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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新刊︱陆敏秋：巴金《寒夜》中的无政府主义伦理学问题

2022-05-27 18:4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理解巴金20世纪40年代的写作，引入无政府主义特别是伦理学的思想脉络是一项必要的工作。它不仅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巴金文学创作中的结构性矛盾和情感机制，更有助于在新的层面上审视《寒夜》艺术与思想的独特性。巴金的无政府主义理想落地于日常生活伦理后，其在《寒夜》中以伦理学视角观测并剖露战时人际关系与社会困境，以重复、循环与延宕的写作手法在文学世界中试炼其伦理学理想的限度，留下了幽微且痛苦的思考痕迹，亦展现了巴金试图超越这一视野之局限的观测、分析与反思的力度。与此同时，《寒夜》也在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召唤模式等方面生成了特有的美学品格。

刘西渭在20世纪30年代时曾说，“了解巴金，我们尤其需要认识他对于人生的态度”，“应当自行缴械，把辞句、文法、艺术、文学等等武装解除，然后赤手空拳，照准了他们的态度迎了上去”。某种程度上，此语切中了解读巴金作品的要义。在巴金的诸种“态度”中，无政府主义是不能被忽视的重要一环。在研究巴金战时文学创作的转变与深化时，这一视野亦能提供一种新的解读面向。本文就以《寒夜》为例，探讨其中的无政府主义伦理学问题及其相关的形式特征。

一、无政府主义伦理学与巴金的文学转轨

1927年直至抗战胜利前夕，巴金对无政府主义伦理学灌注着持续的热情并致力于将其译介与传播。1928年至1929年，巴金便译介、出版了无政府主义导师克鲁泡特金系统整理伦理学发展历史，并借此阐释无政府主义实在论的伦理学著作《人生哲学：其起原及发展》，1940年又增补修改了解说论文附于书后重新出版。同一时期，巴金还为朱洗所译克鲁泡特金《互助论》撰写前记，再三强调在战争之中以“互助论”为基础的伦理学的重要性。

巴金肯定克氏创造新的伦理学的必要性——以“人类间慢慢地发展而且至今还在发展的感情与观念的复杂的组织”来重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构起新的社会运行法则。伦理学正是告诉人们，如果他希望过“美满的生活”——“追求人类全体的幸福，促成人类全体的解放，扶助人类人格之完全的与自由的发展”，则需要“树立个人与其他所有人间之某种和谐”。因此，于巴金而言，克鲁泡特金临死前奋力论证的无政府主义伦理学，不仅是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根基，更是实际的社会改造方法。

巴金更激赏克氏伦理学的开拓性意义，因其以伦理学来统摄革命——为人群解放和社会革命恢复崇高的道德理想，而巴金也将中国革命的困境指认为没有“崇高的道德理想”。而在方式上，克氏将伦理学“带到日常生活中”“指出一条路给大家看”。于是以无政府主义伦理学为中介，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被重新定义为一种落于日常生活的思想和实践。特别是居友的伦理学，更贴合巴金的性格与情感特质：

我们的心中有更多的同情，甚至更多的爱，更多的欢乐，更多的眼泪，这比较我们的自己保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所以我们就把它们给与别人，并不去想对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的天性要我们这样做——恰如植物不得不开花一样……

世上有某种不能与生存分离的宽宏大度，要是没有它我们就会死亡，我们就会从内部地干枯起来。我们必须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之花……

巴金不仅在40年代抽出此篇单独发表，在散文随笔中也念兹在兹。无政府主义伦理学为战火中的巴金提供了情感慰藉，指出了一条社会变革的思路，同时深刻影响了其创作的观察视角与形式特征。

20年代末，巴金就曾说无政府主义伦理学是他“惟一的安慰，惟一的快乐，它坚强了我的信仰，鼓舞了我的勇气”。30年代已在文学界声名鹊起的巴金，谈及无政府主义时仍不悔其志，并言“社会科学的研究反而巩固了它”，这里的“社会科学”指的就是伦理学。在无政府主义伦理学提供的解决方案中，革命和抗战需要每一个普通人通过“道德生殖力”形成平等和谐的共同体。及至40年代，巴金对普通人实际生存状况和社会前途的持续关注和书写成为其战争年代的主要思想动向与创作内容。他一改对个人英雄的推崇，而说“平凡人都是战士”。这不仅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话语的体现，更是伦理学调和与形塑的作用使然。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寒夜》等作品收编到书写战时知识分子生存处境的脉络中，而应关注到伦理学问题所引发的对革命与日常之关系的重新考量。陈思和曾描述过这一转向：“巴金的小说由30年代的鼓吹反抗与恐怖主义到40年代同情小人物的尊严的转换，正反映了这一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由实际的政治理想转换成日常的伦理理想的轨迹。”

