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丨一周书记：说吧，普通人记忆中的苦难与……选择

《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美]康拉德·H.雅劳施著，王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2022年1月版，476页，108.00元

读美籍德裔历史学家康拉德·H.雅劳施（Konrad H. Jarausch）的《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Broken Lives：How Ordinary Germans Experienced the 20th Centu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8；王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 月），时而会有一种史学研究之外的现实感，因为它讲的就是“普通人”的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他（她）们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生的“魏玛一代”，经历了第三帝国、二战、大屠杀、战后重建、冷战分裂以及柏林墙倒塌后的统一与复苏。“当他们回顾一生的经历时，曾经的热情因看清独裁政权的真相而幻灭，有人忏悔，有人以无知和被蒙蔽作为开脱的借口，也有人声称德国人同样是受害者以博取同情。”“本书试图回答：为何如此多人支持了希特勒的战争与纳粹的残暴，他们最终又如何与种族主义和独裁政权切割并重新拥抱人权，从军事侵略者变为欧洲的民主支柱。”（见该书推荐语）就这样，一代“普通德国人”的选择、切割与转变，讲述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故事。那么说吧，普通人记忆中的苦难与选择！

从德国普通人的视角把个人命运与历史进程联系起来，从微观史料与集体心态分析的角度研究纳粹帝国的统治如何建立与发展，已经有过不少重要的著作，例如尼古拉斯·斯塔加特 （Nicholas Stargardt）的《德国人的战争：1939-1945纳粹统治下的全民意志》（The German War：A Nation Under Arms,1939-1945，2015；宋世峰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索尔·弗里德兰德尔（Saul Friedlander）的《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与犹太人：1939-1945》（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 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 1939-1945，2007；卢彦名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这两位研究者都很重视从日记、书信、目击人证言等原始史料中挖掘信息，从加害者及其亲友的角度分析大屠杀与“全民意志”中的知情、容忍、淡漠等心理及伦理关系。但是在我看来，康拉德·H.雅劳施的这部《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国人经历的20世纪》有着更为独特的视角与叙事方式——一方面它的材料来自众多的自传、回忆录，构成了“一部内涵大于单独个体，但又小于整个社会的集体传记”，另一方面它关注于特定群体的生活经历与政治选择的紧密关系的分析视角，使它更有历史的普遍性意义。

作为这些个人故事的那段历史背景我们早已不陌生，但是正如作者所说的，“倾听这样的故事能大大拓宽我们对20世纪的了解，因为它把普通人放回到关于重大事件广为人知的叙事中。这种角度的倒置不再专注于高层政治的进程，而是突出了人的维度，显示了一种长期苦难和意外幸福的奇特混合”。也就是书中贝蒂娜·费尔所说的：“只有通过重述个人命运，才能真正理解人们遭遇的千百种不幸。”（同上）今天人们对这句话是越来越能够体会了。

专注于特定的年龄群体，指的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生的一代，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儿童。从一战后到世纪末的历史激流对他们 人生各阶段的影响极为巨大，因此这些自传以他（她）们的视角把生命经历与统治政权和政治变化联系在一起：祖父母记忆中的威廉帝国，一战和战后的混乱体现在父母的挣扎中，本人经历的是魏玛共和国的温和童年、纳粹政治下狂热的青少年、二战中面对战争与暴行的可怕经历、在战败和被占领的困难时期中进入成年。虽然作者说并不认为“那代人拥有某种不存在的统一性，让他们与众不同的是私人事务与公共事件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言，第3页）重要的是，“生命阶段和政权更迭的这种联系打开了新的诠释视角”。（10页）

