度，半缘思想，而思想又为制度之源泉。过去思想，常以历史的无上权威无形中支配现代人，以形成所谓国民意识者。政治及其他一切设施，非通过国民意识之一关，断不能有效。

质言之，非民众积极的要求或消极的承诺之政治，则不能一日存在。

《先秦政治思想史》之英译本

近二十年来，我国人汲汲于移植欧洲政治制度；一制度不效，又顾而之他。若立宪，若共和，若联邦，若苏维埃……凡人所曾行者，几欲一一取而试验之，然而名实相缪，治丝愈棼。盖制度不植基于国民意识之上，譬犹掇邻圃之繁花，施吾家之老干，其不能荣育宜也。

《先秦政治思想史》之法译本

最近穷而思返，先觉者始揭改造思想之旗以相号召。虽然，改造云者，不惟其破坏也而惟其建设。欲革去一旧思想，必须有一新思想焉足餍人心者以代之。否则全社会陷于怀疑与虚无，结果仍让彼有传统的惰力之旧思想占优势耳。

而新思想建设之大业——据吾所确信者，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合理的箴砭洗炼。

信如是也，则我国过去政治思想，虽其中一部分对于世界无甚价值者，就吾国人立脚点言之，其价值不可蔑视明矣。

《先秦政治思想史》之日译本

（上文节选自《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论》第一章“本问题之价值”，标题为编辑所拟，分段有调整）

《先秦政治思想史》（梁启超文集）

梁启超 著 俞国林 校

繁体横排

32开 精装

978-7-101-15644-7

原标题：《为什么要了解先秦政治思想？梁启超100年前在课上的这番话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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