1943年至1944年，巴金与基督教神甫赖诒恩之间爆发了关于道德问题的激烈讨论。巴金强调“道德的生活是人的本能”，认为不是“道德标准”有所降低，而是“生活标准”亟须提升。其伦理学的特点在于，并不着意批判甚至承认个体的“道德堕落”，而是将矛头指向无法使人们过上“道德生活”的社会制度——它压抑了人与生俱来的同情、互助与牺牲的品质。这一“社会制度”不单是指政治体制，而是广义的不能使人们达成无政府主义伦理学要求的道德生活的社会总制。因而，对伦理学问题的关注推动其在日常中着力观测与展现道德伦理的困境并试图探索其症结，也进一步将问题导向对不合理制度的更为本质而深刻的抨击。

夏志清曾言《寒夜》“是一出道德剧（morality play），写平常人（everyman）在行‘仁爱之路’时所必要面对而无法克服的困难”。李今进一步指认了《寒夜》中的矛盾性和痛苦感：“巴金既不能以现存道德的原则去否认个人争取幸福的权力，也不能以未来人类所有的争取个人幸福的权力来否认现存社会的种种复杂关系对于个人权利的某些束缚和侵犯，在这种深重的矛盾中，有着一切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彻底贯彻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不可克服的痛苦。”《寒夜》中的矛盾应当细化为巴金对伦理学理想的执着。

这一独特幽微且极富张力的伦理学问题也构成了相应的美学风格。如果说，当巴金忽略道德理想之于现实与艺术的限度时，作品就不免出现过于直白与图示化的倾向，譬如作为伦理学理想之显影的《憩园》中的万昭华与《第四病室》中的杨木华。然而在《寒夜》这里，巴金真正结构出了艺术上前所未有的现实感与深刻性：一方面，真实描摹了“道德生活”难以为继的战时生活环境，同情那些无法过上“道德生活”的人们；另一方面，巴金终于开始真正运用文学的方式深入复杂而缠绕的伦理内部并反复试炼其限度。

二、重复、循环与延宕的战时伦理困境

《寒夜》发生在战时的陪都重庆，不论是家庭伦理、职场伦理，抑或是公共空间伦理，都被作为“现实”与“话语”的战争所暴力干预。因战事流离失所的大量人群涌入重庆，而日军的轰炸又使城市建筑损毁严重，整个城市空间愈发拥挤、狭小而破碎。《寒夜》中那个如同黑洞般并散发着煤臭的家，并不仅仅在于表现家庭关系的压迫感，而是与战争引发的逼仄扭曲的时空感直接相关。汪文宣家的原型正是“被轰炸后的断壁颓垣改修的”“破破烂烂”的大楼三层。除战争带来的生命威胁外，重庆还面临严重的通胀问题。《寒夜》中，包月洗衣的价格在几个月间从800元涨到1400元；4磅奶油大蛋糕就要法币1600元，几乎相当于汪文宣半个月的薪水（3500元）的一半。轰炸与通胀对于日常生活的“直接的威胁”，国土沦陷的消息所带来的“惘惘的威胁”，都使人际关系处于非正常状态，搅乱了平等、互助、牺牲的理想格局。

作为“现实”与“话语”的战争扭曲了人们的时空感，继而打碎了正常的情感与伦理空间。及至《寒夜》，战争使城市空间极速逼仄化，人的生存被首先还原为人所能占据的空间的问题，而情感与伦理的空间则在更为逼仄的时空场域中难以保全。在狭小拥挤的家中，“母亲的小屋”不仅没有避免争吵和矛盾，毋宁说使人物关系更为紧张。“母亲房里有灯光，却没有声息”，提防与猜忌得以滋生，当文宣和树生在房间里说起汪母，汪母居然“意外地在小屋里大声分辩”。空间的丧失导致隐私的流放和身心的不安，疑惧代替了同情、自保代替了互助，私欲代替了牺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压缩进密不透风的狭小空间，亦被裹挟入巨大的情感与话语漩涡之中。

