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将文学地理缩小为择居环境，鲁迅的门牌号藏着多少故事？

鲁

迅

门牌号

作家和城市的关系一直是个意蕴深厚的话题，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彼得堡的关系、巴尔扎克和雨果及巴黎的关系、乔伊斯和都柏林的关系等等。鲁迅先生的一生辗转迁移，在多个地方求学、工作和生活，比如绍兴新台门，北京绍兴会馆、八道湾11号、砖塔胡同61号、西三条胡同21号，广州白云楼，上海景云里23号、拉摩斯公寓、大陆新村9号……不同的地方在鲁迅生命中留下了不同的印记，他所居住的地点也因此具有某种特殊的精神文化价值。

近期学者薛林荣推出的《鲁迅的门牌号》是其“微观鲁迅”系列的第四部，也是收官之作。以“门牌号”为脉络，薛林荣不仅用笔下的文字复现鲁迅的日常生活，交代了两者的密切联系，而且注重考据，见微知著，将地域和写作深入链接，展现他对鲁迅文学表达的理解。

门牌里的人生烟火

文 / 赵莹

鲁迅一生游历多地，从绍兴东昌坊新台门降生，至少年时期辗转南京、日本求学，再到青年时奔赴浙江、北京、广州等地谋生，最后晚年寓居上海，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可以说，鲁迅的人生，始终与城市紧密相连，既夹杂着鲁迅的心路历程，也涵盖了城市的人情况味，构成了鲁迅生命中丰富的精神坐标。对于作家薛林荣而言，鲁迅不单是一位文学大家，更表征着一种文化属性，他的日常饮食、花草种养、作品封面乃至居住门牌，都是对他文学生活的微观写照。为此，他追随鲁迅的脚步，多次踏足其故居、博物馆、纪念馆等地，以门牌号为线索，另辟蹊径，从特殊视角阐释住所与创作的关系，回望了鲁迅坚韧而又灿烂的文学生涯。

▲ 2019年上海虹口区推出的“鲁迅小道”地图

显然，薛林荣对鲁迅的研究是别具一格的。在新著《鲁迅的门牌号》中，作家以时间为轴，细心梳理鲁迅涉足的地理印记，展现一代大师的生活史、创作史和心灵史。在鲁迅心中，绍兴是他的出生地，更是他此后的精神家园。由于儿时历经家族巨变，饱尝人情冷暖与世俗冷眼，鲁迅选择离乡出走，摆脱当下困境。所以在这样的现实境遇下，鲁迅笔下的故乡是孤寂、荒凉的，暗含传统文人的失乡之苦。同故乡疏离后，鲁迅逐渐淡忘曾经的伤痛，而用闲散温暖的文字构筑起精神的原乡。他将童年时期的百草园、三味书屋等地搬入散文，与幼时的记忆相互交织，勾勒出一代人的生活图景。还有北京八道湾、厦大生物楼、广州北新书屋、上海大陆新村等不同的地方，都见证过鲁迅生命中的重要事件，如家人齐聚、兄弟失和、工作纷争、爱子出生、疾病缠身、油尽灯枯等。薛林荣将这些琐碎记忆收集归拢，集腋成裘，并与其跌宕的心理空间交相呼应，串联成一部鲜活有趣的“鲁迅别传”。

▲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的鲁迅形象

以“门牌号”为脉络，薛林荣不仅用笔下的文字复现鲁迅的日常生活，交代了两者的密切联系，而且注重考据，见微知著，将地域和写作深入链接，展现他对鲁迅文学表达的理解。为此，薛林荣通读鲁迅的各类作品，如日记、书信、小说等，并结合他人的文字资料，力图剖解鲁迅思想和情怀构成。比如暂住砖塔胡同时，鲁迅正处于艰难困苦的人生光景，对迁居的苦难日子深有感触。也在此时期，他真正与北京底层市民有了接触，价值观也随之改变。于是，他写下小说《幸福的家庭》《祝福》等，用反讽的笔法展露旧社会的黑暗现实，也宣泄着内心的惶惑和苦闷。再如西安之行对鲁迅的创作影响颇深，他将见闻与思索写入《说胡须》《看镜有感》等杂文与书信中，并从长安昭陵带箭的骏马上看到汉唐雄风的历史遗存，认为必须“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足见场所与写作思维的互证关系。

▲ 1932年11月27日，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

薛林荣写鲁迅，素爱撷取史料中关于鲁迅的生活概况，以平视的姿态观察他的人生阅历，娓娓道出鲁迅丰沛多样的各类杂事，诸如师友会面、借款购房、旅途游记等，精准再现了他在婚姻、情感乃至交友方面的趣闻逸事，令人看到“作家”身份之外的鲁迅。就像鲁迅在创作之余，也拥有不为人知的嗜好。他喜欢饲养壁虎，却讨厌猫狗等常规宠物，甚至把它们写进文章中，一吐心中不快。他还爱收藏画册，短短三四年间，就先后收藏《龚半千画册》等近百册画册，数量之多，范围之广，令人惊叹。在家人心中，鲁迅的性子是刚强而又柔情的。他孝顺年迈的母亲，关照家中的兄弟，对爱人、孩子多为照顾；在邻居眼中，鲁迅幽默大方，与邻里关系融洽。在砖瓦胡同里，他有时会送给俞氏三姐妹积木，还给她们买糖果、点心吃。就连帮工们之间吵架，以致鲁迅整夜失眠，他都未去喝止他们。因此，《鲁迅的门牌号》将鲁迅的文学成就与私人生活融为一体，呈现出有人情、有温度、有思想的人物画像。

