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默｜忏庵其人和他的“至暗时刻”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一般印象：诗歌自以唐诗为冠，清代则以小说出名，诗歌虽然家数林立，数量庞大，但似“无足观也”。清末文廷式即认为清诗“未逮元明，不论唐宋也”（《闻尘偶记》），梁启超也说清代“以言夫诗，真可谓衰落已极”（《清代学术概论》）。但这实在是一种偏见。文、梁二人主要生活在清末民国（文廷式主要在清末），于本朝文学戴着批判的有色眼镜，有所贬抑，厚古薄今，人之常情。后世研治清诗的有识之士，在突破了时代局限之后，大多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如清诗研究大家钱仲联先生就认为清诗成就极高，他在《清诗三百首》的序言中就说：“（清诗）在总结明代复古逆流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继承发展前代遗产的实践中，在二百六十多年的社会现实的土壤上，开出了超明越元、抗衡唐宋的新局面。”把清诗的地位，一下子拔高到了超越元明，比肩唐宋的高度。他还编纂了《清诗精华录》《清诗三百首》等书，选择清代各时期名家的代表作，以期世人能对清诗有一个更清晰而正确的印象。

钱仲联选编《清诗三百首》

实际上，钱先生对清诗的推重与普及清诗的努力，早在民国时期，即有异代同调者。广益书局1941年曾出版过一本《清千家诗》，该书模仿谢枋得与王相所编的《千家诗》，收有清一代诗人之五七言律诗与绝句，共五百零一首，所选诗人从清初的王夫之、孙奇逢到清末的翁同龢、宝廷，几乎涵括了整个清代诗坛，每位诗人皆附简介。所选虽仅限于律绝，但二体较易成诵，倒是一本不错的、可以了解清代诗人诗作概貌的基础读物。该书署名编选者为“忏庵”，在自序中，他也对清诗做出了极高的评价：“清代诗学之盛，踵美唐宋，二百六十八年之际，名家巨子，风起云蒸，才力纵横，角胜坛坫，洵彬彬乎！”也认为清诗地位比肩唐宋诗，真可谓与仲联先生英雄所见略同了。

忏庵编选《清千家诗》

该书仅署“忏庵”，前有自序与夏敬观序，但二序皆未提及作者姓甚名谁。仅夏序言作者“今六十余矣”，则知作者出生，当在1871到1881年前后，即晚清之同治光绪年间。王睿著《民国诗学著作考述》（收入曹辛华、钟振振主编：《民国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认为此编者忏庵是中国能诗的植物学家胡先骕。先骕虽号忏庵，但出生于1894年，1941年仅五十岁不到，并不能称“六十余矣”。因此，这个忏庵并不可能是胡先骕。此考实误。近代另一位有名的忏庵，是廖恩焘，恩焘为廖仲恺胞兄，晚清民国著名的外交官，善填词，亦以能词故，与夏敬观有所交游。但廖氏出生于1865年，1941年时已七十余，也不可以说是“六十余矣”了。

那么，编纂此书的“忏庵”究竟是谁？从该书本身与其相关记载入手考察，似已走入了死胡同。但所幸另一本同是1941年出版的诗歌选本《闺范诗》为我们提供了线索，令我们得以旁敲侧击，找到答案：该书为世界书局出版，亦署“忏庵”编，且自序之后，署名与《清千家诗》如出一辙，皆是“忏庵谨叙于莲华精舍”。如此可知二书编者为一人无疑。而《闺范诗》所选是清代的女性诗歌，是一部典型的女性文学选本，因此该书竟为胡文楷先生《历代妇女著述考》著录，且注明作者为“任心白”，并云：“心白字忏庵，浙江绍兴人。”胡文楷与任心白为老相识，《历代妇女著述考》的自序中就说，正是由于任心白的关系，胡文楷才认识了顾廷龙，并入上海合众图书馆从事了一段时间编目工作。如此《清千家诗》的编者“忏庵”定是任心白无疑了。

读其书，不可不知其人，这是先哲之训。有关任心白的生平，在一些民国历史文化的书籍中偶有提及，多是一笔带过，并无专门介绍者。只知道他曾供职于商务印书馆，又是一位笃信佛教的居士，为南京的佛教慈幼院组建出过一份力。考诸民国报章，1941年第三期《上海生活》，刊载任心白《六十自讼》一文，文章为心白自撰，对他的生平叙述最为详细可靠。他一生的行迹，可称丰富多彩，颇有可观，故结合其他史料，于此略陈一二。

