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闻︱王孙行事真疏阔

今年8月的上海书展有《吴湖帆年谱》首发式，至今未获读其书，颇为期待。同时期待者，还有龚敏的《溥心畬年谱》。闻名已数月，前日方获见其书。该谱列入“书画名家年谱大系”，而能一洗该系列纸薄价高、行密字小之弊，让人开心颜。不过，粗粗翻阅后又难免心情沉重，以往是排版、印刷与内容不相侔，此番倒如小儿用猛补之剂，有些过头了，恐有流鼻血之虞。

龚著《溥心畬年谱》若算上后记共四百四十四页，其中年谱部分两百零九页，包括谱文七百九十三条、书画作品插图八十六件（套），均为“私人藏品，目睹能判为真迹者，取兹补入。署年月者，录入文字存诸年谱，并著名为私人藏”（凡例）；从210页至443页为附录，共两百三十三页，均为“私人庋藏先生之书画作品，凡未署年月者，不入年谱，用为附录，以存其真”，分书法、山水、花鸟走兽、人物、文房用具五类，收录书画作品两百余件（套），外加拓本、帖架、砚台各一件。其实，也夹杂有如楷书《雪堂·清秘》七言联（页251）、《三阳开泰》（页391）、《湖山渔乐》（页432）“署年月者”，不知何故没有编入正文。

另外，除封面上配溥儒照片一帧外，与之相关的影像资料一概全无，也不像同系列中已出版各书那样附参考书目与人名索引。无论篇幅，还是内容，显得有些特立独行。转念一想，此书如改名为“溥心畬书画图录”，将年谱作为附录，便十分妥帖。若真作为图录看，无论是否具有代表性，一件公藏作品都不收，亦说不过去，还要括注“私藏编”三字。如此一来，不免让人怀疑是否有金主投资，为自家藏品拍卖预先背书？希望这只是一种无恶意的遐想吧！

龚《谱》主要的引用书目有：1979年天一出版社《溥心畬传记资料》、1978年台北环球书社《溥心畬书画全集》、1992年黄承志等编《溥儒书画集》、1993年台北故宫编印《溥心畬先生诗文集》、1993年汪佩芬主编《溥心畬先生书画遗集》、2002年王家诚《溥心畬传》，此外偶有若干篇记谱主的笔记、随笔。谱文的排序，基本源自以上几种书，特别是附有年表、年谱的那几种。与之交往各家的记录，乃至于谱主本人的信札、手稿等，均未蒐集、引用。兹以常熟李氏红并楼所藏溥心畬诗稿、信札为例，略证此谱之疏阔。

红并楼主人李猷（1913-1997），字嘉有，晚号龙涧老人。江苏常熟人。服务于交通银行，而精于书画、篆刻。溥心畬渡台之初，与之即有通信，诗词酬唱。据其后人编印《溥儒、李猷：文翰之情》影印溥儒书札十数通，时间集中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其落款多无日期，只能据内容推断，例如：

嘉有先生文席：昨住美华阁，地尚幽静，入夜则俗客纷集，叫嚣呼酒。妓女迭来，盼睐之间，似不胜酷暑，粉黛交下，损失新妆，其丑殆类鸠槃。主媪时来弟房中酬应，至欲使此辈荐枕，则大笑却之。此事无论，非守礼之士所宜为。顾此炎热，似弟之痴肥，濡毫展卷，尚汗出如浆，岂敢登楚岫而望朝云耶！昨不眠，得一诗，写呈。此颂俪安。溥儒顿首。

此信后附《苦热宿温泉美华阁》一诗。陈梦家的弟弟陈梦熊（1917-2012）在口述自传《我的水文地质之路》中曾谈及，1947年11、12月，他赴台北参加第二十三届地质学年会，下榻在北投美华阁宾馆，“美华阁是一个日本式的旅馆，我们进出时女服务员都在走廊排列跪地迎送，这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却并未提及妓女自荐枕席等事。溥儒信中所述，让人联想到他的那张《群阴剥阳图》。从内容看，并不能确定时间。紧接其后的一函附录《春游草山题壁》一诗，并云：

嘉有先生文席：红并雅集，念之不匮，吴君命题古画数帧，如夏仲昭竹、姚公绶竹石、赵仲穆画，皆是伪迹，又不敢方命。只得各题一诗，实难赞扬一辞。吴君雅重其画，又不便直言。奈何奈何。昨草山管理者属作一诗，将为刻石，遂作七律一章。写呈教正。

鉴于草山在1950年由蒋介石下令，改名阳明山，则该函很可能作于1950年春。毕竟改名后，管理者请溥心畬作诗刻在山壁上，必然会请他用“阳明山”这个名字。溥心畬后半生与此山结缘，最终1963年11月归葬阳明山。信中提到，有位姓吴的收藏家，以自藏书画请溥心畬赏鉴，并求题跋。溥氏鉴定为赝品，但又不好意思明说，更不便拒绝题词，只好折中，为每件画作题诗一首，不言东西的真伪、好坏。想必此类事不止这一件，故见到溥心畬题跋的书画时，需稍加注意，不能以有他的题诗而盲目断为真迹。

溥心畬致李猷的书札以谈诗文为主，论书画者反而较少，他不时请李氏代查资料，购买工具书，审阅自己的著作。除交流诗文、学术之外，生活上溥心畬也偶尔请李猷帮忙，如晚年他住院就医，曾向李猷挪借款项应急。他赴韩国、日本游览和办展期间，将自己所用的怀表、钢笔等托李猷代为保管。