书中还包含了作家间的相识与会面、相知与背离、交往与合作的故事，书写了文人们的隐秘往事，从文学事件中映照一代名家的精神足迹，洞见整个时代文坛的风云变幻，我想，正是由于《鲁迅的门牌号》兼具趣味与严谨的特点，读者可从中捕捉若干个生命的截面，真正走向鲁迅真实多元的精神高地。

《鲁迅的门牌号》

薛林荣 /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

19273，白云楼26号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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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29日，鲁迅搬出中山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大钟楼，搬进了珠江东堤上的白云楼。

欲访白云楼，先寻白云路。

“白云”是广州市的文化符号，无论白云路、白云楼，还是白云机场，都与广州东北部的南粤名山白云山有关。秦末高士郑安期隐居白云山采药济世，晋人葛洪在此炼丹，唐宋以后，杜审言、韩愈、苏轼等文人登山吟诗，寓情于物，丰富了岭南文化。明清羊城八景中，“白云晚望”居其一。羊城新八景中，“白云松涛”居其一。白云楼所在的白云路建于1912年，当时路北段东川桥一带称川龙口，是源于白云山的水道，故名。这条路一直是建国前广州最宽的马路，且首次试验性建成中间有绿化带的复式马路，有“模范马路”之称。

▲ 广州鲁迅纪念馆

现在，当年试验性的复式马路早已成为天下马路的基本样式，白云路上也是绿意森森，一棵棵遒劲的榕树立在路边，盘曲扭结的枝干透着南方式的倔强。道路的尽头，一幢土黄色的旧式洋楼在周围的环境中显得极其醒目，并且气度不凡，这就是白云楼。

白云楼建于1924年，是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二层楼房（目前的三楼是后来加盖的），圆形立柱有罗马建筑韵味，门窗装饰富巴洛克风格，透露出富丽堂皇的感觉。据说此楼西南和北面墙壁上原悬挂木刻“白云楼”横匾，后改为水泥，今已不存，只看到西段第一道门上方浮雕有“邮局”二字。原来新中国成立后，白云楼曾为邮电部门职工宿舍。外墙上钉着一白一黑两块石碑，其中显示白云楼鲁迅故居早在1985年就成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当年，鲁迅租赁了白云楼西段第一道门二楼的北室，计有1厅3房，与许寿裳、许广平合居。

白云楼底层是邮局，二楼中间是楼梯，一梯两户，分为北室和南室。北室“一厅三房一厨房一厕所”，共五六间房。南室共十间房，包括一个八角亭。历来将南室定为鲁迅故居，事实上不然。1963年当广州鲁迅纪念馆馆长张竞先生询问许广平鲁迅故居位置时，她当场手绘了白云楼故居的方位图，确认了北室才是鲁迅故居。

▲ 鲁迅在广州活动足迹

许广平在《我所敬的许寿裳先生》中说：“租了广九车站的白云楼，除了厨房、女工住房、饭厅兼会客厅之外，我们每人有一间房子，但鲁迅先生首先挑选那个比较大而风凉朝南的给许先生住，宁可自己整天在朝西的窗下书写。”鲁迅的《朝花夕拾·后记》文末所署是：“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写完于广州东堤寓楼之西窗下。”

鲁迅给许寿裳让出来的是北室最大的一间，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后来搬出学校，租了白云楼的一组，我和鲁迅、景宋三人合居。地甚清静，远望青山，前临小港，方以为课余可以有读书的环境了。”

据何春才回忆，“白云楼是一所很大的洋房，鲁迅先生只赁了其中二楼的一幢有一厅二房一厨房一厕所的房子。他的书房、寝室兼会客厅的房子是入门的第一间，面积相当宽阔，当中的一边，安置着一张板床，对面是一个放满了书的架子，西窗下有一张书桌，此外还有几张藤椅。他的书桌上经常放着一盆青葱可爱的水横枝”。

何春才此文编入《鲁迅生平史料汇编》时，有一条注，说“一厅二房”应为“一厅三房”，这也是北室的结构。

何春才回忆：

我常去见他的时候，正是南方特有的闷热的时候。他喜欢在深夜趁着风凉写作，甚至有时写到天亮，白天是起得很迟的，会客的时间大半在下午。这时强烈的阳光从西窗射入，我往往走得满头大汗到了他那里去时，他总是很关怀地说：“把大衣脱下来吧。”我便把中山装解下，穿着没有袖的薄背心，起初很不自然，以后也就习惯了。他也很怕热，经常穿着半袖的底衣，有时将席铺在饭厅的花砖上困觉，这多半当他身体有些不舒服的时候。