任心白《六十自讼》

心白出生于绍兴农家，幼年即失去双亲，跟随外祖父孙士达（竹堂）生活，孙士达曾是曾国藩幕僚，后任天津海关道，又入总理衙门任职，是李鸿章的亲信。后心白的外祖父母相继去世，他只能又去广西投靠姨丈，时任广西巡防军统领的汪瑞闿（颉荀，入民国后为第一任江西民政长）成为他的幕僚。后又追随他调任江西、江苏、上海等地。光绪三十三年，瑞澂（恕斋）任江苏布政使，幕府需人，心白又由人介绍入瑞澂幕府，瑞澂幕中，有名者如诸宗元（贞壮），心白皆与其有交往，又因之认识了后来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李宣龚。1909年（宣统元年），瑞澂任湖广总督，任心白也跟着他一起来到了湖北。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瑞澂只得弃城，逃亡上海，心白亦随之。此后清政府倒台，瑞澂卧病，心白短暂追随过夏翊宸（辅宜）在江皖一带赈灾，不久之后，又受时任东海关监督的王潜刚（公度）之邀，北上烟台。

1915年，心白返沪，听闻李宣龚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便恳请加入商务印书馆。心白笃信佛教，在馆中除了处理日常事务外，亦着力于佛教典籍的刊印，曾组织、集资出版过陶子麟仿宋刻本金刚经、心经、净土四经、法华三经等，又编辑刊印了很多净土宗的经典。可以说，商务印书馆佛教典籍的出版，正是任心白开创的。

因在商务印书馆组织编印佛教典籍，心白得以结识民国著名的高僧、净土宗的印光法师，以及与他交好的冯煦（蒿庵）、魏家骅（梅荪）等人。印光大师佛法湛深，以出世之精神为入世度生的事业，率领弟子与居士王震（一亭）、沈辉（惺叔）等人发起江苏监狱感化会，由印光弟子邓际昌（璞君）、戚则周等主讲，以期用佛法感化囚犯，改善社会风气。心白亦豫其事，任总务，并为感化会辑印感化录等。但不久，因“政府规定三民主义为教诲主体，感化会遂告结束”。

1923年，印光法师、冯煦、邓际昌等又拟于南京三汊河建放生念佛道场。此时，任心白提议，可再创办一佛教慈幼院，收留教养孤儿，积德修业，推广佛教慈善事业。建议得到响应，心白便放弃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来到南京，全力筹办佛教慈幼院。慈幼院建成后，由印光法师担任名誉院长，但此后数年，主持院务的主要还是任心白，直到一切事务安排妥当后，心白才又离开南京，回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继续工作。

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起，日军轰炸上海，主要的火力便集中在闸北区华界，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全部被炸毁，而时在商务印书馆中任职的任心白可谓遇到了他人生的“至暗时刻”，在《六十自讼》中，他如此描述这一段黑暗而难忘的人生经历：

一二八国难，勤甫四弟方在惠中旅舍任帐席，先日来舍，嘱余检理箱笼，挈眷暂避，余以公司镇定如常，私人何必轻举，故坚决未动。夜半，枪炮声起，飞机继出，左近房屋，有炸毁者，不得已约同丁英桂、丁善夫、李西庚、倪翊唐诸先生，于次晨扶老携幼，向租界奔避，铁网四布，无路可通，相约改向大场真如暂避，幸有一乡人，指导梵王渡可通租界，沿中山路而进，迨抵惠中，已午餐后矣。弟兄聚首，惊喜交集，其时设避大场，(似漏“该”字)处已列战区，无法可达安全，同人携资无多，势必颠沛流离，至今追思，犹有余怖。

1932年，轰炸后的上海商务印书馆。

其实，轰炸之前，已有亲友提醒劝他暂避，但任心白认为“公司镇定如常”，出于对国事时局的自信，他“坚决未动”，谁知当夜日军便采取了轰炸措施，一时间，沪上竟成人间炼狱，“枪炮声起，飞机继出”，“铁网四布，无路可通”。想必心白四处奔走之际，惊愕、惶恐、愤恨、担忧、悲伤，一时皆涌上心头，百感交集，深深地痛惜于国家的混乱了。

