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从“毒品”的历史中窥探人类“文明”的进程

2017年10月9日，英国斯克莱德大学教授James Mills在上海大学文学院为听众带来了一场题为“毒品与文明：一个历史的考察”的讲座，详细地阐述了“毒品”与“文明”之间的交互关系。

“毒品”和“文明”的定义

“文明”是一个十分宽泛又宏大的词，学术界对文明的定义莫衷一是。关于“文明是什么”这一争论持续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文明的理解不尽相同。James Mills教授并不想将“文明”的定义复杂化，他认为“文明”仅意味着人类群体的社会管理。文明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诞生而出现的，一旦人类群体开始共同做出决定，一旦人类群体选出自己的领导并希望其采取某项措施，一旦人类群体开始根据职能进行分工，人类社会就产生了，文明就随之而至。James Mills教授之所以仅赋予“文明”一个简单的概念，是因为他想提供一个复杂的“毒品”定义。

何谓“毒品”？James Mills教授认为，广义上的“毒品”是指那些能够“改变人体状态”的药物。在这里，将“drugs”一词译为“毒品”并不恰当。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毒品”是指那些能够使人成瘾的麻醉品和精神活性剂，如鸦片、吗啡、大麻、可卡因等。所以说“毒品”（drugs）这一术语的定义是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变化的。一开始，人类使用带有麻醉功能和精神活性成分的药物仅是为了治愈身体，而非娱乐目的。James Mills教授希望“毒品”能够在历史进程中决定自己的定义。换言之，他认为“毒品”就像人类文明的另一扇窗户，我们能够从“毒品”这一术语的定义中窥探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

最初，“改变人体状态”的药物是指“医学药物”。当人类在身体处于病痛状态时所服用的药物，纯粹是用于医学目的。人们服用这些药物仅是为了能够使身体恢复正常的生理状态。后来，“疫苗”也被归于“改变人体状态”的药物。因为“疫苗”的出现使人们对某种疾病产生抗体并免受该疾病的困扰，它改变了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James Mills教授认为“疫苗”也符合“改变人体状态”的这一定义。最后，是改变人类情绪、精神、神经状态的“精神活性物”(psychoactive substance)。起初，这一类精神活性物是用于治愈精神疾病的“精神活性药物”（psychoactive medicine），随后才逐渐演化为只用于娱乐目的的精神活性剂，这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所理解的“毒品”。娱乐目的包括改变直觉，体验“宗教”经历，逃避现实或焦虑、放松和社交等。从“毒品”这一内涵的变化过程，我们亦可以一窥人类文明进程的演进之一斑。

人类与“毒品”的早期相遇

在完成对“毒品”和“文明”这两个术语的定义后，James Mills教授将“毒品”置于历史领域中思考。他从考古学和文献学两个角度，考证了人类与“毒品”的早期相遇。“10000年前在墨西哥墓地发现的红豆和仙人掌”和“在中国发现的约4500种大麻花粉的残留”是最早能够证明早期的采集-狩猎者携带大麻种子往南迁移到亚洲的考古发现。早在采集-狩猎年代，大麻被作为一种纤维使用。距今3500年属于克里特文明的鸦片女神（Opium goddess）雕像、距今2500年画有大麻植物的日本壁画，以及中亚地区出土的装饰着大麻和鸦片图案的金器，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向我们诉说着人类早期文明与“毒品”之间的交融。此外，“毒品”还是早期文本叙事和创作的对象。在距今5400年的苏美尔地区，下层民众将大麻喻为“快乐的植物”。根据埃伯斯纸草书中的记载，鸦片作为一种镇定药物被用以安抚时常躁动的儿童。此外，印度吠陀文献也提到，大麻是“幸福的源泉”，是“快乐的给予者”，是“帮助人类获得快乐远离恐惧的慈悲的解放者”等内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也曾提及“白罂粟”。James Mills 教授通过追溯人类与“毒品”的早期相遇揭示了“毒品”作为一种另类的历史载体融于人类的早期文明之中。