为了避免单一视角和精英倾向，作者选择的自传主人公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地区、不同性别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群体，希望能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恢复普通人的声音。另外，这些自传作者都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退休老人，其撰写自传的动机既有为后人留下历史记忆，也有的是为了通过解释过去的状况来为当年的错误选择辩解，自传成了一种个人心理疗治的方式；还有的是针对八十年代以后媒体对德国人的苦难日益感兴趣而做出的回应，有点大众史学的意味。在这些个人与家庭叙事中包含有各种类型的文字与图像资料，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补充材料。这种类型的自传写作我们也并不陌生，连写作动因也是相似的，一代人的晚年回忆，在改革开放之后有过类似的个人叙事写作与印发的喷涌期，如果能收集起来当然是颇有价值的民史资料。采用这些自传作为基本史料，作者作为历史学家和纳粹史研究专家当然有警觉的问题意识。一方面要看到主观性、记忆遗忘、为自己辩护以及受社会舆论和争论的影响等不利因素，另一方面则又认为存在着晚年的反思、坦承、根据资料修正记忆、呈现前后思想的变化等有利因素，“它们具有强烈的历时性特征，通过后来反思和评价的透镜来表现之前的事件和情感。……通过文本呈现和反思上的优势，它们弥补了事实准确性上的不足”。（第8页）这些是书信或日记等其他材料所不具备的。从这些材料出发的研究视角就是试图自下而上地重建普通人之间的关系和弄清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状况与变化，实际上就是使关于这段历史的叙事“不局限于少数著名的‘时代见证者’（Zeitzeugen），而是通过对七八十个故事进行相互比较来寻找超越个人的模式”。（第9页）因此，在多部自传的人物故事的交集中可以看到个人轨迹的独特性与在时代洪流中被冲刷、被改变命运的共同模式，“它们的交汇点显示了‘共同的经历’，解释了他们集体的回应”。（10页）

与纳粹帝国时期个人回忆中最常见的受害者叙事不同，这些“普通德国人”在自述中强调自己也是受害者，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是他们的受害程度无法与“犹太人、斯拉夫人和其他纳粹迫害目标所遭受的百万倍的痛苦”相比，另一方面在他们的自述中“只是顺带提到了纳粹受害者的痛苦”，而且很少有人真诚地谈论自己是否也有责任。应该看到的是，该书书名中的“普通德国人”这个主题词的内在含义容易被忽视，在我看来这正是该书很值得关注的内容。所谓普通的，也就是占人口最大部分的；“德国人”这个概念在关于纳粹德国种族主义政治暴行的叙事中则有更为复杂的含义。作者说“个体叙事强调德国人遭受的苦难，这会引起争论，让人觉得他们对受害者的痛苦麻木不仁”，君特·格拉斯在他的小说中指出，如果忽视了德国人的哀伤记忆就会使其被愤恨的右翼所利用（10-11页），在这里的“德国人”显然都是与“受害者”分开的。无论如何，选择了纳粹政权的“普通德国人”事实上是站在了加害者的一边，受害者的角色只是后来的历史对他们的惩罚。作者指出：“这些故事是为了弥合破碎的记忆而付出的叙事努力，一边是将自己标榜为受害者来脱罪，一边是自我批判式地承认对罪行负责，在两者间摇摆不定。自传很少描绘作者自己的过错，而是充斥着长久以来一直被历史学界所无视的关于德国人苦难的惊人故事。关于前线的恐怖、蜷缩在防空洞里、大规模强奸、逃亡和被驱逐的报道足够可信，但它们常常不会提到的是，这些正是之前德国人的侵略造成的。顽固的民族主义者仍然会提出相对化的解释，‘我们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或者‘我们都被纳粹误导了’，‘遭到了元首的背叛’。更加内省的作者会试图检验自己的良知，承认至少部分参与了战争和压迫。几位有自我批判精神的作者甚至会直面自己的罪行，并随之表现出赎罪的欲望。”（12页）这就是书中的“普通德国人”的含义。而所谓“破碎的生活”，是指在他们的叙事中所显示的，“绝大部分德国人在20世纪经历了生活的破碎，他们的生活被破坏到无法修复的程度”。具体来说，一战引发的一系列灾难性事件在许多社会层面上造成了生活的断裂；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冲突撕裂了许多家庭，迫使他们做出意识形态上的选择；经济的不稳定造成了普遍的不安全感，使太多人相信了种族主义独裁者的承诺；两次大战期间的大规模杀戮和死亡留下了悲痛和绝望；最后是从东德逃离或被驱逐，失去了自己的家园，被迫在其他地方重新开始。（同上）