尤其是溥心畬在日本办展期间的通信，对《年谱》的简略，有很好的补充：

嘉有先生鉴：惠书敬悉，浃辰在韩，酬酢殊劳。东京宿舍清静，各方关照，皆新老所赐。请先代致谢。刻正筹备画展之事，未能专返。承命书签，当即先寄。寿序纸望速寄下，若蒙惠润，请即交与内子。因关于币事，前向丹公微探其意，似有难色，不便直陈，故变初计，请转交也。在韩作诗甚多，俟呈削定。

董汉槎先生前请代谢。

溥心畬在日本办展期间与李猷的通信

此札用中国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东京办事处信笺，从所记之事知，应作于1955年六月。溥心畬结束韩国讲学后，转飞日本东京，筹办个人画展。从他信中所述，访韩国期间应酬甚繁，初到东京，尚未大肆宣传。据说住所系借船王董浩云（1912-1982）在东京的别墅，相对清静。这一切系由钱新之（1885-1958）代为安排，李猷正是钱氏的得力助手。从最后的附言看，董汉槎（1898-1995）对溥心畬此次日本之行也提供了帮助。

在日本清静的旅居生活未持续很久，溥心畬就开始投入画展的筹备工作，日本文艺界人士慕名前来拜访者络绎不绝，使他忙于应酬，幸而尚不以为苦。在信中，他对这次松屋百货举办画展，有简要的说明：

嘉有先生鉴：叠奉手书，至慰。此处每日文酒之会，殊劳酬酢。而赋诗论文，亦足乐也。虽治学精湛不及我邦，而文士多风雅好礼，可共晨夕。至于画展筹备纷繁，今始就绪。近拟在松屋百货商店开会，系政府委托朝日新闻社办理。此处法律，美币不得私人持有，收款以后殊费周折，短期未能回台，势必布置妥协方可。宿舍清净可喜，宜于诗画。回台有期，当再奉闻。

从叙事看，此函距前函不久，画展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溥心畬此次展览，与次年4月由朝日新闻社主办的“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十分相似，均借松屋百货场地举办，地点可能同为九楼。较之张大千松屋展的轰动一时，先一年开幕的溥心畬画展，似没有获得更大的轰动，以致《溥心畬年谱》中连该展具体时间、地点都没有提及。溥心畬的应酬却并不轻松，办展期间，四出拜访朋友，画债堆积，他在信中说：

近在松屋开画展，酬应至繁。东京市区直径七十余公里，拜访友人虽汽车狂奔终日，尚不能尽。笔墨之债山积，案牍同劳。文士来访，坐席吟哦，日夕不辍，多彬彬有礼。公如来此，当惊为今之东坡、山谷矣。以儒之鄙陋，在中国尚车载而斗量之，彼尚叹为斯文，实在中华可想见矣。此次皆出新老所赐，感谢之情，乞代陈达。錶、笔皆儒自用，请暂存尊处。支款条随上。

画展办完之后，溥心畬原计划马上返回台湾，但因展览期间所售画作的尾款，松屋百货公司未能及时与他结清。而展览所售之画款项亦有限，陆续有人上门购画，他不得不一再延迟返台日期，还一度前往京都推销画作。以至于所持护照过期，不得不申请延期。虽经主人一再挽留，他在董浩云的别墅居住一个多月后，也迁出另觅住处：

弟之留日，原拟专返。因开会事，难如预定之期。又因松屋商店有三成折叩，所售无多，迟之又久，方始交款。继续有人直接来舍买画，亦不过数幅，遂有西京之行，旧经之地，实非为游观，亦因售画。所售有日币三万余元，至今尚未寄来。弟在此舍住近一月左右时，原拟迁移另住。而董浩然先生留宾甚切，情不可辞，遂亦止焉。今其亲戚又自港来，虽已安定住所，甚觉于意未安。拟明日再催帅先生（董先生之友）向其再商，暂时迁居，颇感两便也。一俟画款数万元（台币数千元）收齐，即回台，亦不过在一星期后。……董浩云先生画，固必当赠。先已赠横幅十幅（皆宽二尺，长二尺五，为董先生指定尺寸。谓装饰客室，故送礼之用），董太太一幅（字屏八幅）。其早拟送之画，当于行前再赠。公司中高先生、黄先生皆已赠画。丹骝之画，已画好，并其夫人共两幅，已交其夫人矣。复兴公司亦有画赠矣。弟本已护照延期两月，以种种缘因，故必早回。画款不俟则掷虚牝。故又不得不稍带耳。务请将此情曲向新老、汉槎言明，非敢脱率而致主人徘徊也。厚扰浩云先生，至觉不安。而董君待发之诚，使人心感，且抱不安之至，故请帅先生一再言之。

从上所述，溥心畬1955年6、7月间在东京松屋百货举办的画展，尽管当时影响很大，但画作售卖却并不如预想得那么多，扣除松屋百货的提成后，仅得数万日元，且未能及时结算清讫，导致他滞留日本。又去京都卖画，得三万日元。归东京后，仍借住董家别墅，因其香港亲戚来日也要居住，溥心畬主动向主人提出移居。在之前赠予董浩云（按其提出尺寸）及其夫人画作十一幅、书法八屏外，另外再赠画作。对办展期间帮忙过的公司职员，也一一作画相赠表示谢意，可谓十分周到。

以上几通信札揭示了不少溥心畬赴日办展的细节，说明他1955年韩、日之行中，前者是文化交流，带有官方色彩；后者是钱新之、董汉槎等人为之筹办画展，他本无长期留日的打算，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以致他在日本居住了一年多。关于这段往事，《溥心畬年谱》只有寥寥几句话，不免让读者觉得，旧王孙的行事有些疏阔，其实却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