战争也经由听觉弥散至人物的整个生存空间，家中、办公室、咖啡店，无孔不入的“战争话语”搅动人心中“惘惘的威胁”：大街上小贩们闲聊“今晚上不晓得炸哪儿，是不是又炸成都？”办公室中同事们讨论“据说敌人已经到了宜山”。邻居张太太登门告知“听说都匀已经完了，日本人离贵阳只有几十里了”的谣言。流言与四处乱飞的消息几乎控制了汪文宣一家人的神经，他们的喜怒哀乐几乎都因流言而变化，从而加剧了惶惑不安与猜忌妒嫌。“寒夜”的气质也正是由“战争话语”依靠听觉扩散至大后方的每一个角落，扭曲了人的感觉结构和情感方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支离破碎，巴金借由伦理学视野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战时大后方城市的独特整体氛围。

在《寒夜》中，以上困境由重复、循环与延宕的方式演绎。汪曾二人关系的基本模式是“出走—归来”，曾树生最重要的“出走”——去兰州，在整部小说中实际上是被不断延宕的，与结尾曾树生的“归来”一同构成了文本中最大的循环。文本的“重复”特色主要体现在修辞复用、场景复演与思虑复现等方面。除了“黑洞”般的家、黄色的灯光、“带病的/衰老的车夫”的譬喻、“像是在梦中”“上了二楼，又上三楼”等描述，汪文宣昏睡在床、用力咳痰、母亲洗衣服、老鼠在走廊蹿行等情形也反反复复出现在文本中。此种复沓的叙事渲染了“他们捱着时刻”的氛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永远亮不起来，永远死不下去，就是这样拖”。缓慢的叙事速度故意使读者不能很快得到故事最终的答案，而是在大大小小的重复与循环中不得不去关注爱与牺牲最终破毁的整个过程。

使“出走—归来”的循环和延宕得以发生的，是化解“大风波”的“小节点”。树生第一次出走而归家，是因为将街上醉酒的文宣送回家，被文宣“你不要走啊……我都是为了你……”的“醉话”所打动。之后，树生一怒之下要与文宣“离婚”，而文宣告知要为她买生日蛋糕，她“脸上的表情渐渐在变化：怜悯被感激和柔爱代替了”，风波又得化解。树生与汪母在文宣病重时多因小事或逃难问题争吵不断，唯一能抚慰文宣的便是树生说“将来我还是要和你一块儿做理想的工作，帮你办教育”，这番话使他深受感动，身体也渐渐转好。这些“小节点”是“为了你”“给你”“和你”“帮你”，都指向了人与人之间得以联结的形式——发自本心的互助与牺牲。但这种承诺、慰安与行动不仅总会被战争所裹挟的现实与恐慌所打断，更因小说中伦理关系本身的失效，又开启再一次的重复与循环。一直持续到小说结尾，达成了与开头“丈夫找妻子”相呼应的“妻子找丈夫”的大循环的完成，在更大的结构意义上验证了这段关系的无奈与失效。

三、伦理学理想与现实的“不遇”

基于巴金的无政府主义伦理学视野特别是居友伦理学的深刻影响，人们由生命本能产生无可抑制的对他人的爱，遵循平等、互助的原则而至自我牺牲，人与人之间形成新的伦理关系，正像是巴金借由笔下之人物所反复表述的那样，“给人间多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巴金在《寒夜》里放弃了这种在文学中对理想伦理学的直观图解，亦不再于《寒夜》中设置“代言人”以传递爱与牺牲的信念，而是把伦理学问题更为精密细致地铺展开来，三个主要人物处在破碎的伦理关系之中，唯一算得上一抹亮色的“好人”钟老也先于汪文宣死去了。