在那些“普通德国人”中间，最令人心惊的是很多人曾经是邻居、街坊，突然摇身一变就成了纳粹的冲锋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和因为什么原因，“冲锋队”成为人们心里一道抹不去的阴影，就像在那个魏玛时代长大的孩子露特·布尔文一样，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父亲穿上了棕色制服，令他大吃一惊。（62页）作者或许在人们的自述中发现无论是青年团的还是冲锋队的制服都有着强烈的视觉象征性，因此在多处提到棕色制服在生活中如何成为一种站队、投靠、帮凶和权力的象征，当然也谈到了这套制服在家庭中制造的分裂。当本诺·舍夫斯基喜欢的一位阿姨送给他一套包括棕色衬衫的青年团制服时，他妈妈对此非常愤怒并且把这套制服藏进箱子里；同样，当汉斯·席尔默看到儿子穿上制服时，他变得怒不可遏，年轻的汉斯·哈拉尔德不明白为什么其他男孩就可以穿这些衣服。（77-78页）不知道在第三帝国服装史研究中是否有过专门的研究，揭露制服如何使青年人变成狂热的青年团员和冲锋队员？不知道是否有人研究过纳粹制服对人的身体、面目包裹到什么程度会使冲锋队员的兽性相应地升高到什么程度？在学校里，身为纳粹党员的老师也常常身着冲锋队制服，试图向他们的学生灌输种族主义思想（69页），不知道这套制服与灌输效果有什么样的联系。但是无论如何，制服使年轻人无法避免选边站，使穿上制服的人更容易实现希特勒青年团手册中所要求的意识形态信仰的内化，也使年轻人在砸犹太人的商店、焚烧书籍或破坏犹太教会堂的时候不再因为野蛮的暴力而感到难堪。与制服相匹配的当然还有更为实在的诱惑。在1938年，七百七十万名希特勒青年团员需要有数以万计的领导者来组织他们的活动，因此为积极分子提供了大量的走上领导岗位的机会。（80页）

青年与教育问题往往是自述材料中的重要内容。希特勒曾宣称“谁拥有青年人，谁就拥有未来”，因此非常重视向年轻人灌输纳粹思想和培养下一代纳粹领导人。（65页）在赫尔曼·德布斯的经历中，“元首、民族和祖国等概念每天都被呈现在我们面前”，以便确认“希特勒及其支持者永不犯错的形象”。面对如此有偏向性的教育，大部分学生会情不自禁地吸收其中的一些意识形态偏见。（70页）在教师队伍中，那些还敢于持有异议的老师遭到监视、审查、降职甚至被解雇，那些敢于“巧妙地履行自己教学责任”的老师们也不得不披上伪装，以便“中立但有趣地提供官方版本之外的其他视角”。但是，“由于绝大部分老师都遵从纳粹意识形态，对学生后来的生活而言，‘学校的教育并没有提供任何区分人道和不人道行为的标准’。”（72页）应该说，“学校的教育并没有提供任何区分人道和不人道行为的标准”这句话是教育最最严重的问题！青年学生在这样的纳粹教育之下，从精致的利己主义发展到良知泯灭、丧失人性，是并不奇怪的。实际上，纳粹教育也成功地运用了激动人心的仪式、充满诱惑的郊游、俱乐部的文艺演出等活动使青年学生保持高涨的情绪和审美感受。另外，纳粹教育的高压也还没完全剥夺德国青年追求休闲、完成学业、参加工作或经历初恋的可能，这也使得对纳粹政治不感兴趣的青少年起码在表面上愿意服从纳粹的独裁统治和意识形态口号。（85页）因此，在回顾过去的时候，大多数作者会认为自己是被误导的受害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使自己的纳粹化程度和对第三帝国的贡献变得最小化。（94页）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自传中的主人所历经的是两个不同阶段的政治选择，他们的国家与个人的命运其实就是被两种不同的政治选择所决定的，破碎的生活其实就是被无法逃避的政治选择所切割、所碾压的。在魏玛时期到二战结束前，支持还是反对纳粹意识形态和暴力机器是一种选择，沉默、顺从、不主动选择实际上也是一种选择，从结果来看就是对支持的选择。作者说最难找到的是那些支持希特勒的狂热纳粹分子的故事，因为他们不愿提及自己是共犯；另外有大部分回忆录的作者是不关心政治的人，让他们感到骄傲的仅仅是通过巧妙的生存智谋在第三帝国的残酷政治统治下幸存下来。另外有少数作者是纳粹统治的批评者，他们描述了自己拒绝顺从的小举动，证明自己没有失去尊严。（参见导言，第4页）但是实际上不管内心真实想法如何，在整体性的管治行为上的顺从也是一种政治选择。接下来就是战后的政治选择，作者说纳粹的败亡颠覆了效忠关系，让人生机会被重新洗牌。一个关键的差异和选择在于追随冷战中冲突的哪一方——选择联邦德国的资本主义重建，或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实验，选择的结果是出现一批新的受害者和被迫逃亡的批评者，各种人生故事为历史叙事加入了一条不同的战后轨迹。（同上，第5页）