▲ 1927年8月19日，鲁迅拍摄于广州

何春才还说，鲁迅自奉薄而待人厚。比方他抽的香烟是彩凤牌之类的次等货，而给朋友或学生抽的却往往是美丽牌之类较好的香烟。另外，平时吃的菜蔬很随便，款待熟人时，肴馔则颇丰厚。

白云楼“地甚清静，远望青山，前临小港”，非常适合写作，看得出，鲁迅对此处环境是很满意的。

即便如此清幽，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这样描写白云楼周围的环境：“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隔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在清幽又吵闹的白云楼上，鲁迅开始着手整理《小约翰》译稿。

鲁迅在《小约翰》引言中谈到了与齐宗颐（齐寿山）翻译《小约翰》的过程，最初是在北京中央公园一间红墙的小屋里译成草稿，然后鲁迅把草稿带到厦门大学，又带到中山大学，“想在那里抽空整理，然而又没有工夫；而且也就住不下去了，那里又来了‘学者’。结果是带着逃进自己的寓所——刚刚租定不到一月的，很阔，然而很热的房子——白云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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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回归创作，是他在广州做出的抉择。从骨子里说，鲁迅更擅长自由创作。

鲁迅此前一直生活在要学术还是要创作的纠结中。早在厦大时期，他就在思考：“兼作两样的，倘不认真，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不过倘使应酬一多，可又不行了。”1927年7月16日在广州知用中学演讲时，他又重提此话题：“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作教授的。”

▲ 鲁迅与广州木刻青年，李桦 作

1927年7月17日，鲁迅致信章廷谦，告知其通信地址将发生变化：

这里的“北新书屋”我拟于八月中关门，因为钟敬文（鼻之傀儡）要来和我合办，我则关门了，不合办。此后来信，如八月十日前发，可寄“广九车站旁，白云楼二十六号二楼，许寓收转”，以后寄乔峰收转。

广州期间，由于事务繁杂，鲁迅几乎停止了他的小说创作，完成于广州的《眉间尺》其实早在厦门时期就构思和准备好了。鲁迅在广州时期的绝大部分作品属于机动灵活的杂文，其中不乏对困顿、挫败的书写。鲁迅把在广州所写的一批杂文辑为《而已集》，可以看作他对自己在广州的小结：“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他曾经批评广东文艺氛围淡薄，可读之书甚少，于是他接过孙伏园租过的芳草街44号创办了北新书屋，而且累计自掏腰包60元付房租。该书屋于3月25日开业，在鲁迅离开前的8月15日停业，不但没有赚到钱，鲁迅还倒贴上了80元左右。但该书屋对当时广州的文艺青年而言，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好去处。“青年们像蜜蜂飞进花丛一般，尽情地采撷着珍贵的养分……鲁迅为了让生活在沉闷中的青年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丝毫不计较自己付出的代价。”（李江《鲁迅与中山大学》）

在广州，鲁迅见证了革命策源地到反革命策源地的转换，被淋漓鲜血吓得失语，他也受了“红中夹白”的广州“革命”的欺骗，感受到政治背后的肮脏。他不得不为和许广平的生活寻找更合适的安置空间。此时，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可以为鲁迅的安全提供更好的屏障。上海有租界，并且由于国共的对抗、国际势力的介入，在混乱之中鲁迅反倒相对安全。据曹聚仁分析，鲁迅在上海“那十年间，有惊无险，太严重的迫害，并不曾有过”。鲁迅完全可以靠稿费和版税体面生存，并且给许广平一个名分。

1927年9月3日，即将离开广州的鲁迅致信李小峰，谈及他对广州生活的小结：“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作序，题签的，请演说的，闹得不亦乐乎。我尤其怕的是演说，因为它有指定的时候，不听拖延……事前事后，我常常对熟人叹息说，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来做洋八股了。”

这已经预示着鲁迅不得不逃离广州。

四年多后的1932年4月24日夜，编完《三闲集》的鲁迅，在该书的序言里回首往事，更加坦率地说到了离开广州的根本原因：“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

鲁迅是这样评介广州的：“那时我于广州无爱憎，因而也就无欣戚，无褒贬。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的。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我那时觉得似乎其实未曾游行，所以也没有特别的骂詈之辞，要专一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

他还说：“广东还有点蛮气，较好。”

在广州短短的8个多月时间内，鲁迅整理了脍炙人口的《野草》《朝花夕拾》《唐宋传奇集》和《小约翰》等著译，写下《而已集》《三闲集》中的不少名篇，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27年9月27日，焦虑的中年人鲁迅携他的爱人许广平登上“山东号”轮船，离开广州去上海。

一代文豪与广州的缘分终结了。这不是单纯的个人选择，而是时代风云和个人命运淘洗的必然结果。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历史资料

原标题：《若将文学地理缩小为择居环境，鲁迅的门牌号藏着多少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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