“毒品”的流通与服用方式的创新

随着16世纪航海时代的开始，原本封闭孤立的地理格局被打破，世界各地交往日益紧密，物种交换也与日俱增。James Mills教授指出，地理大发现为“毒品”的流通及服用方式的创新提供了契机。首先，以鸦片服用方式的变化为例，16世纪之前人们通常 “吃”或“喝”鸦片。而随着原产于美洲的烟草在旧大陆广泛传播。人们开始将鸦片与烟草进行融合，开始“吸食”鸦片。这种更为便捷的“吸食”方式很快兴盛于17世纪的明末中国，并迅速流传至中国东北、朝鲜、菲律宾，甚至远播日本。在1627年满族人建立的后金政权与朝鲜的战争中，满族士兵就曾使用当地一种名为“madak”的“毒品”，用以缓解负伤士兵的痛苦，而这种“madak”的服用方式正是“吸食”。自此，人们成功的将毒品作物与烟草巧妙的结合，使“吸食”鸦片成为一种“潮流”。

在19世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之际，人们从植物中提炼出了浓度更高的“人工合成毒品”，其中以“可卡因”和“海洛因”最具代表性。19世纪以前南美地区已流行通过咀嚼、浸泡可可叶来提神。到了1860年，德国科学家Albert Niemann从可可叶中提炼出了单独的植物碱，并正式将其命名为“可卡因”。紧接着，1862年Wilhelm Lossen发布了可卡因的化学提炼公式。新型“人工合成毒品”层出不穷，其服用方式也在更新换代。1803年，德国化学家Freidrich Wilhelm Adam Serturner成功提炼出吗啡。“吗啡”之名源于希腊梦神，以其显著的镇痛与制幻效果受到人们的极力推崇。在1827年吗啡正式上市后，吗啡不仅被广泛用于医疗领域，而且也迅速替代鸦片，成为瘾君子们的“新宠”。科技的进步促使着毒品以更快的速度推陈出新。因此，在吗啡问世不久，另一种强度更高的新型毒品很快得以问世。1874年英国伦敦圣玛莉医院的化学家C.R. Alder Wright将吗啡与其他物质相融合，研制出了效果更佳的二乙酰吗啡即“海洛因”，其强度是普通吗啡的2/3倍。1898年上市之际，人们将它冠之以“英雄”之名。就其服用方式而言，相比较吸食鸦片的方式，人们服用吗啡与海洛因的方式也有了相应的创新。1843年，Alexander Wood利用活塞原理，发明了真正意义上的真空静脉注射器。人们将其运用于合成毒品的服用，与吗啡、海洛因等实现了完美的结合。利用真空静脉注射器，直接将毒品注射于血液之中，能使服用者感受到稍纵即逝的快感，这是其他服用方式不曾具有的。因此19世纪后，毒品注射也逐渐成为毒品服用方式的主流。毒品种类的增多以及服用方式的推陈出新，不仅是世界范围内物质交换的体现，更是一部人类科技史的缩影。

政府对“毒品”的管制及其遭遇的阻力

“毒品”的滥用日益引起人们的恐慌，政府开始逐渐采取措施对“毒品”进行管制。早在1604年，英国的詹姆斯一世国王就颁布了“禁烟法令”（A Counter-blast to Tobacco）对烟草吸食者和售卖者进行处罚。1796年，由于中国沿海地区鸦片泛滥，中国清政府明令禁止鸦片进口。James Mills教授指出，1910年中国政府对可卡因的管制，1914年美国政府颁布的《哈里森法案》，以及1914年英国政府颁布的《领土保卫法案》（DORA）中对麻醉品的相关规定，都体现出社会精英分子对“毒品”消费者的担忧。20世纪初期，由于“毒品”局势的复杂化，人们逐渐意识到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才能实现“毒品”管制。James Mills教授以时间为轴线，简要地梳理了国际“毒品”管制体系的形成与发展。James Mills教授认为，国际“毒品”管制体系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政治经济议程的推动。与此同时，“毒品”的管制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James Mills教授指出，“毒品”管制的阻力，一方面体现了殖民主义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是由于只强调“毒品”供应的控制，而忽视“毒品”需求的疏导。除此之外，“毒品”管制议程的滞后性削弱了监管和执行方法的落实。对“毒品”长达一个世纪的管制，并没有消除“毒品”滥用现象。James Mills教授指出，据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数据统计报告显示，有2.5亿人口使用过非法药物，和3000万的吸毒者。“毒品”问题仍然是困扰人类社会的一大顽疾，“毒品”管制依旧任重而道远。

James Mills 教授将“毒品”视为人类文明演进的一个示标器，简述了一部“毒品文明史”。从“毒品”和“文明”的定义，以及二者早期的“相遇”，到毒品在世界范围的交换、流通以及毒品消费方式的不断演变，到各国政府对毒品的管制及政策实施所遇到的阻力。人类文明的进程，也正显现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