谈到二十世纪德国人的政治选择，最关键的就是“为什么德国人做出让希特勒掌权这样的选择”，许多关于魏玛时代与纳粹帝国的历史研究都围绕这个主题进行。在这些研究中，从一战后政治、经济的宏观视角到政党竞争、暴力政治的发展都被充分研究过，但是对于普通德国人的行为选择的研究直到上世纪末才引起普遍重视。塞巴斯蒂安·哈夫纳的《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哈夫纳回忆录，1914-1933 》写于1939年初，到2000年才第一次出版，马上引起强烈反响。但是没想到的是，在许多欧美国家的普通读者心目中更为关注的其实不是历史，而是现实：“同样的事情今天也可能在我国重新发生。” 哈夫纳的个人回忆紧紧围绕对纳粹暴政降临的预感、认识和不断恶化的现实政治，生动而真实地描绘了普通德国人在面对纳粹政治步步紧逼、全面控制社会生活、残酷摧毁宪政文明之时的心理状态和行为选择，深刻揭示了正是所有普通德国人的心理活动、政治选择使得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成为可能。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屈辱的感受之外，对时局发展的感受和判断更为直接地影响着行为选择。哈夫纳从小成长在自由知识分子家庭，有相当敏感的精神嗅觉，不像有些知识分子那样以为在纳粹声称的目标和意图背后还有什么东西是值得讨论的，本能地意识到纳粹就是他所珍惜的一切事物的敌人。但是他也承认自己犯下了绝对的错误：没有看出他们可以是多么可怕的敌人，对纳粹的邪恶程度还是没有足够的认识和重视，后来才认识到“那种态度在当时帮了纳粹很大的忙，而且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塞巴斯蒂安·哈夫纳《一个德国人的故事：哈夫纳回忆录，1914一1933 》，周全译，译林出版社，2017 年9月，123页）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总理的那天晚上，哈夫纳和他父亲经过讨论的共识是，这个新政府固然有机会制造出许多祸害，但不大可能长期执政下去。在写这书的时候他才认识到，“当初我们都过于确信不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发展……根本就没有想到，万一出现了最恶劣的状况，又该采取何种手段来加以制止”。（同上，127页）除了那些狂热追随者之外，其他国民的轻视与确信、无奈与无力，这的确是德国民族最大的历史失误。

