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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凡花”：一周城市生活

刘懿琛赵琦王越洲陈鑫培明星辰

2022-06-03 20:35

来源：澎湃新闻

疫情封控期间，家庭生活中“母亲”作用尤为凸显，她们不仅要负担起照料家人的繁重家务，同时也在促进邻里交流、联络居民关系等方面展现出潜能。5月21日，一场以“上海疫情中的基层妇女”为题的线上讲座邀请了《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妇女的日常生活》的三位作者，介绍基层妇女们面对疫情时的挑战与应对，通过作者的解读，引发读者对城市化发展、社区共治以及性别议题等方面的思考。

本期回顾，我们聚焦《海上凡花》一书，探讨该书如何通过学术的力量和温度，让这群“草根妇女”被“看见”，并为社区治理和城市化发展研究提供新的思考空间。

（本期主持：刘懿琛）

近期回顾

从对象到主体——《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妇女日常生活》读后

作为上海1949至1978年间最大规模的住宅建设实践，以及继石库门里弄后最具历史意义的居住空间，命运多舛的工人新村近年来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2019年出版《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是第一本全面、系统研究工人新村的理论著作。而近期出版的《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妇女日常生活》，则聚焦于上海工人新村基层女性生活，以学者团队同六位基层女性、三对母女的合作式学术研究为特点，探讨城市发展与家庭社区视角的性别议题。我认为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是让人看到了一番女性研究与书写的新气象。

从研究对象到研究主体

本书共7个章节，第2章“工人新村妇女口述简史：她们的生命历程”、第3章“工人新村妇女日记”——这两个章节，基本可以看做是基层女性的自主创作，占比全书篇幅约40%。学者通过口述史、日记工作坊的形式，将传统的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了研究主体。尽管她们在书中被称为“研究参与者”，从这些口述内容和日记记录中来看，她们并不完全是作为对象被观察和研究的，而具有一定的研究主体意识。

学者的研究目标中包含这样一个部分：试图为工人新村处于困境中的基层女性群体发声，引起社会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从而为她们争取更多的资源以改善生存条件。基层女性参与研究的目的虽然是隐性的，但实际上与学者并没有差别，她们大方、勇敢地为自己发声，诉说自己的生存现状，同样是因为相信这样的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所属群体的生存条件。她们不只是自己的代表，也是群体的代表。只是说，学者拥有提炼、总结和深化问题的能力，基层女性则通过真实的阐述来参与研究。在这些阐述中，跳跃着各种各样思考的火花，虽然并不是系统的、理论的，但其冲击力并不亚于学术性思考给到读者的感受。基层女性的阐述在本书中并不是学者论述的补充，双方是互相对话、共同探讨的关系。

从书写对象到书写主体

自最早的书吏用芦苇秆在尚未干燥的泥板上“写”下楔形文字开始，书写一直都是知识分子的特权。普通人是被动的，他们的行为和思想能够呈现在漫长的历史中，都有赖于知识分子的书写。普通人是被动的，他们的行为和思想能够呈现在漫长的历史中，都有赖于知识分子的书写。普通人的生活和境况一直是书写者源源不断的灵感和资料来源，但是他们却很少有机会参与到书写中来，甚至成为书写的主体。口述史很古老，一般认为凡利用口述史料写作的历史都可以称之为口述史，甚至可以认为，人类在发明书写之前，一直都以口述史的方式来保留历史。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创建，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口述史也开始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各类人文学科研究所使用。它的重要性在于，将口述获得的资料从日常生活中提取，并让其有机会进入历史的话语体系中去。这意味着，没有书写权力的普通人有机会“直接”而不是“经由”知识分子参与到历史书写中来。有了口述史的加入，来自各种学科的书写少了“精英性”的色彩，开始具有了“人民性”。不夸张地说，口述史是一个能够改变社会历史观，从而改变历史的强大工具。在《海上凡花》中，学者将基层女性的口述内容、日记工作坊等一手资料，作为书目的重要章节直接刊出，实际上是把书写的部分权力从知识分子那里让渡给了普通人，让她们从书写对象转变为书写主体。这种共同书写的方式，丰富了书写的形式和内容，更重要的是，打破了知识分子的书写特权垄断。

女性研究与女性书写

女性研究想要取得话语权，或是融入父权制色彩浓重的学术研究体制，适应性生存；或是努力构建女性自己的话语体系，另起炉灶。《海上凡花》让人看到了后者的可能性。纯女性的学者团队，纯女性的基层群体，本书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性别特点，这种特点不仅是表面上的性别，读者看到的是女性特有的包容、开放、互助和共情能力，在学术研究领域所能够带来的十分不同的氛围。最打动我的，是研究过程中学者和基层女性的双向教育。

在书中，我们看到基层女性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受到的压迫和伤害，但她们又是那么坚韧不拔地为了生存与生活而战斗和忍受，而为自己发声是争取平等权利的第一步，在学者的帮助下，她们做到了；与此同时，学者也试图去理解和真正走进与她们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基层女性的真实生活，在字里行间，流淌着象牙塔外的“真实”所带来的非一般的触动和引发的深度思考。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一种人生的互相书写，学者书写基层女性的遭遇和学术性的反思，基层女性也在书写学者的这段宝贵研究经历——《海上凡花》这本书就是在双向教育与互相书写的合作下，培育出的平凡而繁茂的花朵。

《海上凡花》中上海工人新村基层女性的境况与心理，具有“工人新村”的历史与空间所造就的特殊性，亦反映了“她们”因“女性”的身份而受制于社会与家庭约束的普遍性。特殊性是本书研究的侧重点，而普遍性则构成了女性学者与基层女性合作研究的另一重要基础。不同阶层女性的互助与合作发声，之于女性群体整体具有非凡的意义。

（文/赵琦，自由撰稿人、图书装帧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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