表面上，《寒夜》中的三位主人公既相爱又相害，彼此都作出了妥协与牺牲，却无可避免地走向悲剧结局。然而，若以无政府主义伦理学视角考量，那么，不仅是最为基础的“互助”与“正义”在三个人物之间都不复存在，小说中最为主要的——也是无政府主义伦理学中至为关键的“牺牲”问题，亦只是一套漂亮的说辞乃至“要挟令”。汪母对儿媳的不满有时只是为了发泄心中的苦闷，儿媳故意答应陈主任的邀约亦是为了报复汪母。汪曾二人的交流看似真心实意、体贴对方，实则基本上都是自说自话，“人不知道他存着什么样的心思”“他不知道她的心情，只顾着絮絮地讲下去”。不仅没有“互助”，汪文宣数次情绪上的崩溃乃是母亲的“劝说”所致，“你死了心罢，你们迟早要分开的”“等你病全好了”……汪母的话语不断强化着汪文宣的失败，真正为他“判了死刑”。汪曾两人在身体与经济上是不平等的，汪在曾面前自觉“不是同一时代的人”，经常“痛苦地望着她那充满活力的身体”，被妻子有意无意间夸耀的生命力所刺痛，更何况小宣的学费和家庭的开支多半是由妻子支付。汪与母的关系亦不平等，汪不仅无力赡养母亲，反而需要汪母变卖首饰维持家用。妻与母看似关爱汪，却并不顾及汪文宣的自尊心，屡屡将“病”挂在嘴边，“她们永远把他看作一个病人”，“仿佛从一个跟她同等的高度跌下来，他最后一丝游丝似的希望也破灭了”。这些都加剧了汪在两者之间的“不平等感”。

“牺牲”乃是小说的一大主题。汪文宣似乎想以自我牺牲和不断让步换回家庭的和平并保住书局的营生。然而小说第一章就点出他隐秘的真实想法——“没有人真正关心到我！各人只顾自己。谁都不肯让步！”事实上，他渴求别人牺牲甚至向人索取，对他人毫不理解也不试图共情，并未想过真正了解妻母矛盾的核心，却为自己戴上了“老好人”的面具——“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他常常拿这句话来答复他心里的抗议，现在他又拿这句话来对付他解决不了的问题。”这一作者视角的浮露颇具讽刺意味。巴金还宕开一笔写汪文宣这一书局的职位是靠同乡大力引荐谋得的，但“那个对他有好感的同乡已经到别的省分去了。他的唯一的希望也失去了”。这就意味着，汪文宣并非完全因为要保全家庭和睦而忍受职场盘剥，很有可能为了面子而怯懦于另找工作。是否要牺牲是曾树生不断思索的重要问题，当她认为最能给予她温暖的儿子小宣在灰黄冷清的家中对她“笑都不笑一声”，却与父亲和婆婆如此亲近时，妒忌与怨恨使她下定决心离开：“她不能让她的青春的最后时刻这样白白的耗尽”，她要“救出自己”。细看汪曾二人所谓的“牺牲”，隐藏在看似古老的夫妻或婆媳矛盾背后的，恰好是个体不肯牺牲而导致的联结失效。李国华就将其指认为“母题故事的化妆术”，内里是现代个体本质上拒绝让渡和牺牲的本质。

在居友伦理学中，伦理关系的达成依靠的是个体内部活力的喷涌与分享，在《寒夜》的小共同体中，联结的纽带并非是生命力的互相激发，反而是汪文宣的“病”与“死”。他愈以此作依傍，则愈能博取些同情和怜悯，维持表面上的伦常关系，而这样的伦理关系却往往被冠以为爱牺牲之名。巴金本人应当察觉并有意剖露了这一伦理问题，在同一时期翻译的《王尔德童话集》中就有着类似的主题。《忠实的朋友》讲述了自私的磨坊主以友谊/爱/互助之名挟持别人牺牲的故事，最终全身心为朋友付出的小汉斯在暴雨夜中淹死了。将巴金的阅读、翻译与文学创作勾连，不仅可见他对现实伦理关系的展露与反讽，更能捕捉到他对“以爱为名”的伦理问题的质疑和反思。巴金在无政府主义伦理学视野下深入“小人小事”细致考察伦理关系，与此同时也逐渐展现出超越这一视野局限的能力（不再停留于图解，而增加了观测、分析与反思的维度）。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超越是经由更为沉着冷静且精巧自如的形式结构得以完成的。