“一·二八事变”的上海街头

“一·二八事变”之后，心白避地常熟，他的姨母孙法德居士曾在常熟兴造过一间莲花庵，姨母去世后，莲花庵也就空置了，于是心白便将莲花庵接管。在离莲花庵不远的地方，正是江南四大藏书楼之一的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心白因之又认识了瞿氏后人瞿启甲（良士）以及他的朋友庞超（北海）。心白原拟在莲花庵修治园林，以为养老之所，欲以之了此余生，但奈何时局动荡，1937年，“八·一三事变”起，铁琴铜剑楼与莲花庵再遭兵火，瞿启甲避难东山，心白亦只得再次避兵。

《六十自讼》叙述生平经历，至“八·一三事变”之后而止，文章叙述瞿启甲避难苏州东山以后事，云：

良老避难东山，求签得句云：“衣冠重整旧家风。”各楼被烬，似为定数，签示重整，瞿府光而大之，可操左券。莲庵在良老庇护之下，竹篱茅舍，谅亦有兴复之可能。

皆是想见之词，则其文写成之日，当正在1937年常熟兵火之后的1938、1939年之间，隔了一两年后才在《上海生活》上发表（后文提到的《任心白居士逝世志感》文亦可验证，其文言心白逝世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享年七十岁，可知其生年为1878年,该文撰于其六十岁时，则正当1938年）。殊不知瞿启甲在自东山返沪不久，便因日寇猖獗，愤恨而死，衣冠重整、兴复莲花庵之事，自是无法完成了。

文章撰成之时，任心白正好六十岁，可谓人生已过泰半，彼时战火纷纭，时局动荡，回顾一生，不免颇多悲观之语：

余自一二八后，贤媳爱孙，先后夭殇，家破人亡，生趣索然，现仅一女，爱根未完，能早得所，便当摆脱一切，无复留恋。综计余之生平，所交为第一流人，所作为第一等事，奈何一再蹉跎，未成片段。……古德有云：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可怜黑业除难尽，堪叹红轮去似飞。余今年六十岁矣，即再偷息一二十年，亦不过弹指之顷。

时代造成的家破人亡、颠沛流离，自难凭一己之力左右。而心白所言蹉跎一生，则未免过于自谦：他以一农家子弟，在晚清时做过官，其间结交了不少有识之士。民国之后供职于商务印书馆，为自己笃信的佛教事业，刊印书籍，弘法传道，并将佛教精神发扬于实践，度世救人：参与江苏监狱感化会，虽其间一度受到政府意识形态的控制而终告结束，但想必亦有不少囚犯受佛法感化而向善；又首倡建立南京佛教慈幼院，并黾勉其事，其中收留抚育的孤儿，亦应不计其数。这些虽不是特别弘大的功业，但皆实实在在的点滴功德，自然也是十分了不起的。因此，虽然心白感叹事业无成，却又说自己“生平所交为第一流人，所作为第一等事”，其中不也带着一点自豪吗？

南京佛教慈幼院教工与学生合影

《自讼》文末的感叹，流露出心白心灰意懒的情绪。然而，经历了人生至暗时刻的心白却并未就此消沉，不理世事。刊登于《弘化月刊》1948年第五期上沈心师的《任心白居士逝世志感》一文，除透露出心白逝世于1948年，享年七十岁外，还知心白晚年又赴佛教慈幼院工作：

民国三十一年（1942），慈幼院院务日繁，经费日窘，伊乃鼓起余勇，复任院务，虽经真达老和尚等之劝，不为动，经数度棘手，大病数次，亟拟摆脱，而其愿力所在，终未放弃，兹竟一病不起。

可知心白晚年，亦奉献于他热爱的佛教慈善事业，直至去世，真可谓修行不倦，至死方休了。

心白的一生，于弘法明道与慈善事业用力最勤，编书自是余事，但也体现了他过人的眼光、学养与向大众普及文化的迫切心愿。所编除《清千家诗》与《闺范诗》外，署名“忏庵”的尚有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的《高僧山居诗》与1936年出版的《高僧山居诗续编》。此外，有一本署名“四愿斋主”编写的《历代名人家书》，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1946年有增订本，也是他的作品，这在王伯祥的《庋榢偶识》中曾经提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