作者在书中用了不少历史照片作为插图，对于图像史料的价值也有独特的认识，认为“跨媒介地审视自传中包含的许多照片，能够加强和放大这种自下而上的叙事视角”。“家族照片组成了一座视觉档案库，包含了出生、坚振、婚姻、退休和死亡等重要生活事件的影像。在这些私人照片中，政治仅仅通过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HJ ）中的少年或成人，或者国防军士兵的纳粹制服或肖像逐渐展现。战争期间，到处是胜利军队的照片；战败和毁灭的照片则要少得多，因为摄影师们都忙着逃生。在战后，西德的影像集中于汽车、房屋和度假等成功的标志，而东德的影像还描绘了党的活动。这些图片记录为书面文本增加了另一个相当不自觉的自我描绘维度。”（第9页）可以看到作者对私人照片中的题材变化比较敏感，以“不自觉的自我描绘”描述私人照片与历史叙事的关系也相当准确。1933年4月1日，纳粹政府宣布所有犹太人商店在这一天必须关门歇业，下图是书中的一幅照片，题目是“冲锋队抵制一家犹太人的商店”。作者在书中写道：“照片显示，身穿制服的冲锋队男子质问：‘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一家犹太商店吗？’”（194页）

“冲锋队抵制一家犹太人的商店”

应该补充的是，照片中的冲锋队员旁边的男子举着的牌子上写着：“德国人不买犹太人的货”，右下角的犹太人漫画头像被夸张地描绘了他的鼻子；照片中这几个反犹的青年男女的表情都是在笑着，这或许也从一个很小的侧面反映了纳粹反犹的初期阶段氛围。在注释中作者提到的德国历史学家格哈德·保罗（Gerhard Paul）主编的《视觉历史研究读本》（Visual History：Ein Studienbuch，Göttingen 2006）是一部以图史互证研究的案例和方法论研究为中心的论集，据资料介绍该书的重点是欧洲和德国的历史，涉及普法战争、大屠杀的照片记录、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广告以及电影中的东德历史叙事等论题，历史图像作为重要史料和独立研究对象受到高度重视，从不同视角提出了视觉的历史性与历史研究的视觉化等重要议题。

最后，从这些“普通德国人”而想到主宰他们命运的那些并不“普通”的德国人。最近看的德国电影《万湖会议》（马蒂·吉斯切内克执导，2022年1月上映）是一部看得令人心惊的影片，讲述的是1942年1月20日一群纳粹德国高级官员在柏林附近一处别墅中举行的讨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的会议过程。极为理性、高效、圆满地落实了“处理”一千一百万犹太人的执行方案，在讨论中涉及的专业领域有法律、外交、军事、经济、行政、运输、工业、医学、化学、物理、心理等，所使用的概念有历史、责任、民族、元首、解决、处理、集中、隔离、转运、安排、消毒、签约、行李、财物、年龄、婚姻、孩子……等等，至为残酷的种族屠杀计划被最为严谨的工具理性紧紧地包裹起来。竟然没有出现一丝一毫的文明与野蛮、人性与兽性的冲突，有的只是完全站在法律条文主义或心理学忧虑的专业理性立场上不时提出异议，目的是如何把泯灭人性的大屠杀工程安排得更合理、更高效、更节省成本。为此，各条块部门之间、责任与权力之间、成本与投入之间等等矛盾都在桌面上充分展开，与会者各抒己见而最后能相互协调、统一部署。但是，不能认为他们头脑里只有工具理性、程序正义，问题只是有限的价值理性和实质正义完全被意识形态中的民族主义、历史意识所紧紧压抑着，当他们在私下交谈中谈到家庭、亲子感情的时候就更让人感到这个世界的残酷与荒诞。

“普通德国人”的命运当然完全不同于犹太人的命运，但是那个让他们的生活变得破碎、变得无比艰难的官僚机器、事关他们命运的某些重要会议和执行过程在实质上却是相同的。因此，“在他们生命将要走向尽头时，魏玛的孩子们用‘永远不再’允许独裁、战争或大屠杀这三重禁令作为回忆录的结尾”。（376页）可以补充的是，他们也决不允许再有人召开“万湖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