四、游走于“括号”内外的叙事者

从叙事层面上看，《寒夜》是由人物之间（乃至人物自己与自己）对话的拉扯构建起来的：聚焦主人公们在“三角关系”中争吵冲突的表面现实与心理现实的“纠斗”，以重复、循环与延宕的方式，展现战时现代家庭崩解的全过程。叙事者的视角极其灵活，不仅游走在不同人物之间，也游走在表面现实与心理现实之间。

一方面，《寒夜》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却又在视角上以汪文宣为主、以曾树生与汪母的增补性叙事视角为辅，转变隐秘灵活。整部小说几乎以对话的方式（包括内心对话）构成，在“话赶话”“话引话”“话中有话（思）”“思话矛盾”的循环与延宕中，小说如戏剧一般自行上演。另一方面，《寒夜》的叙事策略形构出与此前作品迥然不同的“召唤”模式，既不会使人感到作者强力意志的干预，也不会因某种神圣性话语使作品观念化。在巴金的牵引下，读者走入“寒夜”深处，无法找到任何一种从黑暗与绝望中逃脱的路径——《寒夜》中不存在象征性的救赎力量，读者亦无法在某一人物身上投射自我获得共鸣与快感。巴金由此“逼使”读者与其一同观看、参与并思索“他们彼此相爱……却又互相损害。他们都在追求幸福可是反而努力走向灭亡”的全过程。

叙事者的视角转换十分灵活。小说开篇主要采用汪文宣视角且深入其内心进行颇具复调意味的自我辩驳。第十二章开始出现曾树生视角，展露了她在走与不走之间的现实与心理的矛盾，从而为“出走”事件的循环与延宕提供了叙事动力，亦扭转了前几章给读者留下的曾树生爱慕虚荣的形象。同样，叙事视角也时不时腾挪至汪母身上，展现其对儿子深沉的爱怜、欲言又止的矛盾、苦闷无处发泄的压抑等。这种灵活挪移的叙事视角一方面保证了对现实世界与心灵世界最大程度的展现，抑制了叙事者以某种意志干预人物行动或借其发声的冲动，另一方面更是对人物动机和行为的充分发露，是一种基于伦理学视角的对人与人关系的全方位探测。

除叙事者视角的灵活性之外，叙事者位置的隐秘性亦值得一书。灵活挪移的叙事视角并不意味着叙事者声音的消失，在《寒夜》中，叙事者以“括号”的形式自由出入。叙事者的“强势入驻”始于第四节：

“不要紧，我精神很好，”他（现在我应该写出他的完全的姓名了：汪文宣）敷衍地答了一句，就要上楼去。

尽管前文已经出现了带有括号的诸多表述，但直到括号中“我”的现身，读者才后知后觉叙事者声音的强大。既然是“我”在讲述汪文宣一家的故事，何以不将“我”从括号中“释放”出来，或从最初就结构为一个“讲故事”的叙事模式？当然，不便于展现汪、曾、母三人的心理现实当是最为显明的考量，而此种游走在括号内外的叙事方式则使一种特殊的“介入”浮出水面。

首先，叙事者在括号中的出现是为了凸显心理现实。比如“关于他妻子‘出走’的事（他在思想上用了‘出走’两个字）”，“忽然，他听见了大炮声（他想，这应该是大炮声）”，“他抑制了情感的爆发（他想痛哭一场）”。像“但是周主任和吴科长的严厉的眼光老是定在他的脸上（他这样觉得）”等表述，括号的分割明晰了心理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甚至产生了微讽的效果，汪文宣的“草木皆兵”与自我欺骗都在暗示着人与人之间的畸形伦理。

叙事者也在括号内与外直接向读者提示理想伦理关系建构失败的症结所在。叙事者在括号外申明，“她只顾发泄自己的怒气，却没有想到她的话怎样伤了他的心”“他并没有想到他的辩护只会增加母亲对树生的恶感”，道明了自私、隔膜与无法共情的事实。叙事者又在括号中暗示“（也许她是过于知道他的脾气，而平日故意装作不知道的样子）”，指出冲突的爆发并非因一时气急，而是长久以来交流上的不真诚与欺骗导致了彼此的嫌恶。提及汪文宣未曾与曾树生举行结婚仪式时，叙事者以括号暗示读者“（他直到现在还不知道他母亲就因为这个缘故，看不起他妻子）”。尽管汪文宣作为调停者，但却始终未能或者根本不愿试图搞清楚婆媳矛盾所在，喊着“没有人真正关心到我”的汪文宣本身也没有真正爱过别人，以致后来以近乎自虐乃至“不得不病”的方式索求妻母的爱。这亦是他无法经由肺结核这一“疾病的隐喻”实现心灵净化和人格完善的缘故。互助、平等与牺牲的伦理在《寒夜》中徒具“词语的外壳”。

括号中也有叙事者抑制不住的情感流露。如，“他呆呆地望着母亲，过了一会儿才露出微笑（多么痛苦的微笑！）”“有时小宣回家住一夜，给屋子添一点热气（那个不爱讲话，不爱笑的“小书呆子”又能够添多少热气呢！）”尽管叙事者的情感如此直白地入侵到文本之中，却并无说教气和突兀感。在经历了小说情节的反复循环与延宕后，读者的情绪已积压到不得不发，叙事者在括号中恰如其分地替读者疏解了情绪。

经由叙事视角的灵活腾挪与括号内叙事声音的设置，三人之间的伦理问题被一一扫描，最终落地于同情、互助与牺牲的理想伦理的破灭。同时，括号的“在场”正标志着叙事者的存在，如导演一般在“剧本”里提示人物所站的位置、企图掩饰的微表情、场景中的细节……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虽深入人物内心，却又因为括号内外的叙事者的牵引，阅读姿态实际上与叙事者达成了相对一致。换句话说，巴金在《寒夜》中不再试图通过人物的言行传递其信仰与思想，而是借助既“强势”又“弱势”的叙事者——一方面不再介入人物言行，从而对伦理问题进行多角度的全盘展露，另一方面却介入了读者的接受层面，直接影响阅读节奏与情感流向。巴金在《寒夜》中不是让读者与小说人物达成共鸣（尽管读者会对人物产生同情，但却无法将自己真正询唤至某一个人物的位置上），而是与叙事者达成共鸣，邀请读者一同观看这幅战时现代家庭伦理坍塌的图景。

五、“失意者”的文学与伦理学的“苦斗”

事实上，叙事者在小说中仍无法克制地介入结尾，曾树生归来寻夫、内心重燃对小宣与婆婆的爱以及对家庭温暖的渴望，完成了小说中最大的循环，也为小说结尾留下了一抹暖色。然而，正是这构思上的“圆”却导向了深层逻辑的裂隙——曾树生为何归来，人物的行为逻辑及其归来的动机和目的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含糊性与悖反性。曾树生不愿牺牲而选择离开那个有着丈夫汪文宣、婆婆汪母与儿子小宣的位于战时重庆的小家。去信的落款也从“妻”到“树生”，甚至在最后一封长信中表示决裂——“我不再是汪太太了”，客观上加速了汪文宣的死亡。然而，曾树生在抗战胜利后仍然回到重庆寻找家人，甚至“兴奋的敲着门”，等待着久别重逢的喜悦，还让邻居方太太仍称她为汪太太，明明已经破碎到无可挽回的家庭伦理关系却似乎显现出了重圆的希望（抑或又是另一种重复和循环？）。

据巴金后来的说法，“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不是出于本心，快要崩溃的旧社会、旧制度、旧势力在后面指挥他们”，我要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受苦来谴责旧社会、旧制度”。在理解这一说法时，应当将其所指从单一的政治话语中释放出来，领会其内在的、从伦理学视野生发的制度性批判意味。回到40年代写作《寒夜》时的历史语境，巴金坚持人生来便是“道德的动物”，而“社会的不义，罪恶，贫困，战争”“都是由不合理的制度来的，它并非起源于个人的自私心”。与宗教伦理道德观着力于束缚、感化、训诫而提升道德水准，实现社会发展的思路迥然不同，无政府主义伦理学相信人类互助与牺牲的“天性”；如若暂时无法实现“天性”，则导向对无法实现人之伦理的全般的环境与制度的批判与革命。于是，这一首尾呼应的“夫妻互寻”正是渲染悲剧性生存境遇的艺术构思，意在展现残酷的战争与反动的制度如何阻碍人们达成理想伦理的全过程。

在上述解释之外，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即小说确实存在着逻辑的断裂？神甫赖诒恩指出巴金在讨论时没有关联到实践而只是举出“道德的理论”，这一指责并非没有道理。热切的理论构想实际上存在着与现实的“不遇”，这种“不遇”的情感结构甚至也是生成文学家巴金的重要因素。

巴金走上文学之路，很大程度源于在坚守“爱”与“信仰”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苦痛与挣扎。在初登文坛的《灭亡》序言中，巴金不经意间揭露了其创作源起与生成结构：一方面，在家庭之爱与革命道路之间，巴金不得不饱受情感与理智的矛盾斗争；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信仰落于实际斗争时，目的与手段的不一致性、理想与现实的难以兼容等内在矛盾更使巴金感到苦痛万分。于是，他所希望得到的便只是“了解”，以疏解在信仰与爱、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中自我搏斗的苦闷与矛盾：“如果他读完以后能够抚着我底头说：孩子，我懂得你了。”在这一情感结构的驱使下，巴金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之路。而他坚定选择的信仰与事业——无政府主义于1927年到1928年间在中国已经丧失了激进政治的势能，只能作为一种社会改良方式或真诚的思想继续留存下来，这种思想就以伦理学为主要内容。

踏上“失意者”的文学之路的巴金在30年代就不止一次感叹所谓作家生活的可悲性——“难道我是注定了跟在文豪学士后面呐喊的么？难道我就不能做一件更有用的事情？”

因为我不是一个文学家，也不想把小说当作名山盛业，更不敢去妄想得诺贝尔奖。我只是把写小说当作我的生活的一部份。我在写作中所走的路径与我在生活中所走的路径是相同的。

日本学者坂井洋史捕捉到了巴金的核心焦虑——“愈主张尖锐的政治抱负，愈觉得其抱负的空虚。这就是可说是在偶然的作家生涯开始之际，巴金不得不身负的‘伤痕’。”巴金的文学是受到挫折的“行为者巴金”转向“表现者巴金”的机制的产物。在这一意义上，巴金的创作并非通常而言的知识分子写作，而是作为“失败的运动者”的“伤痕”出现的，巴金自言写小说时充满了“爱与憎的矛盾，思想与行为的矛盾，理智与感情的矛盾”，这正是信仰与文学相互碰撞、撕扯、磨合的结果。

理解了巴金“失意者”的文学生成机制与其对无政府主义伦理学的幽微寄托，回看《寒夜》结尾的逻辑裂痕，它是否有可能也提示着作者在伦理学视野之下的“苦斗”。《寒夜》在一个被战争“现实”与“话语”扭曲的伦理时空中发生，巴金深深潜入伦理关系与情感漩涡之中观测与描摹，即使“有心”，也再“无力”以意志托举出伦理的理想化身。他虽仍试图在小说结尾绘出一抹理想的暖色，提示人性深处返照的伦理光芒，但在他亲手建构起的文学世界中却显得捉襟见肘。

巴金在《寒夜》中投入了太多情感与泪水，《寒夜》是其伦理学理想遭受的磨难，更是一丛思想挣扎的痕迹。山口守曾说《寒夜》对于巴金来说就是“与从前的自己诀别的歌，由眼泪与极度的温情包裹着的诀别的歌”。因此，巴金谈及创作初衷与原型时说，“我想摆脱这三张受苦人的脸，他们的故事不断地折磨我”。死亡的“创伤性记忆”触发了巴金的创作渴望，他以“平凡人纯洁心灵的光”将“大人物”创造出来的“历史”之价值“相对化”，用伦理道德的强度（价值的超历史性）来支撑全部历史的重量。而这样的伦理学“苦斗”何其艰辛，它搅动着深厚而压抑的情感之流，却也在“表现者意义”上带来了《寒夜》艺术上的成功。

（本文刊载于《写作》2022年第2期。本期目录链接：）

作者简介

陆敏秋，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生。

“现代小说与阐释图式”专辑目录

/吴晓东

/顾甦泳

/孙慈姗

/刘馨遥

/秦雅萌

巴金《寒夜》中的无政府主义伦理学问题

/陆敏秋

日常书写、母题重述与疾病叙事——寻觅巴金《寒